【序】
關於我在花蓮的童年
鳳林,瑞穗,壽豐,玉里,志學
這些自小耳熟的地名
被我任意安置在花東鐵路的窄軌上
生產著我記憶中的同學和玩伴
短暫出現又消失的人物
還有蝴蝶群聚的山谷
淡紫色鵝卵的海灘
遠遠立著一塊碑:北回歸線。
而我曾生活在花蓮
而且那麼孤獨
記得一次搭窄軌火車前往台東
慢車,每一站都停的那種慢
我漸漸覺察
每一站前都有一條相似的街
短短的,彷彿經營著刻意的榮景
相似的店家和招牌
賣著相似的小吃和土產
它們實在太相似了
以致於我坐著坐著
不知何時離開了花蓮。
2023,9,6
導讀
永遠的溝仔尾(代序)陳克華
二○一五年夏季的某一天,當我站在花蓮市區溝仔尾發現南京街橫跨「水溝」的那條橋不見了時,突然意識到某種生命「階段」的清楚切痕在我身上顯靈。如今我面對兒時的家已是空盪盪的臨時停車場。而我花蓮兒時記憶當中,很重要依憑的一張照片,便是外婆抱著三歲的我立於這橋頭的家門口。
數年前市政府拆掉了「水溝」上的老房子,包括我家:「明義街2號」。如今,家早已拆除,連橋也不翼而飛。童年的消逝,父母的老化,一句「時代的變遷」,都是在人的粗糙表淺意識不能覺察的狀態下,悄無聲息地發生。時間如何作用?剎那間青春的退場與心境的轉移,變得真實,我站在「童年」的消失現場,如迷於娑婆的佛門弟子著老和尚當頭一記棒喝,脊椎震動,頭皮發麻。心中閃過一念:我的確是老了,同時也經過了許多事—而身邊的花蓮,臺灣,中國,甚至整個地球呢?
最起碼,地球熱了,「中國」富了,而「後山」的交通便利了,市容風貌變了。變到溝仔尾完全消失。彷彿正式宣告著一個連我「這時代」的花蓮人也不甚能理解的時代,的結束。一個保守,封閉,步調遲緩的花蓮,不免要全面擁抱高地價,高房價,觀光業深化,全臺退休老人移居潮,旅遊餐飲業主導一切的生活型態了。
我彷彿與這所有變化有關,又無關。
其實花蓮的變化一直都是進行著,溝仔尾的消失不過是觸到了我鄉愁神經的「底線」—更早消失的,還有位於大港口和八仙洞之間的「靜浦醫務所」。
而我和花蓮是怎樣一種緣份,民國七十五年服預官役時,分發抽籤又抽回花蓮。在美崙山受訓時居然地點距就讀的花蓮中學僅咫尺之遙,只不過看得到出不去。第二年調派東海岸靜浦當醫官,為當地阿兵哥和民眾看病。人口結構三分之一原住民,三分之一大陸來臺老兵,三分之一先住漢人,包括閔南和客家。一個「臺灣濃縮版」村落。三者之間和樂融融,沒聽過什麼叫「族群」。民國七十七年退伍時我還出版了一本散文《無醫村手記》(圓神),紀念那整整一年極特殊的靜浦經驗。廿年後重訪靜浦,鋼筋水泥的醫務所居然也「不見了」,繞了幾圈,才知道連續幾年颱風從秀姑巒溪出海口侵臺,溪水因此改道,整段海岸公路消失重建,「靜浦醫務所」早已不在原來公路邊,也早已廢棄多年,成了垃圾回收場。記憶中的站牌不見,「柑仔店」不見,美麗的長虹橋被更寬闊的新橋取代。翻著手中那本手記,恍如隔世。自己竟然只能用文學和幾張泛黃的當兵照片,見證民國七十七年群聚靜浦的那一群曾在我生命留駐的老榮民,年輕阿兵哥,原住民……
是的,文學見證著我生命中消逝的一切—現在還有人讀王禎和嗎?
如果有,那我描述我成長時期的花蓮就省事多了。我只需告訴你,王禎和那篇「玫瑰玫瑰我愛你」,寫的就是我童年的場景,我出生長大的那條街(但其實我還有另一個童年,出自我的想像,但同等真實,那便是《儒林外史》第二回—現在還有人在讀《儒林外史》嗎?如果有,那請你翻開其中第二回第一句,有個騎牛背上畫荷花的王冕,住山東省汶上縣人,古稱「中都」,對了,就是孔子當過魯國「中都宰」的那個中都。我想像中的童年,就是一條蜿蜒清麗的汶河,夏天開滿了荷花,而我如王冕為花痴迷……)。
而「事實」的我於民國五十年誕生在花蓮市明義街與南京街交口的一處水溝上搭建的木頭房子裡。山東籍爸爸卅八年從上海隨國防醫學院遷校來台,畢業後分發到花蓮防癆局,和世居花蓮南濱的農家之女,也就是我媽媽近水樓臺,自由戀愛結了婚。花蓮好山好水,颱風地震也多,從小也都習慣了,但媽媽談及民國四十年的大地震仍心有餘悸:「那時花蓮市區房子幾乎全倒,餘震不斷,又謠傳會有海嘯,所有人夜裡都不敢睡屋裡,直往山裡跑……」幼小的我豎起耳朵想像那好萊塢災難電影級的場景,只能說比較起來,颱風好多了。
因為颱風一來水溝漲水,從家裡地板的縫隙中就可以看見底下滔滔驚波,近在咫尺,水面不斷漂過不知哪裡沖來的各種物件,從桌椅到玩具,好不有趣。颱風天大人忙著釘窗堵水,小孩只盼著雨停出去玩水。
略懂事之後才知道我居住的地區叫做「溝仔尾」。大人口中是風化區的意思。記憶中若以南京街明義街十字路口為中心,沿南京街南向行去似乎走的是西洋路線,各類西式酒吧和賣弄「東方情調」茶室麕集,而明義自由兩條小街夾住水溝,向南濱方向延伸則本土化多了,除了水溝上櫛次鱗比的吊腳樓式的海產小吃店,還有賣大力丸的國術館,典型中國南方造型的城隍廟,及隱身其間的妓戶等。而這些竟然都在張愛玲〈重訪邊城〉一文裡寫過。
再大一點才知道南京街上的西式酒吧,原來是因打越戰的美國大兵休閒渡假而興起,那時花蓮港有這個用途也沒有人提過。民國六十四年越戰結束,我才國中二年級,這些酒吧逐年凋零消失。之後街坊附近留下一些形跡可疑的黑小孩,會說流利閩南語,罵髒話,往後幾年也不復可見。我還因此寫下一首「南京街誌異」。
這如今看來孟母絕對要三遷的溝仔尾,在小孩眼中可是完全不一樣的風光,這區有家叫「祇園」的全花蓮最高檔的日本料理店,「又一村」最道地的中國北方菜和小米粥,茶室「酒巴兒」裡穿梭的鶯燕是最善良甜美的姊姊阿姨,兼營喜慶婚宴的酒家竟然叫做「大觀園」,裡頭住滿了風光的林黛玉薜寶釵,苦情的紅樓二尤。那時父親就在這裡開設私人診所「壽軒眼科」,家裡人來人往,就都是這等可愛人物。
可惜天下無不散宴席,上了國中先是海岸「紅燈塔」不見了,花崗山頂拔光了草蓋了棒球場又拆掉,說是壞了風水,花蓮市區連年大火就是惡果。上了高中連北濱外海築在堤上,天天騎車上學皆要看過一遍的「白燈塔」也被炸燬。民國六十二年於我是告別童稚的轉捩點。我上花崗國中升學班中的升學班,突然明白天下有所謂「同儕壓力」這回事。我成了填鴨教育的清教徒,直到六十五年國中畢業,父母英明,反對我太早離家北上考建中。於是我入了位於太平洋濱的花中,有「被海浪打到」會在地板上撿到魚的「海岸教室」。高中三年一年比一年靠近海,就在高一升高二的暑假,我在暑期輔導課的下課(或翹課)時光,前往美崙田徑場邊的相思樹林「小躺」一下,太平洋海風徐徐拂過,樹梢紛紛掉落淡黃色小花,我陡然心生一念:我是個詩人!我要寫詩!
之後的兩年,果真就認真大寫特寫起來,大學之後投稿屢獲大獎,因而結識瘂弦和高上秦兩位大報編輯。而太平洋濱相思樹林裡的靈光一現,謬思附身,多少年來令我百思不解,卅年後偶然閱讀「人本心理學」大師馬斯洛的著作,才恍然那原來叫做「高峰經驗」(Peak Expirience)。一點靈明,從此人生行路和沿途風景改變。也才充分體會到馬奎玆對寫作的形容和深意:妓院樓上是最適合作家寫作的地方,白天很安靜,而一到晚上,全城最有趣的人物就都自動聚集到樓下來。溝仔尾彷然也就是這樣一個福地,孕育了我寫作原初的靈魂。
「任何事物都有生命,作者只要喚醒靈魂就行了。」馬奎玆說。詩神在我十六歲那年在太平洋濱的花蓮中學喚醒了我的靈魂,使我照見自己的生命,也讓我重新審視溝仔尾所散發的光。
永遠,永遠的溝仔尾。
2015.11.26聯合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