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一
交換模式D的當代先知
董啟章(小說家)
讀到柄谷行人先生的《力與交換模式》中譯本,無疑是今年的最大收穫。對像我這樣的柄谷忠實讀者來說,這是一本期待已久、終於能一睹原貌的書。雖然是譯本,但在林暉鈞先生嚴謹而明暢的譯筆下,我相信這是完全能傳達作者原意的版本。這是身為讀者的巨大幸福。
《力與交換模式》是柄谷先生對世界史畢生探究的總結,也是他中期到晚期作品——包括《移動的批判》、《作為隱喻的建築》、《哲學的起源》、《世界史的結構》、《帝國的結構》等——的集大成之作。不過,這並不表示你要先讀他的前作,然後才能讀懂《力與交換模式》。你也可以把本書作為入口,回頭去認識柄谷的學說。甚至,就算你只讀這一本,也肯定會獲益良多。
這本書的寫法,既是繼承前作的深化和發展,但也同時對基本概念作出扼要陳述,所以新讀者不必擔心要先具備任何入門知識。相反,柄谷探究方法的特色,是顛覆既有的思維習慣,解構不辯自明的定見。讀者唯一要具備的是開放的態度和批判的思考。也許你未必會立即同意他的觀點,但你肯定會被牽引進入激辯之中。這種批判的交換,應該是柄谷先生所樂見的吧。
早年的柄谷從事文學研究和批評,但後來感到單純批評的局限,覺得必需在更基本的層面上,尋找世界史的結構。柄谷深明從事批判和從事系統建立之間的矛盾和張力——前者是解構的,而後者是建構的。但他沒有放棄批判,而是同時在做兩件事,因為要建立新的系統,就要先解構舊的系統。柄谷建立新系統的方式,不是平地起高樓,而是轉移觀點,從而發現舊有觀念中的顛倒,並將之再次倒轉過來。他把從閱讀康德和馬克思而領悟到的方法,稱為「移動的批判」。
傳統政治社會分析,都以生產模式來區分歷史階段和當中出現的不同社會制度,馬克思主義或者歷史唯物論尤其如此。柄谷所做的「移動」和「倒轉」,是以交換模式取代生產模式,作為世界史結構的源頭和基礎。這個洞見主要來自對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的細讀,並輔以大量哲學、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學和宗教學論述的參考。所以,《力與交換模式》不只是一本政治經濟論著,也是一本跨科際的、整合全面知識的作品。
柄谷行人提出的交換模式A(互酬/共同體)、B(服從與保護/國家)、C(商品及貨幣交換/資本)、D(A在高次元的回復)的區分,既簡明清晰又富有靈活性,不但沒有把繁複多變的歷史情景簡化,反而能夠解釋許多案例的異同。交換模式並不是柄谷發明出來的,而是最原始和根本的經濟關係形態。但將之發掘、分析和綜合,而成為能夠解釋普遍現象的理論,則是柄谷的劃時代貢獻。這個觀點的重要性,無異於一場知識的「範式轉移」。也即是說,從此以後,我們不能繼續(只)以固有的觀點看事物,而必須採取新的範式。
交換模式的理論,早在《世界史的結構》中已經確立,但關於交換摸式如何產生作用,以及交換模式D的具體內容,柄谷卻繼續花了超過十年的研究,才在《力與交換模式》中作出解答。他提出了兩個出人意表的新觀點:一、以動態的「力」而不是以靜態的模式或結構,來理解歷史的運作;二、以「靈性的力量」來描述觀念性的「力」。共同體、國家和資本,不但不只是經濟和物質基礎的上層結構,其自身也具有觀念性的「力」,以促成相應的政治社會效應。但這種「力」不是憑個人或集體的意志而出現的,而是源自經濟交換模式。柄谷藉此同時容納觀念和物質的解釋,而不受其中一方的局限。
比較具爭議性,但我個人認為更具啟發性的,是把交換的「力」視為「靈性的力量」這個大膽的說法。這個的觀點同樣來自《資本論》第一卷,關於貨幣和商品「物神」(Fetishism)的論述,也即是資本的「靈」,如何取得對人類的支配的過程。柄谷強調說:「靈性的力量,不單是一種比喻,而是來自不同的交換模式且確實對現實產生影響的觀念性力量。」他接著由物神談論到巫術和泛靈論等,為的當然不是宣揚迷信,而是想回頭在原始社會A(共同體)中,尋找揚棄B(國家)和C(資本)的條件。而原始信仰共同體,或者是所謂的普遍宗教,無論是早期的猶太教、佛教或基督教,都是歷史上曾經出現的交換模式D的實踐。至於最近代的D的顯現,柄谷認為是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
由此可見,柄谷啟動的範式轉移,不但關乎如何詮釋過去(歷史),還關乎怎樣理解和面對當下,也即是以「國族—國家—資本」(A+B+C)為主導的世界秩序,以及在這個秩序的支配下,新的交換模式D出現的可能性。不過,柄谷多次強調,「D不是因為人的意志或計畫而實現的東西。相反地,它的出現違反了人的意志或計畫。因為,它顯現為觀念性的力量——換句話說,就是『神之力』。」柄谷在書中多次談到的「神」或「靈」,可以理解為來自無意識的「力」。他曾引用佛洛伊德心理分析的說法,把D形容為「被壓抑者的回歸」。
柄谷在書中談論了舊約先知的角色,認為他們並不是預言家,而是回歸遊居共同體模式(自由、平等、互酬)的呼籲者。先知們並非自願地向以色列人曉諭神的旨意,而是違反意志地這樣做的,因為這種強迫性的呼喚「來自彼岸」。我不知道柄谷先生從事思想史研究有多自願,但從他多年來鍥而不捨地闡述他的理念,可以感到當中有強烈的迫切性。在這層意義下,柄谷先生是一位當代先知。
就如舊約先知一樣,柄谷沒有試圖在《力與交換模式》中作出任何世界局勢發展的預告。對於交換模式D最終會以甚麼形態出現,他只是勾畫出一些基本原理,而迴避過於具體的猜測。然而,有一點他卻是肯定的:D會在危機中來到,也即是未來將會出現的戰爭和經濟恐慌。但這觀點也是繼承自康德的——只有在一場世界大戰之後,真正的世界共和國才有可能實現,並達至永久和平。
雖然柄谷先生拒絕作出預言,但我們和未來的世代可以根據他提出的論述框架,去辨認新的交換模式D出現的徵兆。我大膽地猜想,新近發展起來的區塊鏈,以及相關的Web3模式,所促成的去中心貨幣、去信用金融、點對點交易、財務自主、平等參與、開放共享、互酬精神、社群共治、數字遊民,甚至是Network State的倡議,會不會是歷史上首次為交換模式D創造了大規模實現的條件?
先知的工作已經完成,是否聽從「神」的呼喚,則是每一個人的抉擇。
譯者序
作為譯者,我努力保持隱形。但〈譯者序〉或許是我可以發表自己意見的地方。
首先,我想談談對「nomad」這個字的看法。過去這個字在台灣和日本多半譯為「遊牧民族」、「遊牧民」,但我認為這樣的譯法有誤差。Nomad是非定居的,但不一定從事放牧;一邊旅行一邊以狩獵採集、行商、勞動、占卜、甚至偷盜營生的人,也稱為nomad。另外,也有人將nomad的生活方式稱為「流浪」;但nomad雖然沒有固定的住所,通常卻不是漫無目的地移動。許多nomad會在固定的季節遷徙到固定的地點,時間、空間上都有某種規律。因此柄谷先生用日文的「游動」來表達這個概念,我則選擇將它翻譯為「遊居」、「遊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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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拿到這本書的時候,我對於柄谷先生使用「靈」或「力」這麼抽象的概念來說明人類的社會與歷史的演變,感到疑慮與不安。但是在反覆閱讀的過程中,我逐漸能理解並同意他的看法。事實上,日常生活中規範我們行為的「愛」、「責任」、「信用」等等概念,其抽象與含糊的程度並不亞於「靈」;我們對權力與金錢的追求,更不輸給任何宗教性的狂熱。如果我們想要理解人的世界,首先必須從承認這一點開始。這或許也是柄谷先生選用「靈」這麼大膽的字眼的理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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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質疑,為什麼柄谷先生對於中國這個新興霸權的種種惡行視而不見、避而不談?老實說,我也曾經有過這樣的懷疑。特別是在翻譯《帝國的結構》的那段時間。是因為對二戰期間日本侵華的史實感到莫名的愧疚嗎?我有不少日本友人的確是如此。還是對同為左派陣營(即使只是名義上)下意識的寬容?
經過這幾年的思考,我的想法有了改變。不是柄谷先生對中國特別寬容,而是我對他有不恰當的期待。柄谷先生窮其一生之力,思索人類社會的原理;我卻像被欺負的小孩子,只希望他為我主持公道。我們當然可以批判他——以批判的方式閱讀,是對思想家的敬意——但應該把焦點放在他的思想上。
剩下的,是我們的事。
後記
《世界史的結構》在二〇一〇年出版之後,我開始研究與思考其中未曾觸及的問題。《哲學的起源》、《帝國的結構》、《遊動論——柳田國男與山人》、《憲法的無意識》就是這些思考的成果。這幾本書,可以說補充了《世界史的結構》不足之處。但是在那之後,我又開始重新思考這些著作裡未曾充分論述的問題,那就是交換模式D。
於是二〇一五年到一六年之間,我在季刊雜誌『at プラス』(太田出版)連載〈D的研究〉,持續探討這個問題。但是在連載結束後,我仍然感到不足。我覺得,不只交換模式D,包括A、B、C都需要進一步思考。於是我開始思考交換模式A、B、C所產生的觀念性的、精神性的「力」。我所思考的是,這些「力」是何等地根深蒂固;它們如何一方面相互對抗、一方面彼此勾結,而共同存續下去。
通常,人們不會意識到這些「力」的存在。而且,雖然有一些像馬克思或霍布斯這樣的思想家,局部地發現這些「力」的存在,卻沒有任何人探討過這些不同的「力」之間的對抗與勾結。因此,想要完成這樣的研究並不容易。結果,我花了六年的時間。而在這段期間內,世界局勢的發展正如我的預期。
在上述的過程中,〈D的研究〉與《力與交換模式》的問世,分別承蒙落合美砂女士與小島潔先生的許多幫助;而最終的成果,更是在島村典行先生的協助下完成的。謹在此表達我誠摯的謝意。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五日
於多摩丘陵
柄谷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