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重回知識生產的根深處，理清學術人文的網絡圖

　　一、筆耕敘說探究為源頭

　　為何要翻譯這本書？這可能是許多人初看書名時內心會冒出頭的大問號。

　　在敘說研究上的學習與熱情投入，是譯書動機的根源。

　　大學時代在「政大心理」的學習氛圍裡，種下科學心理學的認同意識；到了碩士階段，經歷「輔大應心」方法論的洗禮之後，科學心理學的身分認同，才逐漸析離分化出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兩種方法論的認識。縱使客觀知識的追求仍像緊箍咒般，窒礙自己生成個體發展的理解與詮釋，但第一本輔大應心所一般組的「自我敘說」研究，在丁興祥老師的支持下，得以催生出來。這是個起頭，也開啟我在敘說研究領域上的耕耘。

　　接著持續跟著丁老師，與學長姊和同學們，參與翻譯《質性心理學》、《生命史與心理傳記學》等書，一步一腳印地做起轉譯與傳播的筆耕工作。在當時，量性研究方法可說是心理學非常重要的身分認同，輔大心理開始走出一種有別於其他學校心理系的路，是異類，是少數，但我們都感覺到一種熱情想要傳遞這種有意義有價值的心理學，即便不同於主流的心理學。

　　後來，我與鄧明宇學長，繼續翻譯《敘說分析》—質性研究的工具書。同時間我和明宇，跟詹朝旭同學—我們曾一起組男性團體—開始翻譯方法論天書，《敘說認知》，雖然書到現在還是沒有出版，過程中經歷了成員的異動，並邀請賴誠斌學長加入修改譯稿，這高掛心頭的「未竟事宜」顯影了心底暗含推廣敘事方法論的內在動能。本書《實驗社會心理學：勒溫拓撲心理學之傳承》的原文書是有人推薦我與敘說相關、值得翻譯的好書，於是接觸到這本書。

　　二、團體動力參／悟為繼

　　大學時代參加幼獅義務張老師的培訓，青澀的我在群體中覺知與探索自我，初感會心團體帶來的溫暖與趣味。群中己性的沉默與突如其來的幽默，在小團體中逐漸辨識出個人的生命樣態，後來持續在結構式的小團體形式中學習同理心技巧。到輔大念碩班時，因研究所裡女性與同志同學在性別經驗上對於異性戀男性的批判，讓我們幾位異性戀男性在備感壓力下攀找浮木，籌組男性團體，在團體中尋找「男之性」。

　　日常聽聞裡，報章雜誌中，「外遇男、家暴夫」的形象不斷浮現，身為男性的我，時常必須自我規訓，自我閹割掉彷彿是男性的「原罪」—性與暴力，但似乎又深藏在體內，該怎樣找尋男性的性別認同？在男性團體裡，我們非結構式地創發各式活動，在展廚藝享美食的設計主軸中，聊瑣事到聚焦性別經驗，或是夜泡溫泉話家常，深入彼此生命裡的種種。這種小團體的活動，伴我從如《鐵約翰》所說的「柔性男人」踏上一條尋找男性覺醒的路。

　　這是在輔大應心的學習土壤中不斷開展的。

　　博班上夏林清老師的課，參與老夏帶領的家庭經驗工作坊，經驗日日春性權運動，在大小團體中意識與見證群體關係中的「己性」相互參看，到聯繫成共通性的看見，以及識見各種議題—勞動、性別與障礙等等—的具體生成，並交織理解為在台灣特定的政治歷史發展脈絡下開展出的人性。

　　如果不是這些大小團體，不會有機會了解到有人的成長過程中，家中的貧窮是衛生紙要摺了好幾次，要怎樣縮衣節食地算計日常的生活費用，勞動階級的貧窮，不只是紙上所記載的概念而已；也不會知道與認識到公娼阿姨面對的生活苦境，以及過往為何走上從娼的路。性與娼的污名及偏見阻礙了對人性的本質性理解，公娼議題的本質是階級議題。這一路在團體中的學習過程，使我愈發經驗到團體方法的重要性與意義，以及將團體方法置放在社會改變的方法論視角上。

　　追溯團體方法的起源，在美國不能不談到勒溫與學生一起創發的訓練團體（T-group），是勒溫企圖透過團體方法，訓練人對於團體動力、對自身與他者互動過程的覺知敏感度的提升，蘊含勒溫企圖透過這種團體方法的實驗，對社會進行變革。正因團體的參與和方法上的體悟，神往勒溫以及其學生的相關事蹟，是翻譯這本書賴以為繼的重要緒航力。

　　三、拼湊知識生產的歷史碎片

　　相信對許多人來說，勒溫，是心理學教科書裡一頁知識，一個人名，重要的是他所提出的概念系統。翻譯這本書的過程，我才深刻體會到教科書中的知識是那麼樣的單薄，去掉了最重要的人性，書卷內容是理性思辨後簡化的結構，那是死的知識。勒溫以及他的學生們所遺留下的知識寶藏，有著他們生命發展與互動交織後的歷史身影，若無移動視角去理解，是無法根本理解和明晰到真正可貴的、活的知識。

　　勒溫作為完形學派的生力軍，將動力、動機的概念引入，提出他的心理場論和生活空間等拓撲心理學的觀點，在當時可謂一顆嶄亮新星；並於國際心理學會第九屆大會受邀演講，該會議僅有兩人獲邀上台，除了勒溫外，另一人則是巴甫洛夫—諾貝爾獎得主。才華與能力，自然是勒溫身上所有，可是勒溫成為美國公民後，他並沒有畫地自限鑽研拓撲心理學的研究，他到麻省理工學院籌組團體動力研究中心，後來還提出行動研究法，貫徹他口中一直說的「天下沒有比好理論更實用的東西」，他真可謂一位「發明家」、「開創者」，做事嚴謹又熱情投入。他大可作為一名理性、在學術殿堂上的學者，可是他沒有，是什麼樣的遭遇讓他變成這樣一位心理學家？總是能夠吸引一群人與他共事，在與學生的協作中一同發展他心中「理論與實務並重」的事業。

　　查閱關於勒溫生命故事和思想的書與網路資料，才慢慢拼貼出對於勒溫的認識。

　　一戰時勒溫因身為德國公民而入伍參戰，戰爭情景帶給他相當大的衝擊，個人也受到身體上的傷害，並經歷弟弟在戰場上殞命的雁行失序之痛；戰後他返回柏林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完成博士學位並擔任講師，在柏林大學勒溫帶領過一批學生，在咖啡館暢談生活與交流研究的各種想法，這種自由民主的對話方式早已深植且落實在勒溫與學生的教習踐行中。1929年勒溫在國際心理學會一炮而紅後，美國心理學界，如史丹佛大學的系主任，推孟（Terman，以修訂史丹佛─比奈智力量表而聞名）邀請其去講學，而後1933年，勒溫因為德國內部嚴重的反猶太人的社會氛圍，決定移居美國。在美國發展的勒溫除了工作之外，他還不斷地奔波想要救助自己在歐洲的家人、親屬、同事和朋友，但最終他的母親還是無法逃脫這個劫難而死於集中營裡。

　　親身經驗歷史性的重大災難，如世紀大浩劫般的極端種族滅絕，在勒溫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記，使得睿智的他明晰這一戰二戰絕非個人能力所為，這是複雜的歷史成因，是超越個體存在的群體力量，推著勒溫朝向團體動力的研究方向前進，以及不斷強調理論對於解決實際問題的重要性和切身性，而提倡行動研究法，這些都可以看到跟他的生命與遭遇，以及根深的處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性。

　　四、重回知識立基的根深處

　　這本書是勒溫的第三代學生，Shelley Patnoe（雪萊‧帕特諾），訪談了諸多勒溫第一代、第二代的學生，或是非直系學生但卻有深厚密切合作關係的學者，他們都是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家。作者是提出認知失調論的著名實驗心理學家—費斯廷格（Leon Festinger）—這一脈的，費斯廷格的學生阿倫森（Elliot Aronson）是帕特諾的博士指導老師。阿倫森鼓勵帕特諾做她想做的研究，於是促成了這本書的誕生。

　　關於勒溫及其群體，著名的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曾經評論道：「勒溫和他的團體，代表了整個美國的心理學，代表了整個美國社會科學的生機。」話裡顯揚了勒溫與其學生群體在美國心理學界的重要性，更折射出二戰歐洲移民者之於美國學術界巨大動能的明證，鑿印出大時代背景下社會變遷的痕跡。除了費斯廷格之外，其他如提出三維歸因理論的凱利（Harold Kelley）、情緒二因子的斯開特（Stanley Schachter）以及基本歸因謬誤的瓊斯（Jones）、進行監獄實驗的津巴多，這些社會心理學中著名的理論、學者，倘若沒有細細去理一理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容易陷入將知識碎片化、孤立化的思維裡，而無法認識到這些學者之間的密切人際網絡，教科書裡的知識事實上反映的是某種學術社群中綿密互動交織成的副產品。

　　身為人類學家的米德就曾與勒溫一起合作進行飲食研究，看似領域上完全不相關的兩人，卻在歷史巨輪的推動上交會。這道歷史的作用力是美國在參加二戰後，許多物資必須送往前線致使肉品的欠缺，因此這項研究是帶著意欲改變美國人原有飲食習慣的政治目的。除此研究上共事外，米德也常是勒溫團體聚會的座上賓；歸因研究的創始者，海德，是勒溫在柏林大學的同事，兩人素有好交情，海德還幫助勒溫英譯以德文書寫的《拓撲心理學》，而勒溫學生們對於歸因研究的深化，也可在勒溫─海德的關係鏈中，窺探到一絲學術發展的關係脈絡。

　　這本書的價值即在於此，勒溫團體在社會心理學中所展現的創造力、創新性，絕非個體在孤立的條件中發展出來的，關係的網絡與外部的環境是支撐其發展的溫床。

　　五、開枝散葉的發展理脈

　　知識生產的關係發展理脈是譯者建議各位讀者切入本書的一個重要視角，圖1是我沿著此書的脈絡，繪製出的關係發展網絡圖，各位讀者可以參考以進入這本書的脈絡。勒溫基本上經歷了三個重要的轉折，第一是在柏林大學時期，如圖1左下角紅色橢圓圈內，他收了幾位博士生（不只下列三位），此書提及了蔡加尼克、登博以及奧夫辛基納三人的研究，這三名都是女弟子，將勒溫的心理學理念透過實驗研究提供強而有力的證據，後來也成為勒溫在美國教書時重要的教材。這三位在後來的發展也很值得一談，蔡加尼克，猶太人，回到蘇聯後，與維果斯基及文化歷史學派的成員協作，是蘇聯重要的心理學家之一，著重在病理心理學的研究發展。後來受到政治迫害、打壓，史達林去世後才又重回學術領域。蔡加尼克後續的研究工作並沒有繼續勒溫的心理學開展，可能與其回蘇聯後因曾在德國生活過而備受攻擊的生命經驗有關；登博，出生於俄羅斯帝國的年代，跟勒溫完成博士學位。後來她到美國擔任當時已到美國的卡夫卡（完形心理學家的創始人之一）的助理研究員，隨著德國納粹政黨的當道，她選擇留在美國發展，後續則一直耕耘康復心理學（Rehabilitation psychology）的領域，美國該領域的發展登博可說居功厥偉；奧夫辛基納亦是一位俄國人，因俄國革命移民到德國柏林，勒溫是其大學曾經教導過她的老師，她與前面兩位是同學，博士論文針對蔡加尼克的研究做了延伸性的工作。她同樣選擇了移民美國，後與登博協作，在美發展關於精神康復的相關研究工作。三人雖無繼續將勒溫的理論延伸發展，不過皆投入心理學的應用領域上。

　　階段二，是勒溫移民到美國後待在愛荷華大學的時期，如圖1藍色橢圓圈處，這所學校並非勒溫待的第一個學校，但卻是待得最久的一所學校。在此處的九年裡，他吸引許多人與其發展協作關係，橢圓圈中的幾位是本書有提及。除了利比特之外，作者皆有訪談到，如贊德、利比特、費斯廷格以及卡特賴特。贊德是勒溫在愛荷華大學的同事，後來與勒溫的學生，利比特，共同發展著名的T-group訓練的實驗工作。原本打算到麻省理工學院追隨勒溫所創建的團體動力研究中心的團隊，但勒溫卻在他到之前辭世，而後加入了搬遷到密西根大學的工作團隊中；費斯廷格則是一位很有想法、很挑剔的人，在大學時期學習了許多學門，物理學、化學等等，一直找不到自己的興趣，直到他看到了勒溫及其學生在德國發表的文章，確認這是他想學習的，於是跑來愛荷華大學跟隨勒溫。那時，勒溫興趣已不在此，但後來他將勒溫準靜態平衡的概念延伸，設計出許多膾炙人口的實驗研究。因此，費斯廷格的學生，斯開特，說實驗社會心理學之父是費斯廷格，其實並不為過，勒溫後續在實驗研究的耕耘大多是費斯廷格在一線負責執行出來的，費斯廷格有其天賦將實驗設計發展得更為精緻。卡特賴特，是哈佛大學的博士生，失望於哈佛大學的學習經驗，出於大學時期跟過完形心理學家─科勒─的推薦，他跑去找勒溫一聊，開始兩人的師生關係。勒溫群體後續與哈佛大學之間又合作又有競爭的關係，兩人的指導關係埋下了重要的種子，到創建團體動力研究中心時，學生可去哈佛大學選讀學分。

　　第三個階段，勒溫來到麻省理工學院，這是其到美國後最為榮光的時刻（Mandler & Mandler，1969，頁403）。圖1橘色橢圓形中的幾個人，有幾位是跟著勒溫來到麻省理工學院擔任教職的人物，另外幾位則是陸續來到此處攻讀學位的學生，本書有他們的訪談。除了上段提到的幾個人，贊德除外，都跟著勒溫來到麻省理工當教師。其他如凱利、蒂伯、巴克，以及同為室友的多伊奇、斯開特、佩皮通三人，都是陸續來念書的學生。橘色外圈處有三位，綠底色的方框，是與勒溫團隊有著深厚的連結的，如歸因研究中的要角，瓊斯，他也是後來提出社會建構主義的格根（Gergen）的博士指導老師；還有克勞斯及以史丹佛監獄實驗著名的津巴多。勒溫的研究團隊中，費斯廷格屬於要發展出理論的主要人物，而利比特則是關注實務的實踐問題，兩人之間所存在的張力在勒溫的調節中，能發展出兼重理論與實務的一個群體，這個張力在勒溫歿後，勒溫的學生，卡特賴特，成為後續群體的行政管理者後，已無法調節好這張力而後群體就分裂各自發展。

　　第四個階段，是這個群體開枝散葉的發展階段，麻省理工學院的團隊搬遷到密西根大學。過了幾年，費斯廷格離開去別的地方教書，如史丹佛大學，帶出了如阿倫森與米爾斯兩位學生，阿倫森就是本書作者的博士指導老師。作者也訪談阿倫森所教導出來的達利以及西格爾兩位學生，這已經算是第四代了；除此之外，費斯廷格的學生，斯開特，先後去了明尼蘇達大學以及哥倫比亞大學教書，後來在哥大退休，指導了如肖恩巴赫和辛格（明尼蘇達大學），以及羅斯和葛蘭伯格（哥倫比亞大學）等，本書也有這四位的訪談。

　　缺乏系譜脈絡性的認識，是無法真正理解為何費斯廷格說，大多數的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會跟勒溫群體有關聯，並非勒溫一人能夠做到。勒溫意識到「團體」的重要性，是非常關鍵的，他深知一人之力遠遠不夠，他總是吸引一群人與其協作，而他的弟子們也效仿勒溫，也在各自發展的軌道上，吸引著他人一起共事，集體力量的凝結，正是由於每一個跟隨者有意識地投入，才能將這一道力量擰成拉動整個美國社會科學界變革（其實這樣說並不過份，他們的影響力已經超過心理學界）的巨繩。

　　六、團體是研究標的也是反身實踐

　　勒溫選擇以「團體」作為他們研究現實社會問題的一個重要對象，他們不僅是將其視為研究標的，他們作為研究主體事實上也將自身視為一個集體，踐行著某種運作模式，他們的集體經驗充滿著「反身性」的價值。他們會舉辦勒溫所謂的Quasselstrippe，夏林清教授的推薦文譯為「天馬行空團體聚會」，而本書其中一位譯者，張榮哲，在查閱德英字典後，譯為「話匣子」。不管如何迻譯，令人好奇的是Quasselstrippe本身，究竟是有何種魔力，讓勒溫以及他的學生們，都津津樂道，並且在離開了麻省理工學院之後，仍然企圖「再製」此種聚會，如費斯廷格口中所謂的「週二晚上的會議」；就連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也喜歡特地來參加勒溫組織的Quasselstrippe。

　　本書作者引述利比特（1947，頁88）對於這種集會的描述：

　　「……當在表達任何想法時，沒有任何人會有『自己在強出頭』的擔心，不管這個想法看起來是如何的缺乏鋪陳。在這樣的會議中，會有學生要討論他在研究發展的某個階段上所遇到的研究問題。我從未投入過像這樣不受任何批判，也不搞自我設防的團體過程，而且是這樣充滿自發性的『想說就立刻說出來』（thinking out loud）。」

　　「不自我設防」以及「自發性地想說就說」是利比特經驗到Quasselstrippe的團體氛圍，這是勒溫不管在德國或者在美國，在與學生們定期舉辦的聚會中都能發現到的一種氣氛。仔細思量一個談論研究問題的聚會，要能做到這樣一種想說就說，打開話匣子說個不停的狀態，實在是很難得，大多的人定會在此場境裡，暗自與人進行思想上的攻防，畢竟有這麼多高手在。然而勒溫及其弟子們能夠共同孕育出一種防衛性小的聚會，這絕對不是件簡單的事。作者透過訪談整理出幾點，其中一個她認為這與勒溫的「相互依賴式工作風格」有關，勒溫永遠在與人協作，或者是在趕赴與人協作的路上！

　　非常值得從這個角度來看勒溫群體，但要小心別陷入一種思維，以為可以找出一種典範式的領導風格。雖然，不可否認勒溫的某種帶領風格是有助於促成這種氛圍的形成，但這樣是過於簡化他們複雜且往外擴的人際動力，而且忽略了每個人的各自獨特性與自主性。深究來看，勒溫群體是歷史的偶然，也是必然。偶然的是他們都來自不同的地方，如果不是二戰，他們不會暫時中輟了學業，致使在團體動力研究中心的師生之間年紀是相仿的，有著一定的成熟度。每個人對戰爭殘酷的體認，並急於想找到一種方法方式能夠面對人類群體之間的複雜議題，勒溫的理論與想法，吸引到一批人參與共事，實屬必然。群體中的每個人都熱情澎拜、動力滿滿，共同參與這個開創新時代的事業。這是一群在某個歷史條件所必然發展出來的群體，我們應獨特地看待他們。

　　Quasselstrippe換到了費斯廷格手上，即「週二晚上的會議」，則變成了鬥智大會。不過相同是，皆透過團體讓彼此相依地共事著，這個精神卻是長存的。

　　這本書讓我們體認到創造力往往並非僅出於某人所從事的活動，智性成果之外存在著他與一群人的相遇與共事，是這一群人的成群與散群各自尋發展的歷史。

　　整本書，最令我遺憾的是，缺少勒溫群體中強調實務者的「聲音」，例如發展T-group的利比特，卻是在這本書缺席了，更看不到相關後續發展。只能說這本書講述勒溫群體的理論研究之人文面貌，而包含實務工作的全貌尚無法完整呈現。

　　最後，這本書的出版要特別感謝陳舒儀女士的協助，從一開始參與部分內容的翻譯，到後期幫忙閱讀全書草稿，並提供修改意見裨益本書的問世，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在此謹致由衷的謝忱。本書譯者群每個人扮演的角色，亦簡單說明一下。王勇智，主要負責全書翻譯初稿的完成，以及最後書稿的彙整；張榮哲，協助校閱一到五章英翻中的準確性問題；李青，是原定計畫將本書以簡體版形式在大陸出版時，邀請閱讀全書並潤飾本書文字以適合大陸讀者，部分修改內容也沿用到繁體版本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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