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骨頭會說話：法醫真實探案手記1》作者序
我也只是見慣屍體，並不是見慣生死
南方法醫．廖小刀
二○一七年，一個朋友和我說：「你做法醫那麼多年，能不能把一些案件故事寫出來呢？」在她看來，破案肯定是驚險又有趣，尤其法醫破案，一聽就很專業，讓人敬佩。
起初我是拒絕的。做為法醫，我對案件向來只知一鱗半爪，並且我一直覺得自己不大會講故事，從小到大，我的作文都沒有得過高分，要寫好案件故事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巨大挑戰。
不久後，我生活中遇到一些困難，想做點什麼來轉移注意力。我開始重新思考，是否應該寫些東西，寫些讓我記憶深刻的案子，記錄一些關於生死、關於人性的東西。
當時，我就職的公安局正在積極偵辦懸案，很多塵封多年的檔案袋被從檔案室搬了出來，已經開始發霉的物證再次見到陽光。如果我們不去清理這些懸案，那麼這些未破的案子，就永遠不可能偵破，枉死者永遠討不回公道。
在清理懸案的過程中，我終於下定決心要將我自己經手的案例記錄下來，於是寫了兩個簡短的又有點粗糙的故事，公布在網路上。
正是這兩篇現在看來非常粗糙的案件故事，讓「天才捕手計畫」的編輯注意到我，他們和我說，既然要寫，不如加入他們，和他們一起將案件故事講得更好，讓更多的人看到我寫的案子。
於是，二○一九年年初，我在「天才捕手計畫」的平台上，發表了我的第一個案件故事，是一個女孩被人殺死後，分屍後裝進箱子並棄屍的故事。
那是我藏在心中最深的案子，一個沒有頭、也沒有四肢的女孩屍體被塞進了行李箱，丟棄在大河邊。而我，在她遇害後一年才看到她的頭。
編輯不止一次問我，為什麼第一個想講這個案子？我起初以為，只是由於這個案子當時被忽略得太快，讓我太不甘心，而後來又太巧，她的頭顱就一直在原地等著我們幫她找到凶手。
但當我一遍又一遍地問自己，我才察覺這個案子最讓我揪心的，其實是這個女孩的生活狀態。她的父母兄弟明明都還健在，但她生活得就像透明人一樣，除了我們，沒有人試圖去找她。
我也只是一個普通法醫，或許我開始寫作，也不過是不願意自己成為那個透明人，我想講出更多精彩的案子，分享更多破案的艱辛和人世間的悲苦。
就這樣，這幾年裡，我記錄了一個又一個真實發生的案子。有讓我揪心很久的小女孩被殺案，那個讓我和勝哥無數次駐足的路口，其實就是我現在居住的社區路口。
也有讓我一度被逼到牆角，甚至差點陷入調查的刀下留人案。直到現在，依然有人覺得是我們抓錯凶手，冤枉了好人。
有些案件的破獲，巧合得讓人不敢相信，就像它們發生時也不過是一個巧合。我很努力地想把每一個案子講好，想讓更多人喜歡我講的案子，能夠讓他們從法醫的視角了解到案件的始末。
但就和我們更常吃的是家常便飯而不是海陸大餐一樣，絕大多數案件其實沒有那麼精彩，有的案子也不方便記錄下來給大家看。
二○一九年年底，最初鼓勵我寫案件故事的朋友，因為憂鬱症跳樓自殺了。在她出事前我沒機會見她最後一面，她逝世之前，一直說有機會來找我吃飯，擼一下我家的貓，等我出了書還要給她一本獨家親簽版。
做為一名從業十八年的法醫，我經歷過數百起墜樓案，有自殺，也有意外，但是沒有一次像這次一樣，讓我心緒不寧，情緒低落。
二○二○年，陪伴了我十幾年的白貓菜頭，也因為年邁而病逝。也許早些年奶奶的去世，就讓我明白，我也只是見慣屍體，並不是見慣生死。
我們無數次見證旁人的死亡，最終我們也會走向死亡，而我不過是想把自己在路上看到的那些風景和片段跟更多人分享。
從二○一九年到二○二三年，五年過去了，回頭看來，當初一起聊天的朋友、鼓勵我寫故事的朋友，有些人已經消失在人海，但更多人還在繼續支持著我，陪伴著我。這幾年裡，我也在網上認識了更多的朋友，也幫助一些網友解決了困擾他們的問題，我自己也從人生的低谷中掙扎著爬了起來。
我依然還是那個不怎麼起眼的法醫，我還是和以前一樣敏感而多疑，我也依然和年輕時一樣，總是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努力讓更多的案子破案，發現更多真相。
當法醫的年月越久，經歷的案子越多，也就讓我有更多的案件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讓大家能夠對法醫、對刑警有更多的認知和認同。
十八年前，我剛工作的時候，法醫並不是一個光鮮亮麗的職業，那時候社會對法醫的了解很少，認同感更低。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有些家屬甚至會覺得我們晦氣，拒絕和我們握手，就連有些同事，也會因為我們剛看完屍體現場，不願意和我們同桌吃飯。
那時候，我們的解剖室還只是位於殯儀館角落的一個小房間，不到十平方公尺，房屋中間一個用水泥砌成的T形台，充當我們的解剖台。就是在這樣的解剖條件下，我們經歷了一年上百起命案的歲月，也見證了社會治安越來越好。
我們這裡不過是社會的一個縮影，在更多的地方，在這些年裡，無數法醫一次次站出來為死者發聲，為生者維護權利，一次次協助破案，讓警隊和社會對法醫的認知越來越多，對法醫這個職業的認同感也越來越強。
主動報考法醫專業的學子也越來越多，甚至法醫這個職業都有專門的綜藝節目了，以至於我都覺得該給準備學這個專業的人潑冷水。因為法醫工作也不過是刑偵工作的一部分，我們重要，但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重要，工作中也不全是那麼精彩的破案故事，更多的時間裡，法醫工作瑣碎而忙碌。
我工作了十八年，這幾年費力拼湊出真相，能講出來的案件故事，也不過是這一本書。我一直覺得自己的文字很糟，所以我特別感謝一直給我鼓勵和支持的「天才捕手計畫」的編輯—鍋盔，她實在是太有才，太可愛了，我每一篇文字都有她的辛苦付出。
我一直夢想能夠有一本自己簽名的書，為了撐起一本書的分量，斷斷續續寫了近四年，現在終於達成心願了，也特別感激不嫌棄我的讀者，希望你們都快樂，遠離悲苦。
做為一個法醫，除了為死者發聲、生者維權，我更希望天下太平。
《我的骨頭會說話：法醫真實探案手記2》作者序
法醫就是這樣的職業，身在黑暗，心向光明
北方法醫．劉八百
我成為一名法醫，可能是偶然中的必然。我的父親是一名醫生，他永遠把病人放在第一位，有時下班回家了，還有人來找他看病，他總是放下碗筷就去看診了。
從小受父親影響，我覺得醫生是個偉大的職業，便也立志學醫，高考後填寫志願時，全部都填醫學院。同時，我對法醫的專業也很好奇，覺得聽起來很酷，就在志願裡勾了「法醫學」，最後我順利成為南方某大學法醫專業的學生。
入學後我發現，班裡多數同學都是被調劑過來的，身邊懵懵懂懂成為法醫的人不在少數。一位老師說，他當年認為法醫是「法國醫學」，以為將來有機會去法國當醫生，前途無量，才開心地選了法醫。
在當時，法醫充滿神祕感，不那麼光鮮亮麗的職業，還經常會遭遇歧視。畢業後，我在北方某地公安局從事法醫工作，有次和老師做完屍檢去吃飯，一位高層還特意叮囑我們：「待會我們不要說自己是法醫，不然他們（同桌吃飯的人）會覺得彆扭。」
最初，我也不太願意和家人分享自己的工作，尤其是那些可能讓人不適的場景。但我很慶幸，我的家人非常理解我的工作。多年前的一個週末，我和未婚妻正在河邊散步，突然接到指令要檢驗溺水的死者，現場恰好就在附近。我安頓好未婚妻，步行幾百去做屍檢，沒想到她竟一直跟著我到了現場。那是她第一次看到我工作，本以為她會心存芥蒂，沒想到事後她卻對我說：「你工作時的樣子真帥！」
如今，我已經記不清那個案件的情形，但我一直記得當時妻子眼裡的光。從業十八年來，我解剖的屍體已經超過八百具—這也是我的筆名「劉八百」的由來，我的工作能接觸很多社會陰暗面，因此見證的人性之惡也比較多。
人性之惡，可以讓優秀教師撕下為人師表的偽裝，將罪惡的雙手伸向自己的學生。其實這個老師此前就有很多劣跡，喜歡對女學生動手動腳，還被其他老師撞見過，但大家要麼沉默，要麼息事寧人，因為這是件「小事」，不能影響優秀教師的光環。所有人都嘆息女孩的不幸，可很少有人意識到：那些縱容過他的人其實也是幫凶。人性之惡，可以讓人為兩千元滅人滿門，他躲在門後的陰影裡，舉起手中的鐵錘；人性之惡，可以為發洩欲望化身惡魔，他藏在青紗帳裡，露出凶戾的目光……他們貪婪、好色、自私、冷漠、偏見、霸道、虛偽和狡猾，他們將人性之惡演繹得淋漓盡致。有光的地方就有陰影，看多了人性的陰暗和險惡，我反而更加珍惜陽光下的生活，其實法醫就是這樣的職業，身在黑暗，心向光明。
一直以來，我都是個不善言談的人，喜歡把事情放在心裡，可工作年限久了，心裡的事越積越多，總會生病，說不難受是假的。有時我會給朋友講講已經破了的案子，排解一下，但療效有限。
有次一個朋友說，你經歷過那麼多驚心動魄的案件，為什麼不寫出來讓更多人看到呢？你不寫，這些案子就只能躺在檔案櫃裡了。
就這樣，我被慫恿開始嘗試寫這些案子，生活就此開了一個小口，有新鮮的空氣和光透進來，我能有個地方換氣，也算在日復一日的工作、生活裡找到了另一種寄託。
好像是冥冥之中的緣分，那年冬天，「天才捕手計畫」的負責人陳拙突然找到我，希望我給更多人講故事。
我猶豫了。「天才捕手計畫」對作者要求之高超乎想像，有時編輯會對著一個毫不起
眼的細節反復推敲、不斷印證，確保百分百還原案件真實情況，對我這樣懶惰的人來說，這非常苛刻。
我本想拒絕，但聽說我大學的同班同學廖小刀也將加入他們，就有點坐不住了。一番威逼利誘後，我誤上賊船。我想，我也需要在生活裡留著這道口一一傾訴、記錄、保持熱血和衝勁。
只是沒想到，我的這些記錄，竟然能集結成這本書。上對這艘「賊船」，我深感幸福。謝謝你們一路看下來，陪著我把這些事說出口。也謝謝我的師父，您一直都是我最敬重的人。
我還想感謝那些為法醫實驗獻身的動物們：墜樓、窒息、溺水、縊死、中毒、空氣栓塞……活蹦亂跳的小白兔變成一具具冰冷的屍體，然後除了中毒的，其他小白兔還會被拿到學校後面。直到現在，我還很懷念牠們。
哦，差點忘了感謝陳拙，但我想他不會介意的。
最後說句正經話：「永遠保持對生命的敬畏之心，對自己的，對他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