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探析南宋朝野在不同時期、不同層麵對於王安石的評價，從政局變化、學術思想、以及鄉裏社會的基礎，分析王學與程學在南宋的消長起伏，進而對南宋末年與王安石相關的讖言與話本進行考證。全書內容豐富，考證詳實，對南宋的政局變化，教育與科舉的內容，尤其分析詳盡。因此，本書既是對先行相關研究的統整梳理，也包含作者深入相關史料後所得齣的創見，對於有誌研究南宋史的學者而言，本書是必須參考的論著。
具體描述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梁庚堯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係學士、碩士、博士，自1977年起任教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係，至2013年退休，現為同係名譽教授。除本書外，著有《南宋的農村經濟》、《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上下冊、《南宋的農地利用政策》、《南宋鹽榷：食鹽產銷與政府控製》、《中國社會史》、《宋代科舉社會》，以及《北宋的改革與變法：熙寧變法的源起、流變及其對南宋歷史的影響》；另有未收於上述各書之論文若乾篇，以宋史研究為中心，而涉及唐宋社會經濟史、宋元教育文化史及近代中國社會經濟史學史等論題。
梁庚堯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係學士、碩士、博士，自1977年起任教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係，至2013年退休，現為同係名譽教授。除本書外，著有《南宋的農村經濟》、《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上下冊、《南宋的農地利用政策》、《南宋鹽榷：食鹽產銷與政府控製》、《中國社會史》、《宋代科舉社會》，以及《北宋的改革與變法：熙寧變法的源起、流變及其對南宋歷史的影響》；另有未收於上述各書之論文若乾篇，以宋史研究為中心，而涉及唐宋社會經濟史、宋元教育文化史及近代中國社會經濟史學史等論題。
圖書目錄
序
第一編 南宋初期朝野對王安石及其推行新法的評論
第一講 國禍根源追究聲中對王安石與新法的檢討
第二講 政爭與和議論爭中王安石政治聲望的升降（上）：從崇元祐到斥伊洛
第三講 政爭與和議論爭中王安石政治聲望的升降（中）：陰佑王安石而取其說
第四講 政爭與和議論爭中王安石政治聲望的升降（下）：王安石聲望的復降
第一編參考書目
第二編 南宋中晚期王安石政治聲望的消落
第五講 權臣相繼柄政的影響
第六講 王學與程學的消長（一）：程學的社會基礎較王學為寬廣
第七講 王學與程學的消長（二）：程學後繼者對王安石改革理想的吸收
第八講 王學與程學的消長（三）：程學後繼者對王安石經說的吸收與拒斥
第九講 王學與程學的消長（四）：政治事件、從祀製度與科舉考試
第十講 朝野評論中對王安石不同麵嚮的分辨
第二編參考書目
第三編 南宋晚期王安石讖言的盛傳
第十一講 興起與盛傳（上）：國運讖言中的「丙午、丁未」之說
第十二講 興起與盛傳（下）：端平以後詩中的天津橋與杜鵑啼
第十三講 傳嚮社會基層：話本〈拗相公〉與《宣和遺事》的共同主題與意義─兼論王六大夫所講的《復華篇》
第十四講 〈拗相公〉創作年代的再思考
第十五講 《宣和遺事》創作年代的再思考
第三編參考書目
第一編 南宋初期朝野對王安石及其推行新法的評論
第一講 國禍根源追究聲中對王安石與新法的檢討
第二講 政爭與和議論爭中王安石政治聲望的升降（上）：從崇元祐到斥伊洛
第三講 政爭與和議論爭中王安石政治聲望的升降（中）：陰佑王安石而取其說
第四講 政爭與和議論爭中王安石政治聲望的升降（下）：王安石聲望的復降
第一編參考書目
第二編 南宋中晚期王安石政治聲望的消落
第五講 權臣相繼柄政的影響
第六講 王學與程學的消長（一）：程學的社會基礎較王學為寬廣
第七講 王學與程學的消長（二）：程學後繼者對王安石改革理想的吸收
第八講 王學與程學的消長（三）：程學後繼者對王安石經說的吸收與拒斥
第九講 王學與程學的消長（四）：政治事件、從祀製度與科舉考試
第十講 朝野評論中對王安石不同麵嚮的分辨
第二編參考書目
第三編 南宋晚期王安石讖言的盛傳
第十一講 興起與盛傳（上）：國運讖言中的「丙午、丁未」之說
第十二講 興起與盛傳（下）：端平以後詩中的天津橋與杜鵑啼
第十三講 傳嚮社會基層：話本〈拗相公〉與《宣和遺事》的共同主題與意義─兼論王六大夫所講的《復華篇》
第十四講 〈拗相公〉創作年代的再思考
第十五講 《宣和遺事》創作年代的再思考
第三編參考書目
圖書序言
序
本書可以視為《北宋的改革與變法──熙寧變法的源起、流變及其對南宋歷史的影響》一書，有關「王安石與新法對南宋歷史的影響」討論的一部分，由於內容較多，因而另成一書。我已自臺大歷史係退休十年，由於身體健康關係，以及想要專心整理自己過去的研究與教學成果，未再擔任係裡的兼任教師也已有五年，全書內容未曾於課堂上講授。儘管如此，由於本書與「北宋的改革與變法」課程關係密切，且寫作的動機，又齣自補充《北宋的改革與變法─熙寧變法的源起、流變及其對南宋歷史的影響》一書內容的不足，所以仍以教材的形式寫成。全書共有三編十五講，各編並附參考書目。講授與「北宋的改革與變法」此一課題相關課程的教師，不妨以本書的內容為講授時的補充教材；若有教師有興趣，或覺得有需要，也可以開一門與本書主題相關的講授課或討論課，以本書為參考教材之一來使用。
自民國一○六年六月收到《北宋的改革與變法》書稿的審查意見之後，至今已整整六年。這段期間，先後對《北宋的改革與變法》書稿，參考審查意見做瞭較多的修改，並寫成本書，而用在寫作本書的時間，占瞭其間大部分。所以會有編寫本書的想法，是由於一位審查人，在《北宋的改革與變法》原送審書稿之末，寫下瞭「南宋對新法的不同評價」這幾個字，我想他或許是提醒我，應該注意到這個問題，並有所論述。這位審查人的提示，促使我開始嘗試去增進自己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並將自己的求知所獲錶達齣來，提供給別人參考，於是有這本《南宋朝野論王安石與新法》書稿的編撰。原本在前年六月，全稿已經大緻完成，但既決定另成一書，則須經過審查纔能齣版，於是又再細讀，覺得書中有待修改之處仍多，於是再次從事修改。一邊修改，一邊繼續發現問題，又得再去搜尋相關論著、史料，思考是否應該調整內容或組織結構，這樣又用瞭一年的時間，纔寫成此一書稿。
本書的內容，從各講題目即可得知，不僅涉及當初我開設「北宋的改革與變法」這門課程時的政治法製史和社會經濟史兩大範疇，也涉及學術思想史和文學史。而我自己的研究領域嚮來在社會經濟史；此外，自從擔任教職之後，齣於講授全校共同課程與歷史係基礎課程的需要，對政治史也還不算陌生，而且當研究社會經濟史時，也不能不考慮到社會經濟與政治、製度之間的相互影響；至於思想史與文學史，雖然並非全無接觸，但終究認識隻是在錶淺的層麵。
然而自中國傳統學術而言，文、史、哲三門學問本屬一體，分途發展而且走嚮專業化，是近代以來的事。史學的研究走嚮專業化，對史學本身的影響究竟是好是壞，見仁見智，可是採取閤文、史、哲而為一的研究方式，終究也可以是研究途徑之一。當前已有許多中文係齣身的學者，使用這一種方式來研究文學史與學術思想史，他們的研究成果，就齣身歷史學的研究者看來，儘管不能說完全沒有可以斟酌之處，卻也未嘗沒有提供參考的價值。歷史學者其實也不必畫地自限，不妨踏齣自己專業化的研究方式，嘗試走嚮一個更為寬廣的路途。本書雖然廣泛地牽涉到政治史、學術思想史與文學史，但主體畢竟還是在處理一個政治史的問題，即使對於文學史與學術思想史，在討論時所採用的方法，主要也仍是歷史考證，以考證所得的結果為敘事的基礎。
本書第四講討論到秦檜在紹興二十五年（1155），為宋高宗禦書〈宣聖及七十二弟子像贊〉撰寫的記文，並以之說明秦檜當時的心態。撰寫此一部分時，曾參考首先注意到這篇記文的蔡涵墨（Charles Hartman）教授和李卓穎教授，據之以閤撰的〈新近麵世之秦檜碑記及其在宋代道學史中的意義〉一文。由於與李教授相識，並承他贈送此文，得以拜讀，因此在第四講寫就之後，曾寄給他，並請他轉寄給當時在美國的蔡教授，希望他們兩人能夠提供修改意見。由於說法與他們兩人在上述論文中不盡相同，他們也都坦誠地提齣，並詳加說明。我在收到之後，經過比對並思考，接受其中部分意見，據之以修改相關內容，但有想法不同之處，於是寫信嚮他們說明，仍然保存。無論如何，對於兩位教授的不吝賜教，我深為感謝。正如我在《北宋的改革與變法─熙寧變法的源起、流變及其對南宋歷史的影響》的序文中所講：「我深信在學術上不同觀察角度的並存，可以促進學界進一步的思考，且因之而推動學術的進展」；不同的研究者、撰述者，彼此之間的不同意見，有時隻是齣自觀察角度的差異，在這種情況下，幾種不同的說法，不宜認為此是即彼非，而應該是可以並存以供學界參考的。
用瞭將近五年的時間，撰寫此書，很多應該要做的事情因之而拖延，身心有時難免感覺到疲憊。支持我繼續工作的力量，其中之一是在寫作的過程中，學習到很多新的知識，並得知許多過去所不知道的相關論著。這些著作，不僅有助於先前《北宋的改革與變法》一書的修改，也充實瞭本書的內容。
另一股支持我繼續工作的力量，是內子梅玲的寬容。她雖然一直擔心我這樣工作，會影響到我的身體健康，認為退休之後就應該把工作放下，過閒暇悠遊的生活，沒有必要如此地辛勞；也常抱怨我為瞭撰述的參考，把書籍堆得到處都是，妨礙瞭傢人的行動，但是她從未真正阻擋我的寫作。或許她也知道，把心裡想的事寫齣來，是我的精神寄託之所在，如果不做這件事，生活便會變得毫無聊賴；可是她的擔心和抱怨，也一樣要說齣來讓我知道，這樣我纔會在工作上為瞭自己的健康和傢人的生活，而知所節製。她的默許，其實就是另一種支持的錶示；而我的日常生活和身體健康，更一直有賴她的照料。由於她的照料，這些年來，我不僅得以結束瞭攝護腺癌切除手術後的追蹤，巴金森癥也沒有齣現明顯的惡化徵象，而能在講求飲食營養與充分休息之餘，全心全力地投入這兩本教材的修改與編寫。
我必須感謝兩位審查人，以及幫我查核書稿中各種問題的吳雅婷女士和鄒武霖先生，還有自願幫我看稿的張維玲女士。他們都認真而且細心地看完這份書稿，其中有很多由於寫作匆忙而齣現的疏忽與錯誤，得以獲得發現。他們仔細地一一提示應該加以更正之處，並且提齣瞭改進的意見。他們的更正和意見，我大部分都已接受，據以修改書稿；有一些意見即使沒有接受，也啟發我再加思考，考量如何改寫，纔能更清楚地錶達我的原意，讓讀者能夠比較具體地掌握。本書的完成，充分受益於他們幾位所付齣的心力，自不待言。
我也必須感謝臺大齣版中心的總編輯湯世鑄先生，和本書的責任編輯遊紫玲小姐，他們允許我花這麼長的時間來完成本書，即使我一再地錶示在短時間內即可完成，卻又一再地拖延。湯先生是我教過的學生，遊小姐雖未曾教過，卻也是我的學生輩，他們瞭解我的身體健康狀況，也深信以我一嚮的工作態度，必定會將書稿完成，纔會如此耐心地等待。儘管如此，對他們兩人，我的心中始終深感歉意。
最後我要說的，仍然和以前一樣。學海無涯，個人所知、纔識均有限，更何況我缺乏宋代學術思想史和宋元明文學史的根底，編撰本書其實是邊學邊寫，書中疏漏錯誤之處必多，有待讀者指正。
本書可以視為《北宋的改革與變法──熙寧變法的源起、流變及其對南宋歷史的影響》一書，有關「王安石與新法對南宋歷史的影響」討論的一部分，由於內容較多，因而另成一書。我已自臺大歷史係退休十年，由於身體健康關係，以及想要專心整理自己過去的研究與教學成果，未再擔任係裡的兼任教師也已有五年，全書內容未曾於課堂上講授。儘管如此，由於本書與「北宋的改革與變法」課程關係密切，且寫作的動機，又齣自補充《北宋的改革與變法─熙寧變法的源起、流變及其對南宋歷史的影響》一書內容的不足，所以仍以教材的形式寫成。全書共有三編十五講，各編並附參考書目。講授與「北宋的改革與變法」此一課題相關課程的教師，不妨以本書的內容為講授時的補充教材；若有教師有興趣，或覺得有需要，也可以開一門與本書主題相關的講授課或討論課，以本書為參考教材之一來使用。
自民國一○六年六月收到《北宋的改革與變法》書稿的審查意見之後，至今已整整六年。這段期間，先後對《北宋的改革與變法》書稿，參考審查意見做瞭較多的修改，並寫成本書，而用在寫作本書的時間，占瞭其間大部分。所以會有編寫本書的想法，是由於一位審查人，在《北宋的改革與變法》原送審書稿之末，寫下瞭「南宋對新法的不同評價」這幾個字，我想他或許是提醒我，應該注意到這個問題，並有所論述。這位審查人的提示，促使我開始嘗試去增進自己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並將自己的求知所獲錶達齣來，提供給別人參考，於是有這本《南宋朝野論王安石與新法》書稿的編撰。原本在前年六月，全稿已經大緻完成，但既決定另成一書，則須經過審查纔能齣版，於是又再細讀，覺得書中有待修改之處仍多，於是再次從事修改。一邊修改，一邊繼續發現問題，又得再去搜尋相關論著、史料，思考是否應該調整內容或組織結構，這樣又用瞭一年的時間，纔寫成此一書稿。
本書的內容，從各講題目即可得知，不僅涉及當初我開設「北宋的改革與變法」這門課程時的政治法製史和社會經濟史兩大範疇，也涉及學術思想史和文學史。而我自己的研究領域嚮來在社會經濟史；此外，自從擔任教職之後，齣於講授全校共同課程與歷史係基礎課程的需要，對政治史也還不算陌生，而且當研究社會經濟史時，也不能不考慮到社會經濟與政治、製度之間的相互影響；至於思想史與文學史，雖然並非全無接觸，但終究認識隻是在錶淺的層麵。
然而自中國傳統學術而言，文、史、哲三門學問本屬一體，分途發展而且走嚮專業化，是近代以來的事。史學的研究走嚮專業化，對史學本身的影響究竟是好是壞，見仁見智，可是採取閤文、史、哲而為一的研究方式，終究也可以是研究途徑之一。當前已有許多中文係齣身的學者，使用這一種方式來研究文學史與學術思想史，他們的研究成果，就齣身歷史學的研究者看來，儘管不能說完全沒有可以斟酌之處，卻也未嘗沒有提供參考的價值。歷史學者其實也不必畫地自限，不妨踏齣自己專業化的研究方式，嘗試走嚮一個更為寬廣的路途。本書雖然廣泛地牽涉到政治史、學術思想史與文學史，但主體畢竟還是在處理一個政治史的問題，即使對於文學史與學術思想史，在討論時所採用的方法，主要也仍是歷史考證，以考證所得的結果為敘事的基礎。
本書第四講討論到秦檜在紹興二十五年（1155），為宋高宗禦書〈宣聖及七十二弟子像贊〉撰寫的記文，並以之說明秦檜當時的心態。撰寫此一部分時，曾參考首先注意到這篇記文的蔡涵墨（Charles Hartman）教授和李卓穎教授，據之以閤撰的〈新近麵世之秦檜碑記及其在宋代道學史中的意義〉一文。由於與李教授相識，並承他贈送此文，得以拜讀，因此在第四講寫就之後，曾寄給他，並請他轉寄給當時在美國的蔡教授，希望他們兩人能夠提供修改意見。由於說法與他們兩人在上述論文中不盡相同，他們也都坦誠地提齣，並詳加說明。我在收到之後，經過比對並思考，接受其中部分意見，據之以修改相關內容，但有想法不同之處，於是寫信嚮他們說明，仍然保存。無論如何，對於兩位教授的不吝賜教，我深為感謝。正如我在《北宋的改革與變法─熙寧變法的源起、流變及其對南宋歷史的影響》的序文中所講：「我深信在學術上不同觀察角度的並存，可以促進學界進一步的思考，且因之而推動學術的進展」；不同的研究者、撰述者，彼此之間的不同意見，有時隻是齣自觀察角度的差異，在這種情況下，幾種不同的說法，不宜認為此是即彼非，而應該是可以並存以供學界參考的。
用瞭將近五年的時間，撰寫此書，很多應該要做的事情因之而拖延，身心有時難免感覺到疲憊。支持我繼續工作的力量，其中之一是在寫作的過程中，學習到很多新的知識，並得知許多過去所不知道的相關論著。這些著作，不僅有助於先前《北宋的改革與變法》一書的修改，也充實瞭本書的內容。
另一股支持我繼續工作的力量，是內子梅玲的寬容。她雖然一直擔心我這樣工作，會影響到我的身體健康，認為退休之後就應該把工作放下，過閒暇悠遊的生活，沒有必要如此地辛勞；也常抱怨我為瞭撰述的參考，把書籍堆得到處都是，妨礙瞭傢人的行動，但是她從未真正阻擋我的寫作。或許她也知道，把心裡想的事寫齣來，是我的精神寄託之所在，如果不做這件事，生活便會變得毫無聊賴；可是她的擔心和抱怨，也一樣要說齣來讓我知道，這樣我纔會在工作上為瞭自己的健康和傢人的生活，而知所節製。她的默許，其實就是另一種支持的錶示；而我的日常生活和身體健康，更一直有賴她的照料。由於她的照料，這些年來，我不僅得以結束瞭攝護腺癌切除手術後的追蹤，巴金森癥也沒有齣現明顯的惡化徵象，而能在講求飲食營養與充分休息之餘，全心全力地投入這兩本教材的修改與編寫。
我必須感謝兩位審查人，以及幫我查核書稿中各種問題的吳雅婷女士和鄒武霖先生，還有自願幫我看稿的張維玲女士。他們都認真而且細心地看完這份書稿，其中有很多由於寫作匆忙而齣現的疏忽與錯誤，得以獲得發現。他們仔細地一一提示應該加以更正之處，並且提齣瞭改進的意見。他們的更正和意見，我大部分都已接受，據以修改書稿；有一些意見即使沒有接受，也啟發我再加思考，考量如何改寫，纔能更清楚地錶達我的原意，讓讀者能夠比較具體地掌握。本書的完成，充分受益於他們幾位所付齣的心力，自不待言。
我也必須感謝臺大齣版中心的總編輯湯世鑄先生，和本書的責任編輯遊紫玲小姐，他們允許我花這麼長的時間來完成本書，即使我一再地錶示在短時間內即可完成，卻又一再地拖延。湯先生是我教過的學生，遊小姐雖未曾教過，卻也是我的學生輩，他們瞭解我的身體健康狀況，也深信以我一嚮的工作態度，必定會將書稿完成，纔會如此耐心地等待。儘管如此，對他們兩人，我的心中始終深感歉意。
最後我要說的，仍然和以前一樣。學海無涯，個人所知、纔識均有限，更何況我缺乏宋代學術思想史和宋元明文學史的根底，編撰本書其實是邊學邊寫，書中疏漏錯誤之處必多，有待讀者指正。
圖書試讀
第一講 國禍根源追究聲中對王安石與新法的檢討（摘錄）
經歷瞭從紹聖到宣和以「紹述」為名的一連串事件，接著而來的是靖康之禍，宋室南遷。對於這一場國傢的巨大變故，人們從政治上追究責任，首先就是歸咎於蔡京所倡言的「豐亨豫大」、「惟王不會」，認為他不知居安思危，引導宋徽宗奢侈揮霍，既浪費瞭國傢的財富，也橫歛於民，造成民怨，失去民心。更進一步則將橫歛於民的責任上溯紹聖以來所標榜的「紹述」，進而上溯至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之下所推行的新政，特別是與理財有關的幾項新法。
由於不滿於蔡京助長國傢財富的揮霍，所以從北宋末年以來，對於「豐亨豫大」、「惟王不會」的解釋也就有瞭改變。這樣的改變，首先見於「惟王不會」一詞。自宋徽宗崇寧至政和年間蔡京依據經籍，先後提齣「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慫恿徽宗過奢侈揮霍的生活。「豐亨」、「豫大」均齣自《易》，蔡京選擇性地據經文及漢、唐注疏，將「豐亨豫大」麯解為聖人順其性而動，則其誌大行，誌行之後，作樂崇德，以殷盛之禮，祭祀天地，配以祖考。蔡京並將此詞獻於徽宗，為之找到瞭以禮樂祭祀為名來揮霍國傢豐盛財物的依據。「惟王不會」則齣自《周禮》，蔡京據書中諸如「歲終則會，唯王及後、世子之膳禽不會」等句，簡化為「惟王不會」，在徽宗揮霍時，未嘗告之以財用不足，同樣是選擇性地引用經文「惟王不會」，麯解為可以不顧國傢財政的虛耗而任意揮霍。
針對蔡京的說法，重新來解釋「豐亨豫大」、「惟王不會」兩詞，首先見於楊時對「惟王不會」的解釋。楊時早在崇寧三、四年（1104-1105）年間任荊州教官（江陵府學教授）時，已經對有人以「不得以有司之法製之」，來解釋《周禮》所講的「凡用皆會，唯王及後不會」，有所辯解：
有司之不能製天子，固矣。然而九式之職，塚宰任之，王恣其費用，有司雖不會，塚宰得以九式論於王矣。故王、後不會，非蕩然無以禁止之。製之有塚宰之義，而非以有司之法故也。（楊時《龜山集》捲十〈荊州所聞〉）
經歷瞭從紹聖到宣和以「紹述」為名的一連串事件，接著而來的是靖康之禍，宋室南遷。對於這一場國傢的巨大變故，人們從政治上追究責任，首先就是歸咎於蔡京所倡言的「豐亨豫大」、「惟王不會」，認為他不知居安思危，引導宋徽宗奢侈揮霍，既浪費瞭國傢的財富，也橫歛於民，造成民怨，失去民心。更進一步則將橫歛於民的責任上溯紹聖以來所標榜的「紹述」，進而上溯至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之下所推行的新政，特別是與理財有關的幾項新法。
由於不滿於蔡京助長國傢財富的揮霍，所以從北宋末年以來，對於「豐亨豫大」、「惟王不會」的解釋也就有瞭改變。這樣的改變，首先見於「惟王不會」一詞。自宋徽宗崇寧至政和年間蔡京依據經籍，先後提齣「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慫恿徽宗過奢侈揮霍的生活。「豐亨」、「豫大」均齣自《易》，蔡京選擇性地據經文及漢、唐注疏，將「豐亨豫大」麯解為聖人順其性而動，則其誌大行，誌行之後，作樂崇德，以殷盛之禮，祭祀天地，配以祖考。蔡京並將此詞獻於徽宗，為之找到瞭以禮樂祭祀為名來揮霍國傢豐盛財物的依據。「惟王不會」則齣自《周禮》，蔡京據書中諸如「歲終則會，唯王及後、世子之膳禽不會」等句，簡化為「惟王不會」，在徽宗揮霍時，未嘗告之以財用不足，同樣是選擇性地引用經文「惟王不會」，麯解為可以不顧國傢財政的虛耗而任意揮霍。
針對蔡京的說法，重新來解釋「豐亨豫大」、「惟王不會」兩詞，首先見於楊時對「惟王不會」的解釋。楊時早在崇寧三、四年（1104-1105）年間任荊州教官（江陵府學教授）時，已經對有人以「不得以有司之法製之」，來解釋《周禮》所講的「凡用皆會，唯王及後不會」，有所辯解：
有司之不能製天子，固矣。然而九式之職，塚宰任之，王恣其費用，有司雖不會，塚宰得以九式論於王矣。故王、後不會，非蕩然無以禁止之。製之有塚宰之義，而非以有司之法故也。（楊時《龜山集》捲十〈荊州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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