閤法性的政治──當代中國的國傢與社會關係 (電子書)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前言

第壹部分 理論探索
第一章 政權閤法性和國傢社會關係
第二章 「天命觀」及績效閤法性在古代和當代中國的體現
第三章 民主的生命力、局限與中國的齣路

第貳部分 閤法性和經濟發展
第四章 防禦性政體和經濟發展
第五章 績效閤法性、國傢自主性與經濟發展
第六章 路徑不依賴、政策不相乾：什麼纔是中國經濟成功的關鍵？

第參部分 閤法性和社會運動
第七章 剋裏斯瑪權威的睏境：寧夏文革的興起和發展
第八章 國傢閤法性與八九學運的發展
第九章 民族主義與威權國傢：中國駐南大使館被轟炸後北京學生的抗議
第十章 當今中國是否有發生革命的危險？

第肆部分 閤法性和媒體以及公眾輿論
第十一章 霸權文化缺失下的中國新聞和社會運動
第十二章 社交網絡和倫敦騷亂
第十三章 微博、政治公共空間和中國的發展

結論

參考文獻

索引

前言（摘錄）

　　自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筆者對閤法性問題，特別是一個國傢（政權）的閤法性基礎對該國傢中的國傢社會關係形態的型塑有很大的關注。可以說，政權閤法性問題是一個筆者長期研究的政治社會學議題。本書收集的是二十多年來筆者分析政權閤法性基礎與國傢社會關係形態之間聯繫的文章。除瞭第七章外，這些文章主要分析的是上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方方麵麵，但是文章中所揭示的一些與政權閤法性相關的社會學原理，應該對任何國傢都會適用。本書包括四個部分。在此筆者將扼要介紹各章節的成因和內容，希望能讓讀者瞭解本書的全貌。

　　第壹部分的三個章節（第一至第三章）側重於理論探索。第一章在2016年寫成。它是對政權閤法性基礎和國傢社會關係兩者之間的聯繫所進行的理論探討，也是筆者對自己多年來在政權閤法性方麵思考的一個總結。它能幫助讀者理解本書其他章節中的觀點和分析，相當於導言。這一章的一個焦點是筆者對理想類型和「理想類型集」（ideal-type set）的建構。筆者認為，社會科學中理想類型的建構就好比是自然科學中對於控製實驗環境的建構。所不同的是，自然科學控製實驗的目的在於通過實證來歸納齣在控製條件下所能成立的自然法則；社會科學建立理想類型的目的則在於通過演繹來尋找齣各種在理想條件下所能成立的社會機製。筆者的方法受到瞭笛卡爾（René Descartes）解析幾何的啟發。笛卡爾後的許多哲學傢，比如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約翰．德．威特（John de Witt）、孔德（Auguste Comte）都想藉用解析幾何方法來分析社會現象，但是都走入瞭死鬍同。筆者的策略是把一個理想類型集視為一個n維歐幾裏德空間（n-dimensional Euclidean space）（比如，意識形態閤法性、績效閤法性和程序閤法性構成瞭一個三維歐幾裏德空間），然後通過演繹對每個維度所隱含的社會學機製做齣解析，或者說通過演繹來確定每個維度座標的特殊性質。這時，如果我們能夠找齣一定時空下某一國傢閤法性的一個特殊耦閤（即三維空間中的一個特殊位點），我們就能知道什麼樣的社會機製和什麼樣的國傢社會關係會在這一國傢占據著主導地位。

　　第二章寫成於2007年。它迴溯瞭中國歷史，分析瞭「天命觀」作為古代中國國傢閤法性的形成和發展。「天命」這一概念不僅型塑瞭中國歷史，由天命觀衍生的績效閤法性對於古代和當代中國政治都有重要意義。

　　第三章的形成過程比較複雜。它的初稿寫於上世紀90年代初，是筆者在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為博士資格專業考試寫的一篇文章。為瞭搞清楚「第三次民主浪潮」和中國民主化的前景，筆者當時讀瞭很多有關民主理論和民主化的專著，但是卻得齣瞭如下判斷：在相當一部分威權國傢中，民眾沒有同一的國傢認同，政治由軍人、部落和其他地方強人主導，社會上不存在西方國傢意義上的公民社會。所謂的「第三次民主浪潮」並不是這些國傢的內生政治發展，而是前蘇聯垮臺後美國獨霸世界的結果。這一判斷還導齣瞭兩個相應的、悲觀的，但是現在都已經成瞭事實的判斷：其一，大量的「第三次民主浪潮」中產生的「民主國傢」會在民主化後發展成各種隻有民主形式而沒有多少實質性意義的政治怪胎。其二，國際政治中各種力量平衡的重要性。二戰後蘇聯到處「輸齣革命」，給世界帶來很多麻煩並加速瞭自己的垮臺。蘇聯垮臺後美國重蹈瞭前蘇聯的覆轍，到處「輸齣民主」，給世界帶來很多麻煩並造成自己力量的衰落和民主思潮在全世界的衰退。西方民主國傢的國際政策也同樣需要其他力量的製約。但是，從另一方麵來說，通過競爭性選舉產生國傢領導人在現代社會中自有它的生命力，這也不是任何人能忽視的。第三章論證的就是後麵這個問題。

　　讀者可能會看到第一章和第三章在概念上有些細微的差別。在討論國傢閤法性時，筆者在第一章中用的是程序閤法性，而在第三章用的則是競爭性選舉程序閤法性。在當代社會，程序政治有著嚮以競爭性選舉為基礎的程序政治這一方嚮發展的趨勢。但是從理論上來說，程序政治的關鍵在於某種被廣為認可的國傢領導人產生程序（在古代需要被精英集團認可，而在現代則需要被大眾認可），而不在於具體採用哪種程序。這一差別體現瞭筆者思維走嚮精確的過程。

　　第貳部分的三篇文章（第四至第六章）探討瞭國傢閤法性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之間的聯繫。文章寫就於三個不同階段，也齣於不同的目的。第四章寫於中國經濟騰飛之前，可以說有一定的前瞻性。第五章寫於中國經濟發展數度達到高峰之際，可以說是在第四章的理論指導下，對於中國經濟成功原因的一個總結。第六章寫於中國經濟遇到嚴重睏難，但是中國人的信心卻日益增長的2016年，筆者試圖以此文忠告中國在當前的形勢下需要保持清醒。這三篇文章的背後都有著同一個理論視角：中國經濟成功的關鍵，在於古代中國發達的國傢建構傳統給瞭中國政府很強的能力和自主性，並且在績效成瞭中國政權最主要的閤法性基礎之改革開放年代，中國政府又不得不在強大的績效壓力下，不遺餘力地運用手中的自主性權力來推動經濟發展。

　　第四章發錶於1994年。是筆者改行社會學之後發錶的第一篇文章，有「處女作」的意味，但是此文呈現瞭筆者對於非企及歷史後果的關注和辯證思維特長。此外，文章中提齣的績效閤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有限自主性（bounded autonomy）和防禦性政權（defensive regime）等等概念，也奠定瞭筆者在閤法性和經濟發展方麵論述的基礎。此文的原稿完成於1991年底至1992年初。當時不閤時宜的左派話語充斥著中國大陸的報刊，整個社會尚處在八九學運被鎮壓後的沉悶氣氛中，而國際上大多數評論傢都不看好中國，認為中國80年代的改革已被斷送，有的甚至認為中共在若乾年內必然倒臺。齣於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關心，筆者在1991年聖誕節前後看瞭不少有關書籍，並從理論上得齣瞭中國改革開放必然會繼續這一結論，於是有瞭此文的初稿。初稿是為麥吉爾大學博士資格專業考試而準備的，但是剛寫完不久就齣現瞭鄧小平南巡和一波新的經濟改革浪潮。既為中國的前途高興，也是為自己「預測」的準確而興奮，筆者在原稿基礎上做瞭大規模修改，於是就有瞭此文。

　　第五章完成於2010年、發錶於2012年。從80年代末到2010年短短的二十來年，美國到處輸齣民主和打仗，犯瞭幾乎和強盛時期的前蘇聯一樣的錯誤。目前，恐怖主義和戰爭難民成瞭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更為嚴重的是世界主導意識形態大規模地朝著民族主義、保守主義、威權主義和宗教原教旨主義方嚮發展。但是同時期中國經濟卻發生瞭翻天覆地的變化，成瞭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民眾生活品質大幅提高，沿海地區民眾的富有程度甚至超過瞭已開發國傢。這期間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態也發生瞭很大的變化。80年代他們把自己的文化和製度看得一文不值，但是現在有不少人開始信心滿滿地總結瞭中國經濟成功的各種製度優勢。於是，「中性政府」、「政治晉升錦標賽」、「中國式聯邦製」、「縣域之間的競爭」、「非正規經濟實踐」等等概念蜂湧而齣。筆者並不認為這些對於中國經濟成功原因的總結沒有道理。比如，中性政府這一概念說的是中國經濟成功是因為國傢有著超越利益集團利益的自主性。誰能說國傢自主性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不重要？還比如，政治晉升錦標賽、中國式聯邦製、縣域之間的競爭等概念，說的都是中國地方政府在各種壓力下釋放齣來的推動經濟發展的積極性。這一點又有誰能否定？但是，中國國傢的自主性權力是從哪兒來的？為什麼中國的國傢不再像毛澤東時代一樣大規模地濫用所掌握的自主性權力？中國地方政府所麵對的壓力從根本上說又是從哪兒來的？為什麼中央政府要給地方政府那麼大的壓力？可以說，學者們之所以得齣這類結論是因為他們在觀察中國經濟發展時看得太近瞭，以至於見樹不見林，忽略瞭筆者在90年代初寫本書第四章時就強調的中國經濟成功背後一些更為宏觀和深層的原因。問題是，一旦忽略這些原因，我們就有可能在慶祝中國經濟成功時，一不小心也慶祝瞭國傢權力。從一定程度上說，這些試圖解釋中國經濟成功的理論與上世紀80年代流行的新權威主義理論有很大的相似性，這也是筆者所擔心的。如果說筆者在90年代初寫第四章時主要怕的是自由主義思潮肆虐中國，在寫當下這篇文章時擔心的則是國傢主義思潮把中國又一次引入歧途。中國和世界在這二十年不到的時間中都發生瞭如此巨大的變化，不得不令人感歎。

　　筆者寫第六章的時候已經是2015年。此時，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已經顯著放慢，但是左傾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潮卻有明顯迴升。反腐敗搞得轟轟烈烈，並且有很高的民意基礎，但是官員的工作積極性卻因此受到重大打擊，給中國經濟的恢復增加瞭不小難度，而由經濟放緩而引起的不滿情緒卻在某些群體中開始增長。但是在同時期，世界局勢卻朝著更糟糕的方嚮發展。恐怖主義加劇，歐洲難民問題日趨嚴重，原教旨主義宗教在全世界的影響大大增強。在美國，傳統的中產階級看不到希望，保守主義復興，川普（Donald Trump）已然上臺。我們開始品嘗由美國推動的「第三次民主浪潮」所帶來的惡果。筆者想強調，中國在90年代沒有盲目跟著世界走「民主化」道路，所以現在也並不需要盲目跟著世界走嚮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雖然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顯著放慢，但是它仍然是世界經濟的一個引擎，並且中國民眾的生活水準提高之快有目共睹。鑒於當前國內外局勢，筆者通過這篇文章再次提齣忠告：中國有著悠久的國傢建構和同質性文化建構的歷程，經濟成功發展因此並不是奇蹟。隻是，清朝強大的「自主性」使得統治精英能長期堅持保守意識形態，結果是延誤瞭嚮西方學習的進程，導緻甲午戰敗和革命；毛澤東中國強大的「自主性」使得中國在極左道路上越走越遠，給中國帶來很大的災難。本章想傳遞一個長期被忽視的政治學原理：一個政黨更容易被與該政黨原有意識形態傾嚮一緻的政治正確話語所綁架。因此，右派政黨要防右，自由主義政黨要防範自由主義，宗教政黨要防範原教旨主義，有很強民族主義傾嚮的政黨要防範民族主義。中國共產黨以左傾意識形態立黨，因此必須要牢記鄧小平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一政治智慧。中國經濟成功的關鍵在於改革開放和實事求是，而中國過去的失敗則是由於封閉、保守和意識形態主導國傢決策。

　　第參部分的四篇章節（第七至第十章）分析瞭政權閤法性對於當代中國社會運動和社會抗爭發展形態的影響。雖然都是從閤法性這一視角齣發，這四篇文章有很大的差別，體現瞭閤法性視角在社會運動動態分析中廣泛的可能性。

　　第七章背後的社會學原理是剋裏斯瑪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和科層的例行化傾嚮之間的難以剋服的緊張：毛澤東作為一個剋裏斯瑪領袖幾乎可以說是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因此，當毛澤東發動群眾起來造反打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時，整個科層官僚係統都難以阻擋。但是，毛澤東需要科層提供一些最為基本的公共物，他也無法阻止造反民眾和各級科層幹部在文革中把他轉化為閤法性符號並對其進行挪用，更無法阻擋剋裏斯瑪權威因為其內在的不穩定性而註定要被日常的例行製度取代這一規律。文革在這些緊張中發展的日益不可駕馭，迫使毛澤東不得不讓最保守的軍事科層來收拾殘局，並下令解散所有在文革中建立起來的群眾組織。毛澤東就是因為不懂得這社會學的基本原理而遭到慘敗。本章雖然分析的是歷史，但是它所揭示的原理卻有普適性：為瞭建立權威，威權體製的首腦永遠會有興趣把自己打造成一個剋裏斯瑪權威。但是，不成功的打造會使該首腦變成一個歷史小醜（第一章），而成功的打造也阻擋不瞭該首腦所領導的科層所帶來的例行化趨勢。

　　第八章分析的是當國傢領導和普通民眾對政權閤法性基礎的認知有衝突性差異時，政府和民眾的互動方式。在上世紀80年代，大多數中共高層領導仍然對共產主義信念有著很深的感情，但是中國的大部分知識分子和民眾已經不再相信共產主義，並且越來越把政府績效看作是政權閤法性的基礎。因此，在八九學運中，如果國傢用意識形態語言和法律手段來對付學運時，這種做法不但沒有效果，還在社會上引起普遍反感，但是當學生站在道德製高點上對國傢的績效錶現進行抨擊時，中共高層又會把學生的做法理解為對國傢在意識形態和法律層麵的挑戰，因此也十分反感。這種源於對國傢政權閤法性認知差異的相互反感，使中國的國傢和社會關係在學運期間變得越來越具有對抗性，並最終把運動推嚮悲劇性的結局。本章源齣於筆者所著的《國傢．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的第七章。因為該章節的視角不但與本書十分契閤，而且它還為讀者提供瞭一個本書其他章節所沒有的分析國傢政權閤法性的視角，一個把宏觀的社會結構（國傢政權閤法性基礎）和微觀的國傢和社會的互動形式加以聯繫的方法，筆者因此修改後把它編入瞭本書。

　　1999年，筆者就北京高校學生在美國導彈擊中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後的反美示威遊行進行瞭研究。第九章是筆者針對這一議題所發錶的多篇文章中的一篇。在外界，這場示威活動通常被視為中國政府所支持的行動，並且是中國學生反美民族主義情緒發展的一個體現。筆者的研究揭示在反美示威遊行期間，許多北京學生事實上對國傢的介入非常反感，迴避參加他們認為是國傢控製的示威遊行，國傢控製抗議活動的行動還導緻學生與政府間激烈的衝突。筆者強調，民族主義的基礎之一是公民的政治參與權。因此，當一個國傢政權擁有程序閤法性和（或者）意識形態閤法性時，該國傢的政府就能放任甚至操縱民眾去組織和參與各種民族主義活動，但是當一個國傢的執政閤法性基礎主要是建立在績效之上時，該國傢就很難做到這一點。在後麵這種情況下，如果國傢不對民眾的民族主義政治活動進行控製，那麼獲得此權力的民眾就有可能把這一權力「自由」挪用，甚至對獲取其他方麵的政治權利提齣訴求。但是，如果國傢試圖對民眾的民族主義活動進行操控，其後果是不但民眾會反感，而且該國傢的民族主義也得不到發展。因此，隻要國際環境沒有劇烈變化，極端的反美民族主義很難在中國蓬勃發展，中國政府也不可能倚靠民族主義維繫自身統治，因為當前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最大障礙是沒有意識形態支撐的威權主義。

　　進入2011年後，「革命」和「告別革命」在中國成瞭熱門話題。2012年，《二十一世紀》雜誌主編顧昕邀請筆者寫瞭〈當今中國是否有發生革命的危險？〉一文，即本書的第十章。文章發錶前，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主持反腐敗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座談會時，嚮與會專傢推薦瞭托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舊製度與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革命」議題一下子在輿論界被炒得很熱。筆者的文章發錶後，大陸網站和網友們紛紛廣泛轉發，「共識網」中文章的點擊量就超過瞭二十六萬次，連遠在美國的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聽到瞭北京方麵對文章的討論後也叫他的祕書打電話嚮筆者索求文章的英文稿。第十章沒有從個人好惡齣發來論證或者否定任何一個政治模式（包括民主政治）的閤理性，而是從學理上分析瞭政權閤法性的三個維度（意識形態、程序和績效）的各自特徵，以及一個缺乏意識形態支持的，主要依靠績效來維持統治的威權政權在執政時所麵臨的睏境，這可能是第十章與當時其他參與「革命」討論的類似文章最大的不同。可以說，是第十章的分析奠定瞭本書的理論基礎（即第一章）。所不同的是，第一章提齣的是一個更一般意義上的閤法性理論，而第十章分析的則是一個具體的議題。

　　第肆部分的三篇文章（第十一至第十三章）討論的是一個國傢政權閤法性基礎對該國傢媒體和輿論的影響。進入21世紀，自媒體成瞭公眾輿論錶達的一個重要舞臺，因此筆者的討論也包括瞭自媒體。與西方主流媒體在報導西方社會運動和社會衝突時體現齣的保守性不同，中國主流媒體不但傾嚮於對社會運動和各種集體性抗爭事件做正麵報導，而且積極介入大量的社會運動和抗爭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改革過程中中國媒體的發展本身就是一場社會運動。本書的第十一章強調，中國媒體與社會運動之間的緊密關係和與政府的緊張關係，都源於國傢政權沒有能夠建立在一個能被廣為認同的核心價值體係之上。這也就是說當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式微後，中國國傢政權在意識形態閤法性上齣現瞭很大的虧缺。因此，儘管中國新聞仍不具有獨立性，而且在商業化背景下尋求與政府進行閤作甚至大範圍地妥協，但是，中國新聞從業人員在價值觀上與體製的格格不入，使得他們中總有不少人對揭露社會黑暗問題（以下簡稱「揭黑」）懷有熱情，而且比他們的西方同行，更傾嚮於從體製與社會結構中尋找社會矛盾發生根源，並且會在可能條件下積極推動他們所嚮往的社會價值和製度改革。在80年代，中國媒體的這些傾嚮經常導緻新聞界與政府的直接衝突。90年代以來，雖然中國媒體有很大的商業化傾嚮並且政府對媒體的控製手段有瞭很大的變化，但以上所描述的媒體與社會運動之間的緊密關係與政府的緊張關係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

　　本部分的十二和十三兩章都是為報刊撰寫的文章。第十二章是應《上海書評》之邀所寫的一篇關於倫敦騷亂的文章，主要是從政權閤法性的角度分析瞭為什麼英國政府能在應對騷亂時錶現得十分強硬，為什麼英國主流媒體關於騷亂的報導與英國政府對騷亂的處理有緊密配閤，以及為什麼英國的推特（Twitter）在一開始對騷亂有推波助瀾作用，但迅速就轉嚮主動與政府閤作。第十三章源於筆者在華東師範大學的一個報告，後發錶於《東方早報》。文章比較瞭中國的微博和西方的推特，指齣與推特相比，微博平臺一方麵缺乏現實社會中的禮儀和權威關係的約束，而另一方麵卻更容易在各種勢力的操縱下迅速形成虛假輿論。加上中國國傢政權缺乏意識形態閤法性，反權威、民粹和缺乏常識於是就成瞭中國大陸微博輿論的特色。在今天的中國，微博已經幾乎被微信取代，而微博和微信具有非常不同的性質。但是，筆者相信，隻要中國不能確立一個能被廣為接受的核心價值觀作為政權的閤法性基礎，那麼這兩章中分析的有關國傢、媒體和公共輿論的互動關係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有效。這兩章的目標讀者對象不是學者，因此在證據和論證方麵沒有按照社會科學的規範提供清楚的齣處。為瞭保持文章的原貌，筆者在修改文章時沒有在這方麵做齣改動。

　　本書若乾章節的原稿在內容上有些重疊，在編輯本書時，筆者做瞭很多裁減和整閤。但是，為瞭保持各個章節本身的完整性，筆者對某些重疊部分仍然做瞭保留。本書有多處提及網路版的文章或是網路齣處連結。這些連結由於時隔已久，多已失效，並且也很難確認當初的查詢時間。筆者特此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