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之後，回到生活的百態──短篇小說再出發的契機 郝譽翔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台灣的短篇小說似乎越來越處在一個尷尬的位置了。
隨著報章媒體的變化，副刊已漸少刊登小說，而文學獎也不再具有昔日的影響力，難以締造文學的新風潮，至於網路、部落格的普遍興起，更是引走了不少眾人的目光。也因此，過去以報紙副刊、文學獎作為主要載體的短篇小說，便逐漸地失去了發表的空間，而精采的作品也就越發難得一見。換言之，台灣的小說彷彿正在不知不覺中，經歷著一場無聲的革命，值得我們去密切地觀察和注意。
其實，在二十世紀的台灣文學史上，短篇小說一直是位居主流的文類，尤其是在一九八○年代報紙媒體蓬勃發展的時期，更是達到了巔峰的狀態。一群八○年代在副刊、文學獎崛起的小說新秀們，如今多已是台灣文壇四年級輩的重量級作家，譬如袁瓊瓊、朱天心、朱天文、張大春、李昂、黃凡等，均是以寫作短篇小說見長。不過，這種情形在最近十年以來，卻已經慢慢地改變了。在台灣報紙增張之後，資訊快速膨脹，生活中的日常消費娛樂也日趨多元，而需要細嚼慢嚥、耐心品味的文學小說，便逐步地從報紙的版面上撤離了，消失了。這種現象，固然讓文學的愛好者感到些許遺憾、扼腕，但是就小說的寫作而言，卻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當小說不再受到每日版面字數的限制，也不再受到副刊主編、文學獎評審的主宰，或是承受獎項的光環、主題意識、乃至於文學使命的重負之時，小說才又回歸到了出版市場，回歸到了它本應具有的常態，而得以自由自在地揮灑。於是，很自然地，到了五年級這一輩的作家們，便多把創作的重心轉移到長篇小說之上，譬如成英姝、陳雪、駱以軍、鍾文音，甚至是更年輕一點的吳明益等等，都在短短的幾年之間，在長篇創作上交出了耀眼的成績單。而他們不論是在寫作的質、或是量上，平心而論，都已經足夠和四年級的前輩作家們並肩，甚至是超越。
長篇小說以其之長，所能容納的人事、情節與意念，當然都要遠遠超過一則短篇。也因此，這些年來長篇小說的大量出現，是一個十分可喜的趨勢，說明了即使大環境的不景氣，社會日益功利淺薄，而媒體的快速娛樂化、「蘋果化」，也都沒有扼殺台灣文學求新求變的活力，甚至反倒讓創作者更加能夠沉潛、安靜下來，專心地醞釀出一部深刻而且豐厚的作品。不過，這種轉向雖然可喜，但短篇小說所面臨的發展與困境，卻又不免令人悵然了。
這種現象也提醒了我們，台灣文學在不經意中出現的某種偏廢，過去，太過重視短篇小說，而如今卻又是嫌不足。但我私下卻仍要樂觀地以為，或許在這個乍看之下，對短篇極為不利的時刻當中，才真正是小說創作得以重新再出發的契機。而經過這一番的沉澱和洗滌，我也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必定會開出一個短篇小說的新格局。
也就是說，現在可能正是我們重新反省，並且思考短篇小說此一文類的最佳時刻了。長篇小說雖然可以鋪陳情節，引人入勝，但是，要如何寫作一個成功的短篇呢？而短篇又有哪些優點，為長篇所不及？一個好的短篇小說，其實就如同是一段迷人的旋律，在一瞬之間，便足以使人永誌不忘，譬如海明威、喬伊斯等真正膾炙人口的作品，竟都是短篇。
反觀台灣，從八○年代末期以後，短篇小說便挪用了大量後現代、後殖民乃至於女性主義理論，再加上文學獎的重擔，導致文辭炫麗，形式前衛，理論臃腫浮誇，但相對地，卻往往稀釋掉了生活中的血肉與情感，而我以為，這些對於短篇小說而言，都是弊大於利的。短篇小說與長篇最大的不同點，正在於它的篇幅短小，以致作者必須對於人、事或物，具備一定的洞察目光，以及一針見血的、提煉現實的能力，才能去蕪存菁。而長篇則不然，它形同是一次長途的旅行，或是一段思索開展的過程，所以容許作者去雄辯滔滔，收冗百端，置入各式的理論和形式的辯證。
長篇是生活的全面；但短篇卻只是一個生活中的切片，追求的是簡潔、俐落、乾淨，只要單一的事件、人情，甚至是開出一個新的視角，而在頓悟的片刻，便足已震懾人心。
也因此，台灣過去的短篇小說其實都有負載超重、用力過度的弊病，作家彷彿是在傾長篇之力，去寫作一則短篇，以至小說臃腫雜蕪，而且更因不夠澄澈透明，而出現了左支右絀的窘態。故我以為，也唯有當所有的理論都一一退燒、剝落之後，文學獎的重擔卸去，回到生活，以一種輕鬆且簡單的態度，反倒才能夠出現好的短篇小說。
回到生活，看似容易，但其實需要一種靈視，一種過人的發現，一種逝而復返的魔力，可以化腐朽為神奇。於是，想像力以及發現的趣味，便顯得至關重要了，而這也竟是台灣短篇小說中向來缺乏的一環。六○年代的現代主義小說，模仿國外作品，斧鑿痕跡畢露，以至於蒼白貧血。而七○年代鄉土文學又背負社會改革的重擔，口號的呼喊，經常淹沒了對於現實的凝視。而八○年代又陷入理論的遊戲，作家自建迷宮，直到最後，走入死胡同中，還困不知返。如此看來，二十一世紀反倒是一個短篇小說最為自由的年代了，在擺脫了模仿西方、社會使命以及理論的遊戲之後，小說終於可以回到生活了，自在的呼吸，以自己的方式，重拾創作者最為可貴的天賦——對生活進行一種創造性的靈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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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能夠透過這本二○○六年的年度小說選集，去體現出小說家們如何去除陳腔濫調，以文字捕捉住生活中乍現即逝的靈光，甚至導引讀者，進入一個充滿想像力以及感受力的神祕天地。而那過程，就宛如是一瞬之間的神啟，拭去翳障，偶開天眼。
夏曼．藍波安〈漁夫的誕生〉正是這樣的一篇小說。我以為，夏曼透過蘭嶼達悟族的語言、生活，乃至宇宙觀，不僅是豐富了台灣文學的樣貌，而且更具有啟發意義的是，他為讀者開出了另外一種詮釋生命、看待宇宙的可能性。譬如在〈漁夫的誕生〉中，形容不同於一般常人的安洛米恩是「靈魂被魔鬼偷走的男人」；而在光天化日之下，則形容是在「天空的眼睛下」，類似的描寫層出不窮，彷彿在我們生活的周遭，除了肉眼可見的事物之外，還處處隱藏著無形的神祇、惡靈，正在注視著人類的一舉一動。而人處在大自然的懷抱中，遂顯得如此的無知、渺小和卑微，必須謙虛地接受自然的淬鍊，學會安靜下來，忍受孤獨與靜默，傾聽海浪、魚群，甚至是父祖輩諄諄教誨的聲音。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扶持，也是〈漁夫的誕生〉一篇的主題，在安洛米恩的帶領下，達卡安才逐漸認識到海的情緒，也認識到黑暗和恐懼、神聖與和平，甚至認識到這群生活在島嶼邊緣的人們，以及島上的妓女、老闆的智障養女等善良而真摯的靈魂。〈漁夫的誕生〉可說為台灣小說開出了一個新的美學視野。
駱以軍〈神棄〉一篇，同樣借用了大量的神話傳說，但與夏曼不同的是，〈漁夫的誕生〉是來自生活的具體實踐，而〈神棄〉的素材，卻是來自於大量的史籍和天馬行空的想像。駱以軍在小說中拼貼了許多的史料，以書寫一群消失於時光之中的「黨項族」，但作者當然意不止於此。〈神棄〉一篇，其實延續的是駱以軍自從《月球姓氏》、《遠方》以來，所一而再、再而三描述的「棄的故事」。試圖從自己的家庭、家族，乃至於〈神棄〉之中的國族，去刻畫一批流亡者、漫遊者，或是在〈神棄〉中所謂的「被放逐遺棄之人」，一批形同《山海經》中人獸不分的「非人」的隊伍。駱以軍的「黨項族」，更不禁讓人聯想到朱天心的「漫遊者」，或是朱天文的「荒人」與「巫」，都可歸於王德威所謂的「遺民文學」的脈絡，也都在借用瑰麗的幻想與出入古今史籍的雄辯，來隱喻外省族裔的流亡身世。
〈明月夜〉則是王文興四十年以來，絕無僅有的一個短篇創作，字字考究，但卻不落痕跡，因為全篇文字讀來非常乾淨、易懂，不像《背海的人》一般難以卒睹。不過，他的用心卻是埋在字裡行間，必須讀者耐心地比對，就像是在進行一場推理的習題，或是版本之間的句讀與校對。換句話說，〈明月夜〉是一篇看似簡單，其實還頗耐人咀嚼的小說，它以《履園叢話》中的一則筆記開始，描寫台灣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劉基培，在讀了這一則筆記後，恰好去到福州出席研討會，但卻在旅館中，巧遇到兩位彷彿從筆記中走出的紅衣男子，而結尾處，劉基培又遇見了與筆記中同姓名的男人「王茂才」。〈明月夜〉處處與《履園叢話》筆記的情節相互應和，而一場莫名的大火，更是揭露了命運之中的偶然和巧合，彷彿有另外一個世界與此刻並存。王文興向來便偏愛中國傳統誌怪小說、筆記以及《聊齋志異》，也因此，〈明月夜〉的戛然而止、神祕氛圍，以及真假難分的思維，無一不讓人聯想到中國傳統小說的美學。
正如〈明月夜〉所描寫的，生命中必然有偶開天眼的神秘片刻，而我們又要如何去穿透現實，揭發、或是照見另外一個世界，另外一種秩序呢？生命是如此的多層次、多姿態，肉體與靈魂，現實與夢境，真實與虛構，生與死，彷彿都會在一不小心之間，就會穿越了疆界。而李儀婷〈躺屍人〉一篇，便是透過生死難分的混沌，重寫台灣島嶼北部的一角：金山，而到了她的筆下，金山也居然別有一番魔幻的面貌。〈躺屍人〉中寫道：「居住在這個死人比活人多很多的村莊裡，一定要想辦法像個死人，要不然沒辦法繼續在死人堆裡繼續存活。」在雖生猶死、雖死猶生的兩個世界平行對照中，死亡竟然也不再可怖了；而生，竟然也就不再枯燥、乏味與單調。
想像力，正是小說家得以照亮世界的魔棒。也因此，許多精采的短篇小說，其實都是虛構的寓言故事，但卻往往比單純的社會寫實還來得更加逼近、真確，做出更加犀利的剖析，於是一則好的寓言小說，不僅讓人讀來輕鬆、愉快，更能揭示出社會人生的真相。賀景濱〈一位人類學家的田野調查報告〉便是這樣一篇充滿想像力，令人不禁要會心一笑的寓言小說。他以人類學調查報告的科學語言，撰寫「大丸島」民族誌，但卻處處可見對於台灣社會的影射和嘲諷，將台灣人的「矛盾統合性」描寫得活靈活現：「讓人驚訝的是：矛盾並沒有在他們身上產生任何衝突，反而經由某種極奧妙的心理轉化，而達到高度的和諧狀態。」不過，在這樣一番的嬉笑怒罵之餘，作者也不免憂心忡忡，對於這一座虛張聲勢、浮誇妄想的小小島國，敲下了最後的一記警鐘：「特權的氾濫和橫行，而且一味專注財富的追求，也會犧牲掉某些可貴的文化體質。如今，以氏族為結構基礎的傳統大丸社會，正面臨著崩潰解體的命運。」戲而不謔，哀而不傷，便使得〈一位人類學家的田野調查報告〉不但是一則寓言了，也是一則島國的哀歌。
邱坤良〈圍樓紀事〉同樣也是寓言體小說，他以輕鬆幽默的筆調，將官場比喻成為一座龐大的企業體系，人人各司其職，而「我」卻自在遊走其中。有趣的是，職場乃至於官場的題材，與我們的現實生活緊密扣合，但自從王禎和以後，卻一向鮮少有作家處理，故〈圍樓紀事〉可說是少見的反映現實，但卻又不會黏著於現實的小說，成功地以寓言體的方式，把職場、學院、文化產業，乃至於台北的街景，都寫得既幽默，又風趣，兼具諷刺的喜感，但又不會流於尖刻；溫暖，卻又不會過分耽溺。當小說中的主角「我」，以一種自在的態度現身時，人雖然還是置身在龐大的社會體系之中，但卻已不再疏離，不再異化，更不再被宰制，而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瀟灑的遊走姿態，創意便從中油然而生。
張萬康〈大陶島〉更是一篇極盡誇張與諷刺之能事的作品。小說所描述的省籍問題、老兵等故事，都已經不再新鮮了，但〈大陶島〉卻能夠在陳舊的題材中，開出了大膽創新的寫法。張萬康在小說中置入五花八門的語言，以及台灣當前的社會百態，葷素不忌，從好萊塢的戰爭片《獵風行動》、尼可拉斯凱吉，到可口可樂、徐蚌會戰一一八師坦克兵、大陳島、《魔戒》、電視台女主播、總統府、AV女優、國語、台語、英語以及時下年輕人的流行口語……，古、今、中、西、雅、俗全都拼貼在一起，成功地描寫出台灣社會的亂象，而在最荒謬的時刻，也正是最為可悲的時刻，歷史悲劇與當下的喜感，混雜難分。〈大陶島〉在無奈、狂躁、瘋狂、戲謔之餘，更是翻新了「老兵文學」的悲情傳統。
被封為「千面寫手」的甘耀明，在〈香豬〉這篇小說中，再度將他最擅長的狂想能力，發揮到淋漓盡致。〈香豬〉的內容或許與歷史不符，也不可能會出現在日據時代的真實生活中，不過，甘耀明式的狂想曲以及文字風格，恐怕意在天馬行空的吹牛、漫扯，故我們也不妨暫時放下嚴肅的史實，把〈香豬〉這篇小說視為一齣各式人種、族裔，甚至是飛禽走獸、野豬、公雞、香魚……輪番上場，各盡誇張、出醜、表演之能事的黑色喜劇罷了。而小說最後，以香豬爆炸收尾，更宛如是一場夜空中燦爛的煙火表演，令人目不暇給。
死亡，恐怕是所有小說家都得要嚴肅以對，並且無從迴避的主題。然而，死亡如此沉重，我們又要如何書寫？又要以何種言語，來述說這一無人能夠得知的經驗？這也是我為什麼特別喜歡鄭清文的〈阿子之死〉了，死亡能夠寫到如此簡單，如此純淨，如此節制，如此淡漠，然而未曾說出口的，卻要遠遠超過已然說出的，而透過一個未受汙染的孩子的目光，去看待生命底層隱藏的幽暗陰影，而死亡的巨大與無言，也越發顯得真實、神祕、無邊無際。
書寫生命與死亡，賴志穎〈獼猴桃〉更是今年不容錯過的一篇小說，它得到林榮三文學獎大獎，可謂實至名歸。全篇小說的筆法如同散文，但卻句句真摯，因此形式已經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作者以平實溫婉的語言，寫出了母子之間動人真摯的情感，不落一點俗套。〈獼猴桃〉仔細地描寫母親接受癌症治療的過程，有心疼，有不捨，有掙扎，有後悔，鄙夷、自卑、厭惡、同情、自私……，而作者不迴避人性中的怯懦，也勇敢面對未知命運的惘惘威脅。最令人動容的是，〈獼猴桃〉大膽且誠實地剖露疾病的本質：「妳的靈魂被疾病撕裂，露出了隱藏在原我之中的那個更赤裸的人格，妳已經不是原本的妳了。原本的妳積極、好事、樂觀、多話；現在的妳懶散、畏縮、悲觀，還是一樣多話，但沒人愛聽。原本的靈魂充滿包裝，現在，妳連人最基本的裝飾，頭髮，都沒了。」死亡和疾病的可怕，原來不僅在於它侵犯我們的肉體，還在它步步進逼我們的靈魂。
於是死亡，是一種對自我的重新認識和治療。林俊〈遠行〉中透過父親的病與死，進而遠遊，重行台灣，彷彿因此才能夠重新認識腳下的這塊故土，感到體內與父親相通的血緣，而過往的記憶與生命，更要透過凝視父親邁向死亡的肉體，才緩緩浮現。在〈遠行〉中，走得越遠，便把生命的真相看得越加清楚，就像唯有透過死亡──一趟最遠的旅行，最長久的別離，才能夠認識彼此骨血的聯繫。
在小說中，死亡與自殺，並不是一個陌生的題材，但重要的是，死亡要如何才能產生意義。王振宇〈教學意見調查〉便是一篇相當特殊的作品，它描寫的雖然是一則自殺事件，但卻不會故作沉重，反倒以極為克制的淡筆來述說，語調從容、平穩，也因此，它最成功的地方在於氛圍──於不動聲色的寧靜之中，緩緩揭示出一場生命底層最為無解的悲劇。難得的是，作者寫的雖是人際之間的疏離與冷漠，但卻一點都不教人感到頹喪，或是灰心，反而是生出了一股靜謐與和平，而在時光的緩慢流逝之間，看到了人與人彼此的寬容、體諒和理解。
這些年來，隨著外籍新娘的增多，兩岸關係的改變，台灣的市井社會也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可惜的是，卻幾乎看不到一篇小說，可以精采地描繪出台灣底層民眾生活的現況。也因此，當我讀到〈你有看到我媽媽嗎〉這篇小說時，不禁眼睛為之一亮。這篇小說藉由一個女孩子找尋母親，在街上遊走的過程，流暢而且自然地勾勒出台灣民眾的百態：收破爛的老人、越南新娘、打牌的婆婆媽媽、解籤的廟公、麵攤、吸安的青少年、趕時髦的小女生……，小說中的人物是如此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教人不得不佩服作者敏銳的觀察力，以及生動活潑的文筆。小說末了，在街上林立的「美麗新世界」和「天堂已近」的標語中，女孩仍舊找不到母親，淡淡的嘲諷，成功地總結了這一篇描寫台灣街坊生活的小說。
丁允恭的〈擺〉則是一篇布局精緻的小品，以懸掛在陽台之間的男人，隱喻生命中的徘徊、抉擇、謊言與背叛。而許正平的〈光年〉，同樣寫情愛之間的兩難，有甜美的青春夢幻，也有同性與異性曖昧的情愫，而純真已然失落，童年不再。讀畢今年的短篇小說，我非常愉快，因為它們都是如此的真實、清新、自然，無須戴上艱澀的理論，或是華美的詞藻。它們各有各的自由姿態，我很難為之下一定論，或將其歸類，因為它們無一不是來自生活，也因為生活，原本就是百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