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名作+张爱玲的译笔=空前绝后的文学飨宴
张爱玲逝世15週年全新改版
◎特别收录电影「断头谷」原着〈无头骑士〉!
张爱玲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获得文坛瞩目,然而大家多半忽略了她在翻译方面的才华。张爱玲的翻译作品主要集中在一九六○年代,类型则广涵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与文学评论。翻译界的权威人士认为她的翻译技巧与语言运用都十分有个人特色,而「译者张爱玲」的身分无疑也影响了日后她中英文并进的创作型态,其中部分作品甚至是先以英文创作,再重新改写成中文。所以无论是想要更深入了解张爱玲,还是研究「张式」的翻译艺术,这本书都是绝对不可或缺的!
作者简介
张爱玲
本名张煐,一九二○年生于上海。二十岁时便以一系列小说令文坛为之惊艳。她的作品主要以上海、南京和香港为故事场景,在荒凉的氛围中铺张男女的感情纠葛以及时代的繁华和倾颓。
有人说张爱玲是当代的曹雪芹,文学评论权威夏志清教授更将她的作品与鲁迅、茅盾等大师等量齐观,而日后许多作家都不讳言受到「张派」文风的深刻影响。
张爱玲晚年独居美国洛杉矶,深居简出的生活更增添她的神秘色彩,但研究张爱玲的风潮从未止息,并不断有知名导演取材其作品,近年李安改拍〈色,戒〉,更是轰动各界的代表佳作。
一九九五年九月张爱玲逝于洛杉矶公寓,享年七十四岁。她的友人依照她的遗愿,在她生日那天将她的骨灰撒在太平洋,结束了她传奇的一生。
导读
勾沉与出新
【中研院欧美所研究员兼所长】单德兴
「作家张爱玲」众人皆知,但「译者张爱玲」知者相对较少,至于她在翻译方面的成就与贡献则更罕为人知。
其实,名闻遐迩的「张爱玲」一名本身就是翻译。她在《流言》中的〈必也正名乎〉一文开头就说:「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换一个……」至于自己为什么「恋恋于我的名字」,却一直到结尾才道出缘由:
十岁的时候,为了我母亲主张送我进学校,我父亲一再地大闹着不依,到底我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在填写入学证的时候,她一时踌躇着不知道填什么名字好。我的小名叫煐,张煐两个字嗡嗡地不甚响亮。她支着头想了一会,说:「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罢。」她一直打算替我改而没有改,到现在,我却不愿意改了。
根据这则作者自道的轶事,她的小名是「煐」,英文名是 “Eileen Chang”,而大名鼎鼎的「张爱玲」却是十岁临入学时,母亲情急之下「暂且」「胡乱译」的应景、甚至将就之作。这则出入于中英文之间的童年轶事,似乎也预言∕寓言了她未来从事的中英翻译。
其实,张爱玲很早就步上了翻译之途。一九四一年,年方二十一岁的她便摘译了哈而赛的〈谑而虐〉(Margaret Halsey, “With Malice toward Some,” 1938),发表于上海《西书精华》季刊。后来她又中译了挚友炎樱(Famita Mohideen)的若干作品,发表于上海的《小天地》、《苦竹》、《天地》、《杂志》等月刊。有趣的是,她也以中文重新翻译或改写自己的英文作品,包括一九四三年发表于上海英文刊物《二十世纪》(The XXth Century)上的一些文章与评论,以及将 “Stale Mates: 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 重写为〈五四遗事:罗文涛三美团圆〉,“A Return to the Frontier” 重写为〈重访边城〉,The Rouge of the North 重写为《怨女》,“The Spyring” 改写为〈色,戒〉等,扮演起「改写者」、「自译者」的角色,并且乐此不疲。其中虽有一些为早年的尝试之作,但连同其他文艺创作,可看出张爱玲左右开弓,中英并进,多元发展,展现了强烈的雄心壮志。
然而,张爱玲的译者身份与地位主要建立于她的「香港时期」(一九五二─一九五五),虽然只有短短几年,成绩却相当可观,不仅对于当时的美国文学中译贡献良多(详见下文),对于个人的文学生涯也有重大的影响,如《秧歌》(The Rice-Sprout Song)与《赤地之恋》(Naked Earth)均分别以中英文撰写与出版。细究起来,她在翻译方面的成果还包括了英译陈纪滢的长篇反共小说《荻村传》(Fool in the Reeds, 1959)以及英译自己的小说〈等〉(“Little Finger Up,” 1957)、〈桂花蒸 阿小悲秋〉(“Shame, Amah!” 1962)、〈金锁记〉(“The Golden Cangue,” 1971);译注清朝韩邦庆的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为《海上花开:国语海上花列传一》和《海上花落:国语海上花列传二》(一九八三),并将此书译为英文,前两章发表于《译丛》(Renditions, 1982),全书 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 经孔慧怡(Eva Hung)校订,二○○五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此可见张爱玲的译者身份之繁复多样,而且与她的文学创作密不可分。此处仅就本书收录的中文译作选(全为美国文学)略加说明。
文学与翻译等文化生产,与时代密切相关。首先就时代环境而言,当时适值冷战时期,美国在国际上採取围堵政策,除了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与共产主义对抗,防止其扩张之外,在文化方面也採取相同的策略,于是在香港成立文化机构,出版刊物和书籍,前者如《今日世界》(World Today〔一九五二─一九八○〕,原名《今日美国》,先是半月刊,一九七三年起改为月刊),后者最着名的就是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翻译丛书,总计高达数百种,其中又以美国文学的数量最多、影响极为深远。今日世界出版社缜密规划,以优渥的稿酬广邀港、台着名译者、作者、学者,可谓当时的「梦幻队伍」,大规模、有系统地中译与美国相关的作品,数量之多、品质之精、水准之齐,可说是空前绝后。虽说该出版社成立的初衷有其国际政治的考量,但以后见之明来看,其成果远远超越一时的政治,而为中文世界留下了颇具意义的文化资产。笔者这一代许多人在戒严时期都由此一翻译系列获得启蒙,至今依然怀念不已,即是明证。
再就张爱玲当时的处境而言,共产主义席卷中国大陆,在上海已有文名的她南来香港,亟需一份稳定的收入。咸信是在上海旧识宋淇(林以亮)的协助下,她开始为今日世界出版社翻译。一方面,今日世界出版社亟需大批中英文俱佳、且在文艺界或学术界具有知名度的人来从事翻译;另一方面,就张爱玲而言,与该出版社合作,不只是为稻粱谋(其优渥稿酬是许多人乐于应邀翻译的重大诱因),更可善用这个良机与管道发挥自己的语文专长与翻译经验,甚至借由出入于中英文之间不断修订自己的文学创作,进而尝试打开通往国际文坛之路。换言之,虽然处于冷战时期,合作的双方也各有所图,但结果却各蒙其利,并嘉惠广大的读者,远超过一时一地的政治氛围与现实考量,成为文坛与译坛难得的佳话。
综观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美国文学名着译丛便会发现,即使其中的译者高手如林,但产量之丰像张爱玲这样的并不多见(数量最多的当推晚近谢世的名译家汤新楣〔汤象〕)。更重要的是,她的翻译是全方位的,遍及各文类,其中以小说居多,包括海明威的《老人与海》(Ernest Hemingway, The Old Man and the Sea),劳林斯的《小鹿》(Marjorie K. Rawlings, The Yearling,后易名为《鹿苑长春》),欧文的〈无头骑士〉(Washington Irving, “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后易名为〈睡谷故事〉);诗歌有爱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和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诗作,均见于《美国诗选》(此书由林以亮编选,挂名的四位译者由张爱玲领衔,其他三位依序为林以亮、余光中、邢光祖,未挂名的译者尚有梁实秋和夏菁);散文主要见于《爱默森选集》(The Portable Emerson,后易名为《爱默森文选》,内含译诗);文学评论有〈海明威论〉(Robert Penn Warren, “Hemingway”)和《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Seven Modern American Novelists)的〈序〉(William Van O,Connor, “Introduction”)以及其中的三章──〈辛克莱.路易士〉(Mark Schorer, “Harry Sinclair Lewis”)、〈欧□斯.海明威〉(Philip Young, “Ernest Hemingway”)、〈汤麦斯.吴尔甫〉(C. Hugh Holman, “Thomas Wolfe”)。至于戏剧则可能是威廉斯的《琉璃集》(Tennessee Williams, The Glass Menagerie),因为今日世界出版社的两本目录对此书译者记载不一:《今日世界译丛目录》(一九七六)载为「张爱玲」,但《今日世界出版社图书目录,一九八○─一九八一》(一九八○)却载为「秦张凤爱」,成为「张学」中的一桩疑案。其中早期的译作,如《老人与海》和《小鹿》,先前分别由香港的中一出版社与天风出版社印行(前者使用笔名「范思平」),后来纳入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美国文学译丛系列,重行设计与增订后,更广为流通。
正如笔者在〈含英吐华:译者张爱玲──析论张爱玲的美国文学中译〉一文中所指出的:
张爱玲翻译的这些美国作家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其中有早期经典作家欧文(Washington Irving),美国文艺复兴时期与超越主义大师爱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与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小说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954]),普立兹奖得主劳林斯(Marjorie K. Rawlings [1938]),以及当代美国小说评论。换言之,张爱玲翻译的范围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当代文学。她翻译的《老人与海》早在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两年便已问世,相当具有先见之明。评论集《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由张爱玲翻译其序言及七章中的三章,实质上已佔了全书一半。该书于一九六七年出版,距离原着出版仅三年,即使以现今的标准也算颇能掌握时效。由上述可知,译者张爱玲的兴趣广泛,并有能力处理不同时代、不同作家及不同文类的作品。
张爱玲翻译的策略与特色也值得一谈。套用翻译研究的术语来说,翻译策略主要分为两种:归化(domestication)主张翻译成品要像通顺流畅的译入语∕标的语言(target language),以方便读者阅读;异化(foreignization)主张翻译成品应尽量维持译出语∕源始语言(source language)的特色,以丰富译入语的思维与表达方式。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翻译策略主要为归化,这种翻译观可以曾为该社负责编务的林以亮以及担任翻译的思果和余光中的译论与译评为代表。这种翻译策略,配合译者的知名度,以及出版社的行销(印刷精美,价格低廉,通路顺畅),使得今日世界出版社的译丛系列顺利进入中文世界,尤其在台湾和香港发挥了最大的影响。
至于张爱玲本人的翻译,基本上依循今日世界出版社的方针,包括在必要时加上原着译文之外的一些附文本(paratexts),如序言、译注,以帮助读者阅读与理解,进而增加对于美国文学与文化的认识。纵使偶尔出现异化(尤其是译诗)与误译的现象,但整体说来译笔颇为信实、通达、洗练,充分发挥了双语者张爱玲身为中、美之间的文学翻译者与文化沟通者的角色。
可惜的是,由于相关资料欠缺,以往的「张学」甚少触及「译者张爱玲」的研究。更遗憾的是,有别于一般的合约,当初美国新闻处是以「採购单」(purchase order)的方式向译者购买「服务」(service),而非版权,再加上近年来许多译者相继谢世,而我国与美国在智慧财产权谈判时忽视翻译,未能要求强制授权,以致在今日世界出版社结束营业后,此一翻译系列碍于着作权法相关规定而难以重新印行,让前人心血结晶的智慧与文化资产就此湮没,只能在旧书摊或二手书网站苦苦搜寻,实在令人扼腕。
因此,我们一方面欣喜于《张爱玲译作选》在有心人努力下得以面世,广为流传,另一方面也惋惜其他「张译」因为版权问题迟迟不能重现于中文世界(据熟悉内情者透露,有些尚须等到二○四○年代才能出版)。至盼张爱玲的所有译作(包括不同的中英文版本)都能早日勾沉出新,重新流通,让世人有机会进一步了解张爱玲如何出入于中英文之间,认识她在翻译方面的成就与贡献,为原已繁复多样的张爱玲增添另一番面貌。
二○一○年二月一日
台北南港
附识:本文主要根据笔者《翻译与脉络》(台北:书林,二○○九)中的〈含英吐华:译者张爱玲──析论张爱玲的美国文学中译〉(页一五九─一七九)与〈冷战时代的美国文学中译──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学翻译与文化政治〉(页一一七─一四六)。张爱玲的译作一览表可参阅前者之二附录(页一八○─二○一),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美国文学中译分类表可参阅后者之附录(页一四七─一五七)。本文撰写期间承蒙郑树森先生与高全之先生惠赐高见,陈雪美小姐与金文蕙小姐提供资料,谨此致谢。
这本《张爱玲译作选[张爱玲典藏新版]》的到来,简直是我的阅读盛宴。我一直认为,张爱玲的翻译,和她的创作一样,都是她文学才华的另一种极致体现。她不仅仅是简单地将外文意思传达出来,而是用她那独有的腔调,将文字打磨得如同她笔下的人物一样,生动、鲜活,甚至带着一丝上海女子的风情。那些被她翻译过来的故事,读起来完全没有“翻译腔”的生硬感,反而像是她自己创作的篇章,充满了人情味和生活气息。我特别怀念那种在深夜里,捧着一本张爱玲的书,看着窗外昏黄的灯光,感受着文字在指尖流淌的静谧时光。她的译笔,总能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她对人性善恶、情感起伏的深刻理解。这本书的出现,无疑给了我一个绝佳的机会,去重温那些曾经让我惊艳的段落,去发掘那些被我忽略的细节。我期待这次的新版,能够在排版设计上更加用心,让每一页都成为视觉的享受,不仅仅是文字的载体。我希望它能还原张爱玲作品应有的那种精致与考究,让读者在阅读内容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这本选集本身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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