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有风雷(刘大任作品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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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小组真正的力量!
刘大任最坚强的左派小说

还六十年代台湾在美左翼知识份子公道与真相!
刘大任继《浮游群落》之后,对保钓运动深层自剖新作!

  「南国冰果室」二楼的祕密集会,让学生精英雷霆意外入狱。出狱后他远走美国攻读学业,与同志组成读书小组,积极传播思想,期待有朝一日能将这股新力量带回台湾,重新作战。

  正值美国《保钓运动》顺风而起,左、右派知识份子两方势力互相拉扯权斗,当左派份子获得艰难的胜力时,雷霆妻子的「政变」,却彻底瓦解整个小组。

  三十多年后,儿子雷立工收到国外学报,有篇论文引起他的注意,他决定,彻底解开父亲生平祕密的谜团。

  「保钓」已过了四十年,由于时代结构的改变,应将它拉高到更有历史普遍性的角度来思考一些隐而未显的课题。刘大任的这篇作品,即可说是一种境界上的新探索。不以犬儒的态度嘲笑他人的热情和被扭曲,肯定每个人一步一脚印的痕迹,〈远方有风雷〉真正想说的,或许就是这个道理吧!

─南方朔

  〈远方有风雷〉是小说,也是历史。这个小说,这个历史,自有它的「立体」。这个历史的「立体」,大概是通过三个不同的观点(我、父亲、母亲)呈现。「真相」必须概括承受上面提到的三种「历史观」。这段历史,虽然浓缩在海外一批左翼学生的活动,却反映着六十年来国共两党对立形成的国家分裂。这个阴影的底层,毫无疑问,是中国文明系统近两百年接近灭绝边缘的巨大阴影。知识份子小说,尤其是中国的,必须老老实实,不能回避这个深渊。

─刘大任《远方有风雷》后记

作者简介

刘大任

  台大哲学系毕业,早期参与台湾的新文学运动。一九六六年赴美就读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政治研究所。因投入保钓运动,放弃博士学位。一九七二年入联合国祕书处工作,一九九九年退休,现专事写作。

  着作包括小说《晚风细雨》、《残照》、《浮沉》、《羊齿》、《浮游群落》等,运动文学《果岭春秋》、《强悍而美丽》,园林写作《园林内外》,散文及评论《忧乐》、《晚晴》、《月印万川》、《冬之物语》、《空望》、《纽约眼》、《无梦时代》、《走出神话国》、《赤道归来》、《神话的破灭》等。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总序】一个二流小说家的自白  刘大任

远方有风雷
杜鹃啼血

《远方有风雷》后记   刘大任

【附录】「保钓」的新解释---历史没有被浪费掉的热情 南方朔

图书序言

后记

  这本书由两篇小说组成,《杜鹃啼血》写于八十年代中后期,作为书名的《远方有风雷》,却是最近的新作。写作时间相隔二十多年,照理说,前后时代氛围和写作者的心境,都不免存在巨大差距,为什么决定收在一本书里呢?答案只有一个。

  我想针对历史,说几句话。

  两个故事,都不约而同(坦白说,动手写《远方有风雷》那段时间,偶尔想到《浮游群落》,却压根儿忘了《杜鹃啼血》),採取了抽丝剥茧式的侦探手法,无意中反映了自己上下求索的心理状态。

  《杜鹃啼血》最先刊登在香港的《七十年代》月刊(当时尚未改名《九十年代》,后来又在台北《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发表,前前后后,听到过一些回响。

  香港方面传来的,以一位老左派前辈的意见最具代表性,他让人告诉我:「你这枝笔,太毒了!」

  台湾的朋友,也有相当强烈的反应,主要意思似乎是:刘匪大任,翻然悔悟,开始反共了。

  这真是莫须有的罪名。

  我对老左派的思想和信仰,从来没有为他们进行「解构」的企图;对于台湾文艺圈内习惯反共的意识形态,我也毫无兴趣转变他们的口味。

  想面对的,无非只是历史。说得更细一点,其实是历史进程中的知识份子行为,和知识份子面对历史的精神状态。

  我所以要写,当然跟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息息相关。通过自己的体会和反思,我觉得我了解他们。他们的志气,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悲欢情愁,他们的动摇幻灭和追求,我懂。

  而且,归根结底,历史是他们的书写,不论他们最终是否粉身碎骨。

  所以,读这本书,请你务必忘掉任何个人的升降浮沉,也把任何社会组织体制撇开一边,请聚焦于人类中的这一特殊群体──知识份子。不管你认为他们是否精英或垃圾,这批人,最复杂,最敏感,最好玩,最有意思!

  再谈一谈《远方有风雷》。

  杂志刊出后,也听到几种不同的意见。

  一位老朋友说:从来没有读过这么难读的小说。必须说明,这位老朋友,其实是读文学出身的,所以,他说「难读」,绝非他的文学素养不够,应该是带着「贬」意的客气表白。

  为什么自己一点都不觉得「难读」,他却困难重重?

  仔细想过,问题可能出在这篇小说反映的「历史」。无庸讳言,由于自己是海外保钓运动的参与者,其中历史情结,任何细节,很容易举一反三,但对我这位朋友,他来自大陆,而且是八十年代以后出国,六、七十年代以海外台湾留学生为主体的保钓运动,他完全陌生。历史背景陌生,加上我写作时的‘想当然耳’,要他仔细辨认小说各种细节之间的内在关联,恐怕不免强人所难了。

  我确实意识到这个困难,所以,在一次访问中,承认这篇小说「有点硬」。这个「硬」字,对于不同背景的读者,可能有不同的「硬」法。大陆背景的「硬」,是因为对台湾的陌生;台湾读者,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则对小说反映的「左翼生态」,可能不知所云。

  然而,这不更加要求我们严肃对待历史吗?

  可能,我当初构思的时候,未能慎重对待可能出现的问题,把内容篇幅过度浓缩了。假使一开始便规划为长篇,或许会从容得多。

  不过,这里却涉及我近年来对于小说写作美学的一些观点。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我在洪范版《秋阳似酒》的后记中,写了下面一段话:

  「重读自己这几年洋洋洒洒的『大文』,一股腻味,油然冒起在胸臆之间。我平生不太能忍受肥胖臃肿,官僚巨贾的肚子和女人的虎背熊腰以及半生不熟的『划时代』文体和自以为是的滔滔雄辩,对于我,往往引起无法控制的生理反应。于是自然有了削、删、减、缩的要求。」

  《远方有风雷》的历史场景,发生在四十年前。实际上,小说概括的时间,前后大约六十年。六十年,所有今天活着的人,都是这个时间范围内的产物,处理这样一个生死相关的历史,怎么实现「削、缩、减、缩」的要求?

  我觉得,我已经竭尽所能,刮割到只剩筋骨了。

  「硬」是没有办法的。

  还有一位老朋友,长年写作的老朋友,提了另外一种意见。

  他说:为什么不把「母亲的故事」换成另一种观点?好像《罗生门》,小说不就「立体」了吗?

  惭愧,写作的时候,从头到尾,这一类的念头,完全没有出现。

  难道把「技巧」和「人性」,忘得一干二净?

  让我先谈一谈「技巧」和「人性」,再回到「立体」这个问题。

  首先,我并不觉得《罗生门》那么「永恆」。我说的是电影,不是芥川的小说。众所周知,黑泽明的电影是结合了芥川的两个短篇(《罗生门》和《籔中》)改编而成的。那个做法,当年确有石破天惊的效果,今天看来,也不过尔尔。「人性」再复杂难测,「技巧」再出人意料,套用五十年前的思路,未免太懒惰了吧。

  其次,所谓「立体」,看你要建立什么东西。

  通过「人性」和「技巧」建立的所谓「立体」,这个「立体」,我看相当脆弱,人性七情六欲,无论怎么结合,也不过几十种形态。自从西风东渐以来,从佛洛伊德玩到哈伯玛斯,从意识流玩到魔幻超现实,什么花样都有人玩过,又怎么样呢?抄袭模仿里面,没有历史。
前面说过,我只想面对历史。

  《远方有风雷》是小说,也是历史。这个小说,这个历史,自有它的「立体」。

  这个历史的「立体」,大概是通过三个不同的观点呈现。「母亲」代表一种历史,「父亲(雷霆)」代表另一种历史,「我(雷立工)」代表又一种。

  小说一开始便声明要「恢复真相」、「还他公道」。

  「真相」必须概括承受上面提到的三种「历史观」。

  「公道」呢?南方朔先生指出,是要还保钓一个公道,我觉得还可以放大加深,因为,这段历史,虽然浓缩在海外一批左翼学生的活动,却反映着六十年来国共两党对立形成的国家分裂。这个阴影的底层,毫无疑问,是中国文明系统近两百年接近灭绝边缘的巨大阴影。

  知识份子小说,尤其是中国的,必须老老实实,不能回避这个深渊。

刘大任
二○○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纽约 无果园

图书试读

01
走进大楼,光线忽然暗了下来。我低头看了看腕表,四点过三分,应该不算迟到,不过还是下意识地加紧脚步,顺着廊道两边的门号寻找,拐了两个弯,很快找到了史第文森的研究室。

这座大楼,看来是百年老建筑,外表有些破败,墙上爬满枯而未死的常春藤,门前的砖砌台阶,凹凸不平,但整体花岗岩骨架,即使上了年纪,依旧给人永远屹立不倒的印象。里面的装潢却明显陈旧了,有些地方的油漆都已剥落。这个时分,虽然开了灯,感觉倒像黄昏,尤其刚从外面的冷空气走进屋内,温差变化的关系,眼前好像有雾。坐下时,我一面寒暄,一面掏出手绢擦拭眼镜的镜片。史第文森端来一杯热气蒸腾的咖啡。

这房间的天花板特别高,也没铺地毯,却不觉清冷,也许是一屋子堆满的书架,制造了温暖,书桌上那盏古典铜灯,配上绿色玻璃灯罩,让周遭变得柔和安详。

「立工,多久不见了?」史第文森说。
「有十几年了吧!上次见面还在台北,送你去机场,不是说要保持联络吗?却从此没有音讯了。」
「怎么找到我的?」
「查你们校友会的网站,才知道你在纽约……。」
「接到你的e-mail,以为你还在台湾,你的邮址为什么还有tw呢?」
「我没离开台湾,这次来,是特别请了假出来的。」
「噢,那这次旅行,是pleasure还是business?」
我没有搭腔,转头看见史第文森身后的墙上,贴着一张宣纸,上面歪歪斜斜,大概是他的手笔,写着四个大字:吴牛喘月。

「改变研究方向了吗?」我问。
「没有啊……,还是现代史……,怎么了?」
跟随我的眼光,胖大的史第文森旋转皮椅,才发现我的问题原来是他几乎忘了的「书法作品」引起的。
「哦,这个,去年在一本书上读到的,觉得很有意思,恰好我的书法老师叫我练习创作,便选了这个成语。你看,我们『洋鬼子』研究你们的历史,是不是有点心虚,就像『吴牛喘月』?」
我忍不住笑了。
「这次来,我却要向你这个『洋鬼子』请教我们的历史呢!」

十五年前的那个暑假,我正读研究所,觉得时间比较宽松,又想减轻母亲的负担,遂通过一个美国同学介绍,找到一份短工,帮一位史丹福大学博士候选人做研究助理。薪水不算高,却不无小补,工作本身则很有趣。史第文森的论文,涉及国共内战时期的一些悬案,他找到重要关系介绍,打通关节,获得特许使用「石叟资料室」的资格。但他的中文程度有限,时间又紧,不得不忍痛牺牲,分出一部分研究金,雇用我帮他抄写。「石叟资料室」是陈诚建立的,内藏三○年代五次围剿掳获的许多第一手珍贵材料。使用这些天下唯一的孤本,有个严格规定:不准摄影或复印,只能手抄。

我这个短工,最后打了一年多。后期不但抄写,还包括担任史第文森的翻译。经历过那段历史而硕果仅存的人物,都七老八十了,就算身体健朗,神智清醒,每个人都是一口浓重乡音,所以,这种翻译工作其实不太好做。也许就因为这个困难,我跟史第文森不免吵吵闹闹,反覆争论,无端增加了交流机会,到最后分手时,两个人已经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

手抄的上百份资料,没留下什么记忆,大抵是些公告、电文、会议纪录和传达文件之类。倒是那些专访,内容和细节彷彿历久犹新,一来由于被访者的口音,增加了翻译困难,往往要来回解释征询,才有可能把意思弄清楚。其次,史第文森虽然中文有问题,那段中国人自己也搞不清楚的历史,却滚瓜烂熟。明显感觉得到,他的提问经常击中要害,被访者有时甚至恼羞成怒,反应强烈,拍桌子骂人的事,都曾经发生不止一次。访问对象里面,有前政治犯,有实际参加过策反和地下工作的党工,还有跟鲁迅打过笔仗的胡秋原一类颇有名气的老知识份子,但印象最深的,却是一位老兵出身的退伍军人。不知道史第文森通过什么渠道找到这位老人,只记得,有一天,他好像特别兴奋,一大早把我从热被窝里拉起来,跳上他的摩托车,赶到台北县一个眷村模样的破房子那里跟人会面。史第文森一股正经,特别交代:今天的对话,可能就是历史,请仔细检查,录音机千万不能出错。

老头子大概快八十了,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国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在福建长汀执行任务,枪决瞿秋白,他是当时开枪的刽子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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