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真正的力量!
刘大任最坚强的左派小说
还六十年代台湾在美左翼知识份子公道与真相!
刘大任继《浮游群落》之后,对保钓运动深层自剖新作!
「南国冰果室」二楼的祕密集会,让学生精英雷霆意外入狱。出狱后他远走美国攻读学业,与同志组成读书小组,积极传播思想,期待有朝一日能将这股新力量带回台湾,重新作战。
正值美国《保钓运动》顺风而起,左、右派知识份子两方势力互相拉扯权斗,当左派份子获得艰难的胜力时,雷霆妻子的「政变」,却彻底瓦解整个小组。
三十多年后,儿子雷立工收到国外学报,有篇论文引起他的注意,他决定,彻底解开父亲生平祕密的谜团。
「保钓」已过了四十年,由于时代结构的改变,应将它拉高到更有历史普遍性的角度来思考一些隐而未显的课题。刘大任的这篇作品,即可说是一种境界上的新探索。不以犬儒的态度嘲笑他人的热情和被扭曲,肯定每个人一步一脚印的痕迹,〈远方有风雷〉真正想说的,或许就是这个道理吧!
─南方朔
〈远方有风雷〉是小说,也是历史。这个小说,这个历史,自有它的「立体」。这个历史的「立体」,大概是通过三个不同的观点(我、父亲、母亲)呈现。「真相」必须概括承受上面提到的三种「历史观」。这段历史,虽然浓缩在海外一批左翼学生的活动,却反映着六十年来国共两党对立形成的国家分裂。这个阴影的底层,毫无疑问,是中国文明系统近两百年接近灭绝边缘的巨大阴影。知识份子小说,尤其是中国的,必须老老实实,不能回避这个深渊。
─刘大任《远方有风雷》后记
作者简介
刘大任
台大哲学系毕业,早期参与台湾的新文学运动。一九六六年赴美就读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政治研究所。因投入保钓运动,放弃博士学位。一九七二年入联合国祕书处工作,一九九九年退休,现专事写作。
着作包括小说《晚风细雨》、《残照》、《浮沉》、《羊齿》、《浮游群落》等,运动文学《果岭春秋》、《强悍而美丽》,园林写作《园林内外》,散文及评论《忧乐》、《晚晴》、《月印万川》、《冬之物语》、《空望》、《纽约眼》、《无梦时代》、《走出神话国》、《赤道归来》、《神话的破灭》等。
【总序】一个二流小说家的自白 刘大任
远方有风雷
杜鹃啼血
《远方有风雷》后记 刘大任
【附录】「保钓」的新解释---历史没有被浪费掉的热情 南方朔
后记
这本书由两篇小说组成,《杜鹃啼血》写于八十年代中后期,作为书名的《远方有风雷》,却是最近的新作。写作时间相隔二十多年,照理说,前后时代氛围和写作者的心境,都不免存在巨大差距,为什么决定收在一本书里呢?答案只有一个。
我想针对历史,说几句话。
两个故事,都不约而同(坦白说,动手写《远方有风雷》那段时间,偶尔想到《浮游群落》,却压根儿忘了《杜鹃啼血》),採取了抽丝剥茧式的侦探手法,无意中反映了自己上下求索的心理状态。
《杜鹃啼血》最先刊登在香港的《七十年代》月刊(当时尚未改名《九十年代》,后来又在台北《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发表,前前后后,听到过一些回响。
香港方面传来的,以一位老左派前辈的意见最具代表性,他让人告诉我:「你这枝笔,太毒了!」
台湾的朋友,也有相当强烈的反应,主要意思似乎是:刘匪大任,翻然悔悟,开始反共了。
这真是莫须有的罪名。
我对老左派的思想和信仰,从来没有为他们进行「解构」的企图;对于台湾文艺圈内习惯反共的意识形态,我也毫无兴趣转变他们的口味。
想面对的,无非只是历史。说得更细一点,其实是历史进程中的知识份子行为,和知识份子面对历史的精神状态。
我所以要写,当然跟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息息相关。通过自己的体会和反思,我觉得我了解他们。他们的志气,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悲欢情愁,他们的动摇幻灭和追求,我懂。
而且,归根结底,历史是他们的书写,不论他们最终是否粉身碎骨。
所以,读这本书,请你务必忘掉任何个人的升降浮沉,也把任何社会组织体制撇开一边,请聚焦于人类中的这一特殊群体──知识份子。不管你认为他们是否精英或垃圾,这批人,最复杂,最敏感,最好玩,最有意思!
再谈一谈《远方有风雷》。
杂志刊出后,也听到几种不同的意见。
一位老朋友说:从来没有读过这么难读的小说。必须说明,这位老朋友,其实是读文学出身的,所以,他说「难读」,绝非他的文学素养不够,应该是带着「贬」意的客气表白。
为什么自己一点都不觉得「难读」,他却困难重重?
仔细想过,问题可能出在这篇小说反映的「历史」。无庸讳言,由于自己是海外保钓运动的参与者,其中历史情结,任何细节,很容易举一反三,但对我这位朋友,他来自大陆,而且是八十年代以后出国,六、七十年代以海外台湾留学生为主体的保钓运动,他完全陌生。历史背景陌生,加上我写作时的‘想当然耳’,要他仔细辨认小说各种细节之间的内在关联,恐怕不免强人所难了。
我确实意识到这个困难,所以,在一次访问中,承认这篇小说「有点硬」。这个「硬」字,对于不同背景的读者,可能有不同的「硬」法。大陆背景的「硬」,是因为对台湾的陌生;台湾读者,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则对小说反映的「左翼生态」,可能不知所云。
然而,这不更加要求我们严肃对待历史吗?
可能,我当初构思的时候,未能慎重对待可能出现的问题,把内容篇幅过度浓缩了。假使一开始便规划为长篇,或许会从容得多。
不过,这里却涉及我近年来对于小说写作美学的一些观点。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我在洪范版《秋阳似酒》的后记中,写了下面一段话:
「重读自己这几年洋洋洒洒的『大文』,一股腻味,油然冒起在胸臆之间。我平生不太能忍受肥胖臃肿,官僚巨贾的肚子和女人的虎背熊腰以及半生不熟的『划时代』文体和自以为是的滔滔雄辩,对于我,往往引起无法控制的生理反应。于是自然有了削、删、减、缩的要求。」
《远方有风雷》的历史场景,发生在四十年前。实际上,小说概括的时间,前后大约六十年。六十年,所有今天活着的人,都是这个时间范围内的产物,处理这样一个生死相关的历史,怎么实现「削、缩、减、缩」的要求?
我觉得,我已经竭尽所能,刮割到只剩筋骨了。
「硬」是没有办法的。
还有一位老朋友,长年写作的老朋友,提了另外一种意见。
他说:为什么不把「母亲的故事」换成另一种观点?好像《罗生门》,小说不就「立体」了吗?
惭愧,写作的时候,从头到尾,这一类的念头,完全没有出现。
难道把「技巧」和「人性」,忘得一干二净?
让我先谈一谈「技巧」和「人性」,再回到「立体」这个问题。
首先,我并不觉得《罗生门》那么「永恆」。我说的是电影,不是芥川的小说。众所周知,黑泽明的电影是结合了芥川的两个短篇(《罗生门》和《籔中》)改编而成的。那个做法,当年确有石破天惊的效果,今天看来,也不过尔尔。「人性」再复杂难测,「技巧」再出人意料,套用五十年前的思路,未免太懒惰了吧。
其次,所谓「立体」,看你要建立什么东西。
通过「人性」和「技巧」建立的所谓「立体」,这个「立体」,我看相当脆弱,人性七情六欲,无论怎么结合,也不过几十种形态。自从西风东渐以来,从佛洛伊德玩到哈伯玛斯,从意识流玩到魔幻超现实,什么花样都有人玩过,又怎么样呢?抄袭模仿里面,没有历史。
前面说过,我只想面对历史。
《远方有风雷》是小说,也是历史。这个小说,这个历史,自有它的「立体」。
这个历史的「立体」,大概是通过三个不同的观点呈现。「母亲」代表一种历史,「父亲(雷霆)」代表另一种历史,「我(雷立工)」代表又一种。
小说一开始便声明要「恢复真相」、「还他公道」。
「真相」必须概括承受上面提到的三种「历史观」。
「公道」呢?南方朔先生指出,是要还保钓一个公道,我觉得还可以放大加深,因为,这段历史,虽然浓缩在海外一批左翼学生的活动,却反映着六十年来国共两党对立形成的国家分裂。这个阴影的底层,毫无疑问,是中国文明系统近两百年接近灭绝边缘的巨大阴影。
知识份子小说,尤其是中国的,必须老老实实,不能回避这个深渊。
刘大任
二○○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纽约 无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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