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意映卿卿如晤，亲爱的妳，我要离开妳，革命去了。
一百年前，25岁的林觉民，写下感人肺腑的诀别书，给他的太太陈意映
因为这封信、这个名字、这个人，我们永远记得辛亥！
一百年后，回头再看：到底什么是辛亥？什么是革命？会教人生死相许。
独家奉献《意映卿卿如晤：辛亥革命诗文》（随书附送），特别挑选辛亥革命精采诗文！
《意映卿卿如晤：辛亥革命诗文》
中国着名作家、学者张鸣，通过《辛亥：摇晃的中国》
用事实消解神话，还原辛亥革命的历史现场
从辛亥解读出百年中国政治动荡的缘由
笔法凌厉，揭露大变革中的人事景物
本书更特别附录理解晚清民国的二十个关键字：首义、情势、会党、尚武、军国、留日、八旗、殉节、商团、学堂、辫子、旗帜、暗杀、炸弹、报禁、新军、国会、选举、军费、税金
张鸣的历史写作，介乎学术与通俗之间，树立良好口碑，风格日渐成熟而犀利，这部《辛亥：摇晃的中国》，堪称其代表作。
知名作家梁文道认为，张鸣写史的方法像唐德刚，他的文笔是恣肆汪洋的、带评夹叙的，非常好。而陈丹青则表示，读者能不能找到真的历史？现在有学者零零碎碎、点点滴滴在做这个事情，就是告诉读者，大家知道的这些事情在当时不是这样的。张鸣做的工作，就很重要。
故事从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开始谈起。
1911年，岁在辛亥，10月10日夜的零星枪响，将一个疲态尽露的老大帝国摇晃得如泰山之崩。
武昌发生的那些事，是一场意外，意外里的意外。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扳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扳到了另一个轨道上。
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没有君王的政治，在亚洲，第一次有了参众两院的民主共和国。
百年激盪，回望辛亥。大革命，过场的都是大角色，一大堆左右了历史的灿烂群星。
都督的样儿，党人的棒儿，名士的案儿，侠客的范儿，八旗的枪儿，新军的弹儿，帮会的堂儿，暗杀团的胆儿……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发挥得好与孬，都在改变着历史。其中惆怅低徊与一拍三叹，直追三国与先秦。
本书化繁为简，以老辣笔法，全景勾勒晚清民国大班底，追踪这场中国内部的革命，呈现革命的创世记与诸神谱，讲述对我们有特殊价值的一种重要真相。尚武中国，丛林之争，枪桿与笔桿，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原态。
本书特色
1、2011年，是辛亥百年，也是民国百年、建国百年话题掀起了巨大浪潮，本书聚焦于满清王朝最后岁月、民国肇造第一篇章，领衔演出角色有袁世凯、冯国璋、黎元洪、张宗昌、谭延闿、汪精卫、张彪、吴禄贞、荫昌、瑞澂、良弼、载穆、端方等等，有如一部从晚清到民国的百年动作大戏。本书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认为：制造过量的英雄，结局是没有英雄。
2、这也是一部揭开百年真相的读本！真相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辛亥：摇晃的中国》潜心研读原始资料和真实案例，开门见山解析武昌起义真相，为什么能成功于一次偶然的事件，当初这个看似必败的起义局面，何以居然使得中华帝制大停摆？追寻历史的真相，永远是这么重要。有人说右派文笔喜欢说真话，说经过思考的真话。细看辛亥革命全景图，晚清民国大变局，历史成败关键也许只有1%，今天读懂辛亥你会明白100%。
3、一段精采不输三国的历史！百年中国，回望辛亥──农民：不许革命；学生：学堂不能碰；女人：战争不让女性走开；帮会：赶个革命的热闹；陕西：一省六都督的故事；山东：艺人活演「打登州」；浙江：咱们商人有力量；江西：假印章、破机枪和大都督；湖南：白条儿封官记……去脸谱化的历史，检讨国民复杂人性；讲细节性的故事，重寻百年变局源头。革命者、立宪派、保皇党、投机客，虚虚实实，停停涨涨，教科书上呆板的人被这些琐碎撑起来，就有血有肉，活了。
4、一本书读懂尚武中国！清末时髦之一，就是提倡尚武精神，号召士人弃文从武。人们到了日本，寻找日本强大的原因，说是西方乃至日本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有这尚武精神。《辛亥：摇晃的中国》独家奉献1911年日本绘制的武昌起义地图，特别附录理解晚清民国的二十个关键字，首义、情势、会党、尚武、军国、留日、八旗、殉节、商团、学堂、辫子、旗帜、暗杀、炸弹、报禁、新军、国会、选举、军费、税金，读懂这些部落格摘录，要比说一句万恶的旧社会管用得多。
作者简介
张鸣
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于北大荒。出生赶上鸣放，故曰：鸣。
年幼时最大的理想是做图书管理员，好每天有书看。及长，幻想当作家，变成文学青年。一辈子养过猪，做过兽医，大学学的是农业机械，最后误打误撞，成了大学教历史的老师，众人眼中的学者。
一生碰壁无数，头撞南墙不回头，不是墙破，就是我亡。由幼及长，从黑板报算起，写过的文字无数，黑板报都擦了，小说都烧了，所谓的学术文字和随笔评论，留下来的比较多，有些变成铅字，好像有十几本了，均遗憾多多。平时写点时评。
年过五十，没有长进，再活五十年也许能好些。
着有《直截了当的独白》、《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等作品。
其中《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曾获得2010年南方阅读盛典最受读者关注年度图书（非文学类）。
张鸣部落格：blog.sina.com.cn/zhangming1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写给读者的序
小引 大变局里的那些人
年表 1911年：中国与世界
序言 辛亥革命前后，摇晃的中国
第一幕 辛亥年，武昌的那些事
还有一场未遂的武昌起义
芝麻开门
立宪党人的起义
市民的武昌起义
荫昌督战记
瑞澂之徒
发生在僻地山乡的一件小事：闲话辛亥
第二幕 异哉！晚清！
惠州：一场好看的国际性起义
萍浏醴：一场会党主导的起义
绍兴：一个体校的革命事业
镇南关：起义故事
黄花冈：革命党和老百姓
保路运动：都是铁路惹的祸
第三幕 过场的角儿们
黎元洪：在黎菩萨与黎都督之间
冯国璋：反革命分子的辛亥遭遇
小站练兵的风波
袁世凯与北京兵变：玩走火了的权术操作
黎元洪假手袁世凯：副总统杀了首义功臣
丫姑爷张彪：起义的真正障碍
吴禄贞：士官三杰之死
王金发：山大王做都督
谭延闿：变乱的受益者
张宗昌：一个流氓的革命崛起史
吴稚晖的两次「冤」的际遇
来了假冒的孙天生
第四幕 末世贵冑：王帽子底下的人
良弼：凡鸟偏从末世来
端方：名气最大的牺牲者
载穆：一个殉节的满人副都统
末世贵冑的货与色
拿了洋枪，八旗兵也不中用
从洋枪队到八旗洋枪队
辛亥福州旗营的「似抵抗」
清末的殉节问题
第五幕 谁在革，怎样革命
农民：不许革命
学生：学堂不能革命
女人：战争不让女性走开
帮会：赶个革命的热闹
苏北之一：一场被清兵逼出来的革命
苏北之二：杀吾仇者吾君也
江北之一：天上掉下个革命党
江北之二：由革命始以兵变终
江南：商团包办的光复
上海之一：远东最大商埠的易帜
上海之二：掠地的风波
浙江：咱们商人有力量
江西：假印章、破机枪和大都督
湖南：白条儿封官记
山东：艺人活演「打登州」
陕西：一省六都督的故事
奉天：一次会议葬送了的独立
袍哥政府及其他
革命的会党之灾
第六幕 匆匆上下的龙套
革命中的文明与秩序
革命行进中的享乐
革命的帽子
革命知府与弼马温
剪辫子的风波
又见汉官威仪
二三野老眼中的革命
五花八门的革命旗帜
第七幕 暗杀与炸弹
革命的炸弹旋律
暗杀乎，起义乎
暗杀团的骷髅
汪精卫：被一泡屎毁掉的暗杀
沈臧寿：诈取海门
袁世凯：遇刺与当国
第八幕 笔桿子和枪桿子
《民报》：顽童革命党的涂鸦
《大江报》：不得不说文字狱案
《循环报》：一封假电报
《晋阳公报》：山西人的媒体政治
《国风日报》：报纸开天窗的故事
章太炎：名士坐西牢
张继：革命的棒喝党逻辑
秋瑾：设计军制
上了梁山的《苏报》
有支同志军是这样练成的
招兵要招读书郎
有枪没子弹的新军
在新军与旧军之间
新军脑后的辫子
啊！海军
第九幕 国人的民主旋律
预备立宪：中国第一个议会的诞生
临时政府：摇出民国政府的摇篮
八百罗汉：头一个国会那点事
小镇议会：一次地方政权的小范围选举
自由择君：底层民众自发的冲动
帮会平等：革命后士兵的民主症
第十幕 革命经济学
造反要花多少钱
革命钱紧
革命暴力催租税
革命声中的税务司
股票建起革命军
辛亥革命的五个岔口
革命的经济学
革命：摇晃的中国
尾幕 五光十色说民国
后记 我怎么想起写辛亥来
文献 主要资料来源
附录 理解晚清民国的二十个关键词
图书序言
序
写给台湾读者的序∕张鸣
我的这本小书，能在台湾出版，出乎我的意料。原以为，像辛亥革命这种事情，虽然说是中华民国的起点，但时至今日，在好些法理上仍旧是民国人的台湾人都不大乐意提民国的时候，这样的书，还能卖出去吗？毕竟，对于现在多数的台湾人来说，那段历史，不过是一百年前发生在大陆上的陈年往事。依我在台湾逛书店的感觉，虽然说台湾人对中国历史也有兴趣，但跟大陆一样，似乎比较喜欢有皇帝的历史，喜欢宫廷祕闻，喜欢官场暗斗，也喜欢战场金戈。对于民国，大概当年说的人太多，有些厌倦了。反正，现在关于民国的书，在书店里已经不多见了。
其实，辛亥革命跟台湾的关系，要比跟大陆密切得多。毕竟，这里还是民国，而我们那里已经不是了。现在的中国大陆还叫共和国，从名称上，跟台湾没有太大的分别。据说当初确定国号的时候，曾经有个括弧：中华民国。但是，此提议遭到了致公党的领袖司徒美堂的坚决阻挠，此老其实是在替他们党的前任大佬陈炯明报一箭之仇，但是没想到却给后来的中共领导人留下了大麻烦。否则，现在大陆跟台湾拉关系的时候，可以厚着脸皮说，其实我们是一样的。有老外把北洋时期的民国称为第一共和国，国民党时期的民国为第二共和国，而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第三共和国。自打辛亥中国挂了共和的招牌，到现在也没有人能把它摘下来。但是，这三个共和国，内涵还真是有点不一样。
虽然说，第一个共和国是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手创的。但是，这个共和国跟第二个国民党标记的共和国，还是大不一样。北洋的共和国，有点乱，但国民党的民国，在制度上以党治国，以党代政的味道太浓，民主和自由都不够多。所以，在一些研究者眼里，这样的民国有太多的列宁主义色彩，近乎一个独裁政权。不过，这样的评价从历史来看，多少有点过分。国民党的民国，有列宁主义的色彩，也有西化的色彩，甚至还有一些传统士大夫和帮会的色彩。色彩过于斑斓，但不乏亮点。有人排列了国民党高官中获得欧美大学学位的人的名单，长长的一列，即使在今天，仍然让我们这些大陆人感到有些汗颜和艳羡。也许，多少因为这个缘故，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民主化的转型，才能这样顺利。
辛亥革命，是近代革命的第一声。此后，中国似乎总是在革命。五四文学革命、伦理革命，然后是国民革命、红色革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在国共两党的叙事中，革命已经成为一种近乎神圣的字眼。大陆这边尤其过分，凡事沾濡了革命，就必定有正面价值，革命同志、革命战友、革命友谊、革命伴侣……，凡是坏事，必然是反革命。一时间，所有的罪犯，都是反革命，反革命杀人犯、反革命纵火犯、反革命强姦犯、反革命盗窃犯。到了这个份上，革命自己就把自己消解了。
今年是辛亥百年，海崃两边都声言要纪念一番，我只希望，纪念不要变成单纯的庆典，到了日子，各开一个大会，整一点隆重而且费钱的仪式就完事。凡是关心这件事的人，多少对那段历史应该有点反思。辛亥的伟人，不再仅仅作为某种符号存在，对他们的回顾，也不再是说滥了的老调子——按鲁迅先生的说法，老调子早晚会唱完的。
这本小书，是我作为一个没有留学经历的大陆学人，一段时间集中阅读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出产的一种类似读书随感似的东西。这些年来，我似乎被裂成两段，一段大头，每日泡在从晚清到民国这段历史中阅读、爬梳和写作，出产一点非驴非马的文字；一段是小头，经常给各种报章写一点令某些大人物不愉快的时评。前者貌似学者，后者貌似媒体人，其实两者都不是，时常遭遇尴尬。但是，两种角色，还是经常在我身上打架，有时候，弄不好，两者就串了。写出来的所谓学术文字，怎么看都像散文和随笔。现在的时髦，叫做混搭。
混搭的结果，有时候会能赢得掌声，但更大的可能是两边不讨好。但是，没办法，我已经这样了，人已年过半百，很难再回炉，把自己变成一个纯粹的媒体人或者学者。好在，货色如何，买家说了算。已经做了王婆，自卖自夸和自我贬抑都无济于事，说到底，写了书，是要给人看的。记得我生平的第一本书，就是关于民国的，1980年代末，放在「暮然回首」丛书里一併出版。丛书的编者，告诉我此丛书后来出了台湾版，但我那本被剔掉了，因为我对蒋公（中正）多少有点不敬。这次这本小书能出版，而且能在纪念辛亥的当口出来，说明台湾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作为一个写书的人，我喜欢这种变化。
爰为序。
2011年3月于北京清林苑
序
辛亥革命前后，摇晃的中国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快要一百年了。一个纪念日，到了纪念一百回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热闹一下。况且，1911年双十这个日子，又是中国帝制告终的开始，走向共和的中国，经过了一百年。民主共和思想，是否深入人心不知道，至少在名号上，跟上了世界潮流。就凭这一点，也值得庆祝一番。
说起来，这个革命的发生，多少有点偶然性。从小的方面说，如果当时坐镇武昌的湖广总督不是瑞澂，如果他不是砲一响就像个懦夫一样挖洞逃走，如果他此前的处置不是那么失当，偶然破获了革命党的据点，又拿人又砍头，而是当众把缴获的革命党人花名册给烧了，1911年十月十日晚武昌新军工程营的枪声，兴许不会变成一场占领武汉三镇的起义。因为革命党人这样零星的枪声，已经响过很多次了，没有一次成气候的。就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的一个月左右，武昌新军也来过这么一回，但并没有闹起来。
从大的方面讲，如果不是西太后和光绪死后，上台当政的满人少年亲贵由着性子胡闹，先是赶走了最能干的袁世凯，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然后又张罗收权，把地方权力收回中央，把汉人的权力收回满人。革命即使发生，也成不了气候。
千不该万不该的是，在各地立宪派风起云涌立宪请愿的时候，亲贵们不答应也就罢了，却搞了一个皇族内阁，让各地士绅们心里凉到底──从此之后，中国的事，就由这些生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纨□亲贵包办，士绅们借立宪分权的希望，被彻底浸在了冰水里。这么一来，士绅们把个满人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的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忽然就入耳了，真是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尽管让他们放火，他们还是不敢，但只要有人放火，他们是乐于搧风的。辛亥武昌起义第二天，起义士兵群龙无首之际，逼来的黎元洪一言不发，死活不肯「从逆」，但作为湖北谘议局议长的汤化龙却来了，一来就不走了，连带着听他指挥的商团，也参加了革命。正是由于立宪派士绅的帮忙，不仅稳住了局面，而且争得了外国人的同情，说服了黎元洪改变主意，甚至还策动了前来镇压的海军舰队的反正，因为舰队司令的参谋汤芗铭，是汤化龙的弟弟。不仅武汉一地，立宪派帮忙革命，其他地方，也都在帮忙革命，有的地方，立宪党人干脆自己出头。最初革命的十几个省，实际上是革命党和立宪党人平分秋色。
尽管说，革命党人一直处心积虑要策动革命，但革命的形势却一直都不够成熟。尤其是清廷推行新政改革以来，革命成功的机会相当渺茫。尽管革命党在政界、学界、军界有诸多的渗透，很多新军官兵受排满宣传的影响，但革命党人发动的大大小小历次起义，好像没有一次有成功的希望。收买会党的起义，像是僱人造反，钱花光了，人也就散了。而且起义都在边边角角的地方，闹与不闹，都没有什么影响。而新军的起义，动静大了一点，但却总也形成不了规模，要不就是时机总也不对。最关键的是，每次起义，都没有社会的唿应，基本上是革命党人单打独斗──他们一直以为这样个人英雄式的单打独斗可以唤起民众，只手打天下。为此，暗杀成为起义之外最重要的手段，从南到北，革命党人都在试制炸弹，炸了这个炸那个，可惜，始终没把民众的觉悟炸出来，也没有把清朝炸垮了台。
不能否认，革命党人有救国救民之志，但落到实处，往往夺取政权的心情要占到上风，尽管夺取了政权，他们是为了实行最先进民主共和制度，好让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清朝的改革做得好，尤其是预备实行立宪了，他们感觉自己的机会就渺茫。客观地说，如果不是有日本这样一个处心积虑不想让中国变好的近邻，这样的近邻总是借着帮助革命党人给中国政府捣乱，革命党人策动起义的本钱会更少，连宣传的影响力都会受局限。这是因为，清末的新政改革，的确做得不错。庚子后的乱局，很快就稳定下来，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外国投资增加，中国人自己办的工商业也呈现兴旺的景象。新政的各项事业，都在稳步前进。原来以为会引发强烈反弹的废科举改革，居然平稳度过，新学堂遍地开花，虽然问题成堆，但新式教育从此生根。军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财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预备立宪，都在稳步推行。尽管有庚子赔款的巨大压力，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到辛亥年，朝廷的岁入居然达到破纪录的两亿四千万有余，而各地财政，也大多有结余。爆发武昌起义的湖北，打开藩库的革命党人，发现他们拿下的这个政府，居然有四千万元左右的存银。事实上，正是有这些结余，各地的起义者才赖以招兵买马，扩张军队，维持了革命的命脉。新政的推行，不像以往很多论者所说，事业一塌煳涂，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抗。新政后期，整体上社会治安良好，大的股匪都招安了，小的匪盗得到控制。所谓民众对新政的反抗，只有少数地区譬如山西有对兴办新教育不满的骚动，有民间结社干草会所谓「烧学堂，打先生」的骚动，但规模并不大。其他的所谓反抗，主要集中在反抗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方面，但骚动也都是小规模低烈度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先验地认为凡是王朝覆灭，必定是政治紊乱，民不聊生，遍地烽火，其实，清末恰恰不是这样。政治虽然谈不上清明，但比起庚子之前，却要好得多，民众生活也谈不上安定，但比起庚子之前，也要好得多。我们建国后史学界为了验证清朝腐败、天下大乱所做的统计，验证辛亥前一年，整个国家的民变（实际上有些夸张）次数，大约一万起。即使这个夸张的数字，放到这么大的国家里，实在算不了什么。
但是，主持变革的当家人，毕竟是一个刚刚犯过大错的集团，而且是一个少数民族集团。像鼓动借助义和团盲目排外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大错，不仅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国家主权大幅度丧失，而且造成了国家巨大的动荡和损失，数额达到四亿两的庚子赔款，等于是在国家经济的血管上开了巨大的失血口。这样的错误，大大降低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由于这样的一个错误，革命党人持续排满宣传，才有了市场。更多的汉人菁英意识到原来这个朝廷是异族政权，从而使大清王朝的合法性进一步降低。剩下来的事，只能办好，不能办坏，一旦办坏，大家就会认为是非我族类的缘故。
然而，西太后之后少不更事的少年亲贵们，却大大地错估形势，不知道自己吃几两干饭，居然想通过把权力揽到自己手里，巩固统治。殊不知，满人政治能力退化，已经有一百多年，而政治格局的满轻汉重，内（朝廷）轻外（地方）重，也已有几十年的工夫，早成定局。满人中的能人，有经验的政治家，西太后和奕䜣在世的时候，都得承认现实，而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这种二十多岁的少年亲贵，既无从政经验，也无政治能力，居然敢贸然收权揽权，不坏事才怪。武昌军兴，亲贵们六神无主，马上实行立宪，废掉皇族内阁，答应所有立宪派的要求，但是已经晚了，人们不再给清政府机会了。从后来的历史看，这不仅是满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史家一直在说，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始终在牟求自己的利益，取孙而代之。其实，在南北谈判期间，他倒是竭力想维持一个虚位的清朝帝制，一个由汉人实际统治、大清皇室挂名的统治模式。这个模式，也得到英国和日本的赞同。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根本没有做好实行共和制的准备。显然，袁世凯在这点上跟他的好朋友，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有高度的共识。这期间，也有人提出可以让孔子后裔和明朝皇族后裔来当皇帝，继续维持君主立宪体制。然而，毫无势力的孔子后裔和明皇后裔显然出不了山，保存大清虚名的努力，事实上也不可能，即使袁世凯逼使摄政王载沣退位，完全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已经告成，南方的革命党人仍然不肯退一步，在情势上也退无可退，好讲中庸的国人，其实从来都不会妥协，共和这一步迈出来，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包括前立宪党人，都骑虎难下，加上所谓最先进制度的诱惑，革命发生后的中国只能往前走。
革命最大的危险，是会带来社会的动荡，甚至导致外国的干涉。这一点，是当初革命和立宪两派论辩的主题。辛亥革命期间，日本的确考虑过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只是因为英美的反对而作罢。而革命过程的动荡不大，也是外国干涉没有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说，从近代革命史角度，辛亥革命算是一场动荡和破坏比较小的革命。立宪派的高度参与，极大地降低了破坏的程度，而革命党人，也在刻意减少革命带来的动荡。为此，他们不准农民革命，不进行底层动员。但是，另一个他们老早就依赖的势力，却乘革命之机登上政治舞台，这就是会党，还包括一些绿林好汉。虽然说，跟会党合作是革命党的传统，但在辛亥革命过程中，他们还是尽可能对会党势力进行了遏制，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镇压。但是，会党这种中国社会中的准黑社会的力量，还是冒了头。毕竟那么多年革命党对会党的联络和利用，不可能一下子断了关系。从地下冒出来的会党，对革命后的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各地会党公开露面，大开香堂，大散海底，在底层社会建立黑社会的秩序，导致革命党人声誉大坏。二次革命，貌似强大的革命党，在袁世凯的打击下，不旋踵即土崩瓦解，跟他们不得人心大有关系。
尽管破坏不那么大，但革命毕竟是一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激烈变革。革命后，中国国门上的招牌变了，从一个君主专制的政体，变成了最先进的美国体制，接任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也被誉为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但是，革命后的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制度，落到实处，的确大有困难。就整体而言，虽然沿海开放口岸城市的绅商欢迎革命，而内地农村的士绅满怀疑虑，汉人的官僚在革命进行中，却罕有为清朝殉节的。怀念清朝的遗老遗少，都是在革命后民国制度运行之际产生的——民国来了，很多人才觉得前朝其实更好一点，换句话说，民国不怎么样。
民国办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生成一种新的秩序。然而，新秩序的产生，有赖于现存秩序的稳定。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的粗暴干涉，乱中添乱，袁世凯和他的谋士，错判形势，贸然称帝，袁世凯这个唯一的强人垮台，秩序的稳定，自然无从谈起。革命带来了民主共和制度，但这个制度在中国却落不了地，落不了地的制度，也就没法修正，中国回不到更合适的君主立宪体制那里去，因为在上层信奉的进化论历史观里，制度的演进，是进化的必然，已经进化到先进的制度，任何「退步」，都是开历史的倒车。
辛亥革命，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大变革。这场变革，却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革命成功后不久，上海的报纸不无戏谑地罗列了革命前后的变化：「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成，旧教育灭，枪砲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上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栏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其实，新教育、枪砲、律师、马路这样的东西，并不是民国才兴的，而除了制度变化，其他的变化，都是皮相的，甚至并没有真的变过来，至少在民国初年是如此。连革命党人大力推动，强力执行的剪辫子和放足，在乡村世界也成效甚微。放足和禁缠（禁止缠足）成效最差，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好些地方的妇女依然缠足。剪辫稍好，但坚持不剪的人，也所在多有。民国成立，原本戴在外国人头上的大礼帽，的确扣在了中国官员的脑袋上，而且他们的手上，也多了根「文明棍」（手杖）。还不仅如此，辛亥之后，话剧叫文明戏，新式结婚叫文明结婚，放足叫文明脚，连脚踏车，都被叫做自由车。但是，民国之后，正如长袍马褂依然如旧一样，瓜皮帽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依旧为士绅的常服。为孙中山宣导的中山装，即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只是党部人员在官方场合的服装，回家之后，很多人还是袍褂当家。很多在日本学了军事的将领，在今天留下的老照片上，洋式戎装，笔挺精神，但平常却喜欢长袍马褂，甚至喜欢坐轿子，连上战场都不例外。自由、民主和文明，离中国人的生活，其实还相当远。
辛亥革命真正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既不是风俗的变化，西化的习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现，零星的现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如果没有革命，清朝如果能正常立宪的话，代议制民主早晚都会来，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在新政期间已经进来，而且总会生根，所差的，只是技术上到底学谁的问题，而没有不学的道理。譬如法律制度，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问题。在我看来，辛亥革命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其实是持久的制度的困扰和变革的焦虑。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中国不仅没有因此而走向富强，反而更易混乱。很多人都明白，一个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骤然实行共和，而且学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其实难免消化不良，但是，人们不情愿看着刚刚确立的进化论历史观在自己身上破产，不愿意承认自己跟西方人其实不一样，没法原封不动地移植一个「最好的制度」，因为这样，似乎就等于承认自己种族的劣质。于是，只能把混乱归咎于变革的不彻底，革命不彻底，因此也只好在前进方向上做更激进的动作，革命，再革命，从制度变革走向文化和伦理革命，再则阶级革命，把中国社会翻过来，将传统的结构彻底打碎，建设一个人们谁也难弄明白的新世界。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患着求新症，什么东西，不求最合适，只求最新、最时髦。
即使不这样，在情势上，中国人也退不回去，退不到一个更合适自己的制度状况中去。其实建立代议制民主当然是必要的，但中国这样的国度，还是需要一个皇帝过渡的。可是过去的皇帝是满人，是异族，而且已经在革命的论述中带有屠杀汉人的原罪。所以，清朝的复辟，只能是遗老遗少的梦呓，一旦落到地上，连坚定的君主立宪主义者都会因之而崩溃。一九一七年的张勋复辟，不仅毁了康有为的清誉，也使得一直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心灰意冷，从此放弃了自己的主义。其他的人，没有实权的孔门后裔衍圣公做不了，有实权的袁世凯也做不了。谁也做不了皇帝，道理很简单：中国已经共和了，人们只能在「先进的制度」里往前走。除非找到更先进的制度。
中国人不是在共和制度中无法生存，也不是创造不出好的东西来。几十年的民国历史，也有值得称道的教育，值得骄傲的文化，但是，国人却很难在共和制度里创造一个新的秩序。尽管现在的人们回顾历史的时候，觉得民国还相当不错，但是当时的人们却很难满意那种军阀割据、国势衰微、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的状况。这个老大的帝国，在进入共和之后，没有重建一个属于共和制的秩序，因此，就很难抵御卡里斯玛权威的唿唤，很难抵御再次革命、不断革命的诱惑。革命带来了问题，答案却是只能在继续革命中得到解决。一个原本背着过重的历史包袱，又在清末历史中饱受欺凌的民族，学习西方，包括学习引进西方的制度，无论如何都摆不脱工具性的诱惑。所谓的革命，无非是要借助革命的槓桿，撬起可以使民族翻身的巨石，当无论如何都撬不动的时候，不是换一个槓桿，而是接长这个槓桿，用更激进的革命，继续撬。
当然，当年的中国境况，说起来也很无奈。和平变革的希望，只能建立在清政府不犯大错上，但是，谁也保证不了这个政府不犯错误。自一八六○年中国设立总理衙门以来，中国已经被拖进了西方的世界体系，此后中国历史的演进，总离不开世界历史的拖带，中国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历史走向，也无法决定什么时候变化或者怎么变化。同光中兴，自己对自己说是自强运动，但实际上不过是洋务运动。此后的变革，也大抵如此。本土化的最后抵抗，是义和团，结果被碰了个灰头土脸，回头看看，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清朝从新政走到被革命，改革被革命扑倒，在一个两难之局里。历史，在这里很无奈。
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后的一百年，都是值得国人反思的一个艰难的过程，一百週年的纪念，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但愿，人们能想起点什么，想出点什么来，别白过了。
图书试读
运动新军起义，要比孙中山等人一贯的输入型起义，花钱起义要高明些，算经济帐，成本也低得。
干事就需要花钱，这是经济学的常识。但是，过去人们一向认为，做土匪打劫是没本的买卖，只是风险大点，一旦失手，小命就丢了。再往前走一步，造反似乎也不需要钱，拉起队伍来，抢政权就是。抢得到就一本万利，抢不到，大家没饭吃，一哄而散。所以，像陈胜吴广干的事儿，一般也被视为没本的买卖。
孙中山的革命党，虽然据说他们也挺羡慕洪秀全的，但却不能像洪秀全那样，先打出旗号，再攻城拔寨，掳掠资财。他们的起义，有点像做生意，先筹集了本钱，买枪械，花钱偷运回来，还要花钱收买参加人员，从帮会到新军甚至防营，连起义骨干的活动经费，从交通住宿到吃饭的钱，都得事先准备好。好些革命党人，原本就是职业革命家，自己就要靠信徒捐款养活，一会儿钱松，一会儿钱紧的。筹集一大笔造反经费，实在不容易。但凡党徒有产业的，多半保不住。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因为支持弟弟革命破了家。而另一个革命富翁张静江，也因为屡次需索，累得在巴黎的产业，半死不活。据说，他跟孙中山汇款的暗号，A、B、C、D、E分别代表一万、二万、三万、四万、五万，而孙中山偶尔给他发一个C或者E，他是穷于应付。不过，革命党最大的财源，还是南洋。毕竟，革命党拉捐款，只能靠海外华人，而华人最多的地方，就是东南亚，欧洲和美国要排在第二位。而同盟会中人，在海外资源最多，筹款能力最强的，还是孙中山。只有孙中山在海外华人中最有人脉。需要提一句的是，当年的捐款，不尽出于海外华人的革命觉悟。好些捐款，实际上是个别华人对革命的一点赌博性投资。一些革命党人在拉捐助的时候，往往会许诺给捐款人一些革命成功后的官衔。当然，这些官衔，在革命成功后，没有可能绝大多数都兑现。
凡是涉及钱财，就难免有纠葛。口直心快的章太炎，因《民报》经费跟孙中山撕破脸皮大闹，背后实际上是部分来自东南和中部同盟会成员对孙中山长期的不满。在他们看来，把资金过多地投向孙中山的家乡两广一带，明显是出于地域的偏心。但是，考虑到资金的来源，孙中山大概也只能这样选择，毕竟，南洋的华人华侨，多半来自两广。如果能在广东占一块地方，也便于争取海外的援助。在孙中山眼里，像武汉这种四战之地，尤其是不能考虑的。所以，同盟会在章太炎事件之后，实际上处于部分的分裂状态。部分原光复会的成员，在东南地带自行其是。而来自中部的前华兴会成员，也自己做自己的。当然，他们就没法指望孙中山的筹款接济了。
1911年（辛亥年），革命党人策动了两次他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起义，一次是四月的广州起义，一次就是十月的武昌起义。武昌起义是场没钱的革命，起义前，当地的革命党人为了弄钱，什么招都想过试过了。最后弄到手的，还就是自己同志刘公借口捐官，从家里骗出来的五千元（原本是五千两银子，他的同志给他剩了一点），用这些钱从上海买了些手枪和子弹，在汉口租界设立了据点，买了好些旗帜，还刻了起义后的都督印。这些钱还剩多少，我不清楚，但真到了起义当口，由于据点暴露，手枪和旗帜、大印，甚至没花完的钱，都丢给了清军。唯一起了作用的，就是从外面买来的少许子弹。这些子弹，在据点暴露前就偷偷带进了军营，由于新军子弹被控制，这点子弹最后在起义时，派了大用场。但是，起义者真正用来攻打总督府和其他据点的武器弹药，还都来自于楚望台军火库。可以说，即使刘公的五千元，也没有多少派了用场。基本上，武昌起义就是一场穷革命，没花钱的革命。可占了武汉之后，藩库里却有四千万元左右的银子。真合算。
然而，四月的广州起义，钱花得却非常多。所需资金，大部分来自东南亚。其中英属东印度（即今天的马来西亚），捐了五万；荷属东印度（印尼）五万，暹罗（泰国）和安南（越南）各三万，剩下的一万大概来自美国。买枪械差不多花了六、七万，其余的用来招募人员，收买军队，再加上各项杂费开支，一共的花费，超过了预算四万，前后共计耗费了十七万多元。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差不多是新军一个军两师一月的军饷了。广州起义，拉没有革命觉悟的军队，要收买。动员各地有革命觉悟的「选锋」，每个人的行旅、住店都得安排，每人的装备，得花钱买，动员得越多，花费就越多，按人头拨款。后来看革命党人的帐目，每人帐下多少人，发多少钱，什么用处，一清二楚。而在武昌起义中，士兵住的是军营，吃的是军粮，手里的家伙，是朝廷给的，只是不发子弹，需要从外面弄点。甚至连起义，最后都是自发的，领头人都没有一个，更不需要管领头人要钱。可是，我们知道，花了这么多钱（几乎耗尽了革命党的筹款能力）的广州起义，最后却一败涂地。好心人收了七十二具尸体，其实死的革命烈士，不止七十二位。钱，当然都打水漂了。
看来，造反能否成功，关键在形势，不在钱多钱少，形势比人强嘛。如果没有皇族内阁和朝廷收回路矿权的东风，武昌的革命，也未必能成功。但是，至少，运动新军起义，要比孙中山等人一贯的输入型起义，花钱起义要高明些，算经济帐，成本也低得多。自武昌起义之后，穷革命的模式开始复制，各地的起义，基本上都是没本的买卖，而且大多都获利甚丰。清朝新政其间各地攒了点银子，也许都留给革命党人花了。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封面，那种略带做旧的纸张质感，搭配上墨色晕染的标题，仿佛一下子就将人拉回了那个动荡却又充满希望的年代。标题“辛亥：摇晃的中国”本身就充满了画面感，既点明了历史事件，又暗示了其深远的影响。我迫不及待地翻开，期待着文字能如同封面所描绘的那般，展现出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书中对于人物的塑造，从封面上的宣传语来看，似乎着重于刻画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沉浮的个体，他们的抉择，他们的挣扎，他们的信仰，都将是吸引我的重要因素。我尤其希望作者能够深入挖掘那些被历史书本简化的人物，赋予他们更加鲜活的生命，让我们看到革命并非仅仅是宏大的叙事，而是由无数个小人物的命运交织而成。同时，书中对于那个时代社会风貌的描摹，也是我非常期待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的碰撞，这些细节往往能最真实地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我希望能在这本书里，看到一个立体、饱满、有温度的“摇晃的中国”，而不是冰冷的史实堆砌。
评分浏览了这本书的推荐语，其中“辛亥”和“中国”这两个词组，勾勒出了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框架。我个人一直对近现代史，尤其是那些能够深刻影响国家命运的转折点有着莫名的情结。“摇晃的中国”这一表述，更是直接触动了我对于那个时代社会动荡与变革的想象。我猜想，这本书很可能不仅仅局限于事件的罗列，而是会深入探讨这场革命背后的思想解放和文化冲击。作者是否会细致描绘出，在那个新旧观念激烈碰撞的年代，人们的思维是如何被冲击、被重塑的？从皇权走向共和，这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改变，更是社会心理的巨大转变。我希望能在这本书中，看到对当时社会思潮的精彩呈现，例如，革命党人如何传播他们的理念，传统士大夫如何看待这场变革，而普通百姓又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想了解，在那个“摇晃”的中国，各种力量是如何交织、博弈，最终将国家推向了一个新的方向。
评分看到这本书的书名《辛亥：摇晃的中国》，我立刻联想到了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对我而言，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里程碑，它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开启了中国走向共和的艰难历程。“摇晃的中国”这个副标题，则生动地捕捉到了那个时期社会的动荡与不安。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深入剖析这场革命的复杂性，不仅仅关注政治层面的变革，更要揭示其背后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动因。作者是否会探讨，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经历了怎样的经济转型？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国内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是如何催生这场革命的？同时，我也对书中对革命参与者的描绘很感兴趣，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的理想、抱负、困惑和挣扎，能否在这本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帮助我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意义。
评分这本书的书评，我注意到有提及“辛亥革命”这个历史节点，这让我对作者的切入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我看来，辛亥革命绝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政权更迭，它更是一次思想的洗礼，一次社会结构的重塑，而“摇晃的中国”这个副标题，精准地捕捉到了那个时期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与不安。我设想，书中定会对这场革命爆发的深层原因进行细致的梳理，从晚清的积弊，到西方思潮的涌入，再到各种革命思潮的孕育与传播，作者是否会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层层剥开历史的尘埃，展现出其错综复杂的脉络？我更关注的是，作者是如何描绘这场革命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所带来的冲击。它是否触及了普通民众的生活，他们的希望与恐惧，他们的迷茫与觉醒？“摇晃”二字，似乎暗示着一种不稳定，一种变动，一种旧秩序的崩塌与新秩序的艰难建立。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让我们理解辛亥革命为何如此“摇晃”，又为何最终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石。
评分刚看到这本书的书名，就被深深吸引了。“辛亥”这个词，本身就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分量，而“摇晃的中国”更是让我产生了强烈的联想。这不禁让我好奇，作者会以怎样的视角来解读这场影响深远的革命？是侧重于宏大的历史事件叙述，还是会聚焦于那些在历史洪流中默默推动时代前进的小人物？我尤其期待书中能够描绘出那个时代的社会百态，那些在旧秩序崩塌、新秩序尚未建立时，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思想观念的碰撞，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安与希望。我希望这本书能让我感受到那个“摇晃”的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历史概念，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在不断摸索中前进的鲜活的社会。或许，作者会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比如文化、经济，或者社会思潮的演变来切入，展现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肌理产生的深远影响。我期待这本书能给我带来一次深入的、富有启发性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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