瑷珲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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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作者简介

明骥

  湖北竹谿人,民国十五年生。毕业于政工干部学校研究部及军官外语学校,专攻俄国语文,除曾担任中央电影公司制片厂厂长、总经理及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副主任外,终身从事大学教育工作。

  明教授担任中国文化大学俄文系主任十余年,自一九九○年以后即邀请独立国协重要政经文教人士来台访问,并促成中国文化大学与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远东大学及乌克兰基辅大学、欧洲财经资讯管理大学缔结姊妹校,交换教师与学生。明教授器识宏达,学识渊博,对推动中苏文化交流不遗余力,一九九四年十月获乌克兰基辅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一九九九年八月又获得乌克兰国际斯拉夫科学院院士。声誉崇隆,为国争光。

  一九九九年,退休以后,螯居纽约、台北之间,沉研史籍,矻矻不休,迄今共撰着「苏联民族问题之兴起与发展」、「访苏见闻纪要」、「俄罗斯风云」、「传情一海鸥」、「北国探索」、「苏联外交史」及「中俄关系史」等书及有关于俄语教学及苏俄形势之论着数十篇。

瀚海星辰:一部关于边疆风云与民族融合的恢弘史诗 (图书名称:暂定为《瀚海星辰》——一本不涉及《瑷珲史话》内容的、关于更广阔历史与文化的著作) 引言: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总有一些被时代浪潮推向边缘、却又深刻影响了文明走向的角落。本书《瀚海星辰》,并非聚焦于特定地域的局部兴衰,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广袤的亚洲腹地,那个被称作“丝绸之路的脊梁”与“游牧文明的摇篮”的广阔空间。它试图描摹一幅跨越数千年,涉及多元民族、复杂政治角力、以及宗教文化碰撞的壮阔画卷。我们探寻的,是那些在风沙与冰雪中铸就的帝国、那些在驼铃声中交织的信仰,以及那些塑造了我们今日世界格局的无形力量。 第一卷:草原的呼吸与帝国的诞生(公元前500年 - 公元200年) 本卷聚焦于铁器时代向古典文明过渡的时期,重点分析了欧亚大陆核心地带游牧民族的兴起与结构。 一、早期草原的社会形态与技术革新: 详细考察了斯基泰文化、萨尔马提亚人等早期游牧群体的社会组织,特别是马镫和复合弓的普及如何彻底改变了战争形态,并赋予了这些部族惊人的机动性。我们不会陷入简单的“野蛮”标签,而是深入剖析其严密的部族制度、对自然的适应能力,以及早期萨满信仰体系的复杂性。 二、中原王朝与北方边疆的初次博弈: 重点叙述了秦汉时期,中原政权为防御北方威胁而进行的战略部署,如长城的修筑、郡县制的延伸。然而,本书的侧重点在于分析这种“防御”姿态背后的经济动因——对优良战马的需求以及对西域贸易通道的控制渴望。我们审视了汉代对匈奴的“和亲”与战争策略的辩证关系,指出这不仅仅是军事对抗,更是两种截然不同生活方式的结构性冲突。 三、丝绸之路的雏形与文化渗透: 丝绸之路并非一夜之间开辟的,而是游牧网络与绿洲绿洲文明长期互动的产物。本章分析了张骞通西域的深远影响,阐述了早期香料、玉石和金属工艺如何在欧亚大陆间流动,为后来的宗教传播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二卷:信仰的熔炉与黄金的时代(公元200年 - 公元1000年) 这一时期是中亚和蒙古高原历史上最具活力和文化张力的阶段,多种世界性宗教在此地汇聚、传播和本土化。 一、佛教的东传与中亚的佛国: 详细描述了佛教如何沿着丝绸之路深入腹地,重点研究了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在推广佛教中的核心作用。龟兹、高昌等绿洲王国如何成为翻译中心和艺术殿堂,犍陀罗艺术的出现及其对东亚佛教造像风格的深远影响,都被细致地考察。我们关注布达拉山脉两侧,不同语言和民族的僧侣如何在艰苦条件下,完成了经典的翻译与保存工作。 二、突厥汗国的兴起与草原的统一: 考察了六世纪突厥汗国如何短暂地整合了蒙古高原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强大政权。重点分析了其政治结构(如“牙帐”制度)、其对后世蒙古帝国的影响,以及铁勒诸部在汗国崩溃后的文化遗产。 三、琐罗亚斯德教、景教与摩尼教的兴衰: 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中亚曾是多种波斯宗教的避风港。本章详细梳理了这些宗教如何在粟特商人的网络中传播,它们与当地佛教的竞争与融合,以及它们最终被新生的伊斯兰教所吸收或取代的历史轨迹。 第三卷:征服与世界的重塑(公元1000年 - 公元1400年) 本书的第三卷集中于那些彻底改变了欧亚大陆政治地理的“大征服”事件,尤其是对蒙古帝国的深度剖析。 一、草原的整合:铁木真的崛起与蒙古帝国的建立: 摒弃过度浪漫化的叙事,本章从部落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铁木真如何利用“札撒”(大札撒)制度和军事组织革新,完成了草原的空前统一。重点讨论了蒙古帝国初期的军事动员能力、其后勤策略以及对被征服地区的相对宽容政策(如对技术人才的吸纳)。 二、四大汗国的形成与欧亚体系的构建: 探讨了蒙古帝国分裂后,钦察汗国、伊尔汗国、察合台汗国和元朝各自的文化趋向。例如,伊尔汗国如何吸收了波斯行政体系,钦察汗国如何与罗斯公国产生长期的互动与融合。通过这种分析,我们揭示了蒙古扩张并非单纯的破坏,而是在客观上构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跨越了地理障碍的“欧亚体系”。 三、黑死病的传播与文明的转向: 详细论述了蒙古帝国建立的贸易网络如何加速了鼠疫的西传,以及这场灾难如何对东西方社会结构、劳动力市场和宗教观念产生了毁灭性的长期影响,并最终促成了中世纪欧洲的社会变革。 第四卷:文化的交汇与新的边疆秩序(公元1400年 - 公元1800年) 随着全球贸易路线的转移和新航路的开辟,欧亚腹地的传统中心地位受到挑战,但其文化影响力并未消退。 一、帖木儿帝国的遗产与中亚的伊斯兰化: 考察了帖木儿及其后继者(如巴布尔)如何继承了蒙古和波斯文化,在河中地区(Transoxiana)复兴了伊斯兰艺术和科学的辉煌。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作为学术中心的地位如何维持,以及苏菲派教团在地方社会控制中的作用。 二、沙皇俄国的东进与新的地缘政治: 本卷的最后部分,视角转向东欧平原的崛起力量——莫斯科公国。详细分析了俄国人如何通过征服喀山、阿斯特拉罕,并逐渐向西伯利亚进发,逐渐取代了昔日草原帝国留下的权力真空。这部分将严谨分析沙俄政权在整合广袤的北亚地区时,所采取的行政、军事和宗教(东正教传播)策略,以及其与被征服民族(如鞑靼人、西伯利亚土著)之间产生的复杂互动和边疆治理模式的演变。 结语: 《瀚海星辰》旨在提供一个宏观的视角,去理解那些塑造了欧亚大陆面貌的关键力量——马匹的力量、信仰的传播、商道的畅通与帝国的兴衰。它是一部关于连接与断裂、冲突与融合的史诗,旨在提醒读者,历史并非由孤立的事件构成,而是一张由无数线索交织而成的巨大星图。我们所研究的边疆,从来都不是文明的终点,而是文明持续交流与重生的核心地带。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图书序言

推荐序1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张家骅

  继《俄罗斯风云》、《苏联外交史》、《中俄关系史》(上、下册)之后,明骥教授又把新着《瑷珲史话》呈献在读者的面前,明先生的笔耕之勤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这本书虽然篇幅不长,但却难能可贵。它的可贵之处在于:第一,补偿了《中俄关系史》未能展开详述「瑷珲条约」的遗憾;第二,饱含着作者的悲痛和辛酸;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作者明确宣示,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警示每一个中华儿女勿忘国耻、奋发自强。

  我们无疑应与现今的俄罗斯人民友好相处,互利互惠,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轻率地遗忘民族的屈辱历史;忘记就意味着背叛。

  明骥教授是海崃两岸俄语界同行尊敬的长者,他在俄语教育生涯中,坚持教书育人的原则,身体力行。教书育人对于外语教育有着特殊的含义──树立学生服务于民族、国家的终生信念。这看似简单,事实上并不简单。我们的专业外语教育,许多年来,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但也有一些教训要汲取。其中的一条就是,常常在不经意之间培养出一些「崇洋派」来。如俄语同行中流行着一句口头禅叫「有俄罗斯情结」,用以夸耀俄语学到了家。说这话的人往往意在表白,他对俄罗斯情有独钟,俄罗斯什么都好。教育是功利主义的,办外语专业教育的目的与其他专业一样,要培养的是忠诚服务于自己祖国民众的人才,让他们情有独钟的首先是祖国和人民。有一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课固然应该是高等学校外语专业的主干课程,但是这些课程以训练学生生理语言器官、心理语言机制的熟巧为目的,机械的、刻板的、重复的、科班式的操练佔据了外国语文学系的许多时间。一方面,这是必须的,非如此无法培养自动化的言语技能;另一方面,学生接受人文精神薰陶的时间,培养缜密思考、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时间较之其他系,甚至包括理、工科各系,明显减少。在这种专业特殊性情况下,如果不给予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教育以应有的重视,后果是难以设想的。

  明教授虽年事已高,但仍在为年轻人的成长而操劳。为了收集这本书的资料,他不辞辛苦,远赴中俄边境,在绥芬河、黑河、瑷珲故地实际考察走访。笔者有幸陪同,亲眼目睹了明先生在参观「瑷珲历史陈列馆」时不能自已的中华赤子之情。在模拟「庚子俄难」的巨幅环形全景图前,他久久地不肯离去,看得出,他的心在流泪,那里交织着对于沙俄侵略者的恨,对于无助受害同胞的爱,对于抗俄英雄的无限崇敬……至今这些都还历历在目。

  读者手上的《瑷珲史话》显示着明骥教授对于俄语教育事业的理念和忠诚,它不仅对于学生是一本教科书,而且也鞭策教师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俄语教育事业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等待着我们去做,仅以现行的各种辞典、语法书、教科书、教学参考资料为例,这些出版物都还远远没有摆脱俄罗斯对外俄语教学专家设计的框架。他们的思路与我们的实际需要当然是不可能完全吻合的。淡江大学前任俄籍汉学家俄文系主任及俄研所所长坚决反对以「中俄瑷珲条约之研究」作为学生论文题目不就是一个例子吗?

  明先生给我们树立了孜孜不倦的榜样,让我们以他的执着精神相互共勉。

推荐序2

史铁强要2011年2月写于北京

  台湾明骥教授新近完成了他的大作《瑷珲史话》,邀我写个序。我是晚辈,且学科有些距离(虽同为俄语学界,但我主要从事语言研究),因此迟迟不敢答应。直到最近读到《瑷珲史话》书稿,才下决心贸然写上几句。

  瑷珲小镇,本名不见经传,只因这里曾签署丧权辱国的《瑷珲条约》和发生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海兰泡大屠杀事件,而载入中国的历史。

  然而这一段令国人有切肤之痛的历史,随着近年来中俄关系的发展和升温,却越来越少有人提及了,似乎沙俄侵佔我国领土、屠戮中国居民的历史只有在中俄(苏)交恶时才需要大讲特讲,而当中俄友谊之花盛开的时候,不宜让凄惨的过去破坏我们的感情。这不免使人生出些许担心:久而久之,当今的年轻人已完全不知中俄交往史,甚至俄语专业的大学生,恐怕也很少有人听说瑷珲这个名字了。

  明教授的着作让我们重新回到一百年前,血淋淋的场景如同昨日,令人触目惊心,难以平静。《瑷珲史话》把历史一幕幕还原出来,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中国过去之懦弱和今日之强大。从《史话》的字里行间,我看到明骥教授的爱国之心,看到他的历史责任感。他以八十多岁的高龄,奋笔疾书,目的就是让世人了解这段历史。让国人知道,今日的中俄伙伴关系来之不易,要珍重今天,更不要忘记过去。所谓以史为镜,这是最好的註脚。由此我联想起明骥教授当年奔走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身影,感佩于明教授的不倦精神,圣彼德堡大学时任校长威尔彼茨卡娅女士称他为「孤独的海鸥」,意思是他孤身奔波于台北、莫斯科、圣彼德堡之间,作为友好的使者,架起文化教育的合作桥樑。

  现实责任感令明骥教授为中俄友谊而奔波,历史使命感更驱使他以耄耋之年亲自前往黑河(瑷珲现所在地),四处搜集资料,完成了这部文字不多,却内容沉重的力作。这使我联想去年秋季与明教授会面的情景。他当时来访大陆,我邀请他为北外的学生做一次讲座。明教授与北外学生见面时第一句话就讲:我们学习俄文做什么?不是为了语言而学习语言,而是运用语言这个工具来研究俄国问题。此次读了《瑷珲史话》,令我对明教授更生几分敬意,也引发了我对中国俄语教学的反思。便想借此序言的机会,谈谈我对俄语学习和教学的看法。

  据我个人的了解,大陆与台湾的俄语教学,有相同和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小的差异,主要由于历史发展的脉络不同。在50-70年代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大陆与台湾的俄语教学分别处在截然不同的成长环境之中,所受的外界影响也大相径庭,这导致两岸的俄语教学在师资队伍、教学模式、培养目标等多个方面都遵循着各自的发展轨迹。

  1949年以后,大陆地区融入社会主义阵营,一面倒地学习苏联,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俄语的热潮。一方面大批苏联专家来华工作,需要人数众多的俄语翻译;另一方面国内的经济建设需要借鉴苏联经验,大批留学生被派往苏联。这样两股浪潮,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大陆俄语教学后来的走势。在全民学习俄语和俄语人才匮乏的背景下,俄语教学的突出特点是实践性和应用性。除了大批短期速成班和出国强化班以外,正规大学俄语院系的课程设置,也都带有很强的实践性质,即强调听、说、读、写、译五个技能,而较少重视研究工作。与此同时,派往苏联的留学生,除了学习科技等其他专业的以外,准备为国内补充俄语师资的留学生,绝大部分进入到苏联的语文学系学习,所学专业为俄语语言文学。这些人回国后,在大学里开设了现代俄语理论、语音学、苏俄文学、修辞学、教学法等理论课程。

  由此形成了大陆俄语教学的两大特点:较强的语言实践能力和以俄语语言及俄罗斯文学为研究物件。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直到今日也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本科教学以实践性、应用性为主,强调口语交际能力和翻译(口译和笔译)能力,研究生则注重对俄语语言文学的研究。

  关于台湾方面的俄语教学,由于佔有的资料不多,不敢妄加评论。但总体上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从五十年代开始,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台湾地区的俄语需求不旺。由于政治原因,留学生(包括俄语专业的学生)的主要去处是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这样一来,台湾形成了不同于大陆的俄语教学风格,它更多地受到美国的影响,不像大陆那样强调语言实践能力,而更加偏重于国别研究,即俄国问题研究(Russian Studies)。

  对比大陆和台湾的俄语教学,可以看到两岸各有所长。

  大陆成功探索出一套比较适合中国人学习外语的教学模式,可以用“务实”和「扎实」来概括。务实是培养目标和教学方案一切从实际出发,课程设置十分紧凑,几乎全部围绕语言基本功力而进行。经过四年大强度、大课程时量的操练,学生在毕业时已经比较熟练地掌握了俄语,尤其是听、说、译更为突出。学生一到工作岗位,立刻就能胜任口译、笔译、谈判、阅读原文资料等任务。可以说,大陆俄语界摸索出来的教学模式是卓有成效的,即使在上个世纪六、七、八十年代各校基本上都没有外国专家的情况下,我们的毕业生仍然具有口语和听力的优势,这也表明我们的外语教学方法是成功的。

  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看到,大陆的俄语教学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国际大趋势。大陆学生的优点在于外语表达水准过硬,毕业后立刻就可以流利地用外语交流。不足之处则反映在用外语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较差。他们擅长于传达别人的思想(口译或者笔译),却很少形成自己的见解和自己的研究领域。原因在于我们过分强调语言基本功,而忽略了研究能力的培养。

  台湾的俄语教学比较注重文史和阅读,知识型课程设置较多。教学方法上也更多地体现知识传播,相对大陆来讲,实践操练较少。在与台湾学生的接触中我们发现,他们的口语表达能力或许不甚突出,但收集整理资料和调研能力却给人印象深刻。这与两岸不同的设课、培养模式不无关系,甚至与用人单位的选择取向都有一定的关联。

  联想到明骥教授在北外讲座中的一席话,我愈发觉得两岸的俄语教学需要互补:台湾可借鉴大陆的小班教学模式以及外语实践课(又称精读课),这是打造纯正语音语调和言语技能的有效方法。而大陆更需要学习台湾的研究型教学方式,归根结底,语言学习的落脚点还是物件国,总体说来,外语专业的学生应该具备三个要素:技能、知识和能力。技能指使用外语的熟巧,这是获取知识和培养能力的基础,要求学生在一、二年级打下坚实基础,具备基本的听说读写技能。知识是对未来研究的铺垫,只有具备广博的知识,才能进行深入的研究。能力专指研究能力,这是更高层次的目标,最终要使学生学会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进行探索性学习。对俄语专业的学生来讲,俄语语言学、俄罗斯文学都在研究范围内,但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更容易激发学生兴趣的是对俄罗斯社会(包括中俄关系)的研究。让学生调动一切所掌握的技能和学过的知识,来钻研他渴望了解的俄罗斯社会问题,这对他来说是极大的成就感,并逐步培养起研究兴趣、明确研究领域和学会研究方法。这才是我们教学的主要目标。

  写这篇序言时,我再读了此前明教授赠予我的《中俄关系史》(上、下)。越发觉得大陆的俄语教学大纲缺少中俄关系史一项。关于俄罗斯历史部分,大纲的内容基本上取自俄罗斯的相关教材,未能向学生全面介绍中俄关系发展的脉络,这是需要增补的部分内容。

  《瑷珲史话》是了解中俄关系史的重要资料,更是俄语专业学生的必读书。感谢明骥教授为史学界奉献的这部力作,感谢他为俄语教学和研究提供的珍贵素材。据我了解,继《瑷珲史话》之后,明教授还准备写一部《伊犁史话》,并打算亲自前往新疆考察。老人家的精神和实践实在令人感佩。在此衷心祝愿明教授健康、长寿、成果丰硕。

自序

一、写作的动机

  自少立志要写中俄关系史方面的书籍,关于写作的动机需要分两方面来讲:

  (一)研究近代史的启发
  历史是前人经验累积的宝库。研究历史,是研究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兴衰演变,以及各民族奋斗与成长的历程,并借以明了其因果关系。研读历史,就是要从历史演变中汲取各种宝贵的教训,避免重犯以往之错误,防止人类战乱灾祸之重蹈覆辙。

  作者在学生时期,研读近代史时,即深刻感受到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遭受外国侵略压迫的灾难史。这其中尤以俄罗斯帝国与中国接触最早,对中国领土侵略最多,也使中俄关系日趋复杂和重要。因而启发作者研究中俄关系之意念,并开始学习俄国语文及研究俄罗斯历史、地理、文化、民族与外交等方面之问题。至于写书的动机,则是作者于大学教授俄国语文苏联外交史及俄情研究等课程二十年后,才开始构思的两部书:一是《苏联外交史》,一是《中俄关系史》,并以此列为个人人生重要使命之一。《苏联外交史》约四十五万字,已于二○○三年九月由台北黎明文化公司出版;第二部《中俄关系史》(上、下两册约六十六万字)上册于二○○六年十一月完成,下册于二○○八年六月完成,均由台北三民书局出版。

  (二)阅读外交史的感触

  外交是一种政治的最高艺术,它可以伸张国权和增强国力。在纵横捭阖的国际环境中,一个国家对外的一切关系,可以说是以外交之能否操纵运用自如而决定其成败。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最后决定外交胜利的关键,还是操之于其国内经济、政治的实力。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即使一个国家处于弱势不利的国际地位,卓越的外交家所施展的超人外交政策和方略,未尝不可以发挥惊人的力量,而获得力挽狂澜的胜利。历史事实说明不仅弱国有成功的外交,甚至战败国在外交上也可以打胜仗。

  一九○五年日俄战争结束,俄国处于战败国的地位,但俄国既不付赔款,亦不割让重要土地,就是由于俄国有精明的外交手腕。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二日在义大利热那亚召开的会议,有二十九个国家参加,实际上是由英国、法国、义大利、比利时和日本握有主控权。而苏维埃国(以下简称苏俄)曾是一个背弃协约国单独与德国媾和的国家,德国则是一个战败国,这两个国家在此次会议中可说毫无地位。但苏俄代表团副团长齐切林在热那亚会议期间深入洞悉和巧妙利用德国和协约国之间的矛盾,乃与德国代表团积极地在热那亚郊区的拉巴洛进行秘密谈判,终于年四月十六日签订了所谓俄德杰作的《拉巴洛条约》。由于俄、德的联合,才使俄国能突破欧洲重重反俄的阵线,并脱离孤立危险的环境。这次俄国外交辉煌胜利,对苏俄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美国驻义大利大使蔡尔德获悉俄德签订《拉巴洛条约》后惊唿道:「这是震惊世界的消息,这对会议是个最大的打击。」

  此外,如德国过去的史特莱斯曼,他洞悉了英国与法国战后微妙的矛盾,在洛迦诺会议德国巧妙地利用这些矛盾,不但使德国解除危险的局面,并恢复为欧洲四强之一。再观土耳其在洛桑会议以前,因为凯木尔一面能发挥土、俄联合的力量,一面洞视了英、法在远东的抗衡,终于在洛桑会议中奠定巴尔干盟主的伟业。「弱国无外交」一语,固然有相当客观的理由存在,但决不是绝对的真理。历史事实证明,越是弱国越需要有外交。

  当我们研读中俄外交史,真是感触良多。自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之《尼布楚条约》,开始中、俄正式之关系。起初,由于两国国势蒸蒸日上,清廷为调兵塞外,巩固边圉,而与帝俄修好,俄廷为发展东方商务而远交邻国。双方相需为用,而国势又相埒,故两国得有百数十年平等之友谊。此为中、俄关系最单纯之时期,除边界、商务、传教诸问题外,尚无其他外在势力之动盪。

  十九世纪中叶清廷,故步自封,内政不修,不思改革图强,且外遭鸦片战争之惨败,内有太平天国之兴起,国势凌夷,外患加深,帝俄伺机趁虚侵华蚕食我黑龙江及乌苏里江流域,而俄驻北京使臣则乘英法联军与中国作战之机,「假和平中立者」之地位,强迫清廷签订丧失领土之约。清廷处于内忧外患之煎迫之下,只图隐忍让步,以免边疆多事,而帝俄又深恐英、法势力之扩大,在侵华过程中,复谋维持清廷之统治权,期以建瓴之势掌握中国之东北。嗣后,回疆变乱,又在西北佔据伊犁,几致战争。当时因各有其内政及国际上之顾虑,均适可而止,共谋妥协。然在此期中,中、俄国势之失衡,及英、法等国势力之东渐,使中、俄关系不似前此之单纯,而清廷之外交,亦日趋居于被动地位。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降,正当俄帝国主义狂烈时期,其金融及工业资本之发展,使其步入资本先进国家之后尘,以近代帝国主义之姿态,在列强划分世界过程中,竟掠殖民地。前因其屡受挫于西方,乃借俄、法同盟之协作,积极对中国所谓「银行及铁道之征服」。「以帝国主义代替宪法,以亚洲代替欧洲,乃当时沙皇给人民之口号。」(见俄史权威贝尔斯教授Bernard Pares语)尤以自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后,中国外交更完全丧失了自主权。北京的态度如何,往往不关重要,而关紧要的是圣彼得堡、柏林、巴黎、华盛顿和东京间如何妥协,或如何牵制。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真是不寒而慄,感慨万千。

  (三)探究史实的真相

  历史之重要与珍贵由于它具有「以史为鑑」的伟大功能。因此,作者撰写《中俄关系史》一书之主要目的,不仅是对两国间发展之重大事件要作完整与详尽之叙述,而且更重要的是以最客观、公正和理性的观点,来探究与维护史实的真相,为读者提供一部值得信赖的读物。

  在苏联时代,有些学者在各种论着中,对于中俄关系的历史,常有偏离或扭曲史实的言论。他们说: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俄国人「开拓的地区」;「俄国给这里带来了新生活的曙光」,「奠定了文明的基础」。他们指责中国各部族人民和清政府的反侵略战争是「一系列军事远征,是对黑龙江流域的俄国村镇进行了征服性战争」;他们歪曲中俄尼布楚会谈的真相,说《尼布楚条约》是「在满人以巨大的优势兵力从肉体上消灭俄国代表团及其护卫部队的威胁下签订的,因此应当认为条约是强加于人的」。「这种用武力强加于人的《尼布楚条约》,对俄国来说,仍意味着丧失了俄国哥萨克和移民四十年来所开发的很大一片土地」。他们为帝俄的侵华行为辩护,声称:「俄国政府有理由要求重新修改边界」,把十九世纪帝俄侵略中国东北的大片土地叫做「收复失地」。

  这种歪曲荒谬的言论,我们必须用历史的事实还原于历史的真相,让世人获得正确的认识,以端正其视听,这是历史家的责任,也是本书的重大使命。

  (四)研究中俄关系的重要性

  俄国古文献学家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着之《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一书,俄国政府于一八八二年核准出版,在原出版者的前言中有两段内容颇有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兹摘录如下:

  俄国的外交目的,从一开始是尽可能接近这个亚洲邻邦,并同它划定比较有利的边界,和建立活跃的贸易关系,两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始终不渝地力求达到这个目的,尽管在各个时期所取得的成就不一样,后来毕竟都完全实现了。在经济上,中国对俄国迟早要起比西欧更为重要的作用,而我们同西欧的关系上,仍将处于一个消费者和忍气吞声的学徒的境地;今后,在我们和中国交往更加密切的情形下,经济上相互影响之外,中国还可能在文化  上对俄国产生影响。我们对这个与世界隔绝的国家还不甚了解。我们和这个国家的接触,目前还微不足道,以致还感觉不到它对我们的影响。但是,我们同时应当承认,自数千年中独立发展起来的中国文明,不仅有其独特之处,而且有许多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和中国这两个幅员最为辽阔的国家相互影响,将来可能为人类带来一种与西方文化迥然不同的新型的精神生活。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有责任不仅为了单纯和了解历史的真相,而且为了追求有现实意义的目的要充分注意研究我们同中国关系。从以往的关系中还可以吸取许多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今后同中国交往的借鑑。

  站在中国人的观点来看,我们似乎可以与卡缅斯基得出同样的结论。这充分说明研究中俄关系的重要性。

  其次要说明的是写作《瑷珲史话》的动机:(一)俄人反对以《瑷珲条约》作为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之刺激。大约一九九六年(民国八十五年)期间,淡江大学曾聘作者担任该校俄罗斯研究所硕士班研究生利国章同学论文指导教授,选定「中俄瑷珲条约之研究」作为论文题目,也曾获得校方主管当局之同意备查。但到了论文已经撰写完成,将要举行口试时,恰逢是俄籍汉学家担任淡大俄文系主任及俄研所所长,他们坚决反对以「中俄瑷珲条约之研究」作为论文题目;并与本人多次理论和激烈争辩,均予以回绝,并明确告知称:我国系民主自由的法治国家,任何大学研究生在不违背国策的原则下,有完全选择论文之自由。于是这两位俄籍人士不得不放弃自己无理之要求,使该生顺利参加论文之口试。为慎重起见,请五位教授担任委员,俄研究所所长亦为委员之一,他给了二十五分,不过平均分数则有七十八分,使论文通过,得以毕业。试问,这两位俄籍人士为什么要反对我们的学生来研究「中俄瑷珲条约」这个题目?我想凡是受过教育的俄国国民也都知道,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中俄签订的《瑷珲条约》,完全在帝俄武力威胁下的产物,对俄国人来说不是很光彩的一篇史页。(二)参观瑷珲历史陈列馆及瑷珲血火纪录片的感伤。二○○七年七月下旬某天,由黑龙江大学俄文系主任张家骅教授陪同作者特别到瑷珲历史陈列馆参观。首先在大门口,有一张照片,一位哭干了眼泪的母亲,抱着一个被俄国士兵强姦枪杀女儿的尸体,立即引起我一阵一阵地的悲痛和心酸。在这里除看到签订《瑷珲条约》模拟现场,及帝俄侵略黑龙江地区种种不幸的历史事件外,最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者,就是「瑷珲血火」这幅长达三十公尺之油画,把俄军于一九○○年对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等地数以万计之中国居民或集体枪杀,或强迫跳入黑龙江活活被淹惨死。现在中国大陆当局已将瑷珲历史陈列馆列为爱国教育的典型基地。其目的,当然中国人要努力奋斗,团结自强,更不要忘记这一段悲痛的历史。(三)为了对中俄《瑷珲条约》作更详细的叙述。作者在三年以前撰写的《中俄关系史》一书,因为是谈论两国二百余年来关系演变的概况,自然对《瑷珲条约》未作深入之叙述。但我自到瑷珲实地访问及参观以后,更加体认到:「中俄瑷珲条约是我国同列强帝国主义所订不平等条约最具象征性的不平等条约」。因而,在《瑷珲史话》这本书中对中俄《瑷珲条约》自然有较详细的说明。

  二、中俄关系之回顾与研究
  所谓中俄关系之回顾,就是希望国人要熟读历史,痛定思痛,检讨以往失败之种种原因;所谓研究是要策励未来,促进中俄关系之改善,使中俄两国之关系保持善邻和睦邻,并向互助双赢之方向发展。兹分述如下:

  (一)中俄关系之回顾
  就中、俄二百余年关系史言,东北之东三省,西北之蒙古、新疆为两国接近之桥樑。俄人自十五世纪末叶,解脱蒙古之羁缚,不及一世纪,不断向东发展,开疆拓土,树立其在东西两部西伯利亚之势力。一六八九年之《尼布楚条约》,开始中俄之正式关系。

  中国新败于日,远东国际局势日益复杂,列强在远东之角逐,日益勐烈。是时,主持外交之李鸿章,始终认为日本为「中土之远患」,足为国防之重大威胁,较英、俄、德、法为祸尤烈,乃採「远交近攻」之策,以联俄为抗日之初步,而帝俄为打击其传统之敌人英国及新兴之日本,以实行其所谓「和平之侵略」,亦自动的与清廷缔结秘密之盟。中国自与各国发生外交关系以来,与他国缔结正式密约,仅此一次。结果,帝俄之地主与军阀本其「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之本质,乘甲午中国战败于日,强租旅顺、大连,又趁义和团事变,进兵东三省,卒与列强尤其英、日之利益发生利害冲突,促成英、日同盟,引起日俄战争而致溃败。此沙皇制度下之政府,以侵略而与清廷缔盟,借缔盟而肆行侵略之后果。

  (二)现行应当研究和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对历代中俄(包括苏联时期)关系之史料,应作有计划之整理与保存,尤其具有特别参考价值之档案史料,应交由学术研究单位或各大学有关系所继续研究,并定期提出研究专题论文。

  第二、要长期培养研究俄罗斯问题之人才:要做好第一等的事必须有第一等人才。对此须从两方面进行:首先就是要在正规教育体制中培养精通俄国语文的人才,使其具备研究俄国国情的基本条件,因为语言只是一种工具,应用于教学或单纯之学术研究方面,可能有所发挥,但于外事交涉或商务谈判等,恐怕也只能扮演一个俄语流利翻译者。所以学习俄语,如不同时研究俄国的国情,则不是一个全才的人,更不可能成为卓越之干才。如外交前辈曾纪泽先生能够授命,在极不佳情况下,经过最艰辛的谈判,终于能够改订《伊犁条约》,收回最关国防的要地数百公哩,颇获中外人士之称赞。兹特将中俄改订条约签订的当天,俄外相吉尔斯对曾纪泽特使在外交智慧与才华表示高度的称赞和敬佩之对话节录如下:
吉:「此次商改约章,实系最难之事,贵爵办成,具见贵爵才智兼优,能办大事,易胜钦佩。」

  曾:「此系本爵分内之事,职所应为,尤赖贵国大皇帝愿同中国和好,不忍伤百姓,所以能和平定议。」

  吉:「起初,本国大皇帝颇有不悦之意,幸赖贵爵到鄂(俄)后,布置咸宜,令人钦羡,所以本国大皇帝始复和好初心。」

  曾:「吉大人随事与本爵和好商议,我深感谢,从事两国可望永久和好。」

  吉:「我办外国事务四十二年,所见人才甚多,今与贵爵共事,始知中国并非无人才。」

  吉尔斯后来另一次会晤又说:「以贵爵之才智,不惟出众于中国,亦罕见于欧洲,诚不可多得之使材也;外部诸公,同为钦佩,即如热大人(俄外交部资深官员),久办外国事务,彼亦为钦羡。」

  第三,研究俄国问题应有的态度与要领:首先要有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如此方能认识事物的真相,得出正确的结论。在研究要领方面,提出以下三点供作参考:(一)要在空间上作全面的研究:俄罗斯领土面积有一千六百余万平方公里之多,位于欧、亚两洲,全国有十一个时区之广。地理环境复杂,气候变化差异甚大,如不从全面之研究,实难了解其真实情况。(二)要在时间上作全程研究:八百六十二年罗烈克在新城建立公国,这也是俄罗斯建国之开始,迄一六一三年米海伊尔˙罗曼诺夫王朝开始;一九一七年十月列宁领导革命,推翻沙皇尼古拉二世,初建苏俄政权,一九二二年后又逐渐扩大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午夜十二时,苏联宣告解体,而俄罗斯联邦乃正式成立。就全程研究方面来说,虽有朝代更替之变化,但我们均应一一作研究。(三)要在静态与动态方面作综合之研究:所谓静态方面,包括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地理、气候与民族性格等。在这里,特别将气候与俄罗斯民族性之影响以及其民族之特征加以说明如下:

  首先,气候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影响是很大的。民族学家李瑞布里欧(Leroy Beaulieu)曾把气候的力量称之为「气候的虐政」,它像人的命运一样,无法摆脱。因此,它使人类产生了固执倔强、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种种精神。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自然而然对于别人所遭受的一切苦难,养成了无动于衷、冷酷无情的习性。所以俄国人对于各种苦难,的确有时候表现的漠不关心,他们能够接受任何艰苦生活的折磨,甚至能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宁静态度面对死亡。俄国人在性格上的残酷,无论平时或战时皆已为若干观察家所证实,这种个性在拿破崙佔领莫斯科时期已经表露无遗。当莫斯科被俄人自己纵火燃烧时,拿破崙曾无限感慨地说:「这些俄国人简直灭绝了人性,他们那里是普通的人呢?简直是一群野蛮的安息人!」

  也有人说:俄国人的性格很像蜂蜜酒,它需要长期的酝酿,可是当酿制成熟时,就会爆裂了酒罈。俄国人或北欧人更能忍受不公平的待遇、压制或暴政,但是这种表现的忍耐却不能欺骗任何人,我们必须认清,俄国人以极大的忍耐性忍受一切,并不表示他们是一群天生的驯服的奴隶,自愿「卑恭的去吻主人的鞭笞」。他们是一群叛徒,不以武士的决斗精神取胜,而以忍耐及秘密行动取胜。他们相信作战开始时,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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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瑷珲史话》的那一刻,我仿佛穿越了时空,亲身经历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这本书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地名的由来,更是通过对瑷珲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的描绘,勾勒出了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作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将大量的史料信手拈来,融汇于字里行间,却又写得如此引人入胜,丝毫没有枯燥乏味之感。我尤其被书中对清代东北边疆治理的详细阐述所吸引,那些关于驻军、屯垦、贸易以及与周边民族交往的细节,都让我对当时的历史环境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书中所描绘的瑷珲,既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塞,也是一个繁华的边贸重镇,承载了太多历史的印记。从最初的宁古塔副都统辖区,到沙俄侵略者强行划走的黑龙江中上游地区,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瑷珲人民积极参与建设,重新焕发生机,每一个阶段都被作者细致地刻画出来。我反复咀徊书中关于《瑷珲条约》签订前后那种民族屈辱和抗争的篇章,心中激荡着悲愤与不甘,但也看到了在黑暗中闪烁的民族脊梁。作者在叙述时,并没有简单地堆砌史实,而是将人物、事件、地理环境巧妙地结合起来,使得历史变得鲜活立体。那些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无论是戍边的将士,还是往来的商贩,亦或是普通的百姓,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奋斗与牺牲,都跃然纸上。我能感受到作者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热爱,以及对历史真相的尊重与追寻。这本书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知识的增长,更是一种情感的共鸣和对国家民族历史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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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瑷珲史话》这本书,让我得以窥见中国东北边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作者以深厚的学养和生动的笔触,将瑷珲这座曾经辉煌又饱经沧桑的城市,从史前时代一直描绘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尤其被书中对近代以来,俄国侵占瑷珲地区这段历史的深入探讨所震撼。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于历史事件的表面,而是深入挖掘了导致这些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以及这些事件对中国人民造成的深远影响。我能够感受到作者在梳理复杂历史线索时的专业与不易。书中对于瑷珲作为边贸重镇时期的繁荣景象的描绘,让我对那个时代的生活有了更生动的想象。然而,当历史的阴影降临,《瑷珲条约》的签订,那段屈辱的岁月,被作者以一种充满力量却又不失深情的笔触展现出来。我反复阅读了关于那些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民族英雄的故事,他们的英勇事迹,至今仍让我热血沸腾。作者在处理民族关系时,所表现出的客观与公正,也让我印象深刻。他试图去理解不同民族在历史洪流中的选择与挣扎。这本书让我对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对我们民族的坚韧与不屈有了更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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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瑷珲史话》这本书,是一部关于历史、关于土地、关于民族的恢宏史诗。作者以其卓越的叙事能力,将瑷珲这座城市的过去,如同电影般在我的脑海中徐徐展开。我被书中对清代时期,东北边疆的开发与治理的详细记述所吸引。那些关于驻军、屯垦、贸易以及与周边民族交往的细节,都让我对那个时代的生活有了更具象的认识。我能够感受到作者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热爱,以及对历史真相的执着追求。书中对于《瑷珲条约》签订前后那段充满屈辱与抗争的历史的描绘,更是让我难以忘怀。那种家国破碎的悲痛,那种民族不屈的呐喊,都通过作者的笔触,深刻地触动了我的心灵。我反复品味了书中关于那些在国家危难之际,用血肉之躯筑起长城的民族英雄的事迹,他们的精神,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激励着后人。作者在处理涉及民族关系时,所展现出的客观与公正,也让我敬佩。他试图去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选择与命运。这本书不仅仅是知识的获取,更是对我们民族精神的一次深刻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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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翻开《瑷珲史话》,便被它所描绘的宏大历史场景深深吸引。作者以其精湛的笔触,将瑷珲这座城市的历史脉络,从古至今,层层剥开,展现在读者面前。我尤其对书中关于近代以来,中国东北边疆所经历的复杂历史变迁的叙述,感到震撼。作者并没有简单地罗列事实,而是深入分析了导致这些历史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以及这些事件对中国人民造成的深远影响。我能够感受到作者在梳理和呈现如此庞杂的历史信息时的严谨与不易。书中对瑷珲早期作为边贸重镇的描绘,让我对那个时代的经济活动与文化交流有了生动的想象。而当历史的阴影笼罩,沙俄侵略者强行划定的边界,那段被割让的土地,被作者以一种饱含深情却又冷静客观的态度呈现出来。我反复阅读了书中关于那些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的爱国者们的故事,他们的牺牲和奉献,至今仍让我感动不已。作者在描述民族冲突和融合时,所展现出的包容与理解,也让我印象深刻。他试图去呈现历史的复杂性,而不是简单地将责任归咎于某一方。这本书让我对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对我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有了更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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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瑷珲史话》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东北边疆历史的窗户。作者以其深厚的历史功底和细腻的笔触,将瑷珲这座城市的故事娓娓道来。我尤其被书中对近代以来,中国与俄罗斯两国在东北地区长久而复杂的历史关系的阐述所吸引。作者并没有简单地讲述条约的签订,而是深入探究了导致条约签订的历史背景,以及条约签订后对中国边疆和人民生活造成的巨大影响。我能够感受到作者在梳理和呈现如此庞大的历史信息时的严谨与不易。书中对于瑷珲早期作为边贸重镇的描绘,让我对那个时代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有了更鲜活的认识。而当历史的齿轮转向屈辱的近代,沙俄侵略者强行划定的边界,那段被割让的土地,被作者以一种饱含深情却又冷静客观的态度展现出来。我反复阅读了书中关于那些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的爱国者们的故事,他们的牺牲和奉献,至今仍让我感动不已。作者在描述民族冲突和融合时,所展现出的包容与理解,也让我印象深刻。他试图去呈现历史的复杂性,而不是简单地将责任归咎于某一方。这本书让我对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对我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有了更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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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瑷珲史话》,我仿佛经历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旅行,亲眼见证了瑷珲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作者的叙事能力非凡,他能够将庞杂的历史资料,提炼成引人入胜的故事,让我爱不释手。我尤其对书中对清代时期,东北边疆的开发与治理的详细描述感到着迷。那些关于屯垦、驻军、贸易以及与周边民族交往的细节,都让我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能够想象,在那个时代,瑷珲一定是充满活力的一个地方。而当历史的阴影笼罩,沙俄的侵略者强行划分边界,那段屈辱的岁月,被作者以一种克制而又充满力量的方式展现出来。我反复品味了书中关于《瑷珲条约》签订前后,中国边疆所经历的动荡与不安。那种民族的阵痛,那种家国的破碎,都让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然而,书中也展现了中华民族在黑暗中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那些英勇的事迹,如同一曲曲悲壮的战歌,激励着后人。我欣赏作者在处理历史问题时,所展现出的客观与严谨,他并没有简单地回避历史的伤痛,而是直面它,让我们从中汲取力量。这本书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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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瑷珲史话》的过程,是一次思想的洗礼,也是一次情感的升华。作者以非凡的笔力,将瑷珲这座城市从古至今的历史轨迹,如同电影镜头般呈现在我眼前。我被书中对清代以来,中国与俄罗斯在东北地区互动历史的深入剖析所吸引。作者不仅仅是讲述了条约的签订,更是将条约签订的深层原因,以及条约签订后对中国边疆和人民生活造成的巨大影响,都进行了详尽的阐述。我能够感受到作者在考证历史细节上的严谨,他对每一个事件的发生、每一个人物的命运,都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书中对当时东北地区人民生活的描绘,更是让我对那个时代的生存环境有了更直观的认识。那些在艰苦条件下辛勤劳作的农民,那些为保卫边疆浴血奋战的将士,他们的故事都让我深受感动。我尤其欣赏作者在描述民族矛盾和冲突时,所展现出的客观与理性。他并没有简单地将历史事件归咎于某个民族的野心,而是试图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理解和分析历史进程中的复杂因素。读完这本书,我对“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也更加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繁荣。这本书不仅是历史知识的普及,更是对我们民族精神的一次深刻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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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瑷珲史话》的阅读体验,简直就像是打开了一扇通往过去的大门,让我得以窥见一个被历史尘埃掩埋的古老城池的真实面貌。我不是历史科班出身,对历史的了解也大多停留在课本上的碎片化信息,但这本书却以一种极其平易近人的方式,将我带入了那段遥远的岁月。作者的笔触非常细腻,他不仅关注宏大的政治事件,更深入到普通人的生活细节之中。比如,书中对瑷珲地区早期居民的生活习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的描述,都让我觉得非常有趣和亲切。我尤其喜欢作者对瑷珲地理环境的描绘,那种依傍黑龙江的壮丽景色,以及由此带来的独特的生态和文化,都被描绘得栩栩如生。读到书中关于瑷珲港口的繁荣景象,那些往来穿梭的商船,堆积如山的货物,以及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在这里交流的场景,我仿佛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的贸易气息和生活的热闹。而当历史的阴影笼罩下来,沙俄的铁蹄踏上这片土地时,那种突如其来的悲剧感,那种民族命运的沉浮,也被作者以一种克制却极具力量的方式表达出来。我无法想象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的人们所承受的苦难,但这本书让我能够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理解和感受。书中的很多细节都让我深思,比如关于民族融合与冲突,关于边界的划分与争夺,这些议题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历史读物,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历史的复杂性,也映照出我们民族的坚韧与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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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瑷珲史话》这本书,给我带来了一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让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历史的洪流之中,亲眼目睹了瑷珲这座城市的兴衰更替。作者的叙事功底非常深厚,他能够将看似枯燥的历史事实,转化为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让我欲罢不能。我尤其喜欢书中对瑷珲作为边贸重镇的描绘,那些往来于陆地和水路的商旅,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交流,都让我觉得十分有趣。我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瑷珲一定是人声鼎沸、商贾云集的繁华之地。而当历史的巨轮碾过,侵略者的铁蹄踏入这片土地时,那种由盛转衰的巨大落差,以及由此带来的民族屈辱,被作者以一种饱含深情却又克制的笔触描绘出来。我反复品读了关于《瑷珲条约》签订前后那段历史的描述,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作者并没有回避历史的伤痛,而是直面它,让我们从中汲取教训。同时,我也被书中那些在黑暗中不屈不挠的民族抗争精神所感动,他们的英勇事迹,如同一曲曲悲壮的史诗,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这本书让我认识到,历史并非是线性发展的,它充满了曲折和反复,而每一次的挫折,都可能孕育着新的希望。我对作者能够如此细致地梳理出如此庞杂的历史脉络,并将其呈现给我们,感到由衷的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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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对边疆历史都抱有浓厚的兴趣,而《瑷珲史话》这本书,则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点亮了我对东北边疆那段复杂历史的认知。作者并非简单地罗列年代和事件,而是以一种叙事化的手法,将历史人物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我尤其被书中对清代时期在东北地区驻扎的将士们的描绘所打动,他们远离家乡,戍守边疆,经历了怎样的艰辛与孤独,又有着怎样的家国情怀,这些都被作者细致地展现出来。我能感受到作者对历史事件的考证之严谨,他对每一个地名的由来,每一次战役的经过,每一次条约的签订,都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分析。书中的许多段落,都让我停下来反复思考,比如在讲述《瑷珲条约》签订的背景时,作者对当时清政府内部的腐朽和外部的压力做了详尽的阐述,这使得整个事件的发生显得既有必然性,又充满悲剧色彩。然而,令人欣慰的是,书中也记录了无数中华儿女在危难时刻的奋起反抗,他们的勇气和牺牲,如同一盏盏明灯,照亮了黑暗中的希望。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涉及民族关系的部分时,所展现出的客观与包容,他并没有简单地将某个民族妖魔化,而是试图去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行为逻辑。读完这本书,我对东北这片土地的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也对那些曾经为这片土地付出过血汗的人们充满了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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