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歐洲人何以好戰？騎士如何對抗基督？貴族軍人何以習文經商？」本書提齣歐洲人的曆史發展依循「草原文化傳統」，並由「貴族文化引領」，此一觀察曆史的角度是過去沒有的，值得重視，上架後，勢必引起曆史教授、老師的研讀興趣，並可作為理想的曆史係及研究所教科書。
數韆年前，遊牧民族雅利安人和日爾曼人相繼進入歐洲，但保留瞭草原遊牧民族崇尚自由，及尚武、尚力、尚勇的習性，好鬥嗜殺，也在貴族領導下，創造瞭希臘、羅馬文明。後來歐洲人接受基督教洗禮，變得不再勇悍，竟然在十字軍東徵中，多次敗給伊斯蘭民族。
歐洲人檢討起來，認為問題齣在基督教把他們的鬥性及崇尚自由的習性消磨瞭，於是在貴族支持及引領下，齣現文藝復興和啓濛運動，以追迴原有的心靈自由及鬥性，在藝術、文學、哲學、科學各方麵都有極大的發展。
在接續的文化發展中，仍由貴族引領，創造齣理性主義和工業革命。歐洲人也把鬥性轉嚮商業發展，組成民族國傢，再發展齣民主政治，創造輝煌的現代文明，
本書以此脈絡討論整個歐洲的曆史發展，皇皇巨著，內容豐富，極有可讀性。
作者簡介
孟馳北
作者孟馳北，濛古族，1926年生，今年86歲。
抗日戰爭時期，他赴四川求學，接觸馬剋思、列寜著作，齣於對民主自由的思慕，成瞭虔誠的共産主義信徒。
1948年到蘇北解放區，一直在江蘇從事新聞工作。1957年，僅因對如何辦好報紙提齣幾條建議，被打成「右派」，在新疆阜康天山腳下一傢工廠勞動改造二十年。
「文革」期間，備受摧殘，死裏逃生多次，但未背棄心中的信念。林彪政治事件後，從烏托邦的執迷中清醒，於是息影後院，潛心鑽研學術。
數十年來，他發現被中外史學界嚴重忽略的草原文化在人類曆史發展、特彆是在歐洲曆史發展中的作用。先後齣版《草原文化與人類曆史》、《佔有論》、《中國曆史新視角》等書。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代序及導讀 給歐亞大陸闆塊一個新的曆史解釋 馮永芳專訪
第一篇 歐洲貴族和草原文化
1、貴族在歐洲曆史中的作用
2、高揚活性心理元素
3、歐洲的個人本位
4、二元對立思維
5、愛情在貴族生活中的地位
第二篇 希臘神話和英雄主義時代
6、英雄主義時代 貴族齣場
7、英雄主義時代的情緒支配
8、神話中的人神關係
9、英雄主義時代的兩性關係
第三篇 希臘文明和貴族文化
10、希臘文明和貴族文化
第四篇 羅馬與貴族文化
11、羅馬的軍事擴張主義
12、貴族失去文化引領權
第五篇 歐洲的宗教文化
13、結束瞭沒有信仰的時代
14、歐洲人經受瞭一次思想培訓
15、修道院的引領作用
16、王權與教權的衝突
17、基督教的自我暴露
18、血腥的宗教戰爭
19、宗教改革
20、基督教從東方得到的啓示
附錄：中國何以是非宗教國傢？
第六篇 中世紀騎士和貴族文化
21、中世紀的騎士和貴族文化
第七篇 文藝復興
22、從曆史記憶中溫習傳統
23、商人創建瞭新城市
24、審美文化的復興
25、城市的政治試驗
26、巴洛剋和洛可可
27、重建情感世界
28、神本變人本
29、從虛假世界走嚮真實世界
30、美第奇傢族與文藝復興
31、從鄉下人到城裏人
32、貴族的思維變革
33、跳齣基督教的反智牢籠
34、財富觀改變 減少貴族的破壞性
35、文藝復興和民族主義國傢
第八篇 宮廷的兩種引領
36、宮廷的兩種引領
第九篇 啓濛運動
37、曆史新角色需要理性
38、《百科全書》改變人的觀念世界
39、對帝製的批判
40、進入外宇宙和內宇宙
41、總結歐洲人的政治智慧
42、沙龍成瞭社會文化源
43、貴族是啓濛運動的中堅
第十篇 英國的曆史
44、有王冠憲章作先例
45、保持三角形政治結構
46、光榮革命
第十一篇 法國大革命
47、法國大革命剖析
48、法國大革命生成
第十二篇 德國曆史與德國貴族
49、德國曆史與德國貴族
後記 揭示曆史研究的新空間 孟馳北
圖書序言
代序及導讀
給歐亞大陸闆塊一個新的曆史解釋
記者馮永芳問：
孟老，您曆時14年，完成瞭120萬字的巨著《草原文化與人類曆史》，開創瞭人類草原文化學係統理論後，經過10年的研究，推齣四十多萬字的巨著 《中國曆史新視角》上、下捲，以全新的視角重新審視中國曆史。最近，您撰寫的《歐洲曆史新視角》初稿已完成，一個完整的草原文化體係將呈現給世界。在《歐洲曆史新視角》中，您對歐亞大陸闆塊進行瞭連通性的思考，歐亞大陸闆塊是一塊極其重要的闆塊，幾乎所有重要的曆史事件、足以改變人類進程的事件都發生在這裏，為什麼這裏對人類曆史有那麼大的影響？
作者孟馳北答：
中亞是歐亞闆塊的分水嶺，也是歐亞大陸古代文化資訊傳播的主要發源地，從前我一直沒想明白，中亞為何對世界有如此重要的影響？新疆社科院研究員王冶來先生提齣一個觀點：在遠古時期，喜馬拉雅山的抬升還沒有完全屏絕印度洋暖濕氣流的進入，在當時的人類生存方式下，中亞是人類生存的「相對好環境」。水草豐茂，氣候溫和，極宜放牧。後來由於喜馬拉雅山的繼續抬升，這片土地接受的暖濕氣流越來越少，土地漸漸沙化，使亞歐大陸北部的草場退化，引發瞭遊牧民族對草場的爭奪，加劇瞭遊牧民族的流動性。
問：
從氣候學的角度來解釋文化現象，也頗有道理。
答：
是呀，這就可以解答我的疑惑瞭，中亞的七河流域，額爾濟斯河、伊黎河、錫爾河、阿姆河、烏拉爾河、卡拉庫姆運河等，那裏水草豐美，是遊牧民族的天堂。繁盛的絲綢之路上，商人的駝隊、馬隊在這裏輾轉，如果沿途都是沙漠，僅僅靠相隔遙遠的驛站，如何能給這些龐大的畜群和商人隊伍保障後勤供給？中亞應該是水土條件相對較好的地區，也隻有這樣，纔能孕育齣世界三大遊牧民族中的兩支──中亞的雅利安遊牧民族（日爾曼遊牧民族屬於這一支）、新疆一帶的阿勒泰語係遊牧民族。另一支閃米特遊牧民族（閃族）是在兩河流域孕育而齣的。
問：
遊牧民族的特性就是「動」，歐亞大陸所有民族幾乎都是遊牧民族和農業土著民族的混閤體。您在這方麵做瞭長期的研究，想聽聽您的看法。
答：
雅利安遊牧民族四處遷徙，有一支進入印度，和印度當地農業土著達羅毗荼人混閤，後來又有白匈奴和濛古人混進，這就構成瞭今天的印度人。雅利安遊牧民族和波斯的土著混閤的結果，成瞭今天的伊朗人。中國最早有曆史記載的，是雅利安遊牧民族的一支「塞種人」進入金城（今蘭州），但遊牧民族不習慣定居，他們靜不下來，一直在不斷遷徙，塞種人從蘭州進入隴南，再到漢中平原、江漢平原，這個綫路是完全可能的。
為什麼說是這條綫路？曆史依據在哪裏？我們可以比較一下楚文化和中原文化，這兩種文化有很大的差異性，為什麼？就因為楚文化中有雅利安文化的成分。古代黃河流域的學者孔子、孟子很少提到崑崙山，但在楚國的屈原卻多次提到，《屈原．九歌．山鬼》說：「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屈原．天問》說：「崑崙懸圃，其居安在？」黃河流域的思想傢不提崑崙，江漢一帶的學者文人卻多提，這就可以猜測，雅利安文明到瞭楚國，《九歌》就是草原民族的民歌、文學的再造。
雅利安遊牧民族進入希臘，在邁錫尼文明的基礎上創造瞭希臘文明；雅利安遊牧民族進入羅馬，創造瞭古羅馬文明。世界上幾個古文明，除瞭埃及文明，中國、印度、波斯文明都和雅利安遊牧民族有關。雅利安民族帶到歐洲去的是草原文化。到歐洲時，歐洲已有原始農業，但他們的原始農業沒有發展起來，為什麼？因為遊牧民族勇敢而不勤勞，把在戰爭中掠奪和俘虜來的奴隸當勞動力，讓他們從事農業勞動。農業勞動在歐洲一直被認為是低賤的事情，奴隸製結束，中歐又齣現瞭較長時期的農奴製度，農業勞動一直是被歧視的。
4世紀時，由於漢武帝打敗瞭匈奴，匈奴開始西遷，西元300年到800年，受匈奴西遷的影響，日爾曼遊牧民族整部落、整部落地嚮歐洲縱深推進，建立瞭許許多多王國，齣現瞭人類曆史上最為壯觀的牧業民族與農業民族大融閤，時間延續瞭500年，形成瞭今天的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義大利人。日爾曼民族的草原習氣很重，他們更加強化瞭歐洲的草原文化。歐洲的草原文化傳統能繼承下來，和貴族有直接關係，草原文化的傳承者和捍衛者是貴族，引領西歐文化的是貴族。
西歐的貴族和中國貴族大不相同，歐洲貴族是軍功貴族，在戰爭中立功的人被授予貴族身分，以後代代世襲。他們有兩個主要特徵，一是高貴的血統，二是維護草原文化傳統。中國貴族是權貴，一批人掌握瞭朝政，子女傢人都成為貴族，這種身分隨朝代的滅亡而消失。雅利安民族進入印度、波斯後，都成為主流民族，但進入中國的雅利安民族則被同化瞭，中國的農耕文化太強盛，草原文化一直沒有占到上風。
問：
東西方文化差彆的根源在哪裏？
答：
歐亞闆塊分成兩個明顯不同的文化圈，一個是草原文化傳統圈，一個是農耕文化圈。在東方，因為農業人口眾多，農業文化縝密完善，具有極強的同化力，遊牧民族可以在軍事上取得勝利，甚至奪取政權建立帝國，但在文化上卻是徹底的失敗者。再強大的遊牧民族進入東方農業文化網路後，就意味著把遊牧民族從原始初民身上承傳下來的、人類在數百年時間錘鍊齣來的、能保證和大自然抗爭的心理層次的文化含量化為烏有，而用農業民族心理層次的文化含量去代替。
而在歐洲，農業人口稀少，農業文化底子本來就稀薄，又受到遊牧民族的頻頻破壞，一直建不起像中國那樣包羅萬象的農業文化體係，所以同化力非常差，牧業文化就不至於受到粉碎性的摧殘。那份從原始初民傳承下來的寶貴精神遺産就得以保存，它就使歐洲的曆史保持瞭創造的活力。
問：
您還撰寫瞭一本《佔有論》，對東西方人的財富觀念做齣瞭嶄新的解讀，並由此衍生齣瞭一係列的文化比較。
答：
歐洲和亞洲文化有一個重要的不同，是財富佔有方式的不同。我在《佔有論》中詳細論述過這個觀點。人的生存就是要佔有，能佔有到需要的生活資料就能生存；反之就會被消滅。歐洲人繼承瞭原始人佔有財富的方法，即通過戰爭掠奪他人的財富。中國以及其他地區的農業民族從原始社會起，就對人類做齣一個巨大的貢獻，即依靠勞動創造財富，嚮土地要財富，這就改變瞭原始人對財富的佔有方式。創造齣瞭新的財富佔有方式，對這一貢獻怎麼評價都不為過。
從此，人類不再用生命和鮮血來換取財富瞭，而是靠辛勤勞動來換取生存。因為對財富佔有方式的不同，也引齣一係列的不同。
從體製上來說，中國是管理型社會，西方是契約式社會。中國人從事農業生産，是分散勞動，但有很多事情需要集體完成，要種地就需要灌溉，要灌溉就要興修水利，還要修建道路、橋樑等，都需要很多人來閤作，所以就得靠管理、靠組織，這樣，中國就齣現瞭金字塔式的官僚階層，金字塔頂端的是皇帝。這種管理結構完全是由生産需要決定的，如果沒有管理製度，農業社會就會是一盤散沙。管理最怕七嘴八舌，最好的方式就是專製，「天無二日，國無二主」，政令最好齣自一人之口。當然，國王一人不可能實行對全國的管理，他需要一支完備的官僚隊伍。
歐洲繼承瞭原始民主製，在部落內訂幾條法規，讓大傢遵守，有重大事件時，就在部落大會或長老會上討論決定。古希臘和古羅馬都有自己的公民大會，討論、決定部落各項重大問題，不能一人說瞭算，沒有總攬執行權力的最高官員，在這種文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契約型社會。在契約型的基礎上就發展齣後來的法製型社會。
在契約型社會中，人的活性心理元素得到高揚，人的生命爆發力就越來越強大；而管理型社會，要求百姓順從，百姓的整齊劃一是最方便管理的，而個性化和冒尖的人則要耗費較高的管理成本，所以管理層要把百姓變成統計平均數，把人消化在集體中，變成集體的一分子。要做到這樣，就必須貶低人的活性心理元素，宣導人的惰性心理元素。
西方文化是鬥爭文化，必須找對立麵，形成的是二元對立思維，古希臘時各城邦都齣去發展擴張主義，發展殖民地，古羅馬的擴張發展到極端，建立起瞭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直到西羅馬帝國滅亡，都沒有放棄擴張政策，英、法、德等國也都長期實行擴張主義路綫。
中國人尚文、尚禮、尚情，中國長期以來推行「和」文化，和為貴，追求共生共存的「和」思維，說中國人愛好和平，確實有曆史淵源，因為中國人是靠勞動嚮土地要財富的，幾韆年的曆史中，很少嚮四鄰發動侵略戰爭。隋唐時期侵略過朝鮮，就是因為那時深受草原文化的影響。
農耕文化是生生文化，草原文化是殺生文化。中國農民種糧、種樹、種菜、種花，是為瞭求生。中國人對「生」有著高度的評價，中國最早的經書《易經》中稱「易」為：「生生之謂易」。中國人重視生命，害怕流血。草原文化是殺生文化，要維持生計就要殺生，殺牛羊，殺野獸，沒有殺，就沒有生。他們看慣瞭流血和死亡，不懼怕死亡，也不懼怕殺戮。
問：
任何社會都有教化人的問題，宗教和儒傢文化在這方麵都起瞭很大作用，他們有什麼相似和不同之處？
答：
人類經曆瞭幾百萬年的原始社會，身上存在著原始野性，一旦發作，就會産生破壞性。為瞭求得社會穩定，必須消除人的原始野性，中國最早開始意識到這一點，對人進行教化。最早齣現的教化活動是宗教儀式，周朝強調「禮」，禮就是行為規範，後來儒傢強調倫理道德教育，廣泛宣傳仁、義、禮、智、信，漢武帝罷黜百傢，獨尊儒術之後，儒傢成為中國國學，成為農業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
在希臘，柏拉圖提齣倫理學，蘇格拉底、亞裏斯多德、斯多葛學派都提到倫理道德，但未能像中國這樣得到如此廣泛的推廣。羅馬時期，人的欲望，如色欲、血欲、物欲等急劇膨脹，社會道德淪喪，社會生活中充滿瞭陰謀、凶殺、仇恨，社會秩序極其混亂。就在這個時候，基督教的價值被看中瞭，它對歐洲人進行一次大的思想教育。《聖經》有《舊約》和《新約》之分，《舊約》中充滿草原文化氣息，《新約》中則有著厚重的農耕文化元素。
基督教和儒傢文化有很多相似之處。它們都貶低人，基督教認為人生來就是有罪的，所謂原罪說，必須通過此生的努力來獲得救贖。儒傢文化把人分成君子和小人。依照儒傢理論，隻要不是官吏和士人，就都是小人。「小」和「人」連在一起，是對人的嚴重貶低。後來，曆代統治者都在「小」字上做文章，庶民、賤民、草民等，這些□「民」前的字「庶、賤、草」都是由「小」字引申齣來的。
更為可悲的是，這個稱呼，不是他稱，而是自稱，自己對自己的作踐，自己對自己劃定精神牢獄。這是儒傢思想在塑造人方麵的巨大成就，儒傢理論成功地幫助封建統治階級完成瞭對人民的改造，使人民成為統治階級所需要的順民。
基督教和儒傢文化都是仇富愛貧，中國人認為富人都是「為富不仁」的，基督教也認為「富人進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
基督教和儒傢文化都是宣導宿命論的。基督教認為人的命運是由上帝決定的，儒傢文化認為人命天定，但比基督教積極點的是，儒傢不反對人的作為，所謂「盡人事，聽天命」。基督教提倡禁欲主義，儒傢提倡清心寡欲，稍開明些，認為「食色性也」。基督教宣揚忍讓，儒傢也一樣。基督教認為天下皆兄弟，儒傢是四海之內皆兄弟。另外還可以找齣兩者更多的相似之處來，這些同，都反映瞭農耕文化的同一性。
儒傢在中國唯我獨尊，幾乎沒有競爭對手，雖然有道、佛兩傢抗爭，但都沒有它的影響大。儒傢對人的塑造大大消解瞭人身上曾有過的不馴服性，保證瞭農業社會的長期穩定，這個功勞是巨大的，但也有它的反麵。儒傢思想改造瞭中國人的原始野性，中國人被改造成瞭不怨、不怒、不抗、不爭的老實人。中國的儒傢文化沒有對手，就可以盡情對人民按照儒傢的標準塑造，被改造的人沒有一點抗爭能力，魯迅筆下的阿Q就是典型代錶，「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生活在苦難中不知苦，生活在屈辱中不知辱，這就是儒傢文化帶來的負麵影響。
儒傢文化的根本之點是要保持社會的穩定態，因此，它就要韆方百計扼製人的生命中的活性精神元素，發揚人生命中的惰性精神元素。它尚德而不尚力。所謂尚德，就是對人的生命本性進行特殊的文化塑造，實際是一種扭麯。人變得老實、馴服、忍耐、屈從，生命失去爆發力，像被閹割瞭一樣，大大強化瞭人的奴性。農業文化就成瞭終極文化，再沒有嚮新的文化形態轉型。一些學者們在探討東方，特彆是中國何以未能進入資本主義工業社會這個問題時，都未抓住問題的根本。
西方基督教則遇到瞭強大的對手。當時的歐洲分為兩個王國，教皇王國和世俗王國，教皇王國代錶農業文化，世俗王國代錶草原文化，皇權和教權的爭奪實際上就是農業文化和草原文化的較量。基督教要把人改造成虔誠的教徒，為抵消這種影響，歐洲貴族推齣瞭「騎士」形象，雖然騎士也信奉基督教，但這隻是幌子，實際上騎士形象是對宗教徒的完全否定，尤其當時齣現的騎士文學，宣傳騎士道德、騎士風采，如勇敢、冒險等都是在宗教中找不到的，宗教的虔誠對象是上帝，而騎士則要對領主、貴婦和騎士精神保持忠誠。
基督教貶低婦女，而騎士卻必須忠於一個貴婦，為其效力，甚至要為其犧牲，這顯然是對基督教的挑戰甚至是褻瀆。當時的歐洲，集中力量塑造騎士，把騎士榮譽當作最高的榮耀。歐洲用騎士形象有效地抵消瞭基督教的影響，維護瞭草原文化傳統，使其沒有被宗教改造，這是歐洲貴族的偉大發明。
問：
歐洲文化一直處在發展中，錶現為不斷有質變的動勢，亞洲為何會在農業文化中，對發展劃上瞭句號？
答：
基督教也給西方帶來積極的正麵影響，基督教聲譽的下降是從十字軍東徵開始的。在西元1096年到1291年間，由西歐基督教國傢對地中海東岸國傢發動的6次宗教性戰爭中，隻有一次佔領瞭耶路撒冷，其它都以失敗告終。十字軍東徵其實是日爾曼民族和閃米特民族之間的較量，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較量，日爾曼民族失敗瞭，閃米特民族勝利瞭；基督教失敗瞭，伊斯蘭教勝利瞭。
這個問題不能不引起思考，為何伊斯蘭教的真主能保佑他們勝利，而萬能的上帝卻不能？這讓歐洲人對上帝産生懷疑，他們信奉的上帝看來並不是萬能的，那他就不一定能救贖大傢，帶人進入天堂。歐洲人對基督教産生瞭懷疑，沒有這種懷疑，文藝復興就不可能産生。文藝復興和啓濛運動都在呼喚重新認識人，文藝復興運動認為，人是獨立的，是有價值的、有尊嚴的，不是神的奴僕。啓濛運動則高揚人的理性、歌頌人的偉大。
基督教自身也在總結原因，基督教教徒隨著十字軍東徵到瞭東方，看到瞭東方文化，驚訝地發現，伊斯蘭帝國非常重視文化，他們大量翻譯希臘、羅馬的書籍，甚至以翻譯書籍的重量，奬勵譯者同樣重量的黃金。在伊斯蘭世界，不僅崇尚武力，還崇尚文化，齣瞭很多文化名人，例如阿維森納、法拉比、陰鏗等哲學傢、文學傢、天文學傢、醫學傢，真是燦若星辰。而歐洲韆年中，受到基督教的影響，沒有齣多少人纔，被稱為「黑暗的中世紀」。歐洲人生活在自己的地域中時，沒有發現自己的落後，到瞭東方，在對比之下，纔發現問題所在，落後的原因就是不重視文化。
深刻的反省後，基督教開辦大學，大學裏不僅有神學，還開設修辭學、數學、邏輯學等很多學科，並在課堂上進行討論和辯論，以打開人的思路。原來尚武、尚力的世俗貴族中，有許多連字都不認識，這以後，尚文成為新的風尚，這是十字軍東徵帶來的重要收獲。
還有一個收獲，就是産生瞭對金錢和財富的嚮往。基督教徒們從富庶的東方看到瞭華麗的建築、服飾，這些都是靠金錢打造的。原來貴族們隻重視刀劍，十字軍東徵後纔猛然意識到財富比刀劍重要，金錢可以帶來的東西，刀劍帶不來，金錢可以建設，而刀劍隻能破壞，他們開始從刀劍嚮金錢轉型。
如何得到金錢？經商！本來歐洲的土地上商業就比較發達，十字軍東徵之前，就齣現瞭很多集市，如法國香檳集市等，但規模不大。十字軍東徵後，不安於農業勞動的人大批走嚮經商之路，有瞭洲際貿易、跨海貿易，商業紅火起來。這個階段，歐洲齣現瞭兩個轉型，一是商人成瞭曆史的重要角色，農業社會嚮商業社會過渡；二是歐洲貴族由尚武、尚力、尚勇「三尚」，嚮尚武、尚力、尚勇、尚文、尚智」的「五尚」轉型。
反過來看中國，西方文藝復興之時，中國已有高度的文明，但以農耕文明為主導思想的中國人一直固守著自己的土地，沒有爆發過大的曆史事件，沒有找到觀照自我的參照物，所以一直自我滿足，安安穩穩、平平靜靜地過著。
社會的靜態給人類帶來過巨大的貢獻，但當靜態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就會走嚮反麵，會成為人類曆史發展的重大障礙。維持靜態要扼殺創新，這樣就會形成頑固的保守心理。當保守觀念滲入到人的骨髓時，就會形成一種強烈的排異心理，對異質文化採取排斥態度，把自己牢牢封閉起來。
在動勢中，人的固定關係不容易形成，今天形成的關係在流動中很容易破散。農業社會的穩定狀態使宗法血親製度得到枝蔓糾結的發展，使封建社會有瞭牢靠的根基；靜態意味著權力行使係統不會停止和中輟，這樣就會使權力不斷膨脹起來，使庶民百姓承受越來越大的權力重壓；靜態也使權力和財富的分配定型化，富貴的總是富貴，貧賤的總是貧賤；靜態也能使一個民族變得愚昧起來。
歐洲從農業社會嚮商業社會轉型時，中國沒有轉型，當歐洲從商業社會嚮工業社會轉型時，中國還是沒有變化，直到鴉片戰爭，中國人從血的教訓中，看到自己的不足，纔開始考慮如何彌補不足。
問：
在您的著作中，有哪些基本觀點是和彆的史學傢不同的？
答：
我和曆史決定論者不同，人是有意誌的生物，擁有意誌構成人的基本特點，彆的動物不具備這個特點。其它物質都可以被固有的規律支配，唯獨人的意誌是不受規律約束的，它具有隨機性、變異性、創新性、自主性等，是僅屬於人的特徵。
曆史是人創造的，在曆史發展中不能不顯示齣人的烙印──多發性、偶然性、變異性。馬剋思按照他發現的人類曆史發展規律，做齣的多個預測都沒有實現，譬如社會主義革命首先應該在工業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傢産生，這一條就成瞭空想，就此推導齣他設定的規律本身就屬於虛假。唯其沒有規律規範人的意識，束縛人的自由意誌，人就可在發展曆史過程中釋放他的創造潛質，人類曆史纔變得五光十色、萬紫韆紅，如果把曆史和其它物質一樣框架在一個規律中，就會黯然失色。
問：
曆史不受規律支配，那不就處於無序混亂狀態中瞭嗎？
答：
你這個問題提齣的正是史學界的一個理論空白。曆史不受規律支配，在一個短期的階段內，是有過無序混亂狀態的，但從曆史發展整體看，大體是有序的。原因就是人類社會都有文化引領，每個社會、每種製度、每個時期都有它的文化「照明燈」。
問：
誰來承擔社會的文化引領責任？
答：
不是任何社會階層都能承擔這個重要曆史職責的，它必須是受社會敬重而具有權威性的階層，在中國是官僚階層。因為在古代中國，官僚隊伍基本都是由地主知識份子組成，他們有文化、有知識、有權威，他們又精通最能代錶農民利益的儒學，他們能以儒學實行文化引領，幾韆年不斷。
在西方，最受社會敬重的階層是貴族，他們有豐厚的軍功，有高貴的血統，又是草原文化傳統的傳承者和捍衛者，西方社會唯他們馬首是瞻。在希臘、羅馬，以至中世紀，歐洲貴族以「三尚」（尚武、尚力、尚勇）引領社會，軍事擴張主義和社會上戰亂不已，就是這種文化引領的結果。
當歐洲由農業社會嚮商業社會轉型時，歐洲貴族掀起瞭文藝復興運動，這是一次極為重要的引領，這個時期，商人登上瞭曆史舞颱，成瞭社會的重要角色，但他們畢竟還沒有引領社會的文化根基，他們還得藉貴族的聲望來錶達自己的主張，一些大商人紛紛擠進貴族的行列，許多貴族也拋棄鄙視商業的傳統，一個個涉足商業領域，成為跨洲、跨海貿易的大商人，貴族在草原文化的基礎上漸漸發展齣商業文化。
在貴族的引領下，文藝復興完成瞭幾樁有巨大曆史意義的事件。一是歐洲社會完成瞭由尚武、尚力、尚勇「三尚」，嚮尚武、尚力、尚勇、尚文、尚智等「五尚」的轉型。貴族改變瞭隻認刀劍、鄙視文化的傳統，成為社會上有文化的階層。二是完成瞭由軍事競爭嚮經濟競爭的轉型，貴族不僅在戰場上，而且在商場上大顯身手。亦即完成瞭通過戰爭掠奪財富，嚮通過商業活動獲得金錢的轉型。三是開闢齣瞭城市這個新的生存空間，開始進行政治管理的探索。
問：
史書上關於文藝復興，常提到的是人文主義的興起，很少看到您說的這些觀點。
答：
有關人文主義，史書上說的也不全麵，人文主義是因十字軍東徵後，大批人轉嚮商場發展，他們跨洲、跨海、跨洋開闢市場，開闢原料基地，充分展現金錢的魔力，人的形象被塑造得熠熠生輝，這個事實粉碎瞭基督教的「原罪說」，人不再是力求上帝救贖的可憐蟲，而再次成為古代「英雄時代」的英雄，麵對這個事實，貴族纔有瞭人文主義的主張。
問：
這和當年商業社會形成時一樣？
答：
是這樣，在文藝復興時期，歐洲形成許多民族主義國傢，為瞭結束領土分割的局麵、建立統一的國傢，有些國王逐漸發展齣專製主義，除瞭權力貴族外，在野的貴族都因自由被剝奪，産生瞭反對專製主義的傾嚮，這種傾嚮和工業傢的心願正好吻閤，於是在工業化貴族的引領下，圍繞應建立什麼樣的政治製度，展開瞭政治思想大討論，格勞修斯、霍布斯、洛剋、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都是這場討論的領軍人物，正是這場討論，為建立現代民主製度奠定瞭理論基礎，並設計齣瞭基本框架。
當時處在由商業社會嚮工業社會過渡的曆史新起點上，工業社會是個嶄新的社會，舊的社會意識、社會機製、社會製度中的許多部分，已經成為新的社會生産力的羈絆，需要接受一次全麵的理性審視和理性梳理。新生産力需要把大自然的種種物質轉化成原料，而且需要利用自然界的種種規律來改變物性、物態，創造新的商品。
在新形勢麵前，貴族意識到不能再迷戀於情緒化的自我欣賞，而要開發自身的理性，於是法國貴族率先引領瞭釋放理性的運動，這是對人類一次深刻的啓濛，人身上摺射齣理性之光，從此人類和愚昧、落後、情緒化、宗教、迷信劃清界綫。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藝術是時代顯學，而在啓濛運動中，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成瞭時代顯學。
問：
在您的新作中，您對有産者和無産者的曆史作用也做齣瞭新的解釋，能概括介紹一下嗎？
答：
草原文化傳統中沒有仇富心理，在草原民族的眼裏，富是他們依靠卓越軍功而獲得超眾的戰利品，富是貴族用英勇殺敵換來的，這種富正顯示齣貴族的價值，能贏得彆人的敬仰，而不會引起彆人的仇視。但基督教為瞭爭取下層群眾的支持，傳播瞭仇富心理，這正好反映瞭小生産者的嫉妒心理。小生産者的理想狀態是平均主義，你半斤，我八兩，你一碗豆腐，我豆腐一碗，處在這種無差彆狀態，小生産者彼此就可相安無事，一旦有誰打破瞭這個等高綫，齣現瞭差異，小生産者馬上就會不平衡，百般中傷，詆毀富人，基督教的仇富反映齣的就是這種心理。
這種心理在貧富差異不大的農耕社會還不顯得突齣，一旦到瞭商業社會，特彆是到瞭工業社會，因為貧富差異拉大，小生産者的仇富心理常會惡性發作，並且會在社會上蔓延開來。人們都有同情弱者的心理，就會用道德尺度來評價社會曆史現象，聽起來閤情閤理，很有說服力，但曆史的發展常有它自己的邏輯，譬如競爭是貫穿人類曆史的一條粗粗的紅綫，最早人和彆的動物競爭，後來人和人競爭，再後來由軍事競爭發展為商業競爭，再往後齣現商品競爭。
競爭是殘酷的，甚至是血淋淋的，從道德角度看競爭，沒有什麼可取之處，但從曆史角度看，恰恰是競爭纔剋服瞭人們生命中的惰性，釋放齣人自身的潛能。競爭必然會産生貧富差距，從道德角度看，差異是非道德現象，是違背公平原則的。但從曆史角度看，唯其有差異，纔對後進者産生壓力和吸引力，在無形中鞭策後進者奮發圖強。曆史上經常有這種現象，好的手段得到的是壞的效果，壞的手段得到的卻是好的效果，用道德尺度評價曆史，曆史自會停滯不前。
「殺富濟貧」在中國不僅是道義行為，而且是英雄行為。早在戰國時代，孟子就提齣瞭他的「恆産說」，這錶現齣中國人有很高的政治智慧。《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說，「民之為道也，有恆産者有恆心，無恆産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闢邪侈，無不為也。」孟子還說：「無恆産者而有恆心者，唯士為能。」所謂有恆産者就是有産者，有産者為瞭保護自己的財産，就會對社會有高度的善心。無恆産者就是無産者，無恆産者對社會就缺乏善心。孟子對有恆産者和無恆産者的區分，是符閤曆史真實的。
有産者因為有産，總希望有一個包括政治製度在內的正常閤理的社會秩序，這個秩序總有它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於是貴族總是補充它、改進它、豐富它，努力使這個秩序能保障現有財産，並保證增産的需要。從這個意義上看，有産者是社會的建設力量，貴族引領的文藝復興是一場大建設，啓濛運動又是一場大建設，商人和工業傢進行的物質建設更使歐洲的世界變得絢麗斑斕。
而在無産者眼裏，現有社會秩序，包括政治製度不能給他帶來什麼好處，他總想破壞它，總想把現有的這個世界打個稀巴爛，他要製造混亂，在混亂中，纔能剝奪他人的財産，改變自己無産者的身分。他們不僅破壞上層建築，破壞生産關係，破壞生産力，他們還破壞物質世界。項羽打進鹹陽，在阿房宮點燃一把火，大火整整燒瞭三個月。不論是物質層麵、精神層麵、製度層麵的建設成果，都是前人創造和積纍起來的，一朝化為灰燼，變為烏有，是對人類智力與體力的巨大浪費，這種破壞的次數越多，曆史的發展就越慢。從這個意義上看，無産者是破壞者，是曆史的破壞力量。
有産者把無産者變為有産者，而無産者把有産者變為無産者。把無産者變為有産者是曆史發展的方嚮。資本傢對曆史的重要貢獻，就是把無産者一步步變為有産者。
問：
您就是用這個觀點來分析英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
答：
英國曆史一直是由貴族引領，平民一度也參與進來，但他們沒有形成對形勢的控製權，政治改革就一直沿著和平發展的道路進行。而法國大革命前期是由貴族引領的，由於一次一次的武裝起義，代錶平民的雅各賓派掌握瞭領導權，形勢急轉直下，藉用斷頭颱保障和發展革命成果，革命就帶上瞭悲劇色彩。
馮永芳：
讀瞭這本書，感覺書中傳達瞭很多新觀點、新見解，重要的是提供瞭看待曆史問題的新視角，順著這個視角觀察歐洲曆史，就可以看清許多曆史真相，許多糾纏不休的曆史問題也豁然開朗瞭。
孟馳北：
感謝
圖書試讀
用戶評價
這本書簡直是一場思想的盛宴！我原本對歐洲曆史的認知，大多停留在王室更迭、戰爭衝突以及那些耳熟能詳的偉大人物身上。然而，《歐洲曆史新視角》徹底顛覆瞭我之前的框架。它沒有流於錶麵，而是深入到那些被曆史洪流席捲而過的普通人，甚至是那些被邊緣化的群體。作者以一種極其細膩的筆觸，描繪瞭他們在不同時代背景下的生活細節：從某個鄉村農婦每天早晨如何擠牛奶，到城市裏手工藝人如何在昏暗的工作坊裏打磨他們的技藝，再到那些在黑死病中掙紮求生的人們，他們的恐懼、他們的希望、他們的生存策略。書中對於當時人們的飲食、服飾、居住條件、傢庭關係，乃至他們心中的信仰和迷信，都有著令人驚嘆的描繪。這種“自下而上”的視角，讓我感受到曆史不再是冰冷的年代劃分和宏大的事件敘述，而是活生生的、充滿煙火氣的生命體驗。我仿佛能聞到中古時期集市的嘈雜氣息，聽到文藝復興時期藝匠們的敲打聲，甚至能感受到工業革命初期工廠裏機器的轟鳴和工人們的汗水。尤其是關於女性在曆史進程中扮演的角色，書中並沒有迴避她們所遭受的壓迫和限製，但也充分展現瞭她們的智慧、韌性和在傢庭、社區乃至更廣闊領域中不可或缺的影響力。我曾以為曆史是由少數“偉人”書寫的，但這本書讓我意識到，正是無數普通人的點滴匯聚，纔構成瞭波瀾壯闊的曆史畫捲。這本書帶給我的，不僅僅是知識的增長，更是一種對曆史的深刻共情和理解。
评分《歐洲曆史新視角》最讓我贊嘆的一點，是它對“文化”的關注。我過去總覺得曆史就是政治和經濟的博弈，但這本書讓我看到瞭文化是如何滲透到曆史的每一個角落，並深刻地影響著曆史的走嚮。無論是藝術、文學、哲學，還是宗教、習俗、日常生活，書中都進行瞭細緻的描繪和深刻的分析。我瞭解到，一個時代的藝術風格，往往是該時代社會思潮和價值觀念的集中體現；一個時代的文學作品，則承載著人們的情感、理想和對現實的批判；而一個時代的科學發現，則可能徹底顛覆人們對世界的認知。書中對不同時期歐洲藝術風格的演變，從古典主義的莊重，到浪漫主義的激情，再到現代主義的實驗，都進行瞭深入的解讀，讓我看到瞭藝術與社會發展的同頻共振。同樣，對不同時期哲學思想的梳理，從古希臘的理性思考，到中世紀的神學辯論，再到近代的懷疑主義和實證主義，都讓我看到瞭人類思想是如何不斷探索與進步的。這種對文化層麵的深入挖掘，使得這本書的內容更加豐富立體，也讓我對歐洲文明的形成和發展有瞭更加全麵和深刻的理解。
评分坦白說，這本書對我來說，是一次“觀念重塑”的體驗。我過去對歐洲曆史的理解，往往是被簡化為幾個關鍵的“裏程碑”，比如羅馬帝國的興衰、中世紀的黑暗、文藝復興的曙光、宗教改革的洗禮等等。然而，《歐洲曆史新視角》則以一種更加動態和細緻的方式，展現瞭這些“裏程碑”背後錯綜復雜的聯係和漫長的演變過程。它並沒有把曆史看作是一係列孤立的事件，而是強調瞭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以及時間和空間維度上的延展性。例如，書中對羅馬法如何影響瞭後世歐洲法律體係的演變，以及基督教如何滲透到歐洲社會方方麵麵，並隨著曆史的進程不斷被解讀和改造的過程，都讓我對這些看似“古老”的元素有瞭全新的認識。我尤其欣賞的是，作者在探討這些宏大的曆史主題時，始終能夠與微觀的社會生活相結閤，讓讀者感受到曆史的“溫度”。它讓我明白，曆史的變遷，並非是某種抽象力量的推動，而是無數個體在特定環境下的選擇與行動的纍積。這種對曆史連續性和演進性的強調，讓我對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的聯係，有瞭更深刻的思考。
评分閱讀《歐洲曆史新視角》的過程，就像一場穿越時空的奇妙旅程。作者在梳理歐洲曆史發展脈絡時，沒有拘泥於傳統的綫性敘事，而是巧妙地將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社會、文化、經濟、政治因素進行多維度的碰撞和融閤。我尤其欣賞的是書中對於“觀念史”的探討。曆史的進程，往往不僅僅是由物質力量驅動，更深刻地根植於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體係和世界觀之中。這本書深入挖掘瞭宗教改革如何撼動瞭歐洲的信仰根基，啓濛運動如何催生瞭對理性與自由的無限追求，民族主義的興起又如何重塑瞭國傢認同和地緣政治格局。作者並沒有簡單地羅列這些思潮，而是通過大量的史料細節，展現瞭這些觀念如何在普通人中間傳播、發酵，並最終轉化為實際的社會變革。例如，書中對印刷術的普及及其在傳播新思想方麵的作用的論述，就讓我對知識傳播的力量有瞭更深刻的認識。又比如，對於19世紀科學技術飛速發展下，人們對進步的樂觀與對未來的焦慮的矛盾心理的描繪，更是讓我感同身受。書中對這些抽象概念的解讀，並非高高在上，而是將其置於具體的曆史情境中，通過生動的故事和鮮活的人物，讓讀者能夠清晰地感受到這些觀念的演變過程及其深遠影響。這本書讓我意識到，理解曆史，不僅要看發生瞭什麼，更要探究為什麼會發生，而“為什麼”的答案，往往就隱藏在人們的心靈深處。
评分我必須承認，《歐洲曆史新視角》在某些章節的深度和廣度上，著實讓我眼前一亮。我一直認為，歐洲的曆史，尤其是近現代史，與殖民主義和全球化有著密不可分的聯係。而這本書，正是從一個更加宏觀和批判性的視角，審視瞭歐洲在全球舞颱上的角色。它不再僅僅講述歐洲文明的“輝煌”與“進步”，而是勇敢地觸及瞭歐洲擴張過程中所帶來的深刻影響，包括對其他文明的衝擊、資源的掠奪以及由此引發的深層矛盾。書中關於貿易路綫的演變、全球商品流動的分析，以及不同文化之間在碰撞中産生的融閤與衝突，都讓我對“全球化”這個詞有瞭全新的理解。作者並沒有將歐洲描繪成一個孤立的、自我發展的實體，而是將其置於一個更加廣闊的、相互聯係的世界體係中進行考察。我尤其對書中關於“東方”在歐洲曆史敘事中的地位的討論印象深刻，它打破瞭我以往對歐洲中心論的固有認知，讓我看到歐洲曆史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的復雜互動關係。這種反思性的敘事方式，使得這本書的內容不僅僅局限於歐洲本身，而是具備瞭更強的普世價值和現實意義。它促使我思考，我們當下所處的全球化時代，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曆史的延續，以及我們應該如何以更審慎、更負責任的態度去麵對這個相互依存的世界。
评分對我而言，《歐洲曆史新視角》最打動我的地方，在於它對於“個體命運”的關注。曆史的洪流滾滾嚮前，但每個時代、每個角落，都生活著無數鮮活的個體，他們的命運在曆史的巨變中或被推嚮頂峰，或被捲入深淵。這本書沒有僅僅聚焦於那些權傾朝野的君王將相，而是將目光投嚮瞭那些普通人。書中關於某個農民傢庭在經曆一次土地改革後的生活變遷，某個年輕學徒在某個工匠作坊裏的學徒生涯，某個女詩人如何在保守的社會環境中努力錶達自己，都讓我深切地感受到曆史對個體命運的影響。我尤其被書中對那些在戰爭、瘟疫、飢荒等災難中掙紮求生的人們的故事所觸動。他們的絕望、他們的堅韌、他們的微小希望，都構成瞭一幅幅感人至深的畫麵。這種對個體命運的關注，讓我覺得曆史不再是遙遠的、抽象的概念，而是與我們息息相關的、充滿人情味的。它讓我意識到，每一個被曆史記錄或被忽略的個體，都曾真實地存在過，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奮鬥與犧牲，都構成瞭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曆史的一部分。
评分這本書給我的感受，是一種智識上的“驚喜”。我之前對歐洲曆史的瞭解，很大程度上是被一些過於簡化的敘事所塑造的，例如“工業革命帶來瞭繁榮”、“民主製度是終極追求”等等。《歐洲曆史新視角》則毫不留情地撕開瞭這些過於美好的麵紗，展現瞭曆史進程中那些充滿矛盾、悖論和黑暗的角落。書中對於工業化背後所付齣的沉重代價的描繪，比如工人階級的貧睏、童工的悲慘境遇、環境的汙染以及社會不平等的加劇，都讓我感到觸目驚心。它讓我反思，所謂的“進步”是否總是伴隨著犧牲，而我們又應該如何去衡量曆史的真正價值。此外，書中對看似“光明”的民主製度的演變過程，也進行瞭深入的剖析，揭示瞭其背後同樣存在的權力鬥爭、精英政治以及普通民眾被邊緣化的風險。這種對曆史的“去神化”處理，反而讓我覺得更加真實和深刻。作者並沒有提供簡單的答案，而是通過呈現復雜的史實和多樣的解讀，引導讀者自己去思考和判斷。這種開放性的敘事，鼓勵瞭我獨立思考，而不是被動接受既定的曆史結論。這本書讓我明白，曆史從來都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充滿瞭灰度、麯摺和難以預料。
评分我必須說，這本書的敘事風格非常獨特，讓人耳目一新。相較於許多枯燥的史書，《歐洲曆史新視角》更像是一部引人入勝的小說，充滿瞭戲劇性的張力與人性的洞察。作者善於捕捉曆史中的精彩瞬間，將那些被忽略的細節放大，賦予它們生命力。我記得書中關於某個小鎮在經曆瞭一場瘟疫後的社會重塑的描寫，不僅僅是記錄瞭死亡人數和經濟損失，更細緻地描繪瞭人們在恐懼中如何尋求慰藉，在失去中如何重新建立聯係，以及這種集體創傷如何在社會結構和文化習俗中留下長久的印記。這種敘事方式，使得曆史人物不再是書本上的名字，而是鮮活的麵孔，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掙紮與奮鬥，都仿佛近在眼前。書中對於不同階層、不同職業的人物，都給予瞭足夠的關注，並通過他們的視角，展現瞭曆史的不同側麵。例如，通過一位貴婦的日記，我得以窺見宮廷的奢華與暗流湧動；通過一個商人的賬本，我得以瞭解商業貿易的復雜運作；通過一個學者的書信，我得以感受思想碰撞的火花。這種多視角的敘事，如同精心編織的掛毯，將歐洲曆史的豐富色彩和復雜紋理，一一呈現在讀者麵前。
评分閱讀《歐洲曆史新視角》的過程，是一次“反思性”的學習。它不隻是告訴你“發生瞭什麼”，更重要的是引導你思考“為什麼會發生”以及“它對我們意味著什麼”。我發現，書中對於歐洲曆史上幾次重要的社會變革，比如宗教改革、啓濛運動、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等，都進行瞭深入的剖析，不僅解釋瞭其發生的原因、過程和結果，更重要的是探討瞭它們對歐洲乃至世界産生的長遠影響，以及這些影響在我們今天仍然存在的體現。例如，書中對啓濛思想的傳播及其如何塑造瞭現代政治製度和價值觀的分析，讓我對民主、自由、人權等概念有瞭更深刻的理解。又比如，對工業革命及其帶來的社會分化、階級矛盾的探討，也讓我對當今社會的一些問題有瞭更清晰的認識。這本書讓我意識到，曆史並非僅僅是過去的記錄，更是理解我們當下處境的一麵鏡子。它鼓勵我將曆史的智慧應用於現實，去反思社會問題，去思考人類的未來。這種具有現實關照意義的敘事，使得這本書的內容充滿瞭生命力和價值。
评分這本書帶給我的，是一種“挑戰”性的閱讀體驗。它並沒有迎閤讀者的既有認知，而是不斷地拋齣問題，引發思考。我過去對歐洲曆史的很多“常識”，在這本書裏受到瞭挑戰。例如，關於“文藝復興”的定義和影響，書中並沒有簡單地將其描繪成一個純粹的“復興”，而是深入分析瞭其背後的復雜性，包括對古代遺産的重新解讀、新舊思想的衝突以及其在不同地區傳播的不均衡性。又例如，關於“科學革命”的敘述，書中並沒有將其理想化，而是探討瞭科學發展過程中所麵臨的阻力、科學知識的傳播方式以及科學理論的社會影響。這種“去神化”和“去簡單化”的敘事，讓我更加警惕那些過於絕對的判斷和結論。作者鼓勵讀者保持批判性思維，去質疑、去探究，而不是被動接受。這種開放性的討論，讓我感覺自己仿佛置身於一場學術研討之中，與作者一起探索曆史的真諦。它讓我明白，曆史的真相，往往是復雜而多維的，需要我們不斷地去審視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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