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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是最大的小偷！

　　「我们要去救猩猩！」这是童年时一场惊天动地的拯救行动。
　　《印刻文学生活志》四月号专题封面人物。

　　「这段逃亡兼游戏的旅程，应该会成为经典场面，是近年来我看过的小说里，最引人入胜的调度。……展现当代台湾小说所难得的纯粹性，很难让人忘记。」──摘自蔡逸君〈眺望似水的记忆──何致和和他的小说〉

　　12岁时的拯救行动，是翊亚对自己人生的最后奋力一搏。

　　我、翊亚、阿煌，一起在恶名昭彰的花街旁长大。
　　盖树屋，跨越禁忌，我们偷偷做大人不准的事。
　　但猩猩的出现，却在我们生命埋下最深层的伏笔。

　　多年后，身为密码学教授的我，在每个记忆长廊，搜寻翊亚点滴；在每个记忆海洋，打捞翊亚碎片。我频问自己，对于翊亚，有没有一丝丝忽略、遗漏，或者错过？

　　三条主轴，以记忆为线索，明的是追溯好友翊亚自尽的原因，隐的是叩问记忆的弔诡，以及生命的自由与反抗。

　　生来，我们从不是自由的。如果，人生有一个分岔点，让三个小男孩各自走向不同的未来，那是「反抗」吗？反抗后的人生，一定自由吗？或是，有更无从解释、无从看见的那双手？

　　小说家何致和不张扬，淡味而情厚地诉说一个动人的故事，是坠在我们心上，一阵轰轰然痛的故事。

　　★本书荣获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长篇小说创作发表专案补助」

作者简介

何致和

　　一九六七年生，东华大学创作与英语文学研究所毕业，辅仁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候选人，现为文化大学中文系文艺创作组兼任讲师。短篇小说曾获联合报文学奖、宝岛小说奖、教育部文艺创作奖。着有长篇小说《外岛书》、《白色城市的忧郁》，短篇小说集《失去夜的那一夜》。译有《白噪音》、《时间箭》、《巴别塔之犬》等英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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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那一百块钱是怎么来的。他们说是我偷的，是我从爸爸挂在卧房门后的西装裤口袋摸出来的。他们围着我大吼大叫，而我发现自己跪在神明桌前，时间应该是晚上，因为我记得外面很暗，客厅的日光灯并没有点亮，神明桌上的两根电子蜡烛的灯泡把大人的脸照得红通通的。当然他们也有可能是气到整张脸发红，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守寡多年的祖母，他们冲着我用国语混合台语大声咆哮，我妈妈甚至还跟着我一起哭了起来。每个人都气到双脚直跺，都不时以食指指着我的右手——那张皱皱的绿色百元钞票就在我手上，好像是从我手掌心生出来的，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记忆。说来惭愧，在我还没意识到自己的性别之前，就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个小偷了。

若不是这个景象对我来说太过震撼，否则我应该不会记得或早就忘掉才对，毕竟那是三十几年前的事，那年我才三岁而已。我问过一些朋友，他们的第一个记忆大都发生在五、六岁左右，情景不是某个朦朦胧胧的下午看见母亲在厨房里煮菜，就是穿着围兜兜坐在幼稚园的娃娃车里拉扯邻座女生的辫子。没有谁的记忆像我一样是从跪在神明桌前开始的。

我记得他们真的是气炸了，我的父亲、母亲和祖母，他们气急败坏到忘了我只是一个三岁的小孩。虽然没有人打我，却有人重重戳了我的脑袋几下。由我头部被迫倾斜的方向，以及他们三人所站的位置，我猜用力戳我后脑的人应该是站在我身后的父亲。我大概在神明桌前跪了一个小时，那时候的我应该还没有时间概念，这个时间长度是我长大后努力回想判断出来的。在那一个小时里，祖母和爸爸的骂声没有间断过，我不确定他们是一起骂我，还是轮流骂我，还是先一起骂我再轮流骂我。我只记得他们骂人的话语加上妈妈的哭声形成一股迫人的压力，像一堵密不透风的环形高墙，而跪在这堵高墙中的我，无论往哪个方向爬去求援都被人推开。就这样，在我意识到自己是个小偷以后，紧接着便深深体会到什么叫做无助的感觉。

我不怪他们，甚至还得感谢他们，长大后的我没有变成更大的小偷，也没有跟着左右邻居去混黑帮，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害怕这种被高墙围起来的无助感，不想被关进监牢里。他们如此凶狠骂我是有道理的，毕竟那时候我们居住的地方实在不能算是个理想的住宅区——我老家位在这座城市西南边陲某个观光夜市的一条巷弄内，附近就是那条比这个夜市更出名的花街。不分日夜，从我家门前经过的都是嫖客、醉鬼、游民和可能的罪犯。我记得在我跪在神明桌前面的那个晚上，挨骂的人并不只我一个，我妈妈一边哭一边责怪我爸爸：「早跟你说不要再住在这种地方，你看，好了吧，现在孩子学坏了。」当然，这句话极有可能是我的想像，因为从小我就听见妈妈把搬家这件事挂在嘴边，彷彿那是她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只可惜，我爸爸直到临死之前，都没办法满足她这个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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