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比利.密利根的公设律师殚精竭其所能,不让他移送至重警备的利马医院(素有「地狱医院」之称),但是他仍然意外地移送到利马。之后我就决定要多了解一下这个地方以及它的历史。我找到了两篇《克利夫兰明报》的文章,第一篇刊登于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利马二十六件上吊案未验尸
本报记者爱德华.惠伦、理查.魏德曼报导
【俄亥俄州利马市】本报独家取得爱伦郡验尸官报告,据知州立利马医院九年来发生了二十六起上吊自杀案……
诺伯医师昨日表示为上吊自杀之患者验尸并不在他的权限之内。
医院前员工文森.德维塔告诉记者,一九六〇年到六五年他在医院工作时,期间有两名患者因为不堪残酷的对待而自杀……
二十六名死者中多数以极不寻常的方式上吊自杀。这种手法据说全医院都知道。
「那种死法需要极大的决心。」验尸官说。「病人只需要站起来就能自救。」
文章并没有详述到底不寻常的方式是什么方式,可能是顾虑读者看了不舒服,也可能是为防止其他各地的病人仿效。
四天之后,《明报》又刊登了一则头条:
前员工声称是处罚──利马以电击体罚
本报记者爱德华.惠伦、理查.魏德曼报导
【俄亥俄州利马市】据一名已离职之医院员工说,电击治疗在利马医院是用作体罚与威胁之途。
现年四十六岁的珍.纽曼太太说她曾目睹一名病患因电击而「变成植物人」……纽曼太太曾是二战的海军志愿兵,口齿伶俐,直言不讳。
纽曼太太勉为其难详述细节:「我是个很坚强的人,也见过世面。可是绝对没有比那种事更可怕的了。那个女人在短短几分钟内就从一个大活人变成了果冻。连我也忍不住想吐。
「在利马电击治疗就是拿来体罚跟威胁用的,绝对不是用来帮助病人的。」
我这才明白,为何一年前史维卡和史帝文生说什么也不肯让法院和心理健康局把密利根送进利马。
而现在,因为两名俄亥俄州议员施加的政治压力,密利根终于转入了利马。
我知道核心比利就算是在比较和善的环境都有自杀倾向,我不禁担心在利马这种地方他不知会做出什么事来。多数的多重人格都是一种存活的机制,可是比利,有出生证明,核心人格的这个比利,却有自杀倾向,他在十四岁那年就想从高中的楼顶跳下去,反倒是靠亚瑟和雷根联手让他睡着。
只怕未融合的比利在利马浮出台面,毁灭一具身体,一举消灭了二十四个人。
事情也真的差点走到这一步。
比利转院后,我想去看他,可是立刻就被新的医师挡驾,他还是个无照的精神科医生呢。他的拒绝让我感受到强烈的敌意,而且依我看来,他好似还唯恐我会发现什么。
一九七九年秋天,利马公关室照例开放医院,供大众参观,我也登记了,可是后来路易.林德纳医师又通知我参观行程取消了,而且他还下令把我的名字通告各病房,不准我进入医院。
一九八〇年一月三十日,邮差送来比利的信,他在信中会提到近况,此外我也收到一封利马医院的病人写来的信,他在几天前曾打电话给我。
先生你好:
跟你通过电话,我决定把信再写一次。我就不废话了。比利的律师来看过他之后,不到二十四小时,比利就从密集治疗单位五房转到了密集治疗九房,而九房比五房管得更严。
转病房的决定是「小组人员」在每天的小组会议上做的。比利非常意外,也很震惊,可是他表现得还不错……
我跟比利现在只能在放风的时间交谈。我这才知道他的压力有多大。
他说他把律师开除了以后会客、邮件、电话才恢复正常。还有人叫他停止写书〔就是作者正在写的这本书〕,医护人员还威胁他。(我自己也被控帮助比利写书,我才知道那些人不要这本书出版)……
希望我说的话有用。如果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只管开口。
敬祝平安
〔隐其名〕
为了保护个人隐私,比利.密利根的病友、护士、医护人员、安全人员、某些负责比利病房区的医院低阶员工,这些人的姓名我都隐瞒或是更换了。
后来比利的律师提出抗告,检察总长打电话通知我针对我的禁访令已经撤销了,我可以随时去看比利。
我寄了挂号信给林德纳医师,想听听他这方面的说法,可是去信却如石沉大海,我只好在此指出对于他我的了解是从何处得来的:他的外貌、面部表情、行为举止是我在法院开庭期间亲眼观察到的;有他在场的情景是根据密利根对他们的会面的回忆;林德纳对比利的行为许多是引述自林德纳自己写的医学纪录;最后一项,评估他身为精神科医师的能力,则是取材自其他专业人士在报章的评论以及录音访问,比方说一九八○年八月十九日的《明报》文章。
《明报》有一篇系列报导「重访州立利马医院」,第三篇引述了心理健康局局长提摩西.莫利茨的说法,他承认许多病人抱怨在利马得不到足够的心理治疗,可能言之成理,因为地处偏乡,医院没有足够的合格员工,报导如下:「再者,莫利茨也承认现存的某些员工并没有符合州政府标准的资历,比如临床医师路易.林德纳只是一般医师,而不是合格的精神科医师。
莫利茨医师为雇用林德纳辩护,他说该医师是位优秀医师。『我们的选择是非林德纳医师莫属,而不是还有第二人选。』……
莫利茨医师指出州政府提供的薪水让他无法吸引最优秀的合格医师。他抱怨道按规定只能支付精神科医师五万五千元的年薪,远低于他们在别处的所得。
因此利马的合格专业人员并未达到莫利茨的标准,而其结果是未受过专业训练的病房医护人员却拥有相当的权力……」
在这段限制重重的时期,比利跟我的通讯断绝。他不能用纸笔做私人用途,也只能在有监护人员在场的时候草草写几句话。可是那反倒成了一种挑战,他想出办法来写笔记,描述利马医院里的情况。我在这里写下的比利内心的想法、感触、经验都是根据他偷偷写下的文字,交由某些访客邮寄给我的。
然而,外在的观点则是直接引述玛丽日记。玛丽是位羞涩的年轻女子,也是精神病患者,在艾森斯心理健康中心遇见了比利,以后只要能搭便车,她就会从艾森斯到利马去探望比利。后来她在利马医院附近租了房子,每天都去看比利,并且记录下他说的话、样貌举止,也记录了她本人对比利的看法。
我十分感激她允许我出版部分的日记内容,让我证实比利绝大多数的回忆并没有舛误。若不是她的日记,只怕有很多地方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我也访问了十二年来与密利根有交集的律师、精神科医师、公设辩护律师、警探、朋友,他们都提供了我第一手的材料,我尽量融入这本书中,塑造出一个连贯的故事来。在《二十四个比利》仅仅点到为止的事情现在可以娓娓道来了。
比利的下一个十二年就像是坐云霄飞车,情绪大起大落,阴晴不定,那是因为他就是这么过日子的。
丹尼尔.凯斯
一九九三年十月于佛罗里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