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矢内原忠雄的《帝国主义下之台湾》是研究殖民地台湾时必读的重要学术论着。充分理解这本书的内容与出版后对各界的影响,并且进一步釐清作者和台湾知识分子的关系,对于了解近代台湾社会变迁与政治经济问题等,有相当大的帮助。面对这样的经典论着,我大胆地以原着改写与考察分析的方式,解说本书之精髓以及介绍作者的人格风范。採取这样的叙写方式,目的是协助各界人士阅读原典时可以掌握神髓。甚至,不阅读原典也能对作者与全书内容有完整的了解。
这本书的诞生,首先必须感谢李永炽教授的卓见与鼓励。早在学生时期我就已读过矢内原的《帝国主义下之台湾》,但从未想到要以改写原着的方式来解读与介绍,若不是李教授的引导与督促,断无勇气与毅力投入这项工作。此撰稿计画,原本纳入在教育部委託国立编译馆编辑出版「青少年台湾文库」之中,历经纲要确定到提交初稿,甚至两位学者审查都已通过,最后却又因故未能顺利出版。回顾整个撰稿到出版过程,从接下工作并于2006年间签约至今,已经超过5年的时间。整个工作进度虽然缓慢,但是在蒐集与研读资料的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史料发现与新的想法产生,多次让我兴奋不已。这段期间在资料的搜寻上,受到多位师长与友人之协助,而课堂上用初稿当教材授课,不仅引发讨论也获得不少修正意见,在此表示由衷感谢。原定的出版计画虽然受挫,但反而得到充裕的撰稿时间,本书才得以较让人满意的面貌呈现,这也是另外一种收获吧!
决定解读并改写《帝国主义下之台湾》一书之后,即同时从两方面着手进行资料蒐集与研读的工作。首先是重新解读原文与中译本,其次是蒐集并研读作者生平与评介原着的相关文献。大致而言,解读原着时三本中译本译文皆有其参考价值,但若无台湾史基本知识,或无法参考各类日文相关文献,一般读者可能很难充分理解原着内容。战后日本学术界,已经有相当多的着作对原书提出深入的解读与评论,最值得一提的是凃照彦着《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中的「序章」与隅谷三喜男在1988年岩波书店复刻本中的「解说」,当然还有最新也最详实的是被纳入岩波现代文库的若林正丈着之「精读本」。原着改写的进行,主要就是研读这些原着、译本与日文解说专着。当然,台湾本地学者包括:林满红〈日据时代台湾经济史研究之综合评介〉、吴密察〈矢内原忠雄《帝国主义下の台湾》的一些检讨〉、黄绍恆〈张汉裕教授学术源流考〉等专文之提示,也相当具有参考价值。此外,凃照彦的专书已有中译本,中研院柯志明教授也有最新的相关研究论着发表,中文参考资料并不缺乏。透过这些相关文献,解读工作才能完成,但若有未能充分理解或说明清楚之处,完全属我个人的能力问题。
在撰稿过程中,我还发现许多台湾前辈曾对原着提出评论或感想,较具代表性的有:1929年原着出版时人在北京的宋斐如,战后早期到东京大学求学的王育德、戴国煇等人,他们都给予原着极高的评价。其他还有许多受过日本教育的台湾人,在其回忆录之类的文章中,大多会提到阅读原着所受到的感动。可能是时间的落差,或是自己鲁钝,老实说我读《帝国主义下之台湾》并没有前人的深刻感动。不过,在研读另一台湾经济史经典名着刘进庆《战后台湾经济分析》时,我曾有类似的感动。
这两本都是精准剖析台湾政治经济结构,并且深刻关怀台湾底层农民境遇的巨着。《战后台湾经济分析》在戒严时期的台湾也是一本禁书,虽然在90年代初才有中译本出现,但1970年代末期以后,台湾社会在对抗国民党威权统治体制时,许多知识分子从刘进庆的着作中吸取学术养分,得以更强力地批判党国资本主义的不公不义。因为知道这本禁书的存在,1990年我到东京大学留学时,首先便是啃读这本日文原典,当时我欠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知识,读解时吃足了苦头。但是,当我读到终章「官商资本主义之结构与运作」,特别是第三节「底层:零细农与低薪资劳动之结构」,突然有一种所谓醍醐灌顶的领悟。因为,其中分析破产农之景象,正是我生长的环境。那时底层贫困的农村社会,许多家庭必须牺牲女儿的教育机会,勉强供应儿子读书,而我就是那种能继续上学的幸运儿。这是许多同世代台湾人家庭的共同遭遇,但却不知所以然地只能认命受苦。刘庆进的研究成果,就是清楚地说明这样社会经济结构如何产生。在异国从学术论着中领悟自己的来时路,突感一阵心酸,久久不能自已,那时的激动至今依然难忘。重读该书,发现书上写满了自己的註记与心得,我想那时受到的感动,应该类似于阅读《帝国主义下之台湾》的老前辈们吧!当然,早期台湾留日的知识菁英,大多属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但是殖民经济下农村社会的问题,以及民族界线产生的差别待遇,都是显而易见。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阅读《帝国主义下之台湾》时不会是毫无知觉,他们应该都受到一定的冲击。
而后在我的留学生活中持续七、八年间,大约每两个月就可以在「现代台湾研究会」的例会上,碰到刘进庆教授。他每次皆专注地聆听发表,严肃地提出质问,私下则温和亲切地与大家寒暄,其为人处世的人格风范,让人印象深刻。我可以强烈感受到,他书中前言所说;「将本书献给还在遭受压迫的台湾同胞」,正是其内心肺腑之言。以学术良知,直言批判压榨民众的资本主义体制,对社会底层弱者给予关怀协助,似乎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最正面的写照。基于同样的理念,矢内原忠雄才会在其殖民政策研究的专书中,重复地表示他希望:「被压迫者获得解放,沈沦者得以上升,进而以独立自主者来和平结合。」这段话最足以说明矢内原对殖民地的关怀。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阶级解放运动与民族自决风潮早已席卷各地,对殖民地激进青年而言,矢内原的殖民解放言论,显得相当保守而落伍。但是,如果从基督教信徒的行止来看,在帝国主义扩张的年代,矢内原忠雄的学术坚持与人格风范则是超乎群伦。他不仅在言论上以基督徒的信念批判军国主义,也实际对殖民地展开「异邦人传道」的行动。矢内原到朝鲜半岛的宣道活动之介绍在此割爱,仅就台湾而言,他因异邦人传道之活动,确实与许多台湾知识分子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有关矢内原与台湾人信徒的情谊,感谢陈君恺兄的提示,让我可以得知郭维租医师的生平事蹟。阅读曹永洋《都市丛林医生:郭维租的生涯心路》之后,曾再次向作者请益,曹先生亲切而详细地解说郭医师的近况,并代为联系郭医师与前卫出版社提供图片,在此谨表谢意。因为郭医师的故事,让我更了解矢内原的人格风范。而更让我感动的是涂南山的故事,一个被囚于绿岛的政治受难者,竟然能借着矢内原的圣经解说着作度过最艰困的日子。我不知道有哪一位传教士有这样的力量,能安抚受到如此委屈的政治犯。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只是间接透过陈茂源而取得的着作,竟然有此神力般的效果!这个感人的故事请参阅:胡慧玲、林世煜访谈纪录〈炼狱与天堂:涂南山口述史〉,感谢游艺设计工程公司曹钦荣先生提供相关图片,没有许多前辈努力挖掘政治犯受难的事蹟,我们将永远无法得知这么感人的故事。除此之外,本书也尽量运用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等机构与友人协助,取得老旧图片以充实版面,若有考订不周或未顾及版权之处,尚请各界指正。
针对矢内原忠雄《帝国主义下之台湾》的解读与改写完成初稿之后,在2008年9月,我有机会到日本讲学两年。由于出版的延迟,让我也有机会继续地蒐集资料并修改初稿。在这期间让我收获最大的是,参加2009年3月28日到6月28日在驹场校区举行的东京大学纪念教养学部创立60週年纪念活动。这次活动除了举行特别展,展览期间还召开三场学术研讨会,探讨矢内原与教养学部创立、殖民地研究、基督教信仰之关联。第一场研讨会的报告,让人了解矢内原与战后日本教育改革的密切关联,东大教养学部创立就是其中的一环,而我何其有幸,竟然在这个颇具历史意义的校区求学9年。这个校区的正门东侧有一个矢内原门遗址碑与纪念公园(图一),其命名的故事从略,只要从这些纪念活动与纪念设施,即可让人感受到矢内原在学界的分量与地位。
前述这三场研讨会场,原本是安排在收容两百人左右的会场,但是第三场研讨会为「矢内原忠雄与基督教」,因当天报名人数过于踊跃,只好临时更改会场换到可容纳四、五百人的场所。这样的盛况超乎主辨单位的预想,由此可知矢内原在日本基督教徒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更让人兴奋的是,透过此次研讨会认识了陈茂棠先生。感谢张隆志兄在会场外提出的疑问:陈茂棠应该与陈茂源有亲戚关系吧!经过询问,果然正是陈茂源之弟。会后透过引介取得联系,不但获得其自费出版的「精神病院传道五十年」的日文纪念集(图二),而且还获得应允持续进行相关的访谈。从后续的访谈与相关资料发现,定居东京的陈茂棠先生,在信仰上与矢内原建立相当紧密的师徒关系。
陈茂棠先生,1920年出生于桃园大溪,十几岁时感染肺结核三年,同住医院的病患大多去世,自己竟然奇蹟似地存活下来。患病期间,在兄长陈茂源的引导下首次接触到圣经,而后成为信徒。就读东京齿科医专后,1941年起开始参加矢内原忠雄主持的聚会。1944年9月成为齿科医师,隔年申请编入庆应医专,毕业后于1947年取得外科医师之资格。习医期间,他已开始在东京都立松泽病院服务,在偶然的机缘下,开始在这家精神病院向病患传道并讲解圣经。由于临死的体验,让陈茂棠在习医期间就下定决心,毕业之后要到中国大陆进行医疗传道。然而,因中共建国后逐出所有传教士,打压基督教传教活动,以致其理想终究无法实践。精进不懈的陈医师,1960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同时也成为开业医师。但是,在精神病院的传道的活动并未停止,每个星期日早上在家有一场聚会,下午则到松泽病院主持另一场聚会,这样效法矢内原传道精神的活动,持续超过了50年,其信仰与精神令人感佩。
认识陈茂棠后,重新阅读《矢内原忠雄全集第二十九卷》,发现有位台南的林添水(1907-1983)先生曾与矢内原通信纪录。再从「赖永祥长老资料库」得知,林添水是相当令人称许的无教会主义信徒。但很遗憾的是,他与矢内原的长年交谊并未受到外界的注目,南原繁编《矢内原忠雄:信仰‧学问‧生涯》一书中,也没有收录其追悼文。此外,经由陈茂棠告知,传道五十年纪念集中与其合照的友人刘瑞腾,是台湾知名的精神科医师,也经常参与以其兄陈茂源教授所发起的无教会主义的聚会。来参加这项聚会的人士,包括台大经济系教授张汉裕与郭维租医师等,以及长老教会济南教会的许鸿谟牧师等,他们的联系或凝聚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无教会主义的理念,不如说是感佩于矢内原的人格风范与教义诠释。矢内原与陈茂棠等台湾人通信或对话时,常提到「我们的国籍在天上」或「在天上拥有共同国籍的我们」,试图以共通信仰来跨越与台湾人的国籍藩篱。对台湾的教徒而言,矢内原的理念也是「无国籍主义」。
刘瑞腾医师曾撰文追悼谢纬牧师的医疗传道精神。谢纬牧师也是留日的医师,他是否曾受到矢内原忠雄的感召,我无法详细查明,但医疗传道的精神应该是与陈茂棠的信念相通。这群人的人际网络线索,若能持续探究下去,应该可以让矢内原的事蹟更清楚的浮现。例如,在「赖永祥长老资料库」中,即可找到许多日本基督教会与台湾教会关系的资料,如何利用这些资料深化研究,应该是一项重要的课题。台湾神学院的教会史研究者陈志忠,曾经提到:日治时期日本基督教会对台湾基督教的影响是显性的,而无教会主义在台湾是隐性的活动。大概是这个因素,矢内原与台湾人的交谊,变成像地下水脉一样,必须深入挖掘才能得知。矢内原透过其着作与信仰与多位台湾人建立深厚的交谊,这个人际网络并不限于大家所熟知的林献堂、蔡培火、叶荣钟,以及学生辈的陈茂源、张汉裕、郭维租等人而已。过去未曾被提及的陈茂棠、林添水等人也相当重要,其间接弟子涂南山也值得关注。不论是矢内原的人际往来,或无教会主义的思想传布,都是值得持续探讨的问题。但是,这样探讨信仰传承的方向,已经与解读《帝国主义下之台湾》主题越离越远了,必须就此打住。
李嘉嵩着《100年来》一书中的第五章,曾表示他对矢内原的敬佩之意,在提及《帝国主义下之台湾》时,他留下证言说:「(该书为)台湾出身至日本求学的学生最感心仪向往,一睹为快的名着。可是如果有学生购阅这些书,万一在假期或学成归乡的船上被警察发现,一定会遭到许多麻烦,甚至会被没收的。」由此可知,不少台湾青年学热切地想要阅读这本被禁止携入台湾的专书。该书不仅受到台湾总督府的排斥,其翻译本的输入也受到干扰。1934年《帝国主义下之台湾》俄文版发行后,矢内原教授曾经试图购入,没想到竟然在横滨的海关遭到没收。查禁与统治理念不合的书籍,显然是专制政府共通的手法。战后1957年底,矢内原在东京大学总长退休前的访美期间,才有机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看到自己着作的俄文版。早稻田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梅森直之教授,目前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研究,透过其努力终于取得该书的复印本,让华文世界的读者有幸窥见其书影。感谢早大梅森教授的复印协助与若林教授的历史考究,才得以发掘这样的值得铭记的故事,希望世上这类查禁学术着作的情况不再重演。
到2010年夏天为止,我奉派赴日负责外交部开设「台湾研究讲座」之授课工作,同时也担任早稻田大学台湾研究所客员研究员,早大提供良好的研究环境与授课机会,让我得以增补本书内容,课堂上讲授矢内原忠雄的思想与事蹟,获得春山明哲教授与同学们诸多回馈。两年间讲学的体验,也让本书以更充实的面貌问世。在此期间,获得日本多所大学师长好友等各界人士与驻外单位同仁的协助,谨此表达诚挚的谢意。这样的学术交流活动,希望能长期持续下去。
2011年的年假期间,数次与陈茂棠先生联系,报告本书即将出版的消息,闲谈中得知,他正以90高龄弟子的身分规划矢内原忠雄昇天50周年的纪念演讲会,预定今年复活节前一天的4月23日在东京目黑今井馆举行。这个活动不仅是纪念矢内原教授,也展现矢内原教授与台湾人弟子之情谊。回顾《帝国主义下之台湾》的出版过程,以及出版后至今的传佈与影响,矢内原教授与许多台湾人之间的情谊可谓渊远流长。这段情谊不仅建立在传播「宗教福音」的层面,有关探究「学术真理」的传承,也有明显的脉络可循。值此50周年纪念之际出版本书,实属难得的机缘,谨此表达个人对矢内原教授的景仰,同时希望透过此书的历史见证,让这段台日间跨国情谊历久弥新。
2011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