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萤火虫的故事

　　在作家群体里混上这些年，不是我的本意。

　　我考中学时的语文成绩很烂，不过初一那年就自学到初三数学，翻破了好几本苏联版的趣味数学书。「文革」后全国恢复大学招生考试前，我一天一本，砍瓜切菜一般，靠自学干掉了全部高中课程，而且进考场几乎拿了个满分（当时文理两科採用同一种数学试卷）──闲得无聊，又把仅有的一道理科生必答题也轻松拿下，大有一种逞能炫技的轻狂。

　　我毫不怀疑自己未来的科学生涯。就像我的一些朋友那样，一直怀抱工程师或发明家之梦，甚至曾为中国的衞星上天懊丧不已──这样的好事，怎么就让别人抢在先？

　　黑板报、油印报、快板词、小演唱、地方戏⋯⋯卷入这些底层语文活动，纯粹是因为自己在「文革」中被抛入乡村，眼睁睁看着全国大学统统关闭，数理化知识一无所用。这种情况下，文学是命运对我的抚慰，也是留给我意外的谋生手段──至少能在县文化馆培训班里混个三进两出，吃几顿油水稍多的饭。可惜我底子太差，成天挠头抓腮，好容易才在一位同学那里明白「论点」与「论据」是怎么回事，在一位乡村教师那里明白词组的「偏正」关系如何不同于「联合」关系。如果没有民间流传的那些「黑书」，我也不可能如梦初醒，知道世界上还有契诃夫和海明威，还有托尔斯泰和雨果，还有那些有趣的文学呵文学，可陪伴我度过油灯下的乡村长夜。

　　后来我终于有机会进入大学，在校园里连获全国奖项的成功来得猝不及防。现在看来，那些写作确属营养不良。在眼下写作新人中闭上双眼随便拎出一两个，大概都可比当年的我写得更松弛、更活泼、更圆熟。问题是当时很少有人去写，留下了一个空荡荡的文坛。国人们大多还心有余悸，还习惯于集体噤声，习惯于文学里的恭顺媚权，习惯于小说里的男女都不恋爱、老百姓都不喊累、老财主总是在放火下毒、各条战线永远是「一路欢歌一路笑」……那时节文学其实不需要太多的才华。一个孩子只要冒失一点，指出皇帝没穿衣服，便可成为惊天动地的社会意见领袖。同情就是文学，诚实就是文学，勇敢就是文学。宋代陆放翁说「功夫在诗外」，其实文学在那时所获得的社会承认和历史定位，原因也肯定在文学之外。

　　就像特定的棋局可使一个小卒胜过车马炮。

　　解冻和复苏的「新时期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很像五四新文化大潮时隔多年后的重续，也是欧洲启蒙主义运动在东土的延时补课，慢了三两拍而已。双方情况并不太一样：欧洲人的主要针对点是神权加贵族，中国人的主要针对点是官权加宗法；欧洲人有域外殖民的补损工具，中国人却有民族危亡的雪上加霜⋯⋯但社会转型的大震荡和大痛感似曾相识，要自由、要平等、要科学、要民富国强的心态大面积重合，足以使西方老师们那里几乎每个标点符号，都很对中国学子的胃口。毫无疑问，那是一个全球性的「大时代」──从欧洲十七世纪到中国十九世纪，人们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变革大破大立翻天覆地，不是延伸和完善既有知识范式（科学史家T. S.库恩语），而是创建全新知识范式，因此都释放出超常的文化能量，包括重新定义文学，重新定义生活。李鸿章所说「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当然就是这个意思。历史上，也许除了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古希腊、古印度、古中国等几乎不约而同的文明大爆炸，还鲜有哪个时代表现出如此精神跨度，能「大」到如此程度。

　　不过，大时代并非历史常态，并非一个永无终期的节日。一旦社会改造动力减弱，一旦世界前景蓝图的清晰度重新降低，一旦技术革新、思想发明、经济发展、社会演变、民意要求等因缘条件缺三少四，还缺乏新的足够积累，沉闷而漫长的「小时代」也许就悄悄逼近了──前不久一部国产电影正是这样自我指认的。在很多人看来，既然金钱已君临天下，大局已定，大势难违，眼下也就只能干干这些了：言情、僵尸，武侠，宫斗，奇幻，小清新，下半身，机甲斗士……还有「坏孩子」的流行人格形象。昔日空荡荡的文坛早已变得拥挤不堪，但很多时尚文字无非是提供一些高配型的低龄游戏和文化玩具，以一种个人主义写作策略，让受众在心智上无须长大，永远拒绝长大，进入既幸福又无奈的自我催眠，远离那些「思想」和「价值观」的沉重字眼。大奸小萌，或小奸大萌，再勾兑点忧伤感，作为小资们最为严肃也最为现实的表达，作为他们的华丽理想，闪过了经典库藏中常见的较真和追问，正营销一种抽离社会与历史的个人存在方案──比如好日子意味着总是有钱花，但不必问钱来自哪里，也不必问哪些人因此没钱花。中产阶级的都市家庭，通常为这种胜利大「抽离」提供支付保障，也提供广阔的受众需求空间。

　　文学还能做什么？文学还应该做什么？一位朋友告诉我，「诗人」眼下已成为骂人的字眼：「你全家都是诗人！」「你家祖宗八辈子都是诗人！」……这说法不无夸张，玩笑中却也透出了几分冷冷的现实。在太多文字产品倾销中，诗性的光辉，灵魂的光辉，正日渐微弱黯淡甚至经常成为票房和点击率的毒药。

　　坦白地说，一个人生命有限，不一定遇上大时代。同样坦白地说，「大时代」也许从来都是从「小时代」里滋生而来，两者其实很难分割，或者说后者本是前者的一部分，前者也本是后者的一部分。抱怨自己生不逢时，不过是懒汉们最标准和最空洞的套话。文学并不是专为节日和盛典准备的，文学在很多时候更需要忍耐，需要持守，需要旁若无人，需要繁琐甚至乏味的一针一线。哪怕下一轮伟大节日还在远方，哪怕物质化和利益化的「小时代」正成为现实中咄咄逼人的一部分，哪怕我一直抱以敬意的作家们正沦为落伍的手艺人或孤独的守灵人……那又怎么样？我想起多年前自己在乡村看到的一幕：当太阳还隐伏在地平线以下，萤火虫也能发光，划出一道道忽明忽暗的弧线，其微光正因为黑暗而分外明亮，引导人们温暖的回忆和向往。
当不了太阳的人，当一只萤火虫也许恰逢其时。

　　换句话说，本身发不出太多光和热的家伙，趁新一轮太阳还未东升的这个大好时机，做一些点点滴滴岂不是躬逢其幸？
这样也很好。

韩少功
2014年11月

图书试读

第一部分 少年

4

那一天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我去学校查看升学名单的公告，然后在双槓上闲坐了一会儿，准备回家做煤球。我知道，政策规定不满16周岁的可继续升学，父母身边也可留下一名子女，我是两条都合得上，不必下乡当知青，被不少同学羡慕。

我似乎还能继续坐双槓，投射纸飞机，在上学的路上盘带小石块，去学校后门外的小店里吃米粉，把酸辣汤喝得一如既往。

下雨了，我一时回不去，便在大楼里闲逛。这时候的学校都成了旅客散尽的站台，一本本没有字迹的白页书。全国大乱结束了，中学生几乎都被赶下乡去。到处空空荡荡，在走廊里咳嗽一声竟然回声四起，让人禁不住心里发毛。白墙上到处是红衞兵的标语残痕。窗户玻璃在武斗的石块和枪弹下所剩无几。楼梯上的一个大窟窿标记出这里曾为战场──不久前的那一次，一个冒失鬼出于派争之恨，觉得自己没骂赢，打架也没佔上风，居然把一个手榴弹扔上教学楼。幸亏当时周围没人，只是把几块楼板炸塌了，吓出了楼板下一窝逃命的老鼠。

我推开202房，我们不久前的红衞兵司令部，但这里已没有大旗横挑在窗外，没有我熟悉的钢板、蜡纸、油印机、糨煳桶，只剩下几张蒙尘的桌椅，完全是匪军溃逃后的一片狼借。「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不知是谁临走前在墙上涂抹下这样的笔墨悲壮。忍不住，我又习惯性地走进208、209、311……门吱吱呀呀地开了，但这些地方更冷清，一张床是空的，另一张床是空的，另一张床还是空的。所有的床都只剩下裸露的床板，用木板结束一切。破窗纸在风中叭叭响。

我踢到了一个空纸盒，唿吸到伙伴们的气息，包括女孩子们身上似香若甜的气息──那些喜欢做鬼脸和发尖声的姐们。

亲爱的，我被你们抛弃了。

我有一种充满了风声和雨声的痛感，于是回家写诗，写下了一些夸张的句子，决定放弃自己的升学。

是那山谷的风，
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
洗刷了我们的帐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