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光辉的10月过后,还有11月12日的国父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12月25日的行宪纪念日,以及1月1日元旦。这些假日,从街头到媒体,照例充斥着与国父孙中山、蒋氏家族以及国民党有关的政治图腾、符号与歌曲。对学生而言,这些国定假日,只不过又是一个个不必上课的日子,在排山倒海而来升学压力下,我们近似麻痹地、默默地接纳这些反共的政治符号。
是的,我们这一代就是这样度过了青涩的青少年时代,反共、爱国、领袖、团结,这些价值观念已经内化到我们青春的热血里,另一方面,我们懵懵懂懂的脑海里,却也开始质疑这些从小到大、视为当然的价值观,开始怀疑反攻大陆的真实性与可行性。不过这些质疑、怀疑,都只能潜藏在心灵最幽暗的角落里,我们,噤若寒蝉,匍匐在一旁角落,远远地、静静地,等待着。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阅报栏上的中央日报成篇累牍的刊登着珠江口漂流出来的浮尸照片,红卫兵押着黑五类分子游街、被斗争的男女,头戴着纸煳的高帽,举步维艰……到了夜里,一张张新闻照片,化作一幕幕的梦魇,夹杂着父亲三更半夜哭喊祖母的呜咽,如梦似真,铁幕里的神州大陆,共产党群众大会斗争的狰狞面貌……挥之不去。
那年秋天,我进了高中,下课后,除了流连在南昌街弹子房外,远远看着独臂球王稳稳地敲进每一颗球外,便是漫步在牯岭街的旧书摊,偷偷翻阅着一本本泛黄的禁书,「自
由中国」杂志、鲁迅的《吶喊》、巴金的《寒夜》、《金瓶梅》,夹杂驻台美军留下的「Playboy」,似懂非懂。接着,又疯狂地迷上了西洋歌曲,听黑胶唱片、收听收音机里美军电台的流行音乐排行榜、模仿外国歌星的身体语言,甚至在建中书包画上了带有嬉皮风的图案……高中三年,为赋新辞强说愁的那颗少年心里,叛逆与怀疑的种子,越发地茁壮了。
原是梦
悲壮地宣布退出联合国,引发断交的骨牌效应。在这种情势下,考进外交系,多少有些反讽的意味。
政治大学的前身是国民党在南京所创办的中央政治学校,素有党校之称,尽管如此,我在政大遇见的师长,极多学识渊博、风骨嶙峋者。大一政治学的授课教授是政治学方法论的权威──易君博师;教授经济学的夏道平教授,曾经翻译政治经济学大师海耶克的名着「到奴役之路」,夏师与雷震、殷海光并称「自由中国」半月刊三大主笔;大三教我西洋政治思想史的教席,则是台湾政治思想史的泰斗朱坚章教授。在三位恩师和其他老师的引领下,四年大学生涯,我真正体会到了论语所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学会了思辨之道,学会了不盲从权威,学会了透过理性辩论去挑战权威。
当然啦,从1971年发酵的中华民国外交危机,以及接踵而来的越战情势逆转、美国爆发的反战风潮、西贡沦陷、成千上万的越南难民漂流海上……一波波与冷战有关、和国际共产阵线扩张有关的新闻,在我大学四年的日子里,持续地冲击着台湾这小岛,冲击着我们徬徨不安的心灵。「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依然是多数青年学子的梦。
1975年4月,清明节凌晨,「民族救星」、「一代伟人」总统蒋公崩逝,是晚,雷电交加,风雨如晦。第二天清早,市容瞬间由彩色转为黑白,人人面露哀戚之色,二、三十年来习以为常的世界,顿时崩解,三军将士进入一级警备状态,防止共军蠢动。观看着电视里如丧考妣的群众,在烈日下大排长龙,等着瞻仰着蒋介石的遗体,我有着莫名的感动,却又混和着不以为然的荒谬──蒋家王朝的旧时权威消失了,一个新的权威即将诞生!
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唐山发生芮氏规模7.8的大地震,唐山顷刻间夷为平地,死伤30余万人。电视整点新闻反覆地播放着地震灾后惨状的画面,忽然间,心里兴起「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情怀,就在那一刻,人道的关怀飞越了意识形态的藩篱。8月,我入伍服预官役。
9月9日,中国大陆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遽逝,台湾海崃情势变得极度紧张,预官受训的成功岭营区里,弥漫着一股焦躁与不安的情绪。
1977年4月中旬,刚刚受阶为预官少尉的我,扛着草绿色的帆布军用大背包,迷迷煳煳地踏上了金门料罗湾炙热的海滩,又迷迷煳煳地被挑选到陆军101两栖侦察营,担任政战官。
两栖侦察营又称海龙部队,也就是俗称的蛙人部队。在两岸对峙的年代里,蛙人部队是金门全岛唯一可以亲近海滩、下海进行游泳、操舟训练的部队。人在金门,距离大陆如此的近,再加上蛙人部队常会出海缉拿越界的大陆渔船,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有机会直接目击、接触「大陆同胞」以及他们海上的日常生活。可以这么说,蜗居金门两栖侦察营碉堡一年多的日子里,正是我思辨两岸关系与统独问题的起始点。
1978年,我回到母校政治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是年12月,美国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华民国断然宣布与美断交,两岸关系转进一个截然不同的阶段。
1982年,时报杂志举办第三届评论文征文比赛,我以「最艰鉅的政治工程──论中国统一问题的看法」一文,荣获首奖。从那时起,身为博士班学生,我尝试用不同的理论,去推论两岸关系的可能演变;而做为一个媒体工作者,也因征文得奖,有更多的机缘参与统独辩证。尽管如此,厕身媒体前后12年的我,从没有机会到大陆从事採访工作,直到离开媒体、投身商海后,才有机会亲炙神州大陆这块土地。
1992年,我公司为华康科技筹办第一届全球中文造字比赛,比赛结果出炉,第二、三名获奖者都是大陆印刷厂的造字师傅,我们决定到北京去举行颁奖典礼。
金秋时节,初履大陆,黄昏时刻,落霞绚丽,飞机即将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俯瞰一望无垠的神州大地,内心深处泛起了无比的悸动,却还带着一丝丝陌生与不安。
原是梦
秋天的北京,晚霞倏忽隐去,踏进海关时,老旧的首都机场更显昏暗,机场里遇到的男男女女,脸庞上尽刻画着苦难岁月的痕迹,不见笑容,隐隐带着一股狐疑与肃杀。
北京的第一夜,我在下榻的中苑宾馆仰望一轮明月,忽地忆起服役金门时,料罗湾上空的那轮明月,又忽地忆起白居易「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的诗句。千百年来,这轮明月,看尽世间战乱与和平,看尽人间生离死别,逝者已矣,我辈青年,难道不能为两岸和平、为世世代代中国人幸福,稍尽绵薄?当晚,思潮汹涌,辗转难眠,于是发愿,果有机会为两岸和平贡献一己,定当竭尽所能。
机缘来了!1995年春,李登辉的类台独路线和国民党的金钱外交,将海崃两岸关系导入1949年以来最严峻的态势,战争一触即发。当时,解铃,既不能寄望于系铃人,只能寄望华盛顿当局恢复与台湾沟通的管道。打开沟通管道的钥匙,刚巧交到了我手上,我毫不迟疑的接下了这把钥匙。密道顿、刘泰英以及政治献金疑案爆发后,很多人质疑我的忠贞,质疑我的立场,我从未辩驳,也不打算辩驳。如今,我愿意说──「我们这一代最爱台湾,因为,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台湾是哺育我们这一代的沃土,也是我们这一代栖风避雨的所在。我们这一代,最是渴望和平安宁、渴望安定繁荣,因为,我们的父执辈和我们这一代,都饱受战争的恐惧,都没有免于饥饿的自由,没有免于匮乏的自由。我们这一代,最痛恨独裁专制,但面对独裁专制,我们宁取改革,怯懦于革命,尽管,我们知道改革比革命更难,但我们深知,革命是千万人头落地的事业,是独裁专制恶性循环的开端。我们这一代,有根深柢固的民族意识,因为,我们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荼毒,我们明白中国的命运、中国的分裂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密不可分。我们这一代的价值体系,和某些人是格格不入的,我们未见得钟爱统一,但我们确信台独不可能带来和平,我们同情228事件以及所有白色恐怖的受难者与家属,但是,我们却只能默默地吞下属于我们这一代的悲哀、痛苦与共业……。」
2009年,齐邦媛教授出版了巨流河一书,我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将全书读完,深受启发。我觉得,我有义务、也有权利,将1995/1996年间国民党对美政治献金疑云的秘辛披露出来,警惕来者。2010年春,我辞去有线宽频产业协会理事长职务,开始构思本书。期间,杂事缠身、进度迟缓,直到2013年夏天,才加快了写作的速度。2014年终,初稿完成,几经修饰订正,又因搬家,校正工作延宕,直到2015年9月才与世界日报洽妥代为印刷出版事宜。
《说客游戏原是梦》一书,忠实地记录了密道顿两度来台、与刘泰英密会、亚洲週刊报导所谓政治献金丑闻、以及我如何卷入此一轰天大案的的过程,也夹议夹叙地回溯了这20年来,我亲眼目睹海崃两岸政经变化以及繁荣翻转的点点滴滴。
曾经是媒体工作者的一员,又是事件的当事人,我尽其可能、客观地追述当年那些曾经发生过、而读者诸君有所不知道的秘辛。天底下,没有真正的客观,所谓客观,是指交互主观,是许多主观交叉辩证所得、是比较上的客观。书中陈述的主观部分,多系我个人亲身经历者,读者无从证明其真假,只能信赖我的诚实。
本书内容,可说是一个退役媒体工作者、一个曾经是资深政治游说者的回忆录,也可视为一个穿梭两岸四分之一世纪的小商人,对过往这些年两岸历史发展的喟叹。
一转眼,密道顿与政治献金疑案已过了20年,20年来,我常在想:
假如,我没有答应夏立言学长的请託;
假如,我拒绝接待密道顿和崔雅琳;
假如,李登辉没有回访母校康乃尔;
假如,李登辉去了康乃尔,但没发表「我心长在」的演讲;
假如,密道顿没有见到刘泰英;
假如,刘泰英没有参加柯林顿的募款餐会;
假如,亚洲週刊没有持续追踪台海危机期间美军派遣航母
原是梦
巡弋台湾海崃;
假如,我没有在远东饭店撞见胡定吾、胡志强与密道顿;
假如……太多、太多的假如发生时,1995到1996年,这段历史会不会因此改写?我个人的机遇会不会因而改观?今日两岸情势又将如何?或者,这一切、一切,根本就是宿命?在历史的长河里,个人终究是微不足道的尘埃,换了其他人上阵,场景依旧,故事依然要发生?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海崃两岸,最终,还是难逃历史铁律?试问,历史长河里,您,又扮演了甚么样的角色?
2015年10月8日写于新店溪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