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改革歧路──国家垄断
递进民主──民族冲突
潜规则──宪政民主
政治反对──政体革新
公民社会──维权运动
动物保护──不忍之心
而北京奥运标志中国的崛起，但崛起成为哪一种中国？是还权于民、还富于民、政治清明、善待弱势者、敦亲睦邻的中国，还是富国强兵压倒一切、恃强凌弱的中国？
《中国转型六问：富国强兵之外》是陈宜中继《中国关键七问：忧思者的访谈》后，与当代中国重要知识分子、学者专家进行的第二次深度访谈，例如：
‧八十年代中国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名列「改革四君子」的朱嘉明；
‧《黄祸》作者，「递进民主」理论家，关注藏疆民族冲突的王力雄；
‧体制内民主派刊物《炎黄春秋》前任总编，首创「潜规则」概念的吴思；
‧宪政民主运动的先行者，「建设性的政治反对派」陈子明；
‧着名时政评论家，倡议新公民运动和「组织化维权」的笑蜀；
‧动物保护的教育家和实践者，主持「中国动物园观察」的莽萍，
继续探讨中国在「崛起」形势中所面对的矛盾与迷惘，也为中国的崛起提供建设性的思考方向。
著者信息
陈宜中
1970年生于高雄市。台湾大学电机系学士，剑桥大学社会暨政治科学院博士。现任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思想》季刊编委。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正义理论、应用政治哲学，着有《中国关键七问》（联经，2013）、《当代正义论辩》（联经，2013）。
图书目录
导言
中国改革的歧路：朱嘉明访谈
为中国寻找方法：王力雄访谈
潜规则与宪政民主：吴思访谈
建设性的政治反对派：陈子明访谈
公民运动与中国转型：笑蜀访谈
动物保护事业在中国：莽萍访谈
图书序言
建设性的忧思
这本书是继《中国关键七问：忧思者的访谈》之后，陈宜中先生对中国知识分子一系列访谈的又一册结集。延续前一集的核心问题意识，收在本书内的六篇访谈继续探讨中国在「崛起」形势中所面对的矛盾与迷惘，也为中国的崛起提供建设性的思考方向。
中国自从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经济发展的速度惊人，连带带动整合国力，在国际上的分量越来越有感，逐渐将中国推进「大国」的行列。2006年央视推出《大国崛起》纪录片十二集，将「中国崛起」的意识传遍全中国。2008年主办奥运会，则俨然面向世界宣示了「崛起」的雄图。另一方面，美国记者兼作家雷默在2004年首创「北京共识」一词，立刻引起北京学界的唿应，次年由中国社科院召开研讨会，「北京共识」蜕变成「中国模式」，试图为中国崛起的意向经营出一套理论论述。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狼狈不堪，更让中国的崛起及其「模式」信心倍增。从此，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之一的态势，获得了普世（即使在不同的个别方面上不无保留）的承认。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而文明久远独特的一个国家，只要取得适当的发展机会与发展成果，成为「大国」理所当然。不过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逐渐浮现出一种自我期许，就是这一番振衰起疲不再屑于追英赶美，凭成功的模仿者身分加入大国俱乐部，而是志在振兴发扬另一种文明型式，塑造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政治制度与政治价值，进而从中国的角度重新安排世界秩序。可是「中国特色」是由什么成素构成的，到目前为止还在摸索之中，这一代中国人在所谓「中国模式」之下的发展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也鲜见理论家正视。因此，所谓中国崛起，在富国强兵之外还追求什么价值，也仍然暧昧不清。无论如何，中国崛起的历史意义重大，尤其它对整个世界即将造成的冲击惊人，面对这样的划时代变局，无论中国人本身还是世界上的其他社会、其他民族，都有义务──也更有权利──严肃以对，积极关注此一崛起会走上什么道路，呈现什么面貌。
《思想》自许为一份各地华人知识分子共享的思想性刊物，一向盼望加强关于中国的互动讨论，尤其重视中国大陆内部知识界的各样意见。一个强大的中国当然不能只是经济与军事上的强权，而是必须坦诚地学习处理无数棘手的问题：中国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在一个已经不相信革命的革命／执政党专政下，要如何重建体制的正当性？如何松缓国内官民、阶级、民族、区域、性别的诸多矛盾与紧张？如何处理与周遭近邻的关系？又应该在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大国」应该承担的贡献？最需要直言不讳的问题是：中国作为大国，愿意促进国内与世界的和平与人道发展吗？中国的崛起，有足够的警觉不去重蹈此前所有大国崛起（尤其是20世纪初日本与德国崛起）的昂贵代价吗？这些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回避，生活在周边中文社会的我们，也一样不能回避。
有懔于这一系列问题亟待清理，从2009年起，《思想》的编委陈宜中开始对中国大陆一些具有突出公共意义的知识人进行访谈。这些受访者对于国家前途与民间苦难抱持着悲悯与焦虑的心情，宜中曾借用钱理群先生的字眼，冠以「忧思者」的通称，深得其精神面貌的神髓。但更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个举国若狂的「崛起年代」从事「忧思」，面对权力的箝制与思想界的种种逆流，仍能冷静地发挥热情，不惜在一片火树银花的盛世景观中危言逆耳「哑哑的啼」，在悲观心情下对未来寄以审慎乐观的希望，说明这些忧思者尚具有另一项精神资质，一种踏实的理想主义，一种发自责任伦理的承担意识：他们的忧思并不是消极的质疑、批评、否定，而是以「建设」为出发点，所关注的是如何在中国建设有权有责的政治体制，建设公平开放的社会关系，建设自主而活泼的大小社群，也包括建设进步多样的文化理念与社会价值。「建设」一词借自本集中对陈子明先生的访谈。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的畅谈明志，其中他自许为「建设性的反对者」。其实「建设性」一词背后的「苍生为念」悲愿，正说明了中国这一代忧思者坚守责任伦理的终极推动力量。我们在此借用，也表达宜中与《思想》同仁对于陈子明先生的敬意与追念。
钱永祥
导言
《思想》季刊自2009年起，开辟了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访谈系列，力求深度呈现受访者的中国考察。这些访谈在《思想》刊登之后，经由网路媒体的转载，引起华人知识界颇多回响。为了促成更多的对话讨论，也为了方便读者在各篇之间交互参照，我们决定把阶段性的成果集结成册。
本书是访谈系列的第二本合辑。第一本合辑《中国关键七问》已于2013年由联经出版，收入2009-12年的七篇访谈，受访者是钱理群、秦晖、许纪霖、于建嵘、袁庾华、陈明、高放。本书收录2012年至今的六篇访谈，受访者分别是朱嘉明、王力雄、吴思、陈子明、笑蜀、莽萍。
推出这个访谈系列，跟我们的价值期许是有关的。北京奥运标志着中国的崛起，但崛起成为哪一种中国？是还权于民、还富于民、政治清明、善待弱势者、敦亲睦邻的中国，还是富国强兵压倒一切、恃强凌弱的中国？2012年底中共领导人换届，在反腐和中国梦的主旋律下，对公民自由的压制节节升高，国家主义成为国王的新衣。面对这样一种「歧路」，提出分析和警醒自是责无旁贷。
崛起中国以其庞大的能量，动见观瞻。中国种树，旁人乘凉；中国砍树，旁人遭殃。无论中国大陆如何演变，台湾首当其冲，不可免地深受影响。正因为如此，与其被动地旁观大陆的变化，我们觉得另一种选择是可能的，亦即：主动参与大陆知识界和公民社会关于中国走向的论辩，在此过程中积极注入自身的关切，以共促进步。这是立足台湾的《思想》季刊的自我期许，中国访谈系列则是其中一项尝试。
系列访谈以受访者长期关注的议题为本，期能在两万字左右的篇幅，将其思路清楚地呈现出来。身为提问人和编修者，我的任务是替读者旁敲侧击、反覆诘问，以求深入聚焦。每篇访谈都经过多次来回修订，最后由受访者确认定稿。
各篇访谈概要
朱嘉明访谈〈中国改革的歧路〉首发于2012年底，时值中共换届。朱先生曾是赵紫阳主政时期的经济幕僚，名列「改革四君子」，后因六四事件而流亡海外。在这篇访谈中，他对六四后的中国政经发展，提出一组全面的结构性分析，诊断其主要的危机趋势。他直指中国改革已经走上了歧路，应以1980年代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遗产作为共识基础，重启真正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朱嘉明表示，中国当前问题不单是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而是经济与政治都背离了改革初衷。六四后的经济路线，造就了国家对金融资源、对资本市场的高度垄断，连同能源、资讯和基础设施三大领域的垄断。这是中国特色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排挤民间中小企业之外，亦与权贵资本主义和门阀资本主义相结合，创造出一种奇特的政经变异。正因为中共彻底封杀了政治改革，中国也才会迅速走向国家垄断、特权横行的经济格局。
按朱先生的分析，中国国民经济的要害在于三大过剩，即人口过剩、生产过剩与资本过剩。由于私有经济受到压抑，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手段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投资。人口过剩所产生的就业压力，意味着即使产能与产品过剩，也仍要继续扩大投资。但中国居民的实质收入增长较慢，社会安全保障也相当有限，居民消费能力远低于生产能力。在此情况下却仍要继续印钞票，让资本继续膨胀，形成更大产能。这是「宁热勿冷」的中国经济的最深刻矛盾。跟政治上的严防死守亦是有关的。
但「歧路」终究不可持续，需要及早对整个政经制度展开变革。在朱先生看来，这包括打破国家垄断和特权利益，迈向公平竞争的现代市场经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机会平等和社会正义，建立一个受到监督制衡的宪政民主政府。
王力雄访谈〈为中国寻找方法〉聚焦于两项主题：一是「递进民主」；另则是西藏和新疆的民族冲突。王先生是大陆知名作家，警世小说《黄祸》的作者，中国「自然之友」的发起人之一。自1990年代以来，他高度关切西藏。
王力雄指出，直到2008年三一四事件之前，西藏独立还不算是一个真实议题；但「反分裂集团」（专责少数民族的维稳利益集团）的应对方式，形同火上浇油，强力激化了藏独意识。在新疆，自2009年七五事件后，维吾尔族的独立愿望更是高涨。近年的强力维稳，如同一则自我实现的预言，愈是维稳反分裂，民族冲突就愈严重。在急遽升高的民族对立下，中国民主如何才能软着陆？这是王先生特别关心的议题。
他表示，中共至今拒绝民主化，但这个槛是绕不开的。如果中国能实现代议民主，那比专制要好得多。然而，代议民主未必是唯一可行的民主制度，也不见得最为理想。在代议民主制下，政党为了赢得选票，大都一味迎合选民的消费欲望，致使生态危机得不到有效遏制。如果把民族冲突也纳入视野，则在中国民主化过程中，多党竞争的「广场效应」恐令独的更独、统的更统。民主化伴随着政治松动，但民族冲突若因党争而走向极端，新兴民主将危如累卵。
因此，要在中国兑现自由和民主，实现平稳的政治转型，可能需要一种有别于主流代议制的、但务实可操作的「方法」。按王先生的「递进民主」设想，所有选区都大幅缩小，缩至可沟通范围，所有选举都是小规模选举；从下而上，由最基层选区选出代表到更上一层担任委员，以此类推；每一层的代表和委员都经民选，且随时可以改选。他申论，这个方法可望克服代议民主的弊端，尤其避免政治极端主义的危害。
吴思访谈〈潜规则与宪政民主〉除了阐发「潜规则」等思路，亦触及中国的宪政民主未来。吴先生是潜规则一词的创始人。他年轻时是一位极左派，曾努力把毛泽东的人民公社付诸实践。1980年代任职于《农民日报》，熟悉三农问题，六四后投入历史研究。他发现，农民苛捐杂税远高于规定税率的现象，早已载入了史册。由此，他发展出潜规则概念，以分析中国的官民关系、官和官的关系，以及官和上级之间的关系。潜规则是指公开法度之外的运作规矩，诸如以权套利、送礼、回扣等钱权交易规则。
中国历史上的潜规则，又都跟暴力因素密切相关。基于此，吴思进一步提出「血酬定律」，和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元规则」，以界定秦汉至今的中国「官家主义」体制。官家主义朝代的平均寿命甚短，而暴力统治集团的每次更替，都付出极大的社会代价。就此而言，中国理当建立长治久安的宪政民主制度。
吴思曾任《炎黄春秋》总编辑至2014年。该刊是大陆体制内民主派或开明派的言论代表，长期唿吁政治体制改革，倡议宪政民主。尽管言论温和，但在最近一波政治紧缩中，仍受迫改组。
吴先生认为，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主要障碍，在于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后者担心的是清算。但民主转型有不同道路，由政府主导的改革路径（如台湾）全都没有清算。易言之，如果既得利益集团想通了，主动政治改革，旧帐也就不会被清算。他提出「用特赦交换宪政和民主」，即试点地区若推动转型有功，该区官吏的旧帐就不再过问。如果不清算有助于转型，则清算可免。然而，中国的阶级斗争曾令数千万人丧生，转型之后理应「永志不忘」，向后代发誓永不再犯。
陈子明先生在1976年参加四五运动，历经《北京之春》民刊运动、北京高校竞选运动，1980年代投入民间文化事业，直到1989年5月被卷入学潮，成为六四判刑最长的知识分子。在文革后的中国，他是宪政民主思想的先行者，率先提出「宪政国家」目标。1994年启用「中国政治反对派」、「负责任的建设性反对派」等概念，主张反对派致力于政治对话、时政批评、立法倡议、历史撰述和筹备参选，并着手拟定各项政策，深入国家建设的具体面。
陈子明访谈〈建设性的政治反对派〉直指「改革已死，宪政当立」。政治反对派的责任是引领中国走出专制，以宪政民主再造中国。2012年他为文阐发梁启超和章太炎的「革政」思想，取其政体革新之意，力陈唯有建设宪政民主新政体，方能「以革政挽革命」。2013年11月三中全会前后，他发表多篇文字，强烈质疑当局的新国家主义和群众路线。陈先生在访谈中表示，由于执政者并没有表现出「革政」意愿，反对派自当坚定不移地提出批评，同时积极联合、扩大宪政民主运动的社会层面。只有当更广泛的社会力量纷纷加入，才能真正撼动现行的国家主义体制。
不幸的是，陈先生已于2014年10月病逝于北京。〈建设性的政治反对派〉可能是他生前的最后一篇访谈，出于健康因素，部分议题未能更充分展开。在这篇访谈之外，读者可参阅共十二卷、数百万言的《陈子明文集》。
笑蜀访谈〈公民运动与中国转型〉分析大陆公民运动的社会背景和动力，及其当前所面临的困境。笑蜀先生原是中国现代史学者，专攻中共党史；后因政治压力离开学界，成为大陆着名评论家，曾任《南方周末》评论员。他的时政评论广见于国际各大媒体，近年致力于传播中国公民运动的理念。
笑蜀指出，约在2002-03年之后，随着寡头利益结构的巩固，中国进入了社会冲突的高发期。利益结构的全面失衡，加以法治管道的封闭堵塞，致使群体性事件急遽增加。一开始，抗议事件（如抗议强制拆迁或环境污染）多呈现为受害者的利益诉求。当局或者以人民币解决问题，不然就动用不受法律约束的高压维稳。在此互动中，部分民冤、民怨逐渐导致了权利意识的萌芽。发展至今，新兴的权利诉求相继出现，年轻人的权利意识又要更强。维权律师和NGO的介入协助，各种民权的公开倡议，可谓顺理成章。
但2006年以降，压力维稳节节升级，包括对访民的压制，对公共舆论和媒体的整肃，对NGO和维权人士的关押迫害等。进入2013年后，「新公民运动」的骨干和发起人许志永，纷纷遭逮捕定罪，新一波的政治寒流来势汹汹。笑蜀表示，中国公民运动本来就不可能一帆风顺；由于力量太不对等，如果统治者决心镇压，公民运动必然受挫。但这也给了他一个启示，即中国的公民力量还不够成熟，还没有足够坚实的社会基础。他的反思是，公民运动应从现实中的具体议题切入，以「组织化维权」为目标，聚合新兴的社会行动力。以此为本，倒逼体制分化，汇聚体制内外力量，以促中国未竟的宪政转型。
莽萍先生长期致力于自然和动物保护教育，并参与推动中国动保法律的修订。她发起成立「护生学社」，主编「护生文丛」系列丛书，引介动物福利和动物权利观念，同时结合本土的佛教和儒家思想资源。另主持民间调查专案「中国动物园观察」，积极投入动保的社会实践。
莽萍访谈〈动物保护事业在中国〉从个人的经验和体会娓娓道来，为读者勾勒出大陆动保运动的宏观图像。从野生动物的野蛮利用问题，到密集式饲养动物的处境，乃至动保立法和修法的概况，流浪猫狗的救援、食用猫狗的争议，以及动保意识和动保团体的发展等，莽萍从局内人的切身观察，做出了生动剀切的评估。无论读者对动保议题有何定见，大概都很难不被她的精神打动。
在中国大陆，莽萍是动物福利概念的推介者之一，并译有Tom Regan的动物权名着。她熟悉西方动保思想，推崇辛格的开创性贡献。但她认为，传统的观念如仁、不忍、恻隐之心、慈悲心等，仍有不可取代的价值。现代中国历经天翻地覆的社会和文化革命，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一切向钱看」，伦理和宗教传统大都失落了。「很少社会像今天的中国这样，人对一切都无所畏惧，内心毫无约束。如果再失去不忍之心，后果真是很难想像，而且不只是对动物而已。因为，对动物的虐待也直接呈现出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和暴力程度。」
跃然于这篇访谈字里行间的，不只是动物福利、动物权利等现代性话语，更多的是慈悲和不忍之心。莽萍问，如果一个社会对欺压弱者习以为常，怎么会善待动物？反之，对动物的苦痛和基本需要，若能有更多一点仁慈，凌虐弱者的戾气是不是也会降低？如果我们想要得救，「从保护非人类生命开始做起应该是一个有效途径」。
图书试读
王力雄先生，1953年出生于长春。1968年父亲在文革被关押中去世，隔年随母亲下乡。插队期间，一度受毛泽东主义感召成为知青左派。1973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吉林工业大学，主修汽车设计。1975年萌发「逐层递选」的民主方法构想，后来理论化为「递进民主」论。1980年后脱离体制，改行写电影剧本和小说，包括改革题材的《天堂之门》，黄河漂流之旅的纪实小说《漂流》，和着名的政治寓言小说、带有强烈生态意识的《黄祸》。自1990年代起，长期关注西藏与新疆的民族问题；并主张以范围缩小、随时选举、议行合一的递进民主制，在中国兑现自由和民主的理念，实现相对平顺的政治转型，同时化解汉藏、汉维之间急遽升高的民族对立。2009年后，曾推动与达赖喇嘛通过推特与网路视频进行的汉藏对话。多年来对多党竞争式的代议制民主进行反思，认为其有纵容消费主义、在民族冲突中助长政治极端主义的弊病，并在中国结束长期专制的民主转型期间难以避免社会动盪。在小说之外，写有《溶解权力：逐层递选制》、《天葬：西藏的命运》、《递进民主》、《我的西域，你的东土》等书。
一、早期经历
王力雄（以下简称「王」）：我1953年出生于长春，父母都是山东人。我父亲出身农民家庭，15岁在中学时投奔了共产党的八路军。我母亲1940年代末期在国民党控制的青岛搞学生运动，加入了共产党。
陈宜中（以下简称「陈」）：您父亲在文革期间遭批斗，被关押中过世，这对您产生了哪些影响？
王：我父亲是长春第一汽车厂的负责人之一。那是苏联援助的项目。我当时上的是以干部子女为主的「长春八一学校」，文革开始后解散了，我就没有继续上学，等于中学一天没上。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是小学六年级，那时小学生一般不参加文革，但我们学校是小学、初中合一的九年一贯制，小学高年级生也裹进了一些。「大串联」时我也跑出去，最后只剩我一个人，在各地晃了两个多月。以那年代的通讯条件，出门跟家里无法联系。家里对13岁的孩子两个多月没消息也不着急。
用户评价
《中国转型六问：富国强兵之外》这本书，就像在喧嚣的世界里，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更深层思考的窗户。我原以为，关于“国家发展”的探讨，无非是经济指标的增长、军事力量的提升，但这本书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将我带入了对“社会黏性”这个概念的深度挖掘。作者并没有直接给出“社会黏性”的定义，而是通过对中国社会在快速变迁中，人与人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关系变化的细腻描绘，让我自己去体悟。书中关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道德观念的松动与重塑，以及新型信任机制的建立，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对“乡愁”这一情感的现代解读，不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距离，更是一种身份认同的缺失和社群连接的断裂。作者还探讨了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个体如何在新环境里寻找归属感，如何维系那些曾经牢固的关系，以及当这些关系变得稀疏和脆弱时，个体所面临的孤独与挑战。我曾以为，中国的社会结构一直以来都非常“紧密”，但这本书让我看到，这种“紧密”正在经历着深刻的重塑，一些曾经坚不可摧的联系正在瓦解，而新的连接方式又尚未完全成熟。这种观察让我对当下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让我对未来社会形态的演变充满了好奇与担忧。
评分阅读《中国转型六问：富国强兵之外》，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迷宫，但每一次转弯，都能发现新的出口。我曾对“文化自信”这个词语感到模糊，认为它可能只是宏大的口号。然而，这本书却将它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触手可及的现象。我特别被书中对“集体记忆”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演变轨迹的分析所吸引。作者并没有简单地罗列历史事件，而是深入探讨了这些记忆是如何被建构、传播、选择性遗忘，以及在互联网时代，这些集体记忆又如何被重新诠释和挑战。书中对一些曾经深入人心的宣传符号和价值观念，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的“失效”，以及年轻一代对历史的“再认知”过程，都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这让我意识到，“文化自信”并非一蹴而就，它是一个动态的、充满争议的过程，是不同代际、不同群体之间在历史观和价值观上的反复博弈。我记得书中提到了关于“怀旧”这一现象的深入分析，它不仅仅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追忆，更是当下个体在不确定性面前寻求安全感和身份认同的一种方式。这种对文化根源和集体认同的探讨，让我对“中国特色”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也让我思考，在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应该如何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建立更健康、更自觉的联系。
评分《中国转型六问：富国强兵之外》这本书，给我最深刻的感受，是一种“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我原本以为，关于“科技进步”的讨论，会集中在技术本身，但作者却以一种非常人文的视角，将我带入了对“技术伦理”的深度思考。书中对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前沿科技，在当下中国社会所引发的伦理困境和价值冲击，进行了细致的描绘。作者并没有直接给出“好”与“坏”的判断，而是呈现了不同群体在这种技术变革面前的担忧、期待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分歧。我记得书中有一个关于“算法歧视”的案例，它生动地展示了技术在无意中如何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以及这种不平等如何影响到个体的日常生活。这让我意识到，科技的发展并非没有代价，我们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也必须直面其可能带来的伦理挑战。这本书让我思考，在追求技术领先的同时，如何建立一套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能够引导技术健康发展的伦理规范，如何平衡创新与风险，如何确保技术进步能够真正造福于民，而不是加剧社会分裂。
评分《中国转型六问：富国强兵之外》这本书，如同醍醐灌顶，让我对许多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我原以为，“国家认同”的形成，主要依靠宣传和教育，但作者却以一种更加细腻、更加贴近生活的方式，将我带入了对“日常生活中的国家认同”的探索。书中并没有直接谈论政治概念，而是通过描绘普通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选择和行为，来展现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是如何形成的。我记得书中有一个关于“消费主义”与“国家认同”的讨论，它分析了当人们在购买商品、享受服务时，如何无意识地将国家形象与个人体验联系起来，以及这种联系是如何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他们的“国家认同”。它也探讨了在一些公共事件中，普通民众的自发反应，如何体现出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关切与认同。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国家认同”并非仅仅是教育和宣传的结果，更是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种情感的、体验的、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认同。它也让我思考，在追求国家强大的同时，如何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能够为国家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评分《中国转型六问：富国强兵之外》这本书，就像一位睿智的长者，娓娓道来，却字字珠玑。我本以为“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主要体现在经济和军事上，但书中却以一种非常出人意料的角度，探讨了“制度韧性”的重要性。作者并没有直接谈论政治制度的优劣，而是通过对中国社会在面对内外挑战时的适应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的分析，让我看到了“韧性”的真正含义。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关于“社会创新”的章节，书中描绘了许多在基层涌现的、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模式，这些创新并没有依赖于顶层设计，而是源于民间智慧和草根的努力。它让我看到，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仅在于其硬实力，更在于其社会肌体能否在压力下保持活力，能否不断自我调整和优化。书中还探讨了在一些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中国社会是如何通过一系列的“试错”和“纠偏”，最终找到前进方向的。这种对“不确定性”的处理能力，以及在变革中保持相对稳定的能力，正是“制度韧性”的体现。这本书让我对中国的发展路径有了全新的认识，它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不断的挑战和调整中，展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评分《中国转型六问：富国强兵之外》这本书，在我心中播下了许多新的种子。我原本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主要停留在环境层面，但书中却以一种更加宏观的视角，将我带入了对“代际公平”这一深刻议题的思考。作者并没有直接谈论政策，而是通过对当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与未来世代可能面临的挑战之间的联系，让我看到了“可持续”的真正含义。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书中关于“资源分配”和“代际债务”的讨论。它让我意识到，我们当下的一些决策，可能正在将沉重的负担转嫁给未来的世代。例如，在探讨“教育公平”时，书中不仅仅关注教育资源的分配，更关注的是这种分配模式是否能为下一代提供真正平等的发展机会，以及是否会固化社会阶层。这种将目光投向未来，关注未来世代的福祉，让我对“可持续发展”有了更深刻、更具责任感的理解。这本书让我反思，在追求经济增长和国家强大的过程中，我们是否也应该更多地考虑我们留给下一代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以及我们是否有义务为他们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评分《中国转型六问：富国强兵之外》这本书，真的让我耳目一新。我原以为，“社会稳定”的讨论，无非是维护治安、控制舆论，但作者却以一种非常深刻的社会学视角，将我带入了对“社会张力”的细致剖析。书中并没有直接谈论冲突，而是通过描绘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群体之间、不同利益诉求之间存在的“张力”，以及这种张力如何被管理、被化解，最终影响社会走向的，让我看到了“稳定”背后复杂的机制。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关于“利益表达”的章节，它探讨了在快速的社会变迁中，如何为不同的利益群体提供合法的、有效的表达渠道，以及如何避免这些“张力”演变成不可控的冲突。这让我意识到，真正的社会稳定，并非压制所有不同的声音，而是在尊重差异、化解矛盾的过程中，实现一种动态的平衡。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际关系复杂、利益多元的社会里，如何通过精妙的社会治理，将潜在的“张力”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而不是让其成为破坏稳定的因素。
评分这本书的名字叫《中国转型六问：富国强兵之外》，读完之后，我脑海里萦绕着许多意想不到的思考，它并没有给我现成的答案，而是像一位老友，带着我一起审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并触及到那些常常被宏大叙事所掩盖的深层逻辑。我原本以为，书名中的“富国强兵”会是主线，但实际读来，作者的笔触却意外地轻盈，却又精准地切入了那些更关乎个体感受、社会脉络以及文化基因的东西。比如，在探讨“精神富足”的那一章，我被书中对当下中国年轻人消费行为背后心理机制的细致剖析所深深吸引。书中并没有简单地将这种消费归咎于拜金主义或盲目追随潮流，而是追溯到了历史的长河中，联系到集体主义文化向个人主义过渡时的阵痛，以及在快速物质增长背后，个体在寻找自我价值和身份认同时的迷茫与探索。作者引用了大量生动的案例，从社交媒体上精心打造的“人设”，到新兴的“情绪消费”，再到对“意义”的极度渴求，都描绘得入木三分。我尤其印象深刻的是关于“虚拟社区”的讨论，书中分析了这些线上空间如何满足了人们在现实中可能缺失的情感连接和归属感，以及这种替代性满足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当代中国人的社交模式和价值观念。这部分内容让我反思，我们在追求物质繁荣的同时，似乎也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心理转型，而这本书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理解这场转型的独特视角，它不是站在高处居高临下地评判，而是深入到生活的肌理中，去感受和体会。
评分《中国转型六问：富国强兵之外》这本书，为我打开了思考的另一扇门。我原本以为“民族复兴”是一个宏大的、抽象的概念，但书中却以一种非常具体、非常“有人味”的方式，将我带入了对“个体价值实现”这一核心问题的探讨。作者并没有回避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而是巧妙地将宏大叙事与个体体验相结合，让我看到了在国家发展的进程中，每一个个体是如何寻找自己的位置，如何实现自我价值的。我记得书中有一段关于“理想主义”的探讨，它描绘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中涌现出的那些为国家、为社会奉献的个体，以及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价值追求。这让我意识到，真正的“民族复兴”，不仅仅是国家的强大，更是每一个个体都能在国家的发展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本书让我对“家国情怀”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它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融入个体生命体验的、一种对国家和民族深沉的热爱与责任感。它也让我思考，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如何鼓励和支持每一个个体去追求自己的价值，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评分《中国转型六问：富国强兵之外》这本书，给我带来的冲击是安静的，但却又异常持久。我原本对“国家治理”的理解，更多停留在制度、政策层面，但这本书却以一种非常“接地气”的方式，将我带入了对“社会共识”构建这一宏大议题的思考。作者并没有直接探讨政治体制，而是通过对不同群体在面对同一社会事件时的反应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如何影响社会稳定和政策走向的分析，让我看到了“共识”是如何形成，又如何被打破的。书中关于“信息茧房”的讨论，以及在社交媒体时代，不同观点如何被放大或压制，最终导致社会群体之间理解鸿沟的加深，都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我记得书中有一个关于“突发公共事件”的案例分析，它清晰地展示了在信息爆炸的环境下，政府的权威如何受到挑战，而社会谣言又如何轻易地得以传播，并最终影响到公众的判断和情绪。这让我意识到，有效的社会治理，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指令，更需要自下而上的理解和认同。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如何通过沟通、协商和妥协，来弥合分歧，凝聚共识，这本身就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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