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写新闻,也见证历史! 二○一五年十一月七日,下午三时。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时此刻正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举行「两岸领导人会谈」。我原计画赶赴历史现场见证採访,却因出席正在北京饭店十八楼举行的《首届两岸媒体人联席会:北京座谈会》,只能留在北京同步观看央视直播千里之外的「马习会」。此时,远眺北京饭店窗外的紫禁城,帝都正飘落入冬以来的第一场细雪。
「马习会」是自一九四九年两岸分裂分治以来,两岸举行的最高级别的领导人会谈,也是两岸谈判史上的一次重大进程。远的不谈,从一九八六年,一架华航货机飞入广州白云机场,揭开两岸历史性的谈判序幕之后,卅年来,两岸的谈判协商,经历了两航谈判、奥会谈判、红会谈判、两会商谈,以至国共之间高层政治对话等各种型态的沟通,形成了具有两岸特色的谈判对话模式。
历史性的「马习会」,双方互称「先生」,会面定位为「两岸领导人会谈」,避开仍属高度敏感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称唿,两岸当局展现「搁置争议,务实协商」的政治智慧与理性态度,显示双方在积累卅年的协商谈判、交流互动的丰富经验之后,已能逐步领悟「求同存异」的谈判真谛,双方建立的互信基础,更为两岸最高领导人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世纪之握」。
「北京一下雪,就变成北平!」两岸主权的核心争议,正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和平相处的问题。历史场景回到一九四九年的北京城。十月一日,下午三时。紫禁城的天安门城楼上,刚当选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率领参与全国政协会议的民主党派代表出席「开国大典」,毛泽东透过广播,以浓重湖南乡音大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当天,国民政府时期的「北平市」,再度改称「北京市」,并成为新中国首都。几个小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派出的第一批「外交使者」,骑着破旧自行车,穿梭于各国驻华机构,递交毛泽东当天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以及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签署的新中国第一份外交公函。
应邀观礼「开国大典」的苏联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回到总领事馆,就收到外交部礼宾司科长韩叙送达公函,周恩来在公函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公告。现具函将此公告送达给您,并希望您转给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是必要的。」
这是新中国开展外交工作的滥觞,更是国民政府与新中国启动漫长外交零和斗争的历史起点。十月二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在莫斯科发表声明,决定承认北京的新中国,并将建立苏中外交关系,两国互派大使。同时,苏联也宣布将断绝与广州国民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撤离苏联驻广州的外交机构。
国民政府此时虽已撤到广州,但双方的外交斗争并未完全结束。十月三日,美国政府在华府发表声明,承认在广州的国民政府仍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华府的声明,并没有因国民政府的军事失利,政府机构迁徒,而有所动摇。美苏各有抉择,既反映二战后的对峙格局,也呈现国共所面临的复杂国际情势。
国民政府虽处于「流亡状态」,但美国重申外交承认,对国府确有「振奋士气」的激励作用。蒋介石当时已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又无心政务,行政院长阎钖山即成为最高行政首长。他在新中国成立第四天,十月四日,在广州发表的《为共匪在北平成立伪政权告全国同胞书》,即成为两岸分裂分治史的重要文献。
这是迁徙于广州市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首度以「中华民国政府」名义,对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的第一份政治声明。根据阎钖山秘书原馥庭老先生廿年前赠送给我,行政院秘书处于一九五○年编印《阎院长政论辑要》上册记载的声明,其遣词用字,全是国共敌对时期的「经典词汇」,该声明全文如下:
「全国同胞们!此次共匪在北平成立伪中央人民政府,是共匪出卖祖国的最具体的表现,它不仅将断送我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并且要准备着把我们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与全国同胞的性命,供给另一个国家作侵略世界的牺牲。政府为救国救民,并维护世界和平,一定要贯澈戡乱国策,并与世界反侵略国家,共为反侵略而奋斗到底。
我们全国同胞,一定要认识共匪的北平傀儡政权,如同日本帝国主义所导演的汪精卫汉奸政府一样,它是苏联卵翼下的一个出卖国家主权的国贼政府,这个伪政府是专为苏联的利益,完全为苏联効力的。我们全国同胞,必须认识这与历代的改朝换帝不同,万不存敢那个朝廷不纳粮的心理,本汉贼不两立的精神,同共匪拼命到底,以保障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
全国同胞们!北平傀儡政权的成立,为我国家民族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祸害,我们只有实行反共保民总动员,有钱的出钱,大家出力,以毁产保产、拼命保命的精神,来保国、保民、保身家,我们要知道,共匪是世界的敌人,它不只是不容于中国,更不容于世界,只要我们同共匪战斗,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全国人民的。」
当年四月,解放军在攻陷南京后,军事行动屡传捷报,六月间,中共提出谈判条件,准备与国际社会建立外交关系,条件大致有三:第一,外国武装部队必须自中国撤退;第二,国际关系必须以平等互惠,尊重彼此之独立领土完整爲基础;第三,必须撤销承认国民政府。这种「零和游戏」的外交争斗,攸关国共政权的存亡绝续,六十六年来,除近年的「外交休兵」,双方从未实质妥协。
辗转迁徒于广州、重庆、成都的国民政府,因在西南各地与解放军部队展开的军事斗争节节败退,对外工作只能紧紧抓着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才能维持与中共抗衡的形势。相对的,共产党人在宣布建立新中国之后,趁势拉拢苏联、英国,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全面开展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希望透过更多的外交承认,创建有利的国际环境因素,解决国共内战所遗留的两岸统合问题。
採访两岸关系与谈判协商,经常碰触的是:一九四九年国共内战后所遗留的主权分裂、治权分治的复杂难题,或两岸不同政治体制呈现的绝对矛盾,即成为採访历程难以回避的敏感课题。曾几何时,两岸研讨会上,大陆学者只要听到「中华民国」,不是争的面红耳赤,就是怒目相视,拍桌走人。如今,两岸领导人见面,谈笑用兵,还大谈总统府、中华民国,显现两岸对话正在务实开展。
一九九○年三月廿七日,我第一次到北京採访大陆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期间,参加两会新闻中心举办的中国外长记者会。由于当时「六四事件」即将届满一週年,两岸争取加入「关税暨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GATT,即世贸组织WTO的前身)正进入关键的角力阶段,北京对台湾争取入会的政策动向,自然受到中外记者的关注,台湾记者更希望在中国外长的记者会争取提问机会。
两会新闻中心发言人姚广很快点到了华视记者李艳秋,她问到台湾媒体关切的「中共对台湾申请加入GATT的立场是什么?」中国外长钱其琛答称:「台湾既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台湾就没有资格加入GATT,唯有在中国的同意之下,台湾可以一个中国内部单独关税领域的身份,申请加入GATT。」针对钱其琛无视于台湾事实存在的强硬说词,台湾记者纷纷举手,准备追问。
现场三、四百位中外记者出席的外长记者会,争相提问各式各样的国际外交或与中国的双边问题,台湾记者想争取第二个提问机会并不容易。在记者会结束前五分钟,姚广终于点到我。我即刻追问钱其琛有关GATT的问题:
「刚才钱外长强调,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就没有资格加入GATT,但你忽略了一项事实,即在两岸关系仍未改变之前,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与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国际社会所分别承认的两个国家,或两个政治实体;是不是台湾李登辉总统领导推动的务实外交政策,已对中国的外交决策部门构成压力或困扰,你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领导人,你有何评论?」
钱氏对我的提法似乎很有意见,当我提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时,已可看到他不耐的表情。他在外交部翻译将问题翻成英文之后,立刻答复说:「台湾当局最近也曾声明,只有『一个中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国际社会所普遍承认的国家。同时,联合国及其他的国际组织,也都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因此,你所说,世界上有『两个中国』的说法,是错误的,我必须当场纠正你!」
其实,我只是客观叙述两岸现状,就如同马英九在「马习会」提到「中华民国宪法」的叙述一般,我当时并没有使用「两个中国」用语,也无意渲染两岸政治矛盾,但钱其琛却在大会堂公开纠正我的提法。钱其琛作为中国外长,他的反应与答复,我完全可以理解。尤其,一九九○年代初期,两岸刚开始交往,彼此对政治分歧正在相互探索,外交部门的反应,无非就是「政治正确」。
两岸关系的互动发展模式与变化历程,应该是举世罕见的特殊类型。从廿五年前,中国外长为了「中华民国」的称唿,公开纠正台湾记者的提法,以至廿五年后,两岸最高领导人都已双边会谈,把酒言欢,甚至还不时谈到「总统府」、「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宪法」等敏感话题,双方也都坦诚沟通,各抒己见,两岸价值观的相融,两岸历史观的整合,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最新发展趋向。
一九九三年四月廿七日,在新加坡海皇大厦登场的「辜汪会谈」,为两岸政治对话揭开了历史新页,举世瞩目。不过,辜汪会谈外的另一个场景,廿余年来,始终历历在目。刚和汪道涵握手,回到香格里拉的辜振甫,一改谈判桌上的和颜悦色,怒气沖沖地说:「这种谈判怎么谈呢?对方出招,要谈经贸,要谈三通,我们却不能接招,也不能回应,让黄昆辉(陆委会主委)自已来谈吧!」
新加坡香格里拉的这一幕,每回想到辜老先生的谈判身影,我的影像记忆经常浮现这经典画面。李登辉执政期间的「海陆大战」,总是让人感伤。作为媒体工作者,海陆两会砲火相向,虽增添不少新闻题材,但海陆「内斗内行,外斗外行」,激烈互斗气氛「比反攻大陆还紧张」(陈荣杰语)。在两岸谈判桌边「观战」时,我常思考:台湾内部理念分歧的谈判团队,意识型态对立的蓝绿政党,坐上两岸谈判桌,如何抵挡谈判纪律严整、政治意图强烈的中共代表团?
随着两岸形势变迁,两岸之间的授权协商、国台办与陆委会的业务商谈,甚至两岸领导人都已实现面对面会谈,双方对历史遗留各项政治分歧的逐步解决,出现良性发展趋势。双方近年对涉及主权等敏感议题的分歧,都能坦率地开展沟通对话,显示双方的耐心与信心指数都在稳定增长,这应有利于政治分歧的理性解决。然而,二○一六年之后,台湾政党生态的全新变化,台湾政局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也正在对两岸关系发展前景形成不可预测的变数。
大陆涉台智库近年对政治分歧的解决模式,已提出愈来愈多富有创意的建议方案,包括上海、厦门部分务实派学者,已敢于在学术研讨会,公开倡议思考两岸政治统合议题时,应务实、理性面对涉及中华民国的问题,这是无可回避的课题。同样的,在开展高层对话过程,台湾愈来愈直接地传递「中华民国」的声音,并建议大陆应务实面对历史事实与政治现实,这是必然要面对的课题:
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八日,辜振甫在北京对江泽民说:「江先生,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要有所突破,大陆方面总要务实地面对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二○一四年二月十八日,连战在北京对习近平说:「大陆应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问题,这对今后两岸关系的稳定和平发展是一项重要资产。」
二○一五年十一月七日,马英九在新加坡对习近平说:「两岸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达成的『九二共识』,内容是『海崃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其涵义可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这就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我方表示内容完全不涉及『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与『台湾独立』,因为这是中华民国宪法所不容许的;这样的定位非常明确,也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共识。」
「马习会」谱写了两岸谈判新篇章,但新篇章带来的究竟是「和平的新局」或「动盪的年代」,仍是不确定的未知数。从两岸走过卅年接触谈判、沟通对话的经验可以确定的是,「马习会」不是两岸谈判的最后结局,「马习会」只是两岸开展大谈判时代的起点。无论任何政党执政,任何人当选台湾领导人,持续开展各种形式的沟通对话,将是维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
过去廿五年来,随着两岸关系跌宕起伏、谈判协商模式不断变化,我几乎全程採访并见证了两岸谈判协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发展进程。从香港会谈、辜汪会谈、港澳主权移交、博鳌论坛、国共论坛、两会复谈,以至中共十五大以来的党政动态,个人採访经历与两岸关系发展史,已形成紧密连结的「新闻共同体」,终能体会到所谓「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历史是昨天的新闻」的真义。
我经常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见证到中国政局与两岸关系变化的历史时刻,而东大厅那幅万里长城图所题写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的诗词:「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总是让人意会到两岸风云变幻,犹如滚滚波涛迎击而来,两岸关系未来发展,谁主浮沉?
狄更斯在《双城记》曾描述,「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一九四九年以来,台海两岸也曾经历砲火相向、战云密佈、敌对冷战、人道探亲、经贸合作,以至和平发展的漫长岁月与发展历程。卅年来,两岸接触、对话、沟通、协商、谈判的发展路线图,从蒋经国/邓小平,李登辉/江泽民,陈水扁/胡锦涛,马英九/习近平,两岸高层决策较量过程,构筑起一个跨越四个世代的《谈判时代》,主导并决定了两岸政经社会的发展走向。
正值「马习会」期间,在北京遇见同样出席首届两岸媒体人联席会的老同事、现任时报出版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赵政岷等新闻界友人,彼此谈到两岸领导人会谈后的未来走向、政党再轮替后的台湾政局,两岸谈判前景等话题,由于今年是我首次进入大陆採访廿五週年,最近正在整理相关资料,赵董当场热情邀约有关採访两岸谈判历史进程的书稿,备受鼓励,当下决定再结书缘。
一九九三年,时报出版了我的《不确定的海崃:当中华民国碰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后,我陆续书写了《两岸和谈:台湾与中国的对话》(财讯)、《对话与对抗:台湾与中国的政治较量》(天下文化)、《北京光华路甲9号:驻京採访札记》(印刻),二○一五年,两岸谈判风云再起,与时报出版再续书缘,《波涛滚滚:1986-2015两岸谈判30年关键秘辛》也可作为我的新闻工作的历史见证。
王铭义(2015.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