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妙法:台湾的宗教复兴与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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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Richard Mad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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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美国社会学界第三代中国研究学者赵文词(Richard Madsen)教授,
  在本书研究了慈济、佛光山、法鼓山与行天宫四个宗教团体,
  指出台湾1980年代后的宗教复兴,对于民主巩固提供了正面的力量。


  台湾于1987年解除戒严、恢复结社自由后,民间社团蓬勃发展,自由的空气促成了辉煌的宗教复兴运动。本书探讨80年代台湾宗教复兴运动的四个代表团体:慈济、佛光山、法鼓山与行天宫,这些有着广大的居士组织、丰厚的金融资产、娴熟的媒体运用能力的宗教团体,他们革新了传统的教义与宗教实践方式,使之契合于台湾的现代化历程,对于台湾民主的稳固与本土意识的发展扮演重要角色。

  作者在本书援引十九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及历史学者托克维尔于《美国的民主》的论点,宗教可以培养社会连带的道德意识以及对公共生活的责任感,并且可以减少个人主义与自私冷漠的弊病,有助于公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发展,这正是民主体制与生活的重要根基。而本书所研究的四个宗教团体滋养了个人的自主意识与集体的责任感,有益于公民意识与社会连带的发展,因而在台湾的民主转型与巩固过程中提供了正面的力量。

  回顾人类历史,宗教每每加剧某些地区的社会冲突、强化历史累积的愤恨委屈,并将政治理想转变为狂热攻击。本书研究的四个团体恰恰相反,他们安抚冲突、调和分歧,扮演纷扰中的稳定力量。作者认为,台湾的民主社会发展前景,目前虽然还难以预料,但假若没有这些团体的贡献,状况肯定不会更好。

名家推荐

  关于台湾晚近宗教复兴与民主政治发展关系的研究不多,而能够将本土宗教经验与现代性危机加以联系讨论而提升其理论意涵,这类研究更罕见。本书能在台湾翻译出版,很值得欣喜,也值得学界与一般有兴趣的读者细读。――萧阿勤(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重构台湾:当代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作者)
探寻思想的疆域:当代思想流变与社会转型研究 内容简介 本书汇集了多位学者的前沿研究成果,聚焦于当代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思想流派的碰撞与融合,以及它们如何深刻地塑造了现代社会的结构性转型。全书分为三个主要部分,旨在提供一个多维度、跨学科的分析框架,以理解复杂多变的现代世界。 第一部分:知识的重构与现代性的批判 本部分深入探讨了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和东方知识体系内部发生的关键性转折。我们着重分析了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思潮对传统主体性观念的颠覆,以及它们如何在学术界、文化领域引发了深刻的范式转移。 首先,“主体性的消亡与权力的微观物理”一章,详细梳理了福柯(Foucault)晚期思想的演变,尤其关注其在“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和“主体化”(Subjectivation)理论上的最新阐释。研究者不仅考察了权力如何从宏大的国家机器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还引入了当代社会对数字监控和数据治理的反思,探讨在算法时代,个体如何被“建构”和“规训”。 其次,“科学的终结与实在的破碎”一章,则转向科学哲学和认识论的领域。该章节评述了库恩(Kuhn)的范式转换理论在21世纪的适用性,特别是面对气候变化、生物技术革命等挑战时,传统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张力。研究者引入了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辩证地分析了“客观事实”在公共话语空间中日益流动的现象,以及这种流动对政治决策的潜在影响。 第三部分还包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考察,特别是批判理论在面对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时的调整与局限。通过对哈贝马斯(Habermas)的“交往行动理论”的当代批判性重估,本书试图厘清,在信息碎片化和后真相时代,公共领域是否依然存在,以及如何重建有效的公共理性对话基础。 第二部分:全球化、身份政治与地方性回应 这一部分将视野扩展到全球层面,探讨在全球资本流动与文化杂糅的背景下,身份认同的重塑、族群冲突的加剧,以及地方社群如何进行抵抗与适应。 核心议题之一是“流动性时代的边界建构”。本书分析了当代移民与难民危机背后的深层驱动力,不仅是经济因素,更是文化符号和历史记忆的碰撞。研究者通过对欧洲和北美边境政策的比较分析,揭示了“他者”形象是如何被政治精英精心编织和利用,以巩固内部的文化同质性要求。 另一个关键的分析点是“数字原生代与身份的再部落化”。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年轻一代的身份认同不再完全依赖于传统的地域或民族框架,而是通过虚拟社区和兴趣圈子形成新的“数字部落”。本章探讨了这种部落化带来的积极意义(如跨国社群的形成),同时也警惕了其负面效应,例如“信息茧房”效应如何加剧了极端主义的滋生和认同的对立。 此外,本书还关注了“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主体性恢复”。针对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知识体系和叙事,本章考察了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学者如何通过文学、艺术和哲学实践,重构自身的历史地位和话语权。重点讨论了“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的议程如何从学术象牙塔走向更广阔的社会运动,以及其内在的复杂性和潜在的文化保守主义风险。 第三部分:技术异化与未来社会形态的预设 本书的最后部分将目光投向未来,审视新兴技术对人类存在的根本性挑战,并尝试描绘出几种可能的社会未来图景。 “人工智能伦理与人类能动性的边界”是本部分的重要篇章。随着机器学习能力逼近甚至超越人类特定认知任务,本书不再满足于讨论AI对就业市场的影响,而是深入探究了技术对人类自由意志的侵蚀。当决策权越来越多地外包给算法时,我们如何界定“负责任的行动者”?作者们结合了神经科学和法哲学的最新进展,探讨了在高度自动化的社会中,责任归属的法律真空。 紧接着,“生物技术革命与‘优化’的社会压力”一章,关注基因编辑、增强现实等前沿科技对“自然人”概念的冲击。本书分析了社会中产阶级和精英阶层对于“生物优越性”的追求,如何可能在基因层面制造出新的不平等阶层。这种不平等不再是简单的财富分配问题,而是深入到人类生理潜能的固化鸿沟。 最后,“生态危机与替代性发展模式的哲学根基”为全书做了一个宏大的收束。面对气候临界点,本书探讨了诸如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地方复兴运动(Localization Movement)等非主流思想如何为人类提供一种超越无限增长范式的生存哲学。研究者们考察了这些哲学思潮如何倡导一种与自然建立新的、互惠关系的伦理规范,为构建一个更具韧性、更加公平的未来社会提供理论支撑。 本书特点: 本书的显著特点在于其跨学科的整合能力和对当代思想的敏锐捕捉。它拒绝将思想视为孤立的学术产物,而是将其置于全球政治、经济和技术变迁的动态场域中进行考察。通过严谨的文献梳理和富有洞察力的案例分析,本书不仅为专业研究人员提供了深化理解的工具,也为关心未来走向的普通读者提供了审慎思考的智力地图。本书旨在激发对当代世界结构性困境的深刻反思,并鼓励建设性的思想探索。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赵文词 Richard Madsen


  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专长为文化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宗教社会学、道德人类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研究。加州大学圣地牙哥校区社会学荣誉退休教授,现任美国「复旦大学─加州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Fudan-UC Center on Contemporary China)主任,曾任中国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所资助在中国协助发展社会学计画的协同主持人。从2004年迄今,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学术谘询委员。

译者简介

黄雄铭


  云林斗南石龟溪人,1968年生,中山大学外国语文学士、辅仁大学英国语文硕士。曾任天主教圣高隆庞传教会正义和平办公室发言人(2001-2010);编着有《巴黎.北京.台北:迷人的老魔鬼》(2002)。长期为《中尼柯耶》与《新约圣经》研究爱好者。目前从事英文小说创作与翻译。

图书目录

导读 宗教、民主政治与现代性危机╱萧阿勤
中文版序
谢辞
自序

第一章 台湾的宗教情境
 台湾的宗教传统与转变
 研究程序
 宗教与中产阶级地位差异
 台湾的情境

第二章 慈济:佛教慈悲的现代化
 慈济与民主
 宗教性发展
 慈济基金会
 慈济与台湾民族主义
 慈济与台湾的公民美德
 点传心灯

第三章 佛光山:佛教对民主公民宗教的贡献
 佛光山与台湾民主的道德基础
 佛光山的成长
 专为创业家阶级而设的创业型佛教
 佛光山与台湾民族主义
 一个公民道德的基础
 存有的「浮光淡然」与「浓醇厚重」

第四章 法鼓山:「国土危脆」中的超越性意义
 为不安的世间赋予意义
 法鼓山的创建
 宗教性愿景
 修行者的体验

第五章 行天宫:混合的现代性
 由在地宫庙展望普世社群
 一种混合的现代性
 行天宫的创建
 玄空师父的儒家思想
 专业组织
 专为混合式世界而打造的混合式伦理学

结论
 宗教复兴与民主现代性的各项挑战
 迈向一个怀抱希望的社会学

译后记╱黄雄铭
参考书目
索引

图书序言

中文版序

  我希望本书以中文出版将有助于实现其主要目的:促进不同文化和政治制度出身的公民与学者之间的对话,东、西方皆然。这向来确是我于一切着作当中的目标,这目标实培养自我学术生涯开始前的经验。1968年,身为玛利诺传教会(Maryknoll Missionary Society)成员,我来到了台湾。当时我虽受过哲学与神学训练,然对台湾与中国的历史一无所知,并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全然空白。诚然,当时我从未期待、也无意奉派至台湾当传教士。我在耶稣会的语言学校学了两年国语,并趁此期间致力投身于丰富多样的草根性社区:苗栗的客家乡镇、台中和彰化的闽南村落、埔里附近山区的原住民部落。两年后,我花了一年读社会学,期间住进了国立台湾大学宿舍。在那边,我得以吸收台湾知识分子正值萌芽的思想与生活方式。凡此种种,莫不令我渐次坚信:我真正的圣召,并非成为试图教人归信天主的传教士――我实际上从未令任何人领洗――而是成为亚洲与西方社会、文化之间的桥樑建造者和交谈推动者。正因有此打算,我遂离开台湾,进了哈佛的研究所。

  我尝试促进的各对话,均同政治与宗教有关,亦即两股教地球人类既团结又分裂的巨大力量。《民主妙法》正是这类努力的延续。这对我别具意义,因它标志着我卅年来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重返台湾。我希望本书将有助于延续一个既多层且多方之间的对话,而其当务之急,正有关于现代民主国家所面临的各项挑战。

  环顾世界,民主政府莫不恓恓惶惶。立法机构往往显得瘫痪,既于来自愤怒市民的相互竞争需求之间左右为难,又于面对来自全球不公、地缘政治动盪、环境恶化等新式挑战之际无法当机立断。衡诸全球,就现代民主政体因应此类问题的能耐而言,目前仍存在诸多激辩,且许多这类问题莫不沦为硬化的意识形态纷争。而在这些箇纷争里,不同的阵营彼此徒然论辩得无交集。为因应上述各议题,政治学家多半着眼于政府结构与政治精英行为。然我个人(以及与我合撰《心灵的习性》(Habits of the Heart)的同仁们)所追求的角度则有别于上述人等,以尝试避免该类硬化。对于「公民社会」,即各非政府运动与制度,我向来有所留意。它们受到了各种草根社区所提携、并于我身为新手传教士之际于台湾所偶遇,尤其是在于、尽管并不限于那些获致某种宗教实践形式所启发的社区。这种取径,实受十九世纪法国政治哲学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所启发。就发展美国民主赖以维系并维稳的「心灵的习性」而言,托氏对非政府结社的重要性特有强调。

  长久以来,我素对公民社会团体于台湾民主转型所扮演的角色备感兴趣。许多我于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透过奉派玛利诺会期间所结识之人,均曾参与这类团体。1990年代末,我随行一个代表团,尝试就「如何于中国建立公民社会」而自美国捎来经验教训。我们旅程的最后一站以台湾作终,停留期间,出乎意料地,我会晤了本书讨论的若干宗教团体代表。我们老美好为人师,噼头便要教人家如何创建民间慈善组织。可没两下子,在我看来,当时人家这方面做得就跟我们一样好,甚至比我们还高招。再说,我们能教给他们的,就跟能自他们学习的一样多。此外,依我看来,这类团体大致上似乎对于关怀与尊重的习惯作出了正面贡献,这有助于消弭若干的唇枪舌剑,尽管此乃自由开放社会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从而有助于鼓励某种明智且自愿的社会约束,致使稳定的自由成为可能。当时我认为,这正是各民主国家就其所面临的挑战以进行对话的良好题材,无论台湾或西方皆然。

  本书研究的任何团体,皆非对治民主各类症状的「灵丹妙药」。它们全都曾经涉及诸多争议,且即便其追随者亦承认其种种过失。然在台湾民主发展的关键时刻,尤其时值本书所观察的1990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期间,它们皆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生成、制定超越家族与密友等有限圈子的关怀精神,以便外展至台湾的公民,甚至扩及更为辽远的世界。这种精神有助于维系困境中的民主,其重要性不容小觑。而为了回应变化不断的社会环境,该精神又如何得以生成、并获致更新等等,本书的个案研究莫不给出了建议。至于如何识出这类草根性社会关怀有其必要、又如何鼓励其发展,就此,我希望上述个案能促进西方民主国家同台湾人民之间的对话。

  此外,我也希望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来场不一样的对话。目前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人告诉他们:民主是个西方产物,无法同中国各核心价值相容。然而台湾的经验却显示,在亚洲社会当中,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实属可能。且本书的个案研究更显示,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即儒、释、道三教,确实不但能同民主相容,更有助于对其维系。这是海崃两岸对话的一项重要课题。

  除为有关民主的对话提供素材之外,我希望本书亦能促进有关宗教的交谈。在人类各社会当中,宗教既造就了至善、也招致了极恶,且这事不独今日有之,实乃史不绝书。身为老传教士,当年我试将至善弘扬开来;身为学者,我却渐识极恶之害。然而,身为传教士出身的学者,我则试借本书以促进宗教之间的交谈,探讨如何激发出一切信仰形式当中的至善。这便是我所谓于「怀抱希望的社会学」当中的操练。

  宗教间交谈多半聚焦于信仰(beliefs)之间的异同,而其危险在于此类讨论或将硬化成互不相容的意识形态之礮火连天。我尝试採取一个不同的角度,亦即聚焦于实践而非信仰。此一信念实出自我个人体验:当年,我于毫无任何先备知识的情况下被扔进了台湾,并透过体验,于觅得用以理解台湾的理论之前欣赏起其文化来。

  大多数宗教均引导人们相互帮助,然此种互助往往受限于家庭、地方社区或族群等封闭性圈子。于现代全球化世界中,这类圈子可能产生一处各敌对社区的竞技场。然而,我于本书研究的各台湾团体,它们创意性地扩大了照顾与关怀的领域,既超越其家庭和地方社区,更拓及陌生人的境域。诚然,尽管其宣称的普世性抱负、其关怀的圈子各有其限制,然而,超越限制的努力依然坚持不辍。即便上述各团体及其追随者网络有时互为敌手,然该竞争的进行方式向来尚属平和。凡此,我视之为大多数世界宗教领袖均将拥护的正面宗教实践,即便他们不必然依样奉行。一个可资交谈的课题便是:这等正面的实践究竟源自何方、又如何能于任何宗教社群内获致制定?

  比方说,基督徒受耶稣告诫:「我饿了,你们给了我吃的…….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这个诫命,基督徒违反得太过频繁,而台湾佛教团体如慈济者,却已于协贫济病上迈开了大步,并非侷限于台湾一隅,而是遍及了世界各地。这事颇值得基督徒同佛教徒谈谈,且这类交谈可能令双方都更加精进。但他们的不同信仰,却又该当如何看待?将焦点放在正面实践上,或能令我们认识到,驱动慈悲实践的力量何其生气活脱,各方的教义性信仰(doctrinal beliefs)不过其褪色苍白、美中不足的倒影。有此认识之后,各信仰便可对其自身的扩充与修正敞开心扉。

  台湾民主与宗教复兴底下的实践何其生机蓬勃、沸海翻江,本书不过其褪色苍白、美中不足的倒影。我的希望是,它的中译将自华语世界鸠集八方公民,引其进入关于上述实践意义的更深层讨论,并于该过程当中,借由某种微不足道的方式,有助于激发出彼此内心的至善。

  由于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黄英哲教授(兼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梅家玲教授的协助,本书中译才能顺利出版,谨此致谢。我也特别感谢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萧阿勤教授在这过程中前前后后的帮忙。

赵文词(本书作者)

导读 宗教、民主政治与现代性危机

  《民主妙法》所探讨的四个佛、道教团体,都是80年代宗教复兴运动的代表。其创办人大多在国民党政府迁台前后踏入宗教生涯,随着60、7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他们渐渐获得许多新兴中产阶级信众的捐献与追随,规模逐渐扩大。解严后他们在世界各地设立分部,经营版图也拓展至媒体、教育、医疗等事业,而成为今日闻名于世、在台湾举足轻重的宗教团体。

  赵文词教授指出,这四个团体的教义与实践各有特色,但也有共通之处。他们有广大的居士组织,丰厚的金融资产,以及娴熟的媒体运用能力;他们革新了传统的教义与宗教实践方式,使之契合于台湾的现代化历程,对于台湾民主的稳固和本土意识的发展相当重要。三个佛教团体的法脉承继自二十世纪初中国太虚大师入世利他的「人间佛教」理念,同时这四个团体都推崇扩大化的儒家伦理观——亦即认为世界是家庭的延伸,个人毋须逃离家庭便能实践救世或众生平等的理想。与此理念不同的是,西方传统自由主义认为,现代民主社会所需的公民美德必须源于个人自主性的解放,人们唯有脱离非自愿结社(如家庭)的束缚,才能培养出彼此关怀的公共精神。因此许多政治理论家认为,亚洲社会若欲走向民主与现代,势必要抛弃儒家思维,转向西方价值。

  赵文词教授论证指出,书中研究的四个宗教团体是西方理论的反例。这几个新兴团体和台湾传统宗教大异其趣:他们是个人自愿结社,而非村里的人际网络中心;他们不只代办信众的消灾祈福,更多的是提供心灵指导,并系统性地鼓励人们参与公共事务——虽然这种美德源自佛、儒或道、儒的结合,但却有现代的新生面貌。同时,他们也提倡个人的自由、平等与提升(即使是来自传统佛教观点的众生平等,而非来自西方自由主义),因此,这四个团体滋养了个人的自主意识与集体的责任感,有助于台湾民主所需之公民意识的发展,也有利于一种广义的社会连带。「亚洲价值」并非如以往学者所认为无法与自由主义民主相容。

  再者,这四大宗教团体的发展,密切唿应着台湾社会现代化的脚步。首先,他们的成长奠基于台湾新兴中产阶级的财富、力量的支持,而他们提出的革新伦理教诲,也相当符合中产阶级的心灵需要。譬如慈济与佛光山在经营与教义上,都鼓励一种二十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其名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向佛毋须安贫,只要取用有道,财富盈溢无妨。又譬如,针对现代社会的弊病,亦即人们虽有各种生活选择的自由,却又经常混杂着空虚疏离与不安全感,这四个宗教团体推广普世化的家庭观,把独立的个体,重新整合进新的社会连带中,因此同时保有了现代人想要的自由自在与归属感。此外,这些团体也从事各种社会福利工作,照顾跟不上社会变迁脚步的弱势者,相当程度弥补了政府社会福利投资不足的问题。

  进一步而言,台湾的宗教复兴在某种程度上鼓舞了台湾民众的本土意识。70年代以来,台湾屡遭国际排挤。相较于台湾人在国际政治角力场上的无奈与压抑,这四个宗教团体靠着积极的国际行动和普世关爱精神,赢得了国际的尊敬。赵文词教授从战后台湾在国际政治上的困境,尤其从近三、四十年来政治与文化逐渐「本土化」的脉络,剖析了晚近宗教复兴在国族认同上的意涵。他认为,跟台湾形成中的国族文化的其他成分一样,慈济等四个宗教团体已重构中国文化传统而有台湾所创造的特色,同时在日本、美国影响下,以独特的方式融合东、西方要素。由于台湾虽逐渐形成一个国族,台湾民众亦普遍认为他们已经发展了独特的文化、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但却无法拥有一个在国际上被充分承认的国家,并且在中国威胁下必须谨慎避免战争,也不能得罪欧美与日本的支持者,这既带来政治困境,也造成道德危机。这种道德危机,亦即台湾现有的国家难以体现人民的热望与抱负,台湾政府仅能代表人民的妥协与恐惧,而非其理想与盼望。在这种情形下,本土成长的宗教组织于是在国内外肩负起象征台湾人民抱负的重担。

  在人类历史上,宗教每每加剧了某些地区的社会冲突,强化历史所累积的愤恨委屈,并将政治理想转变为狂热攻击。赵文词教授指出,本书研究的四个团体恰恰相反,他们安抚冲突、调和分歧,扮演纷扰中的稳定力量。他认为,台湾的民主社会发展前景,目前还难以预料,但假若没有这些团体的贡献,状况肯定不会更好。

  从研究美国、中国到台湾研究

  前面提到,赵文词教授与贝拉等人合着《心灵的习性》(Habits of the Heart)一书,于1985年出版后广受重视,引起许多回响与论辩,而它已有多种语言的译本,影响不限于美国国内。这本着作正承袭《美国的民主》的关怀与思路,着重在风俗习惯、亦即心理习惯的分析,其书名正反映托克维尔的影响。贝拉与赵文词等人认为,个人主义在当前的美国已如癌症般蔓延膨胀,破坏了那些托克维尔所指出足以节制其潜在弊病的社会机制,因而威胁到自由本身的存续。他们批判以中产阶级白人为主的美国人,长久以来误以为个人地位、财富、权力的追求可以获得个人真正的自由,但这种流行的个人主义却不断侵蚀社会的连带关系与整合力量。贝拉与赵文词等人强调,他们的看法来自托克维尔的启发,认为自由体制的存亡关键,在于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在于公民参与或不参与公共领域的方式。因此他们唿吁美国人必须重振他们的「社会生态关系」(social ecology)――或者说「道德生态关系」(moral ecology),重新认识到人与社会的深刻联系、个人的作为对他人生命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与他人共存共荣的重要性等,并且将这种认识转化为实践。我们可以说,一个多世纪之前托克维尔赞颂美国的民主经验,风尘仆仆取自新大陆而给予他的欧洲同胞忠告,如今贝拉与赵文词等人则苦心焦虑,提醒美国人自己不可忘却,以免有负伟大的民主自由传统。

  1985年出版的《心灵的习性》一书所关心的,是美国本身的问题。但该书出版后没多久,世界就迎来了历史上「第三波民主化」的高潮,使得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民间社会」)、公共领域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成为国际性的热门议题。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东欧与苏联的共产政权相继垮台,南非的白人政权逐渐放弃种族隔离政策,中国也出现过「八九民运」而导致六四天安门事件。当时第三波民主化波涛汹涌,而台湾在解严前后,也处于这股浪潮中,这同时也是前面所提到结社自由恢复、民间社团与宗教活动都蓬勃发展的时期。从欧洲、美洲、东亚到台湾,从一般公共论述到学术研究,民主化、公民社会、公共领域等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赵文词教授做为着名的中国研究学者,于1993年在学术期刊Modern China上发表“The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and Moral Community: A Research Agenda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一文,讨论变局中当代中国研究的新课题。赵文词教授强调,在「后共产主义」时代,即使中国共产党仍统治中国,但其意识形态已死。因此他唿吁中国研究的同行设定新的研究议程,致力于探讨中国公民社会的复甦与民主的公共领域发展的关联。他特别提醒西方的中国研究学者避免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既要了解西方本身必须寻找新途径以重振其公共领域,也要注意中国可能发展具有亚洲文化特色的公共领域与民主形态。

  上述“The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and Moral Community”一文继承《美国的民主》的理论角度,以及《心灵的习性》的论点,指出公民社会毕竟是关乎道德生态关系的事情。他强调,作为公民社会主要内涵而自由结社的各种志愿性民众团体,无法用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功利的、契约性的关系来理解,而应关注使这些团体能够维系内部运作的成员关系与共享的认知、道德承诺、集体记忆等,并且评估公民团体的这些特质是否有助于民主的公共领域发展。赵文词教授特别提醒研究者不应忽略那些一般被视为「前现代的」(premodern)的宗教与政治传统,在形塑现代公民社会时的重要性,例如1980年代波兰的天主教会、前东德的基督教信义会(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都对其国内反抗共产党统治的社会运动有重大影响。

  赵文词教授在第三波民主化高潮中提出的中国研究课题与方向,同样也反映在他后来《民主妙法》一书关于台湾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说,《民主妙法》继承将近两个世纪前托克维尔对新起的民主体制的深刻关怀与前瞻的理论视野,作者的目光所及,从民主政治早已成熟而流露病征的美国、民主自由尚未见端倪的中国,进而转到新兴民主的台湾,其眼界宽广,而关怀始终如一,在于民主政治根基的生机与存续。

  《民主妙法》关于宗教复兴对台湾民主政治的作用之分析,可以说类似韦伯对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扩张的关联之研究。韦伯的研究目的,在于指出某种宗教信仰形态与职业伦理之间所具有的「选择性的亲近」。他强调,喀尔文教派等教团的创建者或代表性人物的事业乃出于纯粹宗教的动机,宗教改革的文化影响是改革者的事业所未曾想见的非预期后果,因此他的论点不能教条式地简化为资本主义精神「只能够是宗教改革的某些影响的结果」或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是宗教改革的产物」。如前所述,托克维尔指出美国政教分离,宗教虽未直接管理社会却有促进民主自由的显着作用。类似地,赵文词教授则在结论强调,他并不是说,慈济等宗教组织就是解决台湾社会与政治问题的良方;而慈济等的领袖与成员也视他们的组织与事业是宗教性而非政治性的,但他们的作为却有助于消弥台湾朝向民主转型中的各种社会冲突,对稳定新兴的民主有无心插柳的贡献。

  《民主妙法》特别指出台湾四大宗教团体虽带有阶层、族群方面的差异,但幸而未与阶层、族群等冲突结合而激化这些对立,反而有助于培养公民相互的信任与合作,给政治变迁中的社会提供调和稳定的部分基础,既避免世界别的地方民主转型中常有的宗教冲突,也有助于台湾迈向民主时的和平转变。赵文词教授认为,四大宗教团体扎根台湾,但开放包容,超越国族特性,追求普世的良善,因此展现了一种值得赞赏的「合一的民族主义」(ecumenical nationalism),亦即一种既尊重台湾的多元社会,也尊重国际的多元秩序的国族社群意识。2010、2011年间以北非突尼西亚「茉莉花革命」为开端的「阿拉伯之春」,人民走上街头争民主、反独裁,风起云涌,使北非、中东十几个阿拉伯国家的政权垮台或产生重大变化。但随后叙利亚、利比亚、叶门持续内战、埃及政局动盪不安、「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攻城掠地等演变令世界震撼,伊斯兰宗教因素都在其中有源自长久历史的关键影响。宗教因素不仅没有助于民主转型与巩固,反而造成社会更大的动盪。2008年以来缅甸逐渐民主化,但其佛教徒不断以暴力攻击占少数的穆斯林,逐渐开放的政治气氛似乎加剧双方的冲突,也使信奉伊斯兰教的罗兴亚人(Rohingya)的命运更加悲惨,而这也是不断在东南亚出现罗兴亚人难民危机的部分原因。对照这些当今动盪的世局,赵文词教授指出的台湾宗教与民主转型的经验弥足珍贵,发人深省。

 相对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强调个人与集体、社会与国家、私部门与公部门等的清楚界线,赵文词教授认为他所研究的那些台湾宗教团体连结了界线的两边,呈现一种混杂的串接关系与可容纳多元的模煳的道德共识,这反而有助于解严后快速变迁的台湾社会的稳定与自治。在个人层次上,对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过度强调个人自主性的解放,赵文词教授有所批评。在国族层次上,他也有类似的看法。由于台湾面对中国武力的威胁与战争的可能,对基于西方传统自由主义的权利观而坚持不可让渡的、主权式的独立自主权利,他有所保留,强调以说服、调停、以及中庸立场来解决政治冲突及危机的某种儒家式或亚洲式政治方案。也因此他肯定四大宗教组织的「合一的民族主义」倾向,而对台湾社会中台湾民族主义另外某种比较强调对立的倾向,则相对有所保留。在台湾与中国复杂难解的关系、以及台湾国内政治立场相当对立的局势中,赵文词教授从台湾宗教研究所提出的角度,应该会激发读者更多的思考或论辩。

萧阿勤(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图书试读

第一章 台湾的宗教情境

台湾的宗教传统与转变


本书研究的台湾宗教复兴,主要为佛教与道教的复兴。台湾大多数的基督宗教宗派,尽管(或者也可说由于)于1950与1960年代获得在台国民党政府的特权式待遇(其全盛期至多仅占总人口7%左右),目前似乎正流失其「热心教友」,且其影响力也正趋下滑当中,除了基督徒仍占大多数的台湾各原住民族之外。如今,力求以创新的方式扶贫济病、教育青年,并为中产阶级人民――该阶级尝试于现代消费社会无数选择中为自己订定生命优先次序――提供灵修指引者,正是那些规模庞大、发展迅速的佛教组织(以及于较小程度的若干道教寺庙)。

然而,正如我们将于下文论证的,为上述各组织提供正式认同的佛、道信仰,已同儒家道德理想全然交织成片。此事历史悠久,更涉及了佛、道传统的创造性转变之现代性延续。比方说,根据佛教的教法,生活的最佳方式,便是「离开自己家庭」(出家)成为僧、尼。表面上看来,这同儒家「孝道乃道德良善生活核心」的坚持天差地别。然而,二千年来,尽管正统佛、道之间的紧张关系历久未衰,然借由将儒家关键元素纳入仪轨、科仪,佛、道二教大致仍与儒家传统和平共处。佛、道二教,至少就非出家人而言,不仅接纳了孝道的核心地位,同时也正当化、并强化了对家庭的承诺。

本书研究的各团体目前仍持续这趟调适过程,但它们所运用的是一种现代形式。它们,以及它们所欲调而适之的儒家,均再现了正值变化、现代化当中的古老传统形式。这些现代化当中的佛、道团体确实正以这种方式协助儒家现代化,以便令其同现代民主政治性经济相容。对那些或曾受过如下观念灌输的读者而言,儒家思想支持层级式威权,而非平等式民主(并因而构成了同西方民主传统文明的冲突基础)。然而,如能目睹上述团体发展并普及儒家传统各类形式的程度(这些形式非但包容民主,更对民主积极支持),则这类读者势必备感讶异。

我所指的传统,并非一套可从中得出明确道德规则等固定教条的「儒家主义」(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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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对社会学和政治人类学交叉领域颇感兴趣的研究生。 在搜索与“民主”和“亚洲”相关的学术资源时,我偶然发现了《民主妙法:台湾的宗教复兴与政治发展》这本书。 这个书名第一时间就牢牢抓住了我的注意力,因为它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论点,将“宗教复兴”和“政治发展”这两个看似不同,实则可能相互影响的议题结合起来。 我一直认为,理解一个社会的政治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而必须深入到其文化土壤和社会结构中去。 尤其是在亚洲,宗教信仰往往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影响着个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塑造着社群的认同和行动模式。 “民主妙法”这个词组,更是让我充满了探索的欲望,它暗示着,在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中,可能存在着某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带有本土特色的“秘诀”,而这个秘诀,很可能就隐藏在宗教复兴之中。 我希望作者能够在这本书中,详细地阐述宗教如何成为了台湾民主发展的一种“推动力”或“制动器”。 例如,宗教的社群网络是否为公民参与提供了组织基础? 宗教的价值观是否影响了人们对自由、平等、公正等民主理念的理解和追求? 宗教的慈善活动,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社会安全网的角色,从而缓解了政治转型可能带来的社会矛盾? 此外,“复兴”这个词也让我好奇,台湾的宗教信仰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变化之后,是如何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并且与现代社会相结合的。 这种复兴,是否伴随着新的教义阐释,新的组织形式,以及与政治互动的策略调整? 我非常期待在这本书中,能够看到作者基于扎实的田野调查和理论分析,为我们呈现一个多元而复杂的台湾民主故事,一个在宗教精神的滋养下,逐渐走向成熟的民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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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对东南亚政治和文化有浓厚兴趣的读者,尤其关注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价值观如何与外来思潮碰撞融合的案例。当我在书店看到《民主妙法:台湾的宗教复兴与政治发展》这本书时,立刻被它吸引住了。 我之前阅读过一些关于台湾民主化的书籍,但大多侧重于政治制度、经济因素或者世代的社会运动,对于宗教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往往只是点到为止,缺乏深入的剖析。 这本书的书名“民主妙法”让我充满了好奇,它暗示了一种独特的,可能尚未被广泛认知的方式,来理解台湾的民主化。 我很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将“宗教复兴”和“政治发展”这两个主题巧妙地联系起来,并且找到其中的“妙法”。 是不是存在某种宗教信仰或实践,能够有效地促进公民参与,提升政治透明度,或者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我尤其关心的是,作者是否会探讨在台湾本土宗教,比如佛教、道教,以及外来的基督教等信仰体系,如何在社会转型期中,各自展现出不同的能量和影响力。 比如,某些宗教团体是否会积极介入公共事务,关注社会公平正义,或者成为反对威权、倡导民主的倡导者? 又或者,宗教的某些教义和组织形式,是否能够有效地帮助人们建立信任,形成社会资本,从而为民主政治的稳固奠定基础? “复兴”这个词也让我联想到,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台湾的宗教信仰是否经历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然后又因为某种社会或文化的需求,重新焕发出活力。 这种复兴的过程,以及其与政治发展的相互作用,无疑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我相信,这本书的作者一定具备扎实的学术功底,能够提供有别于传统政治学解释的全新视角,带领我走进一个更加丰富和立体的台湾民主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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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对社会思潮演变和文化认同研究有浓厚兴趣的读者。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注意到了《民主妙法:台湾的宗教复兴与政治发展》这本书。 这个书名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它大胆地将“民主”与“宗教复兴”这两个看似遥远,实则可能联系紧密的议题放在一起,并且用“妙法”来形容,显然预示着作者将提供一种不落俗套的解读。 我一直认为,任何社会的政治发展,都离不开其深层的文化和信仰基础。 而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往往在塑造社会价值观、凝聚社群认同以及影响公民行为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本书的书名让我非常期待,希望作者能够深入探讨,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宗教复兴是如何扮演了“催化剂”或“稳定器”的角色。 比如,宗教的教义和实践,是否为台湾民众提供了反思和挑战现有政治秩序的道德依据? 宗教的社群组织,是否为公民参与提供了便利的平台和有效的动员机制? 还是说,宗教的某些价值理念,例如包容、博爱、互助等,与民主的核心价值产生了共鸣,从而促进了民主文化的形成? “复兴”这个词也让我好奇,它是否意味着台湾的宗教信仰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冲击和沉寂之后,重新找到了与现代社会连接的方式,并且在政治领域发挥了新的作用? 我相信,这本书的作者一定具备广阔的视野和严谨的研究方法,能够为我们揭示台湾民主发展中,那些隐藏在制度之外,却又至关重要的文化和信仰力量,让我对民主的理解,不再仅仅停留在政治层面,而是能够洞察其更深层的社会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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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名字让我一看到就充满了好奇。 “民主妙法”这个词组本身就带着一种引人入胜的神秘感,仿佛预示着一种不落俗套的视角。而“台湾的宗教复兴与政治发展”则直接点明了主题,将两个看似独立,实则可能盘根错节的领域联系在一起。我一直对亚洲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很感兴趣,尤其是宗教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往往被简化或忽视。 这本书的书名让我联想到,或许作者会探讨宗教信仰如何在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中,不仅仅作为一种精神寄托,更可能是一种社会动员的力量,一种塑造公民意识的土壤,甚至是一种制衡政治权力的潜在机制。 我期待作者能够深入分析,在台湾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中,不同的宗教团体是如何在政治转型期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又如何通过其自身的组织、资源和影响力,影响了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巩固。 是否有某个宗教领袖成为了政治改革的关键人物? 宗教社群的凝聚力是否转化为政治参与的行动力? 宗教的教义和价值观是否与民主理念产生了共鸣,或者构成了某种张力? 这些都是我迫切想要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的问题。 此外,“复兴”一词也暗示了宗教在台湾可能经历过一段低潮期,然后又重新焕发生机。 这种复兴是否与社会变迁、经济发展、或者外部文化冲击有关? 这种复兴又如何与政治发展的脉络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民主妙法”? 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和装帧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简洁而又不失庄重,传递出一种学术研究的严谨感,同时也包含着对主题本身的敬意。 我相信,这本书的作者一定是一位对台湾社会有着深刻洞察,并且能够进行跨学科思考的学者。 我非常期待在阅读中,能够获得一种全新的认知,打破以往对民主化进程的刻板印象,看到其中蕴含的更深层次的文化与社会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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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寻找关于台湾社会变迁的深度阅读材料时,意外发现了《民主妙法:台湾的宗教复兴与政治发展》。这个书名非常吸引人,它巧妙地将“民主”与“宗教复兴”这两个看似不同,但可能存在深刻联系的议题结合在一起。 “民主妙法”这个词组,给我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它不像传统的政治学论述那样直接,而是带有一种探索和发现的意味,仿佛在暗示台湾的民主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不那么显而易见的“诀窍”或者“独特路径”,而这些路径,很可能与宗教信仰的复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希望作者能够在这本书中,深入探讨宗教如何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例如,宗教团体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社会资本,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从而为公民参与和政治协商奠定了基础? 宗教的教义和价值观,是否对台湾民众的公民意识和政治理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更容易接受和拥抱民主? 我也对“宗教复兴”这一部分充满了好奇。 在现代化的背景下,许多传统宗教都面临着挑战,而台湾的宗教复兴,是否意味着宗教在与时俱进,找到了与现代社会和政治互动的新方式? 这种复兴,是否伴随着宗教组织形式的创新,教义的现代解读,以及更积极的社会参与? 我期待作者能够提供具体的案例分析,比如,某个宗教组织如何通过其社会服务,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了公共议题的讨论;或者,某个宗教领袖如何通过其号召力,在政治变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我相信,这本书的作者一定是一位对台湾社会有着深刻理解的学者,他能够通过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揭示台湾民主发展的深层逻辑,让我们看到宗教在其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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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对亚洲文化和政治转型感兴趣的读者,我经常留意那些能够提供独特视角和深度分析的书籍。 《民主妙法:台湾的宗教复兴与政治发展》这个书名,就像一块磁石,立刻吸引了我的目光。 “民主妙法”这个词组,充满了智慧和启发性,它暗示着,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或许并非完全遵循既定的模板,而是蕴含着某种本土化的、独特的“秘方”,而这个秘方,很可能就与“宗教复兴”紧密相连。 我非常好奇,作者将如何阐释宗教在台湾民主发展中的具体作用。 是一种通过凝聚社会共识,促进公民参与的力量? 还是在某些关键时刻,宗教团体成为了社会改革的推动者或稳定器? 我期待作者能够深入分析,在台湾多元的宗教信仰体系中,不同的教派和组织,是如何在政治转型期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并发出自己的声音。 比如,佛教的慈悲精神,是否转化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关注? 基督教的社群组织,是否为政治动员提供了现成的网络? 还是说,宗教的某些仪式和传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台湾民众的民主价值观? “复兴”一词也让我联想到,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台湾的宗教信仰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又如何重新焕发出生机。 这种复兴,是否伴随着对传统教义的重新诠释,对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以及与政治互动的策略调整? 我相信,这本书的作者一定具备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能够为我们呈现一个丰富而立体的台湾民主故事,一个在宗教精神的滋养下,不断探索和完善自身民主实践的故事,让我对民主的理解,不再局限于制度层面,而是上升到更深层次的文化和社会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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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对比较政治学和文化研究有着浓厚兴趣的学生,我经常在寻找那些能够突破常规、提供新颖视角的学术著作。 《民主妙法:台湾的宗教复兴与政治发展》这个书名,无疑成功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民主妙法”这个词组,就如同一个引人入胜的谜语,暗示着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存在着某种不为人熟知的、具有创造性的“方法”或“策略”,而这种方法,很可能与“宗教复兴”这一现象紧密相关。 我对作者如何将宗教信仰这一看似“非政治”的领域,与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联系起来,充满了好奇。 传统上,政治学研究往往侧重于经济因素、制度设计和精英博弈,而宗教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在政治转型中的作用,常常被边缘化。 这本书的书名,恰恰挑战了这种惯性思维,我期望作者能够深入挖掘,宗教如何成为塑造台湾民主文化、促进公民参与、甚至在某些时刻制衡政治权力的重要力量。 “复兴”这个词,也让我联想到,在经历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冲击后,台湾的宗教信仰是如何找到新的生命力,并且以何种形式融入到现代社会和政治生活之中。 是通过教义的创新,还是组织形式的调整,亦或是对社会问题的积极回应? 我期待在这本书中,能够看到作者运用严谨的学术方法,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并且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和论证。 例如,宗教团体是否在推动人权、环境保护、或者社会公正等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宗教领袖的言行,又对台湾民众的政治观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相信,这本书的作者一定是一位具备深厚跨学科功底的学者,他能够带领我们走出对民主化进程的刻板印象,看到其中蕴含的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和社会动力,为我们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主发展,提供宝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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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对全球政治变迁和文化互动研究有着浓厚兴趣的普通读者。 当我在书店的“政治类”书架上看到《民主妙法:台湾的宗教复兴与政治发展》这本书时,我立刻被这个独特而富有启发性的书名所吸引。 “民主妙法”这个词组,在我的脑海中勾勒出一种非传统的、充满智慧的解决之道,它预示着作者可能在探讨一些不那么直观,却又至关重要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恰恰就指向了“台湾的宗教复兴与政治发展”。 我一直认为,民主的建立和巩固,并非仅仅是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更需要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认同作为支撑。 在许多非西方社会,宗教信仰往往在塑造社会凝聚力、公民美德以及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感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这本书的书名让我对作者的论述充满了期待,我希望能够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解答诸如:台湾的宗教复兴,是如何与民主制度的形成和完善同步进行的? 宗教的教义和价值观,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台湾民众对民主的认知和实践? 宗教团体又是如何通过其组织能力和影响力,在政治转型过程中,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的? 我尤其对“复兴”这个词语感到好奇,它暗示了宗教在台湾社会可能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而这种动态,又如何巧妙地融入了台湾的政治发展叙事之中。 是不是某些宗教传统在现代化浪潮中进行了创新和调整,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民主社会的需要? 这种复兴,是否也包含着对社会不公的关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从而为民主政治注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和道德力量? 我相信,这本书的作者一定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严谨的分析能力,能够为我揭示台湾民主发展中那些鲜为人知却又至关重要的“妙法”,让我对民主的理解更加深刻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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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长期关注东亚区域政治动态的学者,我一直认为,任何关于民主化进程的研究,如果忽略了深层的文化和社会根源,都可能显得片面。 《民主妙法:台湾的宗教复兴与政治发展》这个书名,在我看来,恰恰触及了这一核心问题。 “民主妙法”这个词组,本身就带有一种探索未知,发现隐藏规律的意味。 它暗示了,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着一些并非显而易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玄妙”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很可能就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希望作者能够深入挖掘,在台湾的政治转型时期,宗教团体是如何从传统的精神慰藉者,转变为积极的社会参与者,甚至是政治塑造者。 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是因为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宗教团体有了更多发挥社会影响力的空间? 还是因为宗教自身的改革和发展,使其能够更好地回应现代社会的挑战? 我期待作者能够提供具体的案例分析,例如,某个宗教组织的社会服务项目,如何逐渐演变为对政府政策的批判和倡导? 某个宗教领袖的言论,如何影响了公众的政治认知和投票行为? 亦或是,宗教的慈善活动,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福利体系的不足,从而稳定了社会情绪,为民主政治的平稳运行创造了条件? “宗教复兴”这个词语也让我产生了很多联想。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下,许多传统宗教都面临着挑战。 台湾的宗教复兴,是否是一种对现代化冲击的回应? 这种复兴是否伴随着教义的创新,组织形式的调整,以及与现代社会的融合? 而这种复兴,又如何巧妙地与政治发展相结合,形成一种独特而有效的“民主妙法”? 我相信,这本书的作者一定具备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学识,能够带领我们穿透表象,揭示隐藏在台湾民主进程背后的深层文化逻辑,为我们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主化提供宝贵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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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对台湾历史和文化有着长期关注的读者。 当我第一次看到《民主妙法:台湾的宗教复兴与政治发展》这本书时,我立刻被这个标题所吸引。 “民主妙法”这个词组,给我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它似乎在暗示,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存在着一种不同于西方传统的,独特的“智慧”或“方法”,而这种方法,很可能与“宗教复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我一直对宗教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非常感兴趣。 在台湾,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和活跃性,常常被人们所提及,但其与政治发展的具体联系,却往往被简化或忽视。 这本书的书名让我充满了期待,我希望作者能够深入地探讨,宗教是如何在台湾民主化的不同阶段,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例如,是否在威权时期,宗教团体成为了挑战者和抵抗者? 在民主转型之后,宗教组织又如何影响了政治的合法性,公民的政治参与,以及社会政策的制定? 我特别关注“复兴”这个词。 它是否意味着,在现代化和世俗化的浪潮中,台湾的宗教信仰并没有走向衰落,反而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焕发了活力? 这种复兴,又是如何与政治发展相互促进,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 我期待在这本书中,能够看到作者提供具体的案例和深入的分析,比如,某个宗教领袖如何在社会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或者某个宗教团体的社会服务项目,如何有效地提升了社区的凝聚力和公民意识。 我相信,这本书的作者一定是一位对台湾社会有着深刻洞察的学者,他能够为我们揭示台湾民主发展中那些鲜为人知却又至关重要的“妙法”,让我对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有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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