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美国社会学界第三代中国研究学者赵文词（Richard Madsen）教授，
在本书研究了慈济、佛光山、法鼓山与行天宫四个宗教团体，
指出台湾1980年代后的宗教复兴，对于民主巩固提供了正面的力量。
台湾于1987年解除戒严、恢复结社自由后，民间社团蓬勃发展，自由的空气促成了辉煌的宗教复兴运动。本书探讨80年代台湾宗教复兴运动的四个代表团体：慈济、佛光山、法鼓山与行天宫，这些有着广大的居士组织、丰厚的金融资产、娴熟的媒体运用能力的宗教团体，他们革新了传统的教义与宗教实践方式，使之契合于台湾的现代化历程，对于台湾民主的稳固与本土意识的发展扮演重要角色。
作者在本书援引十九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及历史学者托克维尔于《美国的民主》的论点，宗教可以培养社会连带的道德意识以及对公共生活的责任感，并且可以减少个人主义与自私冷漠的弊病，有助于公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发展，这正是民主体制与生活的重要根基。而本书所研究的四个宗教团体滋养了个人的自主意识与集体的责任感，有益于公民意识与社会连带的发展，因而在台湾的民主转型与巩固过程中提供了正面的力量。
回顾人类历史，宗教每每加剧某些地区的社会冲突、强化历史累积的愤恨委屈，并将政治理想转变为狂热攻击。本书研究的四个团体恰恰相反，他们安抚冲突、调和分歧，扮演纷扰中的稳定力量。作者认为，台湾的民主社会发展前景，目前虽然还难以预料，但假若没有这些团体的贡献，状况肯定不会更好。
名家推荐
关于台湾晚近宗教复兴与民主政治发展关系的研究不多，而能够将本土宗教经验与现代性危机加以联系讨论而提升其理论意涵，这类研究更罕见。本书能在台湾翻译出版，很值得欣喜，也值得学界与一般有兴趣的读者细读。――萧阿勤（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重构台湾：当代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作者）
在本书研究了慈济、佛光山、法鼓山与行天宫四个宗教团体，
指出台湾1980年代后的宗教复兴，对于民主巩固提供了正面的力量。
台湾于1987年解除戒严、恢复结社自由后，民间社团蓬勃发展，自由的空气促成了辉煌的宗教复兴运动。本书探讨80年代台湾宗教复兴运动的四个代表团体：慈济、佛光山、法鼓山与行天宫，这些有着广大的居士组织、丰厚的金融资产、娴熟的媒体运用能力的宗教团体，他们革新了传统的教义与宗教实践方式，使之契合于台湾的现代化历程，对于台湾民主的稳固与本土意识的发展扮演重要角色。
作者在本书援引十九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及历史学者托克维尔于《美国的民主》的论点，宗教可以培养社会连带的道德意识以及对公共生活的责任感，并且可以减少个人主义与自私冷漠的弊病，有助于公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发展，这正是民主体制与生活的重要根基。而本书所研究的四个宗教团体滋养了个人的自主意识与集体的责任感，有益于公民意识与社会连带的发展，因而在台湾的民主转型与巩固过程中提供了正面的力量。
回顾人类历史，宗教每每加剧某些地区的社会冲突、强化历史累积的愤恨委屈，并将政治理想转变为狂热攻击。本书研究的四个团体恰恰相反，他们安抚冲突、调和分歧，扮演纷扰中的稳定力量。作者认为，台湾的民主社会发展前景，目前虽然还难以预料，但假若没有这些团体的贡献，状况肯定不会更好。
名家推荐
关于台湾晚近宗教复兴与民主政治发展关系的研究不多，而能够将本土宗教经验与现代性危机加以联系讨论而提升其理论意涵，这类研究更罕见。本书能在台湾翻译出版，很值得欣喜，也值得学界与一般有兴趣的读者细读。――萧阿勤（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重构台湾：当代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作者）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赵文词 Richard Madsen
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专长为文化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宗教社会学、道德人类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研究。加州大学圣地牙哥校区社会学荣誉退休教授，现任美国「复旦大学─加州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Fudan-UC Center on Contemporary China）主任，曾任中国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所资助在中国协助发展社会学计画的协同主持人。从2004年迄今，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学术谘询委员。
译者简介
黄雄铭
云林斗南石龟溪人，1968年生，中山大学外国语文学士、辅仁大学英国语文硕士。曾任天主教圣高隆庞传教会正义和平办公室发言人（2001-2010）；编着有《巴黎．北京．台北：迷人的老魔鬼》（2002）。长期为《中尼柯耶》与《新约圣经》研究爱好者。目前从事英文小说创作与翻译。
赵文词 Richard Madsen
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专长为文化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宗教社会学、道德人类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研究。加州大学圣地牙哥校区社会学荣誉退休教授，现任美国「复旦大学─加州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Fudan-UC Center on Contemporary China）主任，曾任中国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所资助在中国协助发展社会学计画的协同主持人。从2004年迄今，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学术谘询委员。
译者简介
黄雄铭
云林斗南石龟溪人，1968年生，中山大学外国语文学士、辅仁大学英国语文硕士。曾任天主教圣高隆庞传教会正义和平办公室发言人（2001-2010）；编着有《巴黎．北京．台北：迷人的老魔鬼》（2002）。长期为《中尼柯耶》与《新约圣经》研究爱好者。目前从事英文小说创作与翻译。
图书目录
导读 宗教、民主政治与现代性危机╱萧阿勤
中文版序
谢辞
自序
第一章 台湾的宗教情境
台湾的宗教传统与转变
研究程序
宗教与中产阶级地位差异
台湾的情境
第二章 慈济：佛教慈悲的现代化
慈济与民主
宗教性发展
慈济基金会
慈济与台湾民族主义
慈济与台湾的公民美德
点传心灯
第三章 佛光山：佛教对民主公民宗教的贡献
佛光山与台湾民主的道德基础
佛光山的成长
专为创业家阶级而设的创业型佛教
佛光山与台湾民族主义
一个公民道德的基础
存有的「浮光淡然」与「浓醇厚重」
第四章 法鼓山：「国土危脆」中的超越性意义
为不安的世间赋予意义
法鼓山的创建
宗教性愿景
修行者的体验
第五章 行天宫：混合的现代性
由在地宫庙展望普世社群
一种混合的现代性
行天宫的创建
玄空师父的儒家思想
专业组织
专为混合式世界而打造的混合式伦理学
结论
宗教复兴与民主现代性的各项挑战
迈向一个怀抱希望的社会学
译后记╱黄雄铭
参考书目
索引
中文版序
谢辞
自序
第一章 台湾的宗教情境
台湾的宗教传统与转变
研究程序
宗教与中产阶级地位差异
台湾的情境
第二章 慈济：佛教慈悲的现代化
慈济与民主
宗教性发展
慈济基金会
慈济与台湾民族主义
慈济与台湾的公民美德
点传心灯
第三章 佛光山：佛教对民主公民宗教的贡献
佛光山与台湾民主的道德基础
佛光山的成长
专为创业家阶级而设的创业型佛教
佛光山与台湾民族主义
一个公民道德的基础
存有的「浮光淡然」与「浓醇厚重」
第四章 法鼓山：「国土危脆」中的超越性意义
为不安的世间赋予意义
法鼓山的创建
宗教性愿景
修行者的体验
第五章 行天宫：混合的现代性
由在地宫庙展望普世社群
一种混合的现代性
行天宫的创建
玄空师父的儒家思想
专业组织
专为混合式世界而打造的混合式伦理学
结论
宗教复兴与民主现代性的各项挑战
迈向一个怀抱希望的社会学
译后记╱黄雄铭
参考书目
索引
图书序言
中文版序
我希望本书以中文出版将有助于实现其主要目的：促进不同文化和政治制度出身的公民与学者之间的对话，东、西方皆然。这向来确是我于一切着作当中的目标，这目标实培养自我学术生涯开始前的经验。1968年，身为玛利诺传教会（Maryknoll Missionary Society）成员，我来到了台湾。当时我虽受过哲学与神学训练，然对台湾与中国的历史一无所知，并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全然空白。诚然，当时我从未期待、也无意奉派至台湾当传教士。我在耶稣会的语言学校学了两年国语，并趁此期间致力投身于丰富多样的草根性社区：苗栗的客家乡镇、台中和彰化的闽南村落、埔里附近山区的原住民部落。两年后，我花了一年读社会学，期间住进了国立台湾大学宿舍。在那边，我得以吸收台湾知识分子正值萌芽的思想与生活方式。凡此种种，莫不令我渐次坚信：我真正的圣召，并非成为试图教人归信天主的传教士――我实际上从未令任何人领洗――而是成为亚洲与西方社会、文化之间的桥樑建造者和交谈推动者。正因有此打算，我遂离开台湾，进了哈佛的研究所。
我尝试促进的各对话，均同政治与宗教有关，亦即两股教地球人类既团结又分裂的巨大力量。《民主妙法》正是这类努力的延续。这对我别具意义，因它标志着我卅年来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重返台湾。我希望本书将有助于延续一个既多层且多方之间的对话，而其当务之急，正有关于现代民主国家所面临的各项挑战。
环顾世界，民主政府莫不恓恓惶惶。立法机构往往显得瘫痪，既于来自愤怒市民的相互竞争需求之间左右为难，又于面对来自全球不公、地缘政治动盪、环境恶化等新式挑战之际无法当机立断。衡诸全球，就现代民主政体因应此类问题的能耐而言，目前仍存在诸多激辩，且许多这类问题莫不沦为硬化的意识形态纷争。而在这些箇纷争里，不同的阵营彼此徒然论辩得无交集。为因应上述各议题，政治学家多半着眼于政府结构与政治精英行为。然我个人（以及与我合撰《心灵的习性》（Habits of the Heart）的同仁们）所追求的角度则有别于上述人等，以尝试避免该类硬化。对于「公民社会」，即各非政府运动与制度，我向来有所留意。它们受到了各种草根社区所提携、并于我身为新手传教士之际于台湾所偶遇，尤其是在于、尽管并不限于那些获致某种宗教实践形式所启发的社区。这种取径，实受十九世纪法国政治哲学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所启发。就发展美国民主赖以维系并维稳的「心灵的习性」而言，托氏对非政府结社的重要性特有强调。
长久以来，我素对公民社会团体于台湾民主转型所扮演的角色备感兴趣。许多我于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透过奉派玛利诺会期间所结识之人，均曾参与这类团体。1990年代末，我随行一个代表团，尝试就「如何于中国建立公民社会」而自美国捎来经验教训。我们旅程的最后一站以台湾作终，停留期间，出乎意料地，我会晤了本书讨论的若干宗教团体代表。我们老美好为人师，噼头便要教人家如何创建民间慈善组织。可没两下子，在我看来，当时人家这方面做得就跟我们一样好，甚至比我们还高招。再说，我们能教给他们的，就跟能自他们学习的一样多。此外，依我看来，这类团体大致上似乎对于关怀与尊重的习惯作出了正面贡献，这有助于消弭若干的唇枪舌剑，尽管此乃自由开放社会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从而有助于鼓励某种明智且自愿的社会约束，致使稳定的自由成为可能。当时我认为，这正是各民主国家就其所面临的挑战以进行对话的良好题材，无论台湾或西方皆然。
本书研究的任何团体，皆非对治民主各类症状的「灵丹妙药」。它们全都曾经涉及诸多争议，且即便其追随者亦承认其种种过失。然在台湾民主发展的关键时刻，尤其时值本书所观察的1990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期间，它们皆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生成、制定超越家族与密友等有限圈子的关怀精神，以便外展至台湾的公民，甚至扩及更为辽远的世界。这种精神有助于维系困境中的民主，其重要性不容小觑。而为了回应变化不断的社会环境，该精神又如何得以生成、并获致更新等等，本书的个案研究莫不给出了建议。至于如何识出这类草根性社会关怀有其必要、又如何鼓励其发展，就此，我希望上述个案能促进西方民主国家同台湾人民之间的对话。
此外，我也希望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来场不一样的对话。目前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人告诉他们：民主是个西方产物，无法同中国各核心价值相容。然而台湾的经验却显示，在亚洲社会当中，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实属可能。且本书的个案研究更显示，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即儒、释、道三教，确实不但能同民主相容，更有助于对其维系。这是海崃两岸对话的一项重要课题。
除为有关民主的对话提供素材之外，我希望本书亦能促进有关宗教的交谈。在人类各社会当中，宗教既造就了至善、也招致了极恶，且这事不独今日有之，实乃史不绝书。身为老传教士，当年我试将至善弘扬开来；身为学者，我却渐识极恶之害。然而，身为传教士出身的学者，我则试借本书以促进宗教之间的交谈，探讨如何激发出一切信仰形式当中的至善。这便是我所谓于「怀抱希望的社会学」当中的操练。
宗教间交谈多半聚焦于信仰（beliefs）之间的异同，而其危险在于此类讨论或将硬化成互不相容的意识形态之礮火连天。我尝试採取一个不同的角度，亦即聚焦于实践而非信仰。此一信念实出自我个人体验：当年，我于毫无任何先备知识的情况下被扔进了台湾，并透过体验，于觅得用以理解台湾的理论之前欣赏起其文化来。
大多数宗教均引导人们相互帮助，然此种互助往往受限于家庭、地方社区或族群等封闭性圈子。于现代全球化世界中，这类圈子可能产生一处各敌对社区的竞技场。然而，我于本书研究的各台湾团体，它们创意性地扩大了照顾与关怀的领域，既超越其家庭和地方社区，更拓及陌生人的境域。诚然，尽管其宣称的普世性抱负、其关怀的圈子各有其限制，然而，超越限制的努力依然坚持不辍。即便上述各团体及其追随者网络有时互为敌手，然该竞争的进行方式向来尚属平和。凡此，我视之为大多数世界宗教领袖均将拥护的正面宗教实践，即便他们不必然依样奉行。一个可资交谈的课题便是：这等正面的实践究竟源自何方、又如何能于任何宗教社群内获致制定？
比方说，基督徒受耶稣告诫：「我饿了，你们给了我吃的…….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这个诫命，基督徒违反得太过频繁，而台湾佛教团体如慈济者，却已于协贫济病上迈开了大步，并非侷限于台湾一隅，而是遍及了世界各地。这事颇值得基督徒同佛教徒谈谈，且这类交谈可能令双方都更加精进。但他们的不同信仰，却又该当如何看待？将焦点放在正面实践上，或能令我们认识到，驱动慈悲实践的力量何其生气活脱，各方的教义性信仰（doctrinal beliefs）不过其褪色苍白、美中不足的倒影。有此认识之后，各信仰便可对其自身的扩充与修正敞开心扉。
台湾民主与宗教复兴底下的实践何其生机蓬勃、沸海翻江，本书不过其褪色苍白、美中不足的倒影。我的希望是，它的中译将自华语世界鸠集八方公民，引其进入关于上述实践意义的更深层讨论，并于该过程当中，借由某种微不足道的方式，有助于激发出彼此内心的至善。
由于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黄英哲教授（兼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梅家玲教授的协助，本书中译才能顺利出版，谨此致谢。我也特别感谢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萧阿勤教授在这过程中前前后后的帮忙。
赵文词（本书作者）
导读 宗教、民主政治与现代性危机
《民主妙法》所探讨的四个佛、道教团体，都是80年代宗教复兴运动的代表。其创办人大多在国民党政府迁台前后踏入宗教生涯，随着60、7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他们渐渐获得许多新兴中产阶级信众的捐献与追随，规模逐渐扩大。解严后他们在世界各地设立分部，经营版图也拓展至媒体、教育、医疗等事业，而成为今日闻名于世、在台湾举足轻重的宗教团体。
赵文词教授指出，这四个团体的教义与实践各有特色，但也有共通之处。他们有广大的居士组织，丰厚的金融资产，以及娴熟的媒体运用能力；他们革新了传统的教义与宗教实践方式，使之契合于台湾的现代化历程，对于台湾民主的稳固和本土意识的发展相当重要。三个佛教团体的法脉承继自二十世纪初中国太虚大师入世利他的「人间佛教」理念，同时这四个团体都推崇扩大化的儒家伦理观——亦即认为世界是家庭的延伸，个人毋须逃离家庭便能实践救世或众生平等的理想。与此理念不同的是，西方传统自由主义认为，现代民主社会所需的公民美德必须源于个人自主性的解放，人们唯有脱离非自愿结社（如家庭）的束缚，才能培养出彼此关怀的公共精神。因此许多政治理论家认为，亚洲社会若欲走向民主与现代，势必要抛弃儒家思维，转向西方价值。
赵文词教授论证指出，书中研究的四个宗教团体是西方理论的反例。这几个新兴团体和台湾传统宗教大异其趣：他们是个人自愿结社，而非村里的人际网络中心；他们不只代办信众的消灾祈福，更多的是提供心灵指导，并系统性地鼓励人们参与公共事务——虽然这种美德源自佛、儒或道、儒的结合，但却有现代的新生面貌。同时，他们也提倡个人的自由、平等与提升（即使是来自传统佛教观点的众生平等，而非来自西方自由主义），因此，这四个团体滋养了个人的自主意识与集体的责任感，有助于台湾民主所需之公民意识的发展，也有利于一种广义的社会连带。「亚洲价值」并非如以往学者所认为无法与自由主义民主相容。
再者，这四大宗教团体的发展，密切唿应着台湾社会现代化的脚步。首先，他们的成长奠基于台湾新兴中产阶级的财富、力量的支持，而他们提出的革新伦理教诲，也相当符合中产阶级的心灵需要。譬如慈济与佛光山在经营与教义上，都鼓励一种二十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其名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向佛毋须安贫，只要取用有道，财富盈溢无妨。又譬如，针对现代社会的弊病，亦即人们虽有各种生活选择的自由，却又经常混杂着空虚疏离与不安全感，这四个宗教团体推广普世化的家庭观，把独立的个体，重新整合进新的社会连带中，因此同时保有了现代人想要的自由自在与归属感。此外，这些团体也从事各种社会福利工作，照顾跟不上社会变迁脚步的弱势者，相当程度弥补了政府社会福利投资不足的问题。
进一步而言，台湾的宗教复兴在某种程度上鼓舞了台湾民众的本土意识。70年代以来，台湾屡遭国际排挤。相较于台湾人在国际政治角力场上的无奈与压抑，这四个宗教团体靠着积极的国际行动和普世关爱精神，赢得了国际的尊敬。赵文词教授从战后台湾在国际政治上的困境，尤其从近三、四十年来政治与文化逐渐「本土化」的脉络，剖析了晚近宗教复兴在国族认同上的意涵。他认为，跟台湾形成中的国族文化的其他成分一样，慈济等四个宗教团体已重构中国文化传统而有台湾所创造的特色，同时在日本、美国影响下，以独特的方式融合东、西方要素。由于台湾虽逐渐形成一个国族，台湾民众亦普遍认为他们已经发展了独特的文化、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但却无法拥有一个在国际上被充分承认的国家，并且在中国威胁下必须谨慎避免战争，也不能得罪欧美与日本的支持者，这既带来政治困境，也造成道德危机。这种道德危机，亦即台湾现有的国家难以体现人民的热望与抱负，台湾政府仅能代表人民的妥协与恐惧，而非其理想与盼望。在这种情形下，本土成长的宗教组织于是在国内外肩负起象征台湾人民抱负的重担。
在人类历史上，宗教每每加剧了某些地区的社会冲突，强化历史所累积的愤恨委屈，并将政治理想转变为狂热攻击。赵文词教授指出，本书研究的四个团体恰恰相反，他们安抚冲突、调和分歧，扮演纷扰中的稳定力量。他认为，台湾的民主社会发展前景，目前还难以预料，但假若没有这些团体的贡献，状况肯定不会更好。
从研究美国、中国到台湾研究
前面提到，赵文词教授与贝拉等人合着《心灵的习性》（Habits of the Heart）一书，于1985年出版后广受重视，引起许多回响与论辩，而它已有多种语言的译本，影响不限于美国国内。这本着作正承袭《美国的民主》的关怀与思路，着重在风俗习惯、亦即心理习惯的分析，其书名正反映托克维尔的影响。贝拉与赵文词等人认为，个人主义在当前的美国已如癌症般蔓延膨胀，破坏了那些托克维尔所指出足以节制其潜在弊病的社会机制，因而威胁到自由本身的存续。他们批判以中产阶级白人为主的美国人，长久以来误以为个人地位、财富、权力的追求可以获得个人真正的自由，但这种流行的个人主义却不断侵蚀社会的连带关系与整合力量。贝拉与赵文词等人强调，他们的看法来自托克维尔的启发，认为自由体制的存亡关键，在于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在于公民参与或不参与公共领域的方式。因此他们唿吁美国人必须重振他们的「社会生态关系」（social ecology）――或者说「道德生态关系」（moral ecology），重新认识到人与社会的深刻联系、个人的作为对他人生命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与他人共存共荣的重要性等，并且将这种认识转化为实践。我们可以说，一个多世纪之前托克维尔赞颂美国的民主经验，风尘仆仆取自新大陆而给予他的欧洲同胞忠告，如今贝拉与赵文词等人则苦心焦虑，提醒美国人自己不可忘却，以免有负伟大的民主自由传统。
1985年出版的《心灵的习性》一书所关心的，是美国本身的问题。但该书出版后没多久，世界就迎来了历史上「第三波民主化」的高潮，使得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民间社会」）、公共领域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成为国际性的热门议题。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东欧与苏联的共产政权相继垮台，南非的白人政权逐渐放弃种族隔离政策，中国也出现过「八九民运」而导致六四天安门事件。当时第三波民主化波涛汹涌，而台湾在解严前后，也处于这股浪潮中，这同时也是前面所提到结社自由恢复、民间社团与宗教活动都蓬勃发展的时期。从欧洲、美洲、东亚到台湾，从一般公共论述到学术研究，民主化、公民社会、公共领域等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赵文词教授做为着名的中国研究学者，于1993年在学术期刊Modern China上发表“The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and Moral Community: A Research Agenda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一文，讨论变局中当代中国研究的新课题。赵文词教授强调，在「后共产主义」时代，即使中国共产党仍统治中国，但其意识形态已死。因此他唿吁中国研究的同行设定新的研究议程，致力于探讨中国公民社会的复甦与民主的公共领域发展的关联。他特别提醒西方的中国研究学者避免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既要了解西方本身必须寻找新途径以重振其公共领域，也要注意中国可能发展具有亚洲文化特色的公共领域与民主形态。
上述“The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and Moral Community”一文继承《美国的民主》的理论角度，以及《心灵的习性》的论点，指出公民社会毕竟是关乎道德生态关系的事情。他强调，作为公民社会主要内涵而自由结社的各种志愿性民众团体，无法用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功利的、契约性的关系来理解，而应关注使这些团体能够维系内部运作的成员关系与共享的认知、道德承诺、集体记忆等，并且评估公民团体的这些特质是否有助于民主的公共领域发展。赵文词教授特别提醒研究者不应忽略那些一般被视为「前现代的」（premodern）的宗教与政治传统，在形塑现代公民社会时的重要性，例如1980年代波兰的天主教会、前东德的基督教信义会（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都对其国内反抗共产党统治的社会运动有重大影响。
赵文词教授在第三波民主化高潮中提出的中国研究课题与方向，同样也反映在他后来《民主妙法》一书关于台湾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说，《民主妙法》继承将近两个世纪前托克维尔对新起的民主体制的深刻关怀与前瞻的理论视野，作者的目光所及，从民主政治早已成熟而流露病征的美国、民主自由尚未见端倪的中国，进而转到新兴民主的台湾，其眼界宽广，而关怀始终如一，在于民主政治根基的生机与存续。
《民主妙法》关于宗教复兴对台湾民主政治的作用之分析，可以说类似韦伯对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扩张的关联之研究。韦伯的研究目的，在于指出某种宗教信仰形态与职业伦理之间所具有的「选择性的亲近」。他强调，喀尔文教派等教团的创建者或代表性人物的事业乃出于纯粹宗教的动机，宗教改革的文化影响是改革者的事业所未曾想见的非预期后果，因此他的论点不能教条式地简化为资本主义精神「只能够是宗教改革的某些影响的结果」或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是宗教改革的产物」。如前所述，托克维尔指出美国政教分离，宗教虽未直接管理社会却有促进民主自由的显着作用。类似地，赵文词教授则在结论强调，他并不是说，慈济等宗教组织就是解决台湾社会与政治问题的良方；而慈济等的领袖与成员也视他们的组织与事业是宗教性而非政治性的，但他们的作为却有助于消弥台湾朝向民主转型中的各种社会冲突，对稳定新兴的民主有无心插柳的贡献。
《民主妙法》特别指出台湾四大宗教团体虽带有阶层、族群方面的差异，但幸而未与阶层、族群等冲突结合而激化这些对立，反而有助于培养公民相互的信任与合作，给政治变迁中的社会提供调和稳定的部分基础，既避免世界别的地方民主转型中常有的宗教冲突，也有助于台湾迈向民主时的和平转变。赵文词教授认为，四大宗教团体扎根台湾，但开放包容，超越国族特性，追求普世的良善，因此展现了一种值得赞赏的「合一的民族主义」（ecumenical nationalism），亦即一种既尊重台湾的多元社会，也尊重国际的多元秩序的国族社群意识。2010、2011年间以北非突尼西亚「茉莉花革命」为开端的「阿拉伯之春」，人民走上街头争民主、反独裁，风起云涌，使北非、中东十几个阿拉伯国家的政权垮台或产生重大变化。但随后叙利亚、利比亚、叶门持续内战、埃及政局动盪不安、「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攻城掠地等演变令世界震撼，伊斯兰宗教因素都在其中有源自长久历史的关键影响。宗教因素不仅没有助于民主转型与巩固，反而造成社会更大的动盪。2008年以来缅甸逐渐民主化，但其佛教徒不断以暴力攻击占少数的穆斯林，逐渐开放的政治气氛似乎加剧双方的冲突，也使信奉伊斯兰教的罗兴亚人（Rohingya）的命运更加悲惨，而这也是不断在东南亚出现罗兴亚人难民危机的部分原因。对照这些当今动盪的世局，赵文词教授指出的台湾宗教与民主转型的经验弥足珍贵，发人深省。
相对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强调个人与集体、社会与国家、私部门与公部门等的清楚界线，赵文词教授认为他所研究的那些台湾宗教团体连结了界线的两边，呈现一种混杂的串接关系与可容纳多元的模煳的道德共识，这反而有助于解严后快速变迁的台湾社会的稳定与自治。在个人层次上，对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过度强调个人自主性的解放，赵文词教授有所批评。在国族层次上，他也有类似的看法。由于台湾面对中国武力的威胁与战争的可能，对基于西方传统自由主义的权利观而坚持不可让渡的、主权式的独立自主权利，他有所保留，强调以说服、调停、以及中庸立场来解决政治冲突及危机的某种儒家式或亚洲式政治方案。也因此他肯定四大宗教组织的「合一的民族主义」倾向，而对台湾社会中台湾民族主义另外某种比较强调对立的倾向，则相对有所保留。在台湾与中国复杂难解的关系、以及台湾国内政治立场相当对立的局势中，赵文词教授从台湾宗教研究所提出的角度，应该会激发读者更多的思考或论辩。
萧阿勤（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我希望本书以中文出版将有助于实现其主要目的：促进不同文化和政治制度出身的公民与学者之间的对话，东、西方皆然。这向来确是我于一切着作当中的目标，这目标实培养自我学术生涯开始前的经验。1968年，身为玛利诺传教会（Maryknoll Missionary Society）成员，我来到了台湾。当时我虽受过哲学与神学训练，然对台湾与中国的历史一无所知，并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全然空白。诚然，当时我从未期待、也无意奉派至台湾当传教士。我在耶稣会的语言学校学了两年国语，并趁此期间致力投身于丰富多样的草根性社区：苗栗的客家乡镇、台中和彰化的闽南村落、埔里附近山区的原住民部落。两年后，我花了一年读社会学，期间住进了国立台湾大学宿舍。在那边，我得以吸收台湾知识分子正值萌芽的思想与生活方式。凡此种种，莫不令我渐次坚信：我真正的圣召，并非成为试图教人归信天主的传教士――我实际上从未令任何人领洗――而是成为亚洲与西方社会、文化之间的桥樑建造者和交谈推动者。正因有此打算，我遂离开台湾，进了哈佛的研究所。
我尝试促进的各对话，均同政治与宗教有关，亦即两股教地球人类既团结又分裂的巨大力量。《民主妙法》正是这类努力的延续。这对我别具意义，因它标志着我卅年来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重返台湾。我希望本书将有助于延续一个既多层且多方之间的对话，而其当务之急，正有关于现代民主国家所面临的各项挑战。
环顾世界，民主政府莫不恓恓惶惶。立法机构往往显得瘫痪，既于来自愤怒市民的相互竞争需求之间左右为难，又于面对来自全球不公、地缘政治动盪、环境恶化等新式挑战之际无法当机立断。衡诸全球，就现代民主政体因应此类问题的能耐而言，目前仍存在诸多激辩，且许多这类问题莫不沦为硬化的意识形态纷争。而在这些箇纷争里，不同的阵营彼此徒然论辩得无交集。为因应上述各议题，政治学家多半着眼于政府结构与政治精英行为。然我个人（以及与我合撰《心灵的习性》（Habits of the Heart）的同仁们）所追求的角度则有别于上述人等，以尝试避免该类硬化。对于「公民社会」，即各非政府运动与制度，我向来有所留意。它们受到了各种草根社区所提携、并于我身为新手传教士之际于台湾所偶遇，尤其是在于、尽管并不限于那些获致某种宗教实践形式所启发的社区。这种取径，实受十九世纪法国政治哲学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所启发。就发展美国民主赖以维系并维稳的「心灵的习性」而言，托氏对非政府结社的重要性特有强调。
长久以来，我素对公民社会团体于台湾民主转型所扮演的角色备感兴趣。许多我于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透过奉派玛利诺会期间所结识之人，均曾参与这类团体。1990年代末，我随行一个代表团，尝试就「如何于中国建立公民社会」而自美国捎来经验教训。我们旅程的最后一站以台湾作终，停留期间，出乎意料地，我会晤了本书讨论的若干宗教团体代表。我们老美好为人师，噼头便要教人家如何创建民间慈善组织。可没两下子，在我看来，当时人家这方面做得就跟我们一样好，甚至比我们还高招。再说，我们能教给他们的，就跟能自他们学习的一样多。此外，依我看来，这类团体大致上似乎对于关怀与尊重的习惯作出了正面贡献，这有助于消弭若干的唇枪舌剑，尽管此乃自由开放社会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从而有助于鼓励某种明智且自愿的社会约束，致使稳定的自由成为可能。当时我认为，这正是各民主国家就其所面临的挑战以进行对话的良好题材，无论台湾或西方皆然。
本书研究的任何团体，皆非对治民主各类症状的「灵丹妙药」。它们全都曾经涉及诸多争议，且即便其追随者亦承认其种种过失。然在台湾民主发展的关键时刻，尤其时值本书所观察的1990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期间，它们皆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生成、制定超越家族与密友等有限圈子的关怀精神，以便外展至台湾的公民，甚至扩及更为辽远的世界。这种精神有助于维系困境中的民主，其重要性不容小觑。而为了回应变化不断的社会环境，该精神又如何得以生成、并获致更新等等，本书的个案研究莫不给出了建议。至于如何识出这类草根性社会关怀有其必要、又如何鼓励其发展，就此，我希望上述个案能促进西方民主国家同台湾人民之间的对话。
此外，我也希望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来场不一样的对话。目前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人告诉他们：民主是个西方产物，无法同中国各核心价值相容。然而台湾的经验却显示，在亚洲社会当中，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实属可能。且本书的个案研究更显示，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即儒、释、道三教，确实不但能同民主相容，更有助于对其维系。这是海崃两岸对话的一项重要课题。
除为有关民主的对话提供素材之外，我希望本书亦能促进有关宗教的交谈。在人类各社会当中，宗教既造就了至善、也招致了极恶，且这事不独今日有之，实乃史不绝书。身为老传教士，当年我试将至善弘扬开来；身为学者，我却渐识极恶之害。然而，身为传教士出身的学者，我则试借本书以促进宗教之间的交谈，探讨如何激发出一切信仰形式当中的至善。这便是我所谓于「怀抱希望的社会学」当中的操练。
宗教间交谈多半聚焦于信仰（beliefs）之间的异同，而其危险在于此类讨论或将硬化成互不相容的意识形态之礮火连天。我尝试採取一个不同的角度，亦即聚焦于实践而非信仰。此一信念实出自我个人体验：当年，我于毫无任何先备知识的情况下被扔进了台湾，并透过体验，于觅得用以理解台湾的理论之前欣赏起其文化来。
大多数宗教均引导人们相互帮助，然此种互助往往受限于家庭、地方社区或族群等封闭性圈子。于现代全球化世界中，这类圈子可能产生一处各敌对社区的竞技场。然而，我于本书研究的各台湾团体，它们创意性地扩大了照顾与关怀的领域，既超越其家庭和地方社区，更拓及陌生人的境域。诚然，尽管其宣称的普世性抱负、其关怀的圈子各有其限制，然而，超越限制的努力依然坚持不辍。即便上述各团体及其追随者网络有时互为敌手，然该竞争的进行方式向来尚属平和。凡此，我视之为大多数世界宗教领袖均将拥护的正面宗教实践，即便他们不必然依样奉行。一个可资交谈的课题便是：这等正面的实践究竟源自何方、又如何能于任何宗教社群内获致制定？
比方说，基督徒受耶稣告诫：「我饿了，你们给了我吃的…….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这个诫命，基督徒违反得太过频繁，而台湾佛教团体如慈济者，却已于协贫济病上迈开了大步，并非侷限于台湾一隅，而是遍及了世界各地。这事颇值得基督徒同佛教徒谈谈，且这类交谈可能令双方都更加精进。但他们的不同信仰，却又该当如何看待？将焦点放在正面实践上，或能令我们认识到，驱动慈悲实践的力量何其生气活脱，各方的教义性信仰（doctrinal beliefs）不过其褪色苍白、美中不足的倒影。有此认识之后，各信仰便可对其自身的扩充与修正敞开心扉。
台湾民主与宗教复兴底下的实践何其生机蓬勃、沸海翻江，本书不过其褪色苍白、美中不足的倒影。我的希望是，它的中译将自华语世界鸠集八方公民，引其进入关于上述实践意义的更深层讨论，并于该过程当中，借由某种微不足道的方式，有助于激发出彼此内心的至善。
由于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黄英哲教授（兼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梅家玲教授的协助，本书中译才能顺利出版，谨此致谢。我也特别感谢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萧阿勤教授在这过程中前前后后的帮忙。
赵文词（本书作者）
导读 宗教、民主政治与现代性危机
《民主妙法》所探讨的四个佛、道教团体，都是80年代宗教复兴运动的代表。其创办人大多在国民党政府迁台前后踏入宗教生涯，随着60、7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他们渐渐获得许多新兴中产阶级信众的捐献与追随，规模逐渐扩大。解严后他们在世界各地设立分部，经营版图也拓展至媒体、教育、医疗等事业，而成为今日闻名于世、在台湾举足轻重的宗教团体。
赵文词教授指出，这四个团体的教义与实践各有特色，但也有共通之处。他们有广大的居士组织，丰厚的金融资产，以及娴熟的媒体运用能力；他们革新了传统的教义与宗教实践方式，使之契合于台湾的现代化历程，对于台湾民主的稳固和本土意识的发展相当重要。三个佛教团体的法脉承继自二十世纪初中国太虚大师入世利他的「人间佛教」理念，同时这四个团体都推崇扩大化的儒家伦理观——亦即认为世界是家庭的延伸，个人毋须逃离家庭便能实践救世或众生平等的理想。与此理念不同的是，西方传统自由主义认为，现代民主社会所需的公民美德必须源于个人自主性的解放，人们唯有脱离非自愿结社（如家庭）的束缚，才能培养出彼此关怀的公共精神。因此许多政治理论家认为，亚洲社会若欲走向民主与现代，势必要抛弃儒家思维，转向西方价值。
赵文词教授论证指出，书中研究的四个宗教团体是西方理论的反例。这几个新兴团体和台湾传统宗教大异其趣：他们是个人自愿结社，而非村里的人际网络中心；他们不只代办信众的消灾祈福，更多的是提供心灵指导，并系统性地鼓励人们参与公共事务——虽然这种美德源自佛、儒或道、儒的结合，但却有现代的新生面貌。同时，他们也提倡个人的自由、平等与提升（即使是来自传统佛教观点的众生平等，而非来自西方自由主义），因此，这四个团体滋养了个人的自主意识与集体的责任感，有助于台湾民主所需之公民意识的发展，也有利于一种广义的社会连带。「亚洲价值」并非如以往学者所认为无法与自由主义民主相容。
再者，这四大宗教团体的发展，密切唿应着台湾社会现代化的脚步。首先，他们的成长奠基于台湾新兴中产阶级的财富、力量的支持，而他们提出的革新伦理教诲，也相当符合中产阶级的心灵需要。譬如慈济与佛光山在经营与教义上，都鼓励一种二十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其名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向佛毋须安贫，只要取用有道，财富盈溢无妨。又譬如，针对现代社会的弊病，亦即人们虽有各种生活选择的自由，却又经常混杂着空虚疏离与不安全感，这四个宗教团体推广普世化的家庭观，把独立的个体，重新整合进新的社会连带中，因此同时保有了现代人想要的自由自在与归属感。此外，这些团体也从事各种社会福利工作，照顾跟不上社会变迁脚步的弱势者，相当程度弥补了政府社会福利投资不足的问题。
进一步而言，台湾的宗教复兴在某种程度上鼓舞了台湾民众的本土意识。70年代以来，台湾屡遭国际排挤。相较于台湾人在国际政治角力场上的无奈与压抑，这四个宗教团体靠着积极的国际行动和普世关爱精神，赢得了国际的尊敬。赵文词教授从战后台湾在国际政治上的困境，尤其从近三、四十年来政治与文化逐渐「本土化」的脉络，剖析了晚近宗教复兴在国族认同上的意涵。他认为，跟台湾形成中的国族文化的其他成分一样，慈济等四个宗教团体已重构中国文化传统而有台湾所创造的特色，同时在日本、美国影响下，以独特的方式融合东、西方要素。由于台湾虽逐渐形成一个国族，台湾民众亦普遍认为他们已经发展了独特的文化、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但却无法拥有一个在国际上被充分承认的国家，并且在中国威胁下必须谨慎避免战争，也不能得罪欧美与日本的支持者，这既带来政治困境，也造成道德危机。这种道德危机，亦即台湾现有的国家难以体现人民的热望与抱负，台湾政府仅能代表人民的妥协与恐惧，而非其理想与盼望。在这种情形下，本土成长的宗教组织于是在国内外肩负起象征台湾人民抱负的重担。
在人类历史上，宗教每每加剧了某些地区的社会冲突，强化历史所累积的愤恨委屈，并将政治理想转变为狂热攻击。赵文词教授指出，本书研究的四个团体恰恰相反，他们安抚冲突、调和分歧，扮演纷扰中的稳定力量。他认为，台湾的民主社会发展前景，目前还难以预料，但假若没有这些团体的贡献，状况肯定不会更好。
从研究美国、中国到台湾研究
前面提到，赵文词教授与贝拉等人合着《心灵的习性》（Habits of the Heart）一书，于1985年出版后广受重视，引起许多回响与论辩，而它已有多种语言的译本，影响不限于美国国内。这本着作正承袭《美国的民主》的关怀与思路，着重在风俗习惯、亦即心理习惯的分析，其书名正反映托克维尔的影响。贝拉与赵文词等人认为，个人主义在当前的美国已如癌症般蔓延膨胀，破坏了那些托克维尔所指出足以节制其潜在弊病的社会机制，因而威胁到自由本身的存续。他们批判以中产阶级白人为主的美国人，长久以来误以为个人地位、财富、权力的追求可以获得个人真正的自由，但这种流行的个人主义却不断侵蚀社会的连带关系与整合力量。贝拉与赵文词等人强调，他们的看法来自托克维尔的启发，认为自由体制的存亡关键，在于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在于公民参与或不参与公共领域的方式。因此他们唿吁美国人必须重振他们的「社会生态关系」（social ecology）――或者说「道德生态关系」（moral ecology），重新认识到人与社会的深刻联系、个人的作为对他人生命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与他人共存共荣的重要性等，并且将这种认识转化为实践。我们可以说，一个多世纪之前托克维尔赞颂美国的民主经验，风尘仆仆取自新大陆而给予他的欧洲同胞忠告，如今贝拉与赵文词等人则苦心焦虑，提醒美国人自己不可忘却，以免有负伟大的民主自由传统。
1985年出版的《心灵的习性》一书所关心的，是美国本身的问题。但该书出版后没多久，世界就迎来了历史上「第三波民主化」的高潮，使得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民间社会」）、公共领域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成为国际性的热门议题。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东欧与苏联的共产政权相继垮台，南非的白人政权逐渐放弃种族隔离政策，中国也出现过「八九民运」而导致六四天安门事件。当时第三波民主化波涛汹涌，而台湾在解严前后，也处于这股浪潮中，这同时也是前面所提到结社自由恢复、民间社团与宗教活动都蓬勃发展的时期。从欧洲、美洲、东亚到台湾，从一般公共论述到学术研究，民主化、公民社会、公共领域等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赵文词教授做为着名的中国研究学者，于1993年在学术期刊Modern China上发表“The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and Moral Community: A Research Agenda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一文，讨论变局中当代中国研究的新课题。赵文词教授强调，在「后共产主义」时代，即使中国共产党仍统治中国，但其意识形态已死。因此他唿吁中国研究的同行设定新的研究议程，致力于探讨中国公民社会的复甦与民主的公共领域发展的关联。他特别提醒西方的中国研究学者避免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既要了解西方本身必须寻找新途径以重振其公共领域，也要注意中国可能发展具有亚洲文化特色的公共领域与民主形态。
上述“The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and Moral Community”一文继承《美国的民主》的理论角度，以及《心灵的习性》的论点，指出公民社会毕竟是关乎道德生态关系的事情。他强调，作为公民社会主要内涵而自由结社的各种志愿性民众团体，无法用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功利的、契约性的关系来理解，而应关注使这些团体能够维系内部运作的成员关系与共享的认知、道德承诺、集体记忆等，并且评估公民团体的这些特质是否有助于民主的公共领域发展。赵文词教授特别提醒研究者不应忽略那些一般被视为「前现代的」（premodern）的宗教与政治传统，在形塑现代公民社会时的重要性，例如1980年代波兰的天主教会、前东德的基督教信义会（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都对其国内反抗共产党统治的社会运动有重大影响。
赵文词教授在第三波民主化高潮中提出的中国研究课题与方向，同样也反映在他后来《民主妙法》一书关于台湾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说，《民主妙法》继承将近两个世纪前托克维尔对新起的民主体制的深刻关怀与前瞻的理论视野，作者的目光所及，从民主政治早已成熟而流露病征的美国、民主自由尚未见端倪的中国，进而转到新兴民主的台湾，其眼界宽广，而关怀始终如一，在于民主政治根基的生机与存续。
《民主妙法》关于宗教复兴对台湾民主政治的作用之分析，可以说类似韦伯对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扩张的关联之研究。韦伯的研究目的，在于指出某种宗教信仰形态与职业伦理之间所具有的「选择性的亲近」。他强调，喀尔文教派等教团的创建者或代表性人物的事业乃出于纯粹宗教的动机，宗教改革的文化影响是改革者的事业所未曾想见的非预期后果，因此他的论点不能教条式地简化为资本主义精神「只能够是宗教改革的某些影响的结果」或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是宗教改革的产物」。如前所述，托克维尔指出美国政教分离，宗教虽未直接管理社会却有促进民主自由的显着作用。类似地，赵文词教授则在结论强调，他并不是说，慈济等宗教组织就是解决台湾社会与政治问题的良方；而慈济等的领袖与成员也视他们的组织与事业是宗教性而非政治性的，但他们的作为却有助于消弥台湾朝向民主转型中的各种社会冲突，对稳定新兴的民主有无心插柳的贡献。
《民主妙法》特别指出台湾四大宗教团体虽带有阶层、族群方面的差异，但幸而未与阶层、族群等冲突结合而激化这些对立，反而有助于培养公民相互的信任与合作，给政治变迁中的社会提供调和稳定的部分基础，既避免世界别的地方民主转型中常有的宗教冲突，也有助于台湾迈向民主时的和平转变。赵文词教授认为，四大宗教团体扎根台湾，但开放包容，超越国族特性，追求普世的良善，因此展现了一种值得赞赏的「合一的民族主义」（ecumenical nationalism），亦即一种既尊重台湾的多元社会，也尊重国际的多元秩序的国族社群意识。2010、2011年间以北非突尼西亚「茉莉花革命」为开端的「阿拉伯之春」，人民走上街头争民主、反独裁，风起云涌，使北非、中东十几个阿拉伯国家的政权垮台或产生重大变化。但随后叙利亚、利比亚、叶门持续内战、埃及政局动盪不安、「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攻城掠地等演变令世界震撼，伊斯兰宗教因素都在其中有源自长久历史的关键影响。宗教因素不仅没有助于民主转型与巩固，反而造成社会更大的动盪。2008年以来缅甸逐渐民主化，但其佛教徒不断以暴力攻击占少数的穆斯林，逐渐开放的政治气氛似乎加剧双方的冲突，也使信奉伊斯兰教的罗兴亚人（Rohingya）的命运更加悲惨，而这也是不断在东南亚出现罗兴亚人难民危机的部分原因。对照这些当今动盪的世局，赵文词教授指出的台湾宗教与民主转型的经验弥足珍贵，发人深省。
相对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强调个人与集体、社会与国家、私部门与公部门等的清楚界线，赵文词教授认为他所研究的那些台湾宗教团体连结了界线的两边，呈现一种混杂的串接关系与可容纳多元的模煳的道德共识，这反而有助于解严后快速变迁的台湾社会的稳定与自治。在个人层次上，对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过度强调个人自主性的解放，赵文词教授有所批评。在国族层次上，他也有类似的看法。由于台湾面对中国武力的威胁与战争的可能，对基于西方传统自由主义的权利观而坚持不可让渡的、主权式的独立自主权利，他有所保留，强调以说服、调停、以及中庸立场来解决政治冲突及危机的某种儒家式或亚洲式政治方案。也因此他肯定四大宗教组织的「合一的民族主义」倾向，而对台湾社会中台湾民族主义另外某种比较强调对立的倾向，则相对有所保留。在台湾与中国复杂难解的关系、以及台湾国内政治立场相当对立的局势中，赵文词教授从台湾宗教研究所提出的角度，应该会激发读者更多的思考或论辩。
萧阿勤（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图书试读
第一章 台湾的宗教情境
台湾的宗教传统与转变
本书研究的台湾宗教复兴，主要为佛教与道教的复兴。台湾大多数的基督宗教宗派，尽管（或者也可说由于）于1950与1960年代获得在台国民党政府的特权式待遇（其全盛期至多仅占总人口7%左右），目前似乎正流失其「热心教友」，且其影响力也正趋下滑当中，除了基督徒仍占大多数的台湾各原住民族之外。如今，力求以创新的方式扶贫济病、教育青年，并为中产阶级人民――该阶级尝试于现代消费社会无数选择中为自己订定生命优先次序――提供灵修指引者，正是那些规模庞大、发展迅速的佛教组织（以及于较小程度的若干道教寺庙）。
然而，正如我们将于下文论证的，为上述各组织提供正式认同的佛、道信仰，已同儒家道德理想全然交织成片。此事历史悠久，更涉及了佛、道传统的创造性转变之现代性延续。比方说，根据佛教的教法，生活的最佳方式，便是「离开自己家庭」（出家）成为僧、尼。表面上看来，这同儒家「孝道乃道德良善生活核心」的坚持天差地别。然而，二千年来，尽管正统佛、道之间的紧张关系历久未衰，然借由将儒家关键元素纳入仪轨、科仪，佛、道二教大致仍与儒家传统和平共处。佛、道二教，至少就非出家人而言，不仅接纳了孝道的核心地位，同时也正当化、并强化了对家庭的承诺。
本书研究的各团体目前仍持续这趟调适过程，但它们所运用的是一种现代形式。它们，以及它们所欲调而适之的儒家，均再现了正值变化、现代化当中的古老传统形式。这些现代化当中的佛、道团体确实正以这种方式协助儒家现代化，以便令其同现代民主政治性经济相容。对那些或曾受过如下观念灌输的读者而言，儒家思想支持层级式威权，而非平等式民主（并因而构成了同西方民主传统文明的冲突基础）。然而，如能目睹上述团体发展并普及儒家传统各类形式的程度（这些形式非但包容民主，更对民主积极支持），则这类读者势必备感讶异。
我所指的传统，并非一套可从中得出明确道德规则等固定教条的「儒家主义」（Confucianism）。
台湾的宗教传统与转变
本书研究的台湾宗教复兴，主要为佛教与道教的复兴。台湾大多数的基督宗教宗派，尽管（或者也可说由于）于1950与1960年代获得在台国民党政府的特权式待遇（其全盛期至多仅占总人口7%左右），目前似乎正流失其「热心教友」，且其影响力也正趋下滑当中，除了基督徒仍占大多数的台湾各原住民族之外。如今，力求以创新的方式扶贫济病、教育青年，并为中产阶级人民――该阶级尝试于现代消费社会无数选择中为自己订定生命优先次序――提供灵修指引者，正是那些规模庞大、发展迅速的佛教组织（以及于较小程度的若干道教寺庙）。
然而，正如我们将于下文论证的，为上述各组织提供正式认同的佛、道信仰，已同儒家道德理想全然交织成片。此事历史悠久，更涉及了佛、道传统的创造性转变之现代性延续。比方说，根据佛教的教法，生活的最佳方式，便是「离开自己家庭」（出家）成为僧、尼。表面上看来，这同儒家「孝道乃道德良善生活核心」的坚持天差地别。然而，二千年来，尽管正统佛、道之间的紧张关系历久未衰，然借由将儒家关键元素纳入仪轨、科仪，佛、道二教大致仍与儒家传统和平共处。佛、道二教，至少就非出家人而言，不仅接纳了孝道的核心地位，同时也正当化、并强化了对家庭的承诺。
本书研究的各团体目前仍持续这趟调适过程，但它们所运用的是一种现代形式。它们，以及它们所欲调而适之的儒家，均再现了正值变化、现代化当中的古老传统形式。这些现代化当中的佛、道团体确实正以这种方式协助儒家现代化，以便令其同现代民主政治性经济相容。对那些或曾受过如下观念灌输的读者而言，儒家思想支持层级式威权，而非平等式民主（并因而构成了同西方民主传统文明的冲突基础）。然而，如能目睹上述团体发展并普及儒家传统各类形式的程度（这些形式非但包容民主，更对民主积极支持），则这类读者势必备感讶异。
我所指的传统，并非一套可从中得出明确道德规则等固定教条的「儒家主义」（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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