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現代史捲六:亞洲、太平洋戰爭

日本近現代史捲六:亞洲、太平洋戰爭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原文作者: Yutaka Yoshida
圖書標籤:
  • 日本近現代史
  • 亞洲太平洋戰爭
  • 二戰
  • 曆史
  • 戰爭
  • 日本史
  • 軍事史
  • 太平洋戰爭
  • 東亞曆史
  • 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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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描述

多元觀點論述,重新審視日本的近現代發展進程
  
  《日本近現代史》叢書第一捲於2006年齣版,於2010年完成整套叢書齣版。2006年齣版的幾捲,目前已重印第16次,最晚於2010年齣版的,亦已重印瞭第9次;這樣的再版情況甚為罕見,反映這套叢書在日本讀書界所受到的重視及歡迎程度。
  
  叢書作者為1945年至1960年間齣生的各大學相關學科教授,學術功底深厚,寫來深入淺,態度比較持平公允。
  
  《岩波新書‧日本近現代史》叢書:
  1、《幕末與維新》井上勝生 著
  2、《民權與憲法》牧原憲夫 著
  3、《日清、日俄戰爭》原田敬一 著
  4、《大正民主運動》成田龍一 著
  5、《從滿州事變到日中戰爭》加藤陽子 著
  6、《亞洲、太平洋戰爭》吉田裕 著
  7、《佔領與改革》雨宮昭一 著
  8、《高速增長》武田晴人 著
  9、《後戰後社會》吉見俊哉 著
  10、《應該如何認識日本近現代史》岩波新書編輯部 編
  
  第六捲《亞洲、太平洋戰爭》:
  
  日軍登陸馬來半島、偷襲珍珠港,從而拉開瞭“亞洲、太平洋戰爭”的序幕。當時美國在國力方麵具有壓倒性優勢,日本為何要決心與之開戰?
  
  亞洲、太平洋戰爭為甚麼會曠日持久?大量前綫士兵和日本後方民眾以及亞洲各國的許多民眾,他們是如何在總力戰中苦苦度日並最終喪生的?
  
  美國戰後佔領日本政策的轉變給日本的國民意識帶來瞭哪些影響?日本人忘卻瞭“加害曆史”,以自己是受害者這種意識為基礎而形成的獨特和平意識,與新形成的國際環境如何協調?
  
  本書中,曆史學傢吉田裕教授詳細剖析瞭這些難題。日本這場總力戰雖矛盾重重,但仍舊被強力推行,給日本和亞洲留下瞭深深的創傷。本書通過對這場戰爭進行多方位的觀察和描寫,探究瞭從日美談判直至日本無條件投降這五年間的許多曆史真相。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吉田裕(Yutaka Yoshida)


  日本曆史學傢,1954年生於日本埼玉縣,1977年畢業於東京教育大學文學部,主攻日本近現代史,現任一橋大學研究生院社會學研究科教授。主要著作有:《昭和天皇的終戰史》《日本的軍隊》《日本人的戰爭觀》《天皇的軍隊與南京事件》《現代曆史學與戰爭責任》等,閤著有《亞洲、太平洋戰爭》,編著有《岩波講座 亞洲、太平洋戰爭》全八捲等。

譯者簡介

周保雄


  畢業於復旦大學外文係日本語言文學專業,曾任日本岐阜經濟大學客座教授,現任上海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主要譯著及作品有:阿列剋斯・科爾《犬與鬼 ── 現代日本的墜落》、山崎正和《社交的人》、辻原登《不可饒恕的人・上》、大木康《明末江南的齣版文化》,《都市文化閑筆》等。
 

圖書目錄

序言

第1章 通往開戰之路
 一、從三國同盟到嚮美英開戰
 二、戰爭的性質
 三、為何沒能迴避開戰

第2章 初期作戰的成功與東條內閣
 一、日軍的軍事勝利
 二、「東條獨裁」之成立

第3章 戰局的轉換
 一、盟軍開始反攻
 二、圍繞著動員兵力的諸多矛盾
 三、「大東亞共榮圈」的現實
 四、國民生活的實際情況

第4章 總力戰的推行與日本社會
 一、馬裏亞納群島失陷與東條內閣
 二、戰時的社會變遷

第5章 戰敗
 一、戰場和士兵
 二、本土空襲的正式化和國民
 三、通往戰爭結束

結語
後記
參考文獻
大事年錶

圖書序言

齣版說明

  中國讀者對於與我們有著復雜情緣的鄰國日本,一直抱有高度的關注。尤其是進入近代以後,其發展軌跡與中國齣現瞭明顯的差異—經曆瞭前近代國傢嚮近現代的轉化、發展和崛起,對外的武力擴張並由此導緻瞭戰敗。戰後的日本重新齣發,社會政治體製發生瞭質的改變,在一九七○年代一躍而成為世界上的第二大經濟體,而在近年又齣現瞭長期的經濟低迷,整個社會在沉悶中孕育著躁動與不安。對於這樣的一段近現代曆程,日本人自己是如何來描述的呢?對於自己的近現代史,他們又是如何來認識的呢?這是廣大中文圈讀者所關切並抱有相當興趣的。齣於這樣的目的,我們選擇瞭日本岩波書店近年(二○○六—二○一○年)來以「岩波新書」的形式陸續推齣的十捲本「日本近現代史」,聘請瞭一批在此領域上頗有造詣的學者將其譯成中文,推介給各位讀者。
  
  這套叢書的作者,大多是在日本近現代史研究上卓有建樹的學者或教授,他們運用瞭既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對完備的史料,力圖對日本近現代史的各個階段作齣接近史實的描繪。這套叢書可謂是日本學者在這一領域內最新的係列性的研究成果,史料豐富,敘述脈絡清晰,問世以後在日本國內廣受好評,一版再版,很多都齣到瞭十版以上。不過需要指齣的是,盡管本叢書的作者都試圖秉持學者的立場,但其對許多曆史場景的理解、尤其是涉及與中國的部分,自然是以日本為本體,與我們的立場必然有差異,我們齣版這套叢書,並不意味著我們認同原作者的觀點,而是為我們瞭解和理解一般日本人對於自己近現代史的認識提供一個較為完整的素材。
  
  這套叢書在翻譯和編輯的過程中,對正文未做任何刪節。原有的插圖和大事年錶,一概保留;原文中專門詞語的錶述,一般均予以直譯(必要時譯者也會給予適當的解釋);對原文中齣現的重要的人名、事件等,譯者會以腳註的形式進行適當的註釋;對原著中的參考文獻,中文翻譯後再列齣原文,以便有需要的讀者可查閱原文文獻;原著中的索引,考慮到對中文讀者的意義不大,略去不用。
  
序言    
  
曠日持久的「戰後」

  
  為何「戰後」沒有結束?美國曆史學傢卡羅爾.格魯剋指齣:無論在哪個國傢,被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後」這一時代,都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半階段結束,盡管此後的時代被當作「現代」來處理,但在日本,「漫長的戰後」還綿延不斷。(《現在中的過去》)
  
  當然,即便是日本,也曾幾度做過「戰後」的終結宣言。眾所周知,日本經濟企劃廳的《昭和三十一年年度經濟報告》(一九五六年)即所謂的《經濟白皮書》,它因高調宣言現在「已經不是『戰後』」而引起議論。另外,一九六五年(昭和四十年)八月,作為戰後首相初次訪問沖繩的佐藤榮作,他在那霸機場發錶的聲明中闡述:「我十分清楚,隻要沒實現沖繩迴歸祖國,對我國而言,『戰後』就沒有終結。」如果依照佐藤首相的這種認識,那『戰後』是由一九七二年沖繩迴歸日本本土而結束。確實,對日本戰後史而言,這個一九七二年是一個重大的時間節點。日本一九五六年與蘇聯恢復邦交、一九六五年與韓國建交,於一九七二年這年與對日戰爭中濛受最大傷害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瞭邦交。在一九五一年簽約的《舊金山和約》裏,代錶中國的政府和韓國政府未受邀請,蘇聯也拒絕簽約。這是冷戰下的「單邊媾和」。如果考慮到如此事實,雖說還遺留著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邦交問題,但由於一九七二年中日恢復邦交,可以說日本終於實現瞭「全麵講和」。
  
  所謂的戰爭責任問題
  
  然而此後,「戰後」這個詞語也絕對沒有成為廢詞。作為理由之一,我可以舉例:亞洲、太平洋戰爭的戰後處理隻是以不充分的形式被加以實施。尤其是一進入九〇年代,就如同慰安婦和強製勞工一樣,從亞洲各國的戰爭受害者中開始響起瞭要求日本政府進行戰後補償的呼聲。即使在日本國內,從遭受《治安維持法》鎮壓、虐待的人們那裏,從空襲和原子彈爆炸的受害者中也齣現瞭要求日本政府進行賠償的動嚮。根據二〇〇六年四月朝日新聞社所實施的輿論調查,「對於通過侵略和殖民地統治而造成傷害的國傢和人民,你認為日本充分做到瞭謝罪和補償,或認為還不夠充分呢?」迴答說「已充分做到」者,其比例停留於百分之三十六,百分之五十一的人迴答說「還不充分」。這說明即便在日本人的意識之中,戰後處理還未結束。
  
  與戰後處理問題相關聯,重要的是對於曾經的戰爭的評價,它在日本人中間並非固定不變。在戰後的日本社會中,關於殖民地統治的曆史和滿州事變後一係列戰爭的性質,開始有關這些問題的真正討論是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後。關於其曆史背景,請參照我的《日本人的戰爭觀》,在此,我想重視這一事實:許多國民感到日本從未正麵直對戰爭責任這一問題。比如:根據每日新聞社二〇〇五年八月實施的輿論調查:「關於戰爭責任,你認為日本戰後的討論是充分的嗎?」對於這個問題,迴答「是充分的」的人僅有百分之十四,而迴答說「不充分」者竟高達百分之七十五。
  
  在本書當中,我想依據如此狀況,深入思考戰爭責任問題,它原本應該成為戰後處理之前提,與此同時,我想重新構築亞洲、太平洋戰爭的時代。這種場閤下的戰爭責任,已不單是日本國傢與日本人對外的責任問題,我也希望把日本國傢領導人對於日本國民的責任問題也放入視野加以思考。
  
  對於戰爭的想像力在減弱
  
  作為「戰後」沒有結束的另一項理由,我們可以舉齣,戰後的日本社會沒有再次直接體驗戰爭。無論是朝鮮戰爭還是越南戰爭,日本都以協助美國軍事行動的方式深深地參與瞭,但日本自己沒有成為行使武力的直接主體。如果直接體驗瞭新的戰爭,那該戰爭的戰後纔會開始,亞洲、太平洋戰爭的「戰後」纔宣告終結,或由於新的戰爭而被相對化,並埋沒於其中吧。
  
  然而,所謂未曾體驗新的戰爭,也就意味著除瞭亞洲、太平洋戰爭的體驗者,不存在其他的戰爭體驗者。而且隨著時光流逝,戰爭體驗者顯然在減少。毋庸贅言,作為戰鬥者集團的自衛隊也不可能與如此的時代潮流毫無關聯。陸上自衛隊乾部學校戰史教官室長白石博司早在十年以前就闡述如下(白石博司《戰史雜感──(其一)》,載《陸戰研究》一九九五年十二月號):
  
  近年來,舊日軍相關人士離開自衛隊的現職,而曆經實戰者也年事已高,自衛隊也逐漸成瞭毫無實戰經驗的軍事集團。對於把體驗、實踐嚴酷軍事當作專業的我們自衛官乾部而言,作為學習實戰的教材而被保留下來的,除瞭戰史,彆無其他,即便如此錶述亦不為過。我認為潛心研習戰史的時代到來瞭。
  
  雖然齣於大相徑庭的理由,但我也和白石一樣懷有部分危機感。因為它使人感到:在親曆戰爭的這代人日益減少之時,在現在的日本社會裏,對於戰爭現實、戰場現實的真實想像力在急劇減弱。我感覺從一九九一年的海灣戰爭開始,如此變化就已開始。電視中所看見的最先進的高科技武器、讓人以為是「大本營發佈」似的美軍發言人的戰況報告、洋洋得意地隻顧解說武器性能的軍事評論傢等等,在如此報道的漩渦中,我們難道不是在不知不覺中,用戰爭遊戲一般的思考和感覺來觀察、評論戰爭的嗎?至少在那時,匍匐在最前沿的戰壕裏與死亡恐怖搏鬥的士兵、被捲入戰爭的民間人士犧牲者,他們的存在已完全脫離瞭我們的視野。
  
  我自己也未經曆戰爭,是一九五四年齣生的「戰無派」一代的研究者。然而,即便未曾親曆戰爭,是否也能具有對戰爭現實和戰場現實的想像力呢?倘若無法想像未能直接經驗之事,那曆史學這一門學問也就難以成立。
  
  具體而言,在本書中,我想把下述問題意識作為另一個核心重新構築那個戰爭年代。這個問題意識就是要恢復一種現實想像力,它是對人被投入到殺與被殺的殺戮戰場的想像力,是對巨大蘑菇雲下所發生無數事件的想像力,是對時代與社會強大壓力的想像力,這種壓力能迫使人把丈夫、兒子之死視為「光榮戰死」而加以接受,是在「敵人臉上」可以發現「人性體現」的想像力等。
  
  再者,在本書中,我把始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簽署投降文件而結束的戰爭稱之為「亞洲、太平洋戰爭」。當初使用的「大東亞戰爭」是個太意識形態的稱呼,而現在通常採用的「太平洋戰爭」也是以日美戰爭為本位,用此稱呼的話,中國戰綫和東南亞佔領地的重要性有可能會喪失殆盡。在我也擔任編輯委員之一的《岩波講座亞洲、太平洋戰爭》全八捲中,提倡用「亞洲、太平洋戰爭」這個廣義概念來把握滿州事變、日中戰爭、「太平洋戰爭」這一係列的戰爭,這是因為基於這個問題意識:我們想在包括戰後在內的時間延伸和「帝國」這個空間延伸中,重新理解那場戰爭。在繼承這個問題意識的同時,本書中把「亞洲、太平洋戰爭」作為替代「太平洋戰爭」的名詞加以使用,理由是齣於在其他地方尚未看到替代「大東亞戰爭」、「太平洋戰爭」的適當稱呼。
  
結語    
  

  戰敗後的某封信
  
  日本戰敗後不久,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三月,居住在西宮市的某男子給第一復員省上月良夫次官寫瞭一封令人印象深刻的信件。該男子的兒子一九三九年應徵入伍,在新幾內亞戰綫「生死不明」,隻有所屬部隊的部隊長、副官、兩名勤務兵總共四人返迴日本。其他戰綫也存在相同事例。如下文所述,該男子要求政府方麵作齣負責任的迴覆。此人做法雖然是基於舊意識中的告狀,但裏麵具有新意識的萌芽,這種新意識將支撐住整個戰後史。
  
  陛下之赤子與股肱之臣遭到拋棄,而其司令官以及各位將軍卻棄之罔顧,安然歸來,此輩纔是惡魔,其殘忍行徑屬鬼畜所為,應對陛下緻歉,因其行徑實乃將拋棄股肱之臣與捨棄豬狗等同視之。吾兒被以「生死不明」之名丟棄在「新幾內亞」山中,作為父母,對兒朝思暮想,日夜愁苦。故忝顔相求,敬請閣下垂憫,作為國傢、作為政府當局,施與最佳拯救、召返之法。
  
  刺激這名男子上書的是作為一個父親對於國傢棄民政策深感氣憤,但也有可能其矛頭所指的是天皇,因為他在信中陳述如下:
  
  受命以陛下之名齣徵者乃陛下之忠良股肱,作為其父母,所作所為理應無愧於兒郎,然倘若愛子被棄於此等山中而不救齣,作為父母則不容於天地,且有悖天理。總之,作為國傢,作為政府當局,如若拋棄此等忠於陛下之股肱之臣,就成瞭以陛下之禦名而拋棄臣民。
  
  亞洲、太平洋戰爭以日本慘敗而告終,但它的戰敗給戰後日本人的意識帶來瞭何種影響呢?
  
  從戰敗至冷戰
  
  首先可以指齣,如同書中所見,前綫和後方悲慘而淒涼的現實,讓人們對軍隊或戰爭所産生的強烈逃避感,對國傢標榜的國傢大義所懷有的深深的不信任感,滲透到瞭戰後日本社會之中。也可以說形成瞭由痛楚的戰爭體驗所支撐起來的反戰的政治文化。在這一點上,日本戰敗最能意味著人們從軍國主義和軍隊束縛中得到解放。而且,這種政治文化阻止瞭日本作為「普通國傢」直接參與戰爭。
  
  然而,轉嚮冷戰使得情況更為復雜。因為美國強化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對決姿態,大幅度改變瞭將日本非軍事化和民主化這一佔領政策的初衷,而把立足點轉移到瞭這裏:把日本作為同盟國而加以強化和穩定。其結果是,在重新開始軍備的同時,戰犯嫌疑人接連不斷得到釋放等,對日本戰爭責任的追究也在半途夭摺。事實上,一九五一年九月簽署的舊金山條約就濃重地帶有「寬大媾和」性質。因為根據該條約,以美國為首的主要參戰國不僅放棄瞭對日索賠要求,而且其第十一條僅僅規定日本政府承諾接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京審判)的判決,完全沒有直接涉及戰爭責任問題。關於這一點,作為簽署該條約的日本首席全權代錶、首相吉田茂如下寫道:(吉田茂《迴想十年》第三捲)
  
  這一條約中,關於日本的戰爭責任一言未提。(中略)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其他講和條約,比如說在意大利、羅馬尼亞講和條約中,無論哪個都言明戰爭責任。日本條約中之所以沒有如此條文,顯然是因為已經貫穿瞭和解精神。
  
  另外,即便在國內政治方麵,從講和條約簽署的前後開始,被褫奪公職的大牌政治傢也得到解禁,絡繹不絕地迴歸政界。所謂褫奪公職,是指美軍佔領時期所實施的削除軍國主義者和國傢主義者公職的政策,解除禁止他們任職,也意味著模糊瞭日本領導者對於國民的責任。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也批判性地言及被褫奪公職官員的政界復歸,同時指齣:「總之,對於那場戰爭的指導者而言,日本人自己應徹底瞭結(戰爭責任),盡管如此,但由於冷戰開始,另有暖風颳進,這種瞭結就半途而止瞭。」(中曾根康弘《天地有情》)
  
  日本人的和平意識
  
  如此一係列的事態給日本國民意識帶來瞭復雜影響。首先可以舉齣,加害者的記憶被貼上封條,自己是戰爭的犧牲者,是受害者,日本國民把這種認知作為基礎,形成瞭獨特的和平意識。這種作為受害者的自我意識,是把戰場的悲慘和戰爭所造成國民生活的惡化作為直接基礎,正因為如此,它就深深植根於國民意識之中。反言之,這樣的和平意識,是通過忘卻對亞洲的加害曆史纔得以成立的。
  
  第二,連國傢領導人對國民的責任也都被模糊化瞭,其結果就成瞭在國民之中留下的隔閡。從戰爭末期開始,對國傢領導人的反感和不信任感在國民中蔓延,而戰敗把它當作瞭決定性因素。日本國傢領導的戰爭責任由同盟國開庭的東京審判裁決,但由於該裁決具有「戰勝者的裁決」這種政治性,所以,也不能否定存在著對於審判的反感和排斥,這使得對國傢領導人的批評得以減弱。然而,由於與受害者的戰爭觀相結閤,戰爭責任在於以軍人為中心的國傢領導人,自己則是國傢領導人錯誤政策的犧牲者,這種國民意識被廣泛形成是確實無疑的。正因為此,由於戰爭責任問題被一點一點地模糊化,許多國民就懷有一種難以想通的情結瞭。而且,如此想法有時也會麵對天皇。二戰時Mereyon島因齣現大量餓死者而齣名,一瀨俊也研究瞭從該島生還將士的體驗記,他指齣:「通過數個體驗記,浮現在我腦海裏的是:『昭和』結束瞭,但曆經戰後五十年仍舊未結束的是對〈戰爭責任〉執拗的責問。其矛頭有時甚至指嚮天皇。」(一瀨後也《為何說是餓死之島》)
  
  第三,促使日本與以美國為中心的同盟國進行政治和解的冷戰邏輯,作為強化忘卻過去的一種力量而發揮作用。對於戰爭責任、戰後處理問題,日本社會以為姑且已經結束,現在從經濟復興嚮高速發展時代突飛猛進,如此的社會狀況就産生瞭這樣的風潮:把戰爭年代視為流逝久遠的過去、不值得迴顧。因為日本是「業務與常識大量湧現,故國因發展而一片繁忙」(竹內浩三)。
  
  在擁有直接的戰爭體驗的那一代人中,産生瞭一種麯摺的領悟。高橋三郎編著《共同研究戰友會》,把戰友會聚會時的原士兵對於沒有戰爭體驗的那代人的態度錶現為「我想對你們講述我們的體驗,但你們不會明白的吧……」在戰爭體驗的繼承方麵存在著很深的斷層。
  
  巨大的歧路
  
  但是,如上所見,以冷戰結束等為背景,從一九八〇年代至一九九〇年代,日本人的戰爭認識或者和平認識徘徊於一個巨大的歧路口。可以指齣:一個變化是以曆史教科書問題、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等為開端,亞洲各國的對日批判正式開啓。也就是說原先日本人的和平意識是基於自己是受害者,而新形成的國際環境卻與之難以協調。
  
  另一個變化是擁有戰爭體驗的那一代人急劇減少。在二〇〇三年十月一日,日本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隻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九點一,這個年齡層的人士大緻是在小學(當時的國民學校)一年級以上時迎來瞭日本戰敗。由此可見,這批人的減少會在由直接體驗或親身感受維係起來的戰爭認識或和平意識上造成巨大陰影。可以說不是基於直接體驗的「戰爭記憶」其所佔比重成瞭決定性因素。
  
  上述情況如今仍持續不斷。而且,麵對這樣的曆史轉換點,我們當中也會産生睏惑與焦躁。日本在與中國或韓國之間正在産生民族主義的負麵連鎖效應。兩者關係就是通過批判與反駁,兩國的民族主義相互義憤填膺,關係惡化。總之,可以說我們是處在這樣一個時代:常常會被問及我們以何種形式麵對過去的曆史。
  
後記
  
      雖說生於戰後,但實際感覺生活在與戰爭年代相毗連的年代。我童年時代常去就診的醫生是陸軍軍醫中將寺師義信,他是一位蓄有威嚴髭須的老先生,但我記得診療後得到過糖果。其孫女在小學、初中時比我低一級。事後得知,對日中友好盡心盡力的原陸軍中將遠藤三郎,他的寓所也在我的活動圈內。
  
  另外,就在最近,中學時代的同級同學栗原好江與我聯係,得知同年級同學林夏子的父親,是裝備瞭「櫻花」的海軍特攻部隊──第七二一海軍航空隊的幸存者。七二一航空隊的飛行隊長野中五郎少佐反對「櫻花」齣擊,此事廣為人知,但把齣擊前野中少佐的生動言行留於記載的就是林夏子的父親林富士夫,他是原海軍大尉。我再次真切感受到瞭戰爭的新鮮傷痕就殘留在如此之近。
  
  即便在殖民地統治問題上亦是同樣如此。同級生中有相當多的在日朝鮮人子弟。某人曾是我的玩伴,即便是在日期間其傢庭在經濟上依舊取得瞭成功。但與其相反,許多在日朝鮮人子弟的傢庭是勞動者階層,他們構成瞭日本社會的最底層。A的父親就是其中之一,給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紮著纏頭手巾,大汗淋灕地拉著裝載糞桶的兩輪拖車的身影。在同學父親當中,如今能夠想起麵容的隻有A父親的紅臉。
  
  身為那樣一代的研究者,本書中色彩濃重地反映瞭我的深入思考。倘若注意觀察,自己被吹捧為年輕能乾,為自己血氣方剛而感到驕傲自大的時代已成瞭遙遠的過去,如今我正成為連中堅骨乾都稱不上的這一代人中的研究者。在此期間,年輕一代的研究者層齣不窮,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自己的這種深入思考或許隻是一種沉鬱。然而,如今結束本書寫作時,在我內心存在著一種按照自我方式完成應盡職責的滿足感(自我滿足感?)。乞請諸位讀者以及年輕研究者叱正。最後,謹對作為編輯惠予支持的小田野耕明先生、對細心審核拙稿的諸位校對者深錶謝忱。
  
  吉田裕
二〇〇七年七月

圖書試讀

1通往開戰之路
 
一、從三國同盟到嚮美英開戰
 
三國同盟、武力南進政策
 
一九四〇年(昭和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第二屆近衛文麿內閣成立。近衛是公卿傢齣身的政治傢,齣生於五攝傢之首— 近衛傢,傢世顯赫。與宮廷也頗多交厚,作為一八九一年(明治二十四年)齣生的年輕政治傢,在國民中也深孚眾望。從一九三七年六月到一九三九年一月,他組建第一屆內閣,對於曠日持久的日中戰爭也負有重大政治責任。
 
在國內政策方麵,近衛通過大範圍的國民化組織建立近衛新黨,並企圖以此政治力量為背景,把軍部置於內閣控製之下,故而,他從組閣前就開始瞭新體製運動。由於無法剋服各股政治勢力之間的對立衝突,新黨構想最終夭摺瞭。大政翼贊會於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二日成立,它是在所有政黨解散之後網羅各股政治勢力組建而成。近衛起初期望大政翼贊會能獲得盡可能控製軍部的政治勢力,但遭到失敗,但作為法西斯體製確立時期的國民動員組織,以近衛首相為總裁的翼贊會通過將各種國民運動團體和部落會、町內會等地域性組織收在其傘下,翼贊會發揮瞭重大作用。
 
在對外政策方麵, 在第二屆近衛內閣的運作下, 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七日,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決定瞭《伴隨世界形勢推移之時局處理要綱》。這是決定加強和德國、意大利之間的政治團結以及嚮東南亞實施武力南進的重要國策。結果,同年九月二十七日,日本、德國、意大利三國之間締結瞭三國同盟,互相承認德國、意大利在歐洲,日本在亞洲的領導地位,決定當和第三國(實指美國)産生武力衝突時,互相之間要進行軍事上的援助。另外,日本政府以軍事壓力為背景,與法屬印度支那當局締結軍事協定,基於這一協定,日軍於九月二十三日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北部。在此期間,當地軍隊擅自越境和法屬印度支那軍隊之間展開戰鬥。日軍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北部,目的是切斷英國等國嚮中國提供物資援助的援蔣路綫(法屬印度支那路綫),同時,以確保日軍南進時的基地。

用戶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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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這本書,我對於日本在戰爭期間的對外關係和外交策略有瞭更清晰的認識。作者並沒有將日本孤立地看待,而是將其置於更廣闊的國際背景下,分析瞭其與德國、意大利等軸心國的關係,以及與美國、英國等同盟國之間的復雜互動。我印象深刻的是書中對日本外交官在戰前和戰時所麵臨的艱難處境的描繪,以及他們如何試圖在自身國傢利益和國際壓力之間尋找平衡。對日本在東南亞地區推行的“亞洲人的亞洲”口號及其背後的真實意圖的剖析,也讓我對當時的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潮有瞭更深的理解。書中對日本與中國之間復雜關係的論述,以及其在太平洋地區與其他國傢的外交博弈,都為理解二戰的全球格局提供瞭重要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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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最大的亮點之一在於其對戰爭受害國人民視角和經曆的關注。在講述日本發動戰爭的過程中,作者並沒有將焦點僅僅停留在日本國內的決策和軍事行動上,而是花費瞭大量的篇幅來描繪戰爭對亞洲其他國傢,特彆是中國、東南亞各國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書中關於日軍在占領區推行的殖民政策以及對當地居民的壓迫和剝削的描述,這些內容讓我更加清晰地認識到日本侵略戰爭的本質。作者引用瞭大量來自受害國人民的迴憶錄、證詞以及曆史文獻,通過這些第一手資料,生動地展現瞭戰爭給無數傢庭帶來的痛苦、流離失所和傢園被毀。對南京大屠殺、“慰安婦”製度等曆史事件的提及,雖然令人心痛,但卻以一種嚴肅和負責任的態度進行呈現,避免瞭煽情式的渲染,而是著重於史實的還原和對罪行的深刻反思。我尤其欣賞書中對不同國傢抵抗運動的描繪,展現瞭當地人民在絕境中不屈不撓的反抗精神,這為我們理解那段曆史增添瞭更豐富的維度。這種對戰爭受害者群體經曆的關注,使得本書在批判日本侵略罪行的同時,也傳遞瞭對和平的珍視和對人權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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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的封麵設計相當吸引人,一種沉靜而深邃的藍色基調,搭配著泛黃的曆史照片,立即將我拉入瞭那個動蕩的時代。初翻開,字裏行間彌漫著一種史詩般的厚重感,仿佛每一頁都承載著無數人物的命運與國傢民族的抉擇。作者對於史料的運用可謂是遊刃有餘,通過大量珍貴的檔案、信件、迴憶錄以及當時的新聞報道,構建瞭一個立體而鮮活的戰爭圖景。我尤其被其中關於戰前日本社會思潮演變的論述所吸引,那種由內部權力鬥爭、經濟危機以及對外擴張野心交織而成的復雜圖景,在作者的筆下層層剝開,讓我得以窺見那場席捲亞洲乃至太平洋的戰爭是如何一步步走嚮不可避免的。對於書中對不同時期日本政治派係鬥爭的細緻描摹,以及不同決策者之間微妙的心理博弈,我深感震撼。那種對曆史進程中偶然與必然因素的深刻洞察,讓我在閱讀過程中不斷地進行思考和反思,仿佛自己也置身於那個風雲變幻的曆史舞颱。書中的一些細節描寫,比如士兵在戰壕中的生活片段,或者普通民眾在戰爭陰影下的掙紮,都充滿瞭人性的溫度,讓我更加理解戰爭的殘酷與對個體命運的巨大影響。作者並沒有簡單地敘述事件的發生,而是深入探究瞭其背後的深層原因,將宏大的曆史敘事與微觀的個體體驗巧妙地結閤在一起,使得整本書讀起來既有學術的嚴謹性,又不失文學的感染力。這種對曆史事件的梳理和分析,讓我對日本近現代史的理解上升到瞭一個新的高度,尤其是對二戰前夕日本國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氛圍有瞭更清晰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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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尤其被書中關於戰爭後期日本國內社會狀況的描述所打動。隨著戰爭的深入,日本國內的物資日益匱乏,經濟瀕臨崩潰,人民的生活也變得愈發艱難。作者對當時嚴酷的配給製度、食品短缺以及人民在飢餓和貧睏中掙紮的描繪,都充滿瞭人性的關懷。我看到書中對普通傢庭在戰火紛飛中的無奈與堅韌,以及他們對戰爭的反思和對和平的渴望。對東京大轟炸等事件中平民傷亡的描述,更是讓人觸目驚心。這種對戰爭給普通民眾帶來的深重苦難的關注,使得這本書具有瞭更加深刻的現實意義,也讓我們對戰爭的殘酷性有瞭更加直觀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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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對戰爭中技術發展與軍事策略演變的聯係進行瞭非常深入的探討。作者不僅關注宏大的戰略決策,也細膩地描繪瞭新技術在戰爭中的應用,以及這些技術如何改變瞭傳統的軍事戰術。我尤其對書中關於雷達、潛艇技術以及航空母艦發展對太平洋戰爭進程影響的分析感到驚嘆。作者詳細闡述瞭日本海軍如何在高科技武器領域,尤其是在早期,曾經占據優勢,但隨著戰爭的進行,技術劣勢逐漸顯現。對戰爭時期武器研發的投入、技術瓶頸以及情報的獲取與運用,都進行瞭細緻的描述。我發現書中對美國海軍在技術研發上的投入和創新進行瞭詳細的介紹,以及這些創新如何最終扭轉瞭戰局。這種對技術因素的深入分析,讓我意識到,在現代戰爭中,技術實力是決定勝負的關鍵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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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過程中,我最先被吸引的是書中對戰時日本軍事戰略的詳細分析。作者並沒有滿足於簡單地列舉戰役名稱和時間,而是深入剖析瞭每一次重大軍事行動背後的戰略考量、資源配置以及執行層麵的種種挑戰。我尤其欣賞書中對“大東亞共榮圈”構想的深入剖析,它不僅僅是簡單的軍事侵略,更摻雜瞭復雜的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情緒,這種多層次的解讀讓我對當時的日本決策者有瞭更深的理解。書中對於太平洋戰場各個關鍵戰役的描寫,諸如中途島海戰、瓜達爾卡納爾島戰役等,都力求還原當時的真實情況,通過對雙方兵力部署、戰術運用以及地理環境的細緻描述,讓讀者仿佛身臨其境,感受那驚心動魄的戰場氛圍。作者對海軍戰略和陸軍戰略的對比分析也相當精彩,揭示瞭日本軍方內部存在的溝通障礙和戰略分歧,這無疑是導緻其最終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書中對於物資短缺、技術落後以及情報失誤等因素對戰爭進程的影響也進行瞭深入探討,這些細節的呈現,讓讀者能夠更全麵地認識到戰爭的復雜性,以及日本在軍事上的局限性。我對於書中對日本海軍聯閤艦隊司令部決策過程的還原,以及對山本五十六等重要人物思想的梳理,都感到非常滿意。作者並沒有迴避戰爭中的失敗和失誤,而是以一種客觀的態度去呈現,這使得整本書的敘事更具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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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這本書以其深厚的學術功底、嚴謹的史料考證以及深刻的人文關懷,為我提供瞭一個全麵而深入瞭解日本近現代史,特彆是亞洲、太平洋戰爭時期曆史的絕佳視角。作者的敘事風格流暢而富有邏輯,將復雜晦澀的曆史事件梳理得清晰明瞭,同時也充滿瞭引人入勝的細節和發人深省的思考。我從這本書中不僅獲得瞭豐富的曆史知識,更重要的是,它引發瞭我對戰爭、和平、民族命運以及人性等諸多重大問題的深刻反思。這本書值得每一個對曆史感興趣,尤其是對二戰曆史有深入瞭解需求的讀者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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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也讓我對戰爭對社會文化和思想觀念的影響有瞭更深刻的體會。作者不僅僅停留在對曆史事件的記錄,還深入探討瞭戰爭如何塑造瞭日本國民的思想,以及當時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是如何被戰爭所裹挾的。我被書中關於軍國主義宣傳、民族主義情緒的興起以及對不同政見者壓製的描寫所震撼。作者通過引述當時的報刊文章、文學作品以及公眾言論,生動地再現瞭那個時代思想的洪流。對戰爭英雄主義的頌揚,對敵人妖魔化的宣傳,以及對個體生命價值的貶低,都成為瞭當時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同時,書中也提及瞭部分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對戰爭的質疑和反思,盡管這些聲音在當時可能微弱,但卻為我們理解曆史提供瞭另一條重要的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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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本書中,我深刻體會到瞭戰爭的經濟根源與社會動員。作者並非僅僅將戰爭描繪成一場純粹的軍事對抗,而是深入剖析瞭戰爭背後的經濟驅動力,例如對資源的渴求、對市場的擴張以及國內經濟危機如何促使日本走嚮對外戰爭。書中對戰時日本經濟的組織和管理,以及如何動員全民參與戰爭的描繪,都相當具體和詳實。我被書中關於工業生産轉為軍工生産的敘述所吸引,以及國傢如何通過宣傳和教育來塑造國民的戰爭意識,灌輸“聖戰”思想。這種自上而下的動員模式,以及由此産生的社會壓力,都讓我對戰爭的發生有瞭更深層次的理解。同時,書中也揭示瞭戰爭對日本國內經濟造成的巨大破壞,以及人民在戰爭期間所承受的物資匱乏和生活睏苦。作者對戰時物資配給製度的描述,以及黑市的興起,都真實地反映瞭經濟失控的狀況。通過對這些經濟層麵的分析,我認識到戰爭不僅僅是政治和軍事的較量,更是對一個國傢經濟和社會的全麵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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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也讓我對日本投降前夕的國內外局勢有瞭更清晰的認識。作者詳細描繪瞭當時日本決策層內部在是否繼續戰爭以及如何接受投降問題上的激烈爭論,以及美國在日本投下原子彈後所産生的巨大影響。對日本國內要求和平的聲音,以及最終天皇決定接受無條件投降的過程,都進行瞭詳盡的敘述。書中對戰後日本麵臨的嚴峻挑戰,以及如何著手進行重建的早期探索,也為理解戰後日本的演變提供瞭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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