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现代史卷六:亚洲、太平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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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Yutaka Yosh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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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多元观点论述,重新审视日本的近现代发展进程
  
  《日本近现代史》丛书第一卷于2006年出版,于2010年完成整套丛书出版。2006年出版的几卷,目前已重印第16次,最晚于2010年出版的,亦已重印了第9次;这样的再版情况甚为罕见,反映这套丛书在日本读书界所受到的重视及欢迎程度。
  
  丛书作者为1945年至1960年间出生的各大学相关学科教授,学术功底深厚,写来深入浅,态度比较持平公允。
  
  《岩波新书‧日本近现代史》丛书:
  1、《幕末与维新》井上胜生 着
  2、《民权与宪法》牧原宪夫 着
  3、《日清、日俄战争》原田敬一 着
  4、《大正民主运动》成田龙一 着
  5、《从满州事变到日中战争》加藤阳子 着
  6、《亚洲、太平洋战争》吉田裕 着
  7、《佔领与改革》雨宫昭一 着
  8、《高速增长》武田晴人 着
  9、《后战后社会》吉见俊哉 着
  10、《应该如何认识日本近现代史》岩波新书编辑部 编
  
  第六卷《亚洲、太平洋战争》:
  
  日军登陆马来半岛、偷袭珍珠港,从而拉开了“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序幕。当时美国在国力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日本为何要决心与之开战?
  
  亚洲、太平洋战争为甚么会旷日持久?大量前线士兵和日本后方民众以及亚洲各国的许多民众,他们是如何在总力战中苦苦度日并最终丧生的?
  
  美国战后佔领日本政策的转变给日本的国民意识带来了哪些影响?日本人忘却了“加害历史”,以自己是受害者这种意识为基础而形成的独特和平意识,与新形成的国际环境如何协调?
  
  本书中,历史学家吉田裕教授详细剖析了这些难题。日本这场总力战虽矛盾重重,但仍旧被强力推行,给日本和亚洲留下了深深的创伤。本书通过对这场战争进行多方位的观察和描写,探究了从日美谈判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五年间的许多历史真相。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吉田裕(Yutaka Yoshida)


  日本历史学家,1954年生于日本埼玉县,1977年毕业于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主攻日本近现代史,现任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研究科教授。主要着作有:《昭和天皇的终战史》《日本的军队》《日本人的战争观》《天皇的军队与南京事件》《现代历史学与战争责任》等,合着有《亚洲、太平洋战争》,编着有《岩波讲座 亚洲、太平洋战争》全八卷等。

译者简介

周保雄


  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日本语言文学专业,曾任日本岐阜经济大学客座教授,现任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译着及作品有:阿列克斯・科尔《犬与鬼 ── 现代日本的坠落》、山崎正和《社交的人》、辻原登《不可饶恕的人・上》、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都市文化闲笔》等。
 

图书目录

序言

第1章 通往开战之路
 一、从三国同盟到向美英开战
 二、战争的性质
 三、为何没能回避开战

第2章 初期作战的成功与东条内阁
 一、日军的军事胜利
 二、「东条独裁」之成立

第3章 战局的转换
 一、盟军开始反攻
 二、围绕着动员兵力的诸多矛盾
 三、「大东亚共荣圈」的现实
 四、国民生活的实际情况

第4章 总力战的推行与日本社会
 一、马里亚纳群岛失陷与东条内阁
 二、战时的社会变迁

第5章 战败
 一、战场和士兵
 二、本土空袭的正式化和国民
 三、通往战争结束

结语
后记
参考文献
大事年表

图书序言

出版说明

  中国读者对于与我们有着复杂情缘的邻国日本,一直抱有高度的关注。尤其是进入近代以后,其发展轨迹与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差异—经历了前近代国家向近现代的转化、发展和崛起,对外的武力扩张并由此导致了战败。战后的日本重新出发,社会政治体制发生了质的改变,在一九七○年代一跃而成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而在近年又出现了长期的经济低迷,整个社会在沉闷中孕育着躁动与不安。对于这样的一段近现代历程,日本人自己是如何来描述的呢?对于自己的近现代史,他们又是如何来认识的呢?这是广大中文圈读者所关切并抱有相当兴趣的。出于这样的目的,我们选择了日本岩波书店近年(二○○六—二○一○年)来以「岩波新书」的形式陆续推出的十卷本「日本近现代史」,聘请了一批在此领域上颇有造诣的学者将其译成中文,推介给各位读者。
  
  这套丛书的作者,大多是在日本近现代史研究上卓有建树的学者或教授,他们运用了既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对完备的史料,力图对日本近现代史的各个阶段作出接近史实的描绘。这套丛书可谓是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内最新的系列性的研究成果,史料丰富,叙述脉络清晰,问世以后在日本国内广受好评,一版再版,很多都出到了十版以上。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本丛书的作者都试图秉持学者的立场,但其对许多历史场景的理解、尤其是涉及与中国的部分,自然是以日本为本体,与我们的立场必然有差异,我们出版这套丛书,并不意味着我们认同原作者的观点,而是为我们了解和理解一般日本人对于自己近现代史的认识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素材。
  
  这套丛书在翻译和编辑的过程中,对正文未做任何删节。原有的插图和大事年表,一概保留;原文中专门词语的表述,一般均予以直译(必要时译者也会给予适当的解释);对原文中出现的重要的人名、事件等,译者会以脚註的形式进行适当的註释;对原着中的参考文献,中文翻译后再列出原文,以便有需要的读者可查阅原文文献;原着中的索引,考虑到对中文读者的意义不大,略去不用。
  
序言    
  
旷日持久的「战后」

  
  为何「战后」没有结束?美国历史学家卡罗尔.格鲁克指出:无论在哪个国家,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这一时代,都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半阶段结束,尽管此后的时代被当作「现代」来处理,但在日本,「漫长的战后」还绵延不断。(《现在中的过去》)
  
  当然,即便是日本,也曾几度做过「战后」的终结宣言。众所周知,日本经济企划厅的《昭和三十一年年度经济报告》(一九五六年)即所谓的《经济白皮书》,它因高调宣言现在「已经不是『战后』」而引起议论。另外,一九六五年(昭和四十年)八月,作为战后首相初次访问沖绳的佐藤荣作,他在那霸机场发表的声明中阐述:「我十分清楚,只要没实现沖绳回归祖国,对我国而言,『战后』就没有终结。」如果依照佐藤首相的这种认识,那『战后』是由一九七二年沖绳回归日本本土而结束。确实,对日本战后史而言,这个一九七二年是一个重大的时间节点。日本一九五六年与苏联恢复邦交、一九六五年与韩国建交,于一九七二年这年与对日战争中蒙受最大伤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邦交。在一九五一年签约的《旧金山和约》里,代表中国的政府和韩国政府未受邀请,苏联也拒绝签约。这是冷战下的「单边媾和」。如果考虑到如此事实,虽说还遗留着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邦交问题,但由于一九七二年中日恢复邦交,可以说日本终于实现了「全面讲和」。
  
  所谓的战争责任问题
  
  然而此后,「战后」这个词语也绝对没有成为废词。作为理由之一,我可以举例: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战后处理只是以不充分的形式被加以实施。尤其是一进入九〇年代,就如同慰安妇和强制劳工一样,从亚洲各国的战争受害者中开始响起了要求日本政府进行战后补偿的唿声。即使在日本国内,从遭受《治安维持法》镇压、虐待的人们那里,从空袭和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中也出现了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赔偿的动向。根据二〇〇六年四月朝日新闻社所实施的舆论调查,「对于通过侵略和殖民地统治而造成伤害的国家和人民,你认为日本充分做到了谢罪和补偿,或认为还不够充分呢?」回答说「已充分做到」者,其比例停留于百分之三十六,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回答说「还不充分」。这说明即便在日本人的意识之中,战后处理还未结束。
  
  与战后处理问题相关联,重要的是对于曾经的战争的评价,它在日本人中间并非固定不变。在战后的日本社会中,关于殖民地统治的历史和满州事变后一系列战争的性质,开始有关这些问题的真正讨论是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后。关于其历史背景,请参照我的《日本人的战争观》,在此,我想重视这一事实:许多国民感到日本从未正面直对战争责任这一问题。比如:根据每日新闻社二〇〇五年八月实施的舆论调查:「关于战争责任,你认为日本战后的讨论是充分的吗?」对于这个问题,回答「是充分的」的人仅有百分之十四,而回答说「不充分」者竟高达百分之七十五。
  
  在本书当中,我想依据如此状况,深入思考战争责任问题,它原本应该成为战后处理之前提,与此同时,我想重新构筑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时代。这种场合下的战争责任,已不单是日本国家与日本人对外的责任问题,我也希望把日本国家领导人对于日本国民的责任问题也放入视野加以思考。
  
  对于战争的想像力在减弱
  
  作为「战后」没有结束的另一项理由,我们可以举出,战后的日本社会没有再次直接体验战争。无论是朝鲜战争还是越南战争,日本都以协助美国军事行动的方式深深地参与了,但日本自己没有成为行使武力的直接主体。如果直接体验了新的战争,那该战争的战后才会开始,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战后」才宣告终结,或由于新的战争而被相对化,并埋没于其中吧。
  
  然而,所谓未曾体验新的战争,也就意味着除了亚洲、太平洋战争的体验者,不存在其他的战争体验者。而且随着时光流逝,战争体验者显然在减少。毋庸赘言,作为战斗者集团的自卫队也不可能与如此的时代潮流毫无关联。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战史教官室长白石博司早在十年以前就阐述如下(白石博司《战史杂感──(其一)》,载《陆战研究》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号):
  
  近年来,旧日军相关人士离开自卫队的现职,而历经实战者也年事已高,自卫队也逐渐成了毫无实战经验的军事集团。对于把体验、实践严酷军事当作专业的我们自卫官干部而言,作为学习实战的教材而被保留下来的,除了战史,别无其他,即便如此表述亦不为过。我认为潜心研习战史的时代到来了。
  
  虽然出于大相径庭的理由,但我也和白石一样怀有部分危机感。因为它使人感到:在亲历战争的这代人日益减少之时,在现在的日本社会里,对于战争现实、战场现实的真实想像力在急剧减弱。我感觉从一九九一年的海湾战争开始,如此变化就已开始。电视中所看见的最先进的高科技武器、让人以为是「大本营发佈」似的美军发言人的战况报告、洋洋得意地只顾解说武器性能的军事评论家等等,在如此报道的漩涡中,我们难道不是在不知不觉中,用战争游戏一般的思考和感觉来观察、评论战争的吗?至少在那时,匍匐在最前沿的战壕里与死亡恐怖搏斗的士兵、被卷入战争的民间人士牺牲者,他们的存在已完全脱离了我们的视野。
  
  我自己也未经历战争,是一九五四年出生的「战无派」一代的研究者。然而,即便未曾亲历战争,是否也能具有对战争现实和战场现实的想像力呢?倘若无法想像未能直接经验之事,那历史学这一门学问也就难以成立。
  
  具体而言,在本书中,我想把下述问题意识作为另一个核心重新构筑那个战争年代。这个问题意识就是要恢复一种现实想像力,它是对人被投入到杀与被杀的杀戮战场的想像力,是对巨大蘑菇云下所发生无数事件的想像力,是对时代与社会强大压力的想像力,这种压力能迫使人把丈夫、儿子之死视为「光荣战死」而加以接受,是在「敌人脸上」可以发现「人性体现」的想像力等。
  
  再者,在本书中,我把始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签署投降文件而结束的战争称之为「亚洲、太平洋战争」。当初使用的「大东亚战争」是个太意识形态的称唿,而现在通常採用的「太平洋战争」也是以日美战争为本位,用此称唿的话,中国战线和东南亚佔领地的重要性有可能会丧失殆尽。在我也担任编辑委员之一的《岩波讲座亚洲、太平洋战争》全八卷中,提倡用「亚洲、太平洋战争」这个广义概念来把握满州事变、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这一系列的战争,这是因为基于这个问题意识:我们想在包括战后在内的时间延伸和「帝国」这个空间延伸中,重新理解那场战争。在继承这个问题意识的同时,本书中把「亚洲、太平洋战争」作为替代「太平洋战争」的名词加以使用,理由是出于在其他地方尚未看到替代「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的适当称唿。
  
结语    
  

  战败后的某封信
  
  日本战败后不久,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三月,居住在西宫市的某男子给第一复员省上月良夫次官写了一封令人印象深刻的信件。该男子的儿子一九三九年应征入伍,在新几内亚战线「生死不明」,只有所属部队的部队长、副官、两名勤务兵总共四人返回日本。其他战线也存在相同事例。如下文所述,该男子要求政府方面作出负责任的回覆。此人做法虽然是基于旧意识中的告状,但里面具有新意识的萌芽,这种新意识将支撑住整个战后史。
  
  陛下之赤子与股肱之臣遭到抛弃,而其司令官以及各位将军却弃之罔顾,安然归来,此辈才是恶魔,其残忍行径属鬼畜所为,应对陛下致歉,因其行径实乃将抛弃股肱之臣与舍弃猪狗等同视之。吾儿被以「生死不明」之名丢弃在「新几内亚」山中,作为父母,对儿朝思暮想,日夜愁苦。故忝颜相求,敬请阁下垂悯,作为国家、作为政府当局,施与最佳拯救、召返之法。
  
  刺激这名男子上书的是作为一个父亲对于国家弃民政策深感气愤,但也有可能其矛头所指的是天皇,因为他在信中陈述如下:
  
  受命以陛下之名出征者乃陛下之忠良股肱,作为其父母,所作所为理应无愧于儿郎,然倘若爱子被弃于此等山中而不救出,作为父母则不容于天地,且有悖天理。总之,作为国家,作为政府当局,如若抛弃此等忠于陛下之股肱之臣,就成了以陛下之御名而抛弃臣民。
  
  亚洲、太平洋战争以日本惨败而告终,但它的战败给战后日本人的意识带来了何种影响呢?
  
  从战败至冷战
  
  首先可以指出,如同书中所见,前线和后方悲惨而凄凉的现实,让人们对军队或战争所产生的强烈逃避感,对国家标榜的国家大义所怀有的深深的不信任感,渗透到了战后日本社会之中。也可以说形成了由痛楚的战争体验所支撑起来的反战的政治文化。在这一点上,日本战败最能意味着人们从军国主义和军队束缚中得到解放。而且,这种政治文化阻止了日本作为「普通国家」直接参与战争。
  
  然而,转向冷战使得情况更为复杂。因为美国强化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决姿态,大幅度改变了将日本非军事化和民主化这一佔领政策的初衷,而把立足点转移到了这里:把日本作为同盟国而加以强化和稳定。其结果是,在重新开始军备的同时,战犯嫌疑人接连不断得到释放等,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也在半途夭折。事实上,一九五一年九月签署的旧金山条约就浓重地带有「宽大媾和」性质。因为根据该条约,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参战国不仅放弃了对日索赔要求,而且其第十一条仅仅规定日本政府承诺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的判决,完全没有直接涉及战争责任问题。关于这一点,作为签署该条约的日本首席全权代表、首相吉田茂如下写道:(吉田茂《回想十年》第三卷)
  
  这一条约中,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一言未提。(中略)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其他讲和条约,比如说在意大利、罗马尼亚讲和条约中,无论哪个都言明战争责任。日本条约中之所以没有如此条文,显然是因为已经贯穿了和解精神。
  
  另外,即便在国内政治方面,从讲和条约签署的前后开始,被褫夺公职的大牌政治家也得到解禁,络绎不绝地回归政界。所谓褫夺公职,是指美军佔领时期所实施的削除军国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公职的政策,解除禁止他们任职,也意味着模煳了日本领导者对于国民的责任。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也批判性地言及被褫夺公职官员的政界复归,同时指出:「总之,对于那场战争的指导者而言,日本人自己应彻底了结(战争责任),尽管如此,但由于冷战开始,另有暖风刮进,这种了结就半途而止了。」(中曾根康弘《天地有情》)
  
  日本人的和平意识
  
  如此一系列的事态给日本国民意识带来了复杂影响。首先可以举出,加害者的记忆被贴上封条,自己是战争的牺牲者,是受害者,日本国民把这种认知作为基础,形成了独特的和平意识。这种作为受害者的自我意识,是把战场的悲惨和战争所造成国民生活的恶化作为直接基础,正因为如此,它就深深植根于国民意识之中。反言之,这样的和平意识,是通过忘却对亚洲的加害历史才得以成立的。
  
  第二,连国家领导人对国民的责任也都被模煳化了,其结果就成了在国民之中留下的隔阂。从战争末期开始,对国家领导人的反感和不信任感在国民中蔓延,而战败把它当作了决定性因素。日本国家领导的战争责任由同盟国开庭的东京审判裁决,但由于该裁决具有「战胜者的裁决」这种政治性,所以,也不能否定存在着对于审判的反感和排斥,这使得对国家领导人的批评得以减弱。然而,由于与受害者的战争观相结合,战争责任在于以军人为中心的国家领导人,自己则是国家领导人错误政策的牺牲者,这种国民意识被广泛形成是确实无疑的。正因为此,由于战争责任问题被一点一点地模煳化,许多国民就怀有一种难以想通的情结了。而且,如此想法有时也会面对天皇。二战时Mereyon岛因出现大量饿死者而出名,一濑俊也研究了从该岛生还将士的体验记,他指出:「通过数个体验记,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昭和』结束了,但历经战后五十年仍旧未结束的是对〈战争责任〉执拗的责问。其矛头有时甚至指向天皇。」(一濑后也《为何说是饿死之岛》)
  
  第三,促使日本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国进行政治和解的冷战逻辑,作为强化忘却过去的一种力量而发挥作用。对于战争责任、战后处理问题,日本社会以为姑且已经结束,现在从经济复兴向高速发展时代突飞勐进,如此的社会状况就产生了这样的风潮:把战争年代视为流逝久远的过去、不值得回顾。因为日本是「业务与常识大量涌现,故国因发展而一片繁忙」(竹内浩三)。
  
  在拥有直接的战争体验的那一代人中,产生了一种曲折的领悟。高桥三郎编着《共同研究战友会》,把战友会聚会时的原士兵对于没有战争体验的那代人的态度表现为「我想对你们讲述我们的体验,但你们不会明白的吧……」在战争体验的继承方面存在着很深的断层。
  
  巨大的歧路
  
  但是,如上所见,以冷战结束等为背景,从一九八〇年代至一九九〇年代,日本人的战争认识或者和平认识徘徊于一个巨大的歧路口。可以指出:一个变化是以历史教科书问题、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为开端,亚洲各国的对日批判正式开启。也就是说原先日本人的和平意识是基于自己是受害者,而新形成的国际环境却与之难以协调。
  
  另一个变化是拥有战争体验的那一代人急剧减少。在二〇〇三年十月一日,日本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口只佔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九点一,这个年龄层的人士大致是在小学(当时的国民学校)一年级以上时迎来了日本战败。由此可见,这批人的减少会在由直接体验或亲身感受维系起来的战争认识或和平意识上造成巨大阴影。可以说不是基于直接体验的「战争记忆」其所佔比重成了决定性因素。
  
  上述情况如今仍持续不断。而且,面对这样的历史转换点,我们当中也会产生困惑与焦躁。日本在与中国或韩国之间正在产生民族主义的负面连锁效应。两者关系就是通过批判与反驳,两国的民族主义相互义愤填膺,关系恶化。总之,可以说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常常会被问及我们以何种形式面对过去的历史。
  
后记
  
      虽说生于战后,但实际感觉生活在与战争年代相毗连的年代。我童年时代常去就诊的医生是陆军军医中将寺师义信,他是一位蓄有威严髭须的老先生,但我记得诊疗后得到过糖果。其孙女在小学、初中时比我低一级。事后得知,对日中友好尽心尽力的原陆军中将远藤三郎,他的寓所也在我的活动圈内。
  
  另外,就在最近,中学时代的同级同学栗原好江与我联系,得知同年级同学林夏子的父亲,是装备了「樱花」的海军特攻部队──第七二一海军航空队的幸存者。七二一航空队的飞行队长野中五郎少佐反对「樱花」出击,此事广为人知,但把出击前野中少佐的生动言行留于记载的就是林夏子的父亲林富士夫,他是原海军大尉。我再次真切感受到了战争的新鲜伤痕就残留在如此之近。
  
  即便在殖民地统治问题上亦是同样如此。同级生中有相当多的在日朝鲜人子弟。某人曾是我的玩伴,即便是在日期间其家庭在经济上依旧取得了成功。但与其相反,许多在日朝鲜人子弟的家庭是劳动者阶层,他们构成了日本社会的最底层。A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扎着缠头手巾,大汗淋漓地拉着装载粪桶的两轮拖车的身影。在同学父亲当中,如今能够想起面容的只有A父亲的红脸。
  
  身为那样一代的研究者,本书中色彩浓重地反映了我的深入思考。倘若注意观察,自己被吹捧为年轻能干,为自己血气方刚而感到骄傲自大的时代已成了遥远的过去,如今我正成为连中坚骨干都称不上的这一代人中的研究者。在此期间,年轻一代的研究者层出不穷,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自己的这种深入思考或许只是一种沉郁。然而,如今结束本书写作时,在我内心存在着一种按照自我方式完成应尽职责的满足感(自我满足感?)。乞请诸位读者以及年轻研究者叱正。最后,谨对作为编辑惠予支持的小田野耕明先生、对细心审核拙稿的诸位校对者深表谢忱。
  
  吉田裕
二〇〇七年七月

图书试读

1通往开战之路
 
一、从三国同盟到向美英开战
 
三国同盟、武力南进政策
 
一九四〇年(昭和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第二届近卫文麿内阁成立。近卫是公卿家出身的政治家,出生于五摄家之首— 近卫家,家世显赫。与宫廷也颇多交厚,作为一八九一年(明治二十四年)出生的年轻政治家,在国民中也深孚众望。从一九三七年六月到一九三九年一月,他组建第一届内阁,对于旷日持久的日中战争也负有重大政治责任。
 
在国内政策方面,近卫通过大范围的国民化组织建立近卫新党,并企图以此政治力量为背景,把军部置于内阁控制之下,故而,他从组阁前就开始了新体制运动。由于无法克服各股政治势力之间的对立冲突,新党构想最终夭折了。大政翼赞会于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二日成立,它是在所有政党解散之后网罗各股政治势力组建而成。近卫起初期望大政翼赞会能获得尽可能控制军部的政治势力,但遭到失败,但作为法西斯体制确立时期的国民动员组织,以近卫首相为总裁的翼赞会通过将各种国民运动团体和部落会、町内会等地域性组织收在其伞下,翼赞会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对外政策方面, 在第二届近卫内阁的运作下, 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七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了《伴随世界形势推移之时局处理要纲》。这是决定加强和德国、意大利之间的政治团结以及向东南亚实施武力南进的重要国策。结果,同年九月二十七日,日本、德国、意大利三国之间缔结了三国同盟,互相承认德国、意大利在欧洲,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决定当和第三国(实指美国)产生武力冲突时,互相之间要进行军事上的援助。另外,日本政府以军事压力为背景,与法属印度支那当局缔结军事协定,基于这一协定,日军于九月二十三日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在此期间,当地军队擅自越境和法属印度支那军队之间展开战斗。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目的是切断英国等国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的援蒋路线(法属印度支那路线),同时,以确保日军南进时的基地。

用户评价

评分

这本书的封面设计相当吸引人,一种沉静而深邃的蓝色基调,搭配着泛黄的历史照片,立即将我拉入了那个动荡的时代。初翻开,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史诗般的厚重感,仿佛每一页都承载着无数人物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抉择。作者对于史料的运用可谓是游刃有余,通过大量珍贵的档案、信件、回忆录以及当时的新闻报道,构建了一个立体而鲜活的战争图景。我尤其被其中关于战前日本社会思潮演变的论述所吸引,那种由内部权力斗争、经济危机以及对外扩张野心交织而成的复杂图景,在作者的笔下层层剥开,让我得以窥见那场席卷亚洲乃至太平洋的战争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对于书中对不同时期日本政治派系斗争的细致描摹,以及不同决策者之间微妙的心理博弈,我深感震撼。那种对历史进程中偶然与必然因素的深刻洞察,让我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思考和反思,仿佛自己也置身于那个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书中的一些细节描写,比如士兵在战壕中的生活片段,或者普通民众在战争阴影下的挣扎,都充满了人性的温度,让我更加理解战争的残酷与对个体命运的巨大影响。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叙述事件的发生,而是深入探究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微观的个体体验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得整本书读起来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不失文学的感染力。这种对历史事件的梳理和分析,让我对日本近现代史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对二战前夕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氛围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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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对战争中技术发展与军事策略演变的联系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作者不仅关注宏大的战略决策,也细腻地描绘了新技术在战争中的应用,以及这些技术如何改变了传统的军事战术。我尤其对书中关于雷达、潜艇技术以及航空母舰发展对太平洋战争进程影响的分析感到惊叹。作者详细阐述了日本海军如何在高科技武器领域,尤其是在早期,曾经占据优势,但随着战争的进行,技术劣势逐渐显现。对战争时期武器研发的投入、技术瓶颈以及情报的获取与运用,都进行了细致的描述。我发现书中对美国海军在技术研发上的投入和创新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以及这些创新如何最终扭转了战局。这种对技术因素的深入分析,让我意识到,在现代战争中,技术实力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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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本书,我对于日本在战争期间的对外关系和外交策略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作者并没有将日本孤立地看待,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国际背景下,分析了其与德国、意大利等轴心国的关系,以及与美国、英国等同盟国之间的复杂互动。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对日本外交官在战前和战时所面临的艰难处境的描绘,以及他们如何试图在自身国家利益和国际压力之间寻找平衡。对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推行的“亚洲人的亚洲”口号及其背后的真实意图的剖析,也让我对当时的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有了更深的理解。书中对日本与中国之间复杂关系的论述,以及其在太平洋地区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博弈,都为理解二战的全球格局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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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也让我对战争对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影响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作者不仅仅停留在对历史事件的记录,还深入探讨了战争如何塑造了日本国民的思想,以及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如何被战争所裹挟的。我被书中关于军国主义宣传、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以及对不同政见者压制的描写所震撼。作者通过引述当时的报刊文章、文学作品以及公众言论,生动地再现了那个时代思想的洪流。对战争英雄主义的颂扬,对敌人妖魔化的宣传,以及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贬低,都成为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同时,书中也提及了部分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对战争的质疑和反思,尽管这些声音在当时可能微弱,但却为我们理解历史提供了另一条重要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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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过程中,我最先被吸引的是书中对战时日本军事战略的详细分析。作者并没有满足于简单地列举战役名称和时间,而是深入剖析了每一次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战略考量、资源配置以及执行层面的种种挑战。我尤其欣赏书中对“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深入剖析,它不仅仅是简单的军事侵略,更掺杂了复杂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情绪,这种多层次的解读让我对当时的日本决策者有了更深的理解。书中对于太平洋战场各个关键战役的描写,诸如中途岛海战、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等,都力求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通过对双方兵力部署、战术运用以及地理环境的细致描述,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感受那惊心动魄的战场氛围。作者对海军战略和陆军战略的对比分析也相当精彩,揭示了日本军方内部存在的沟通障碍和战略分歧,这无疑是导致其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书中对于物资短缺、技术落后以及情报失误等因素对战争进程的影响也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细节的呈现,让读者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到战争的复杂性,以及日本在军事上的局限性。我对于书中对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部决策过程的还原,以及对山本五十六等重要人物思想的梳理,都感到非常满意。作者并没有回避战争中的失败和失误,而是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去呈现,这使得整本书的叙事更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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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也让我对日本投降前夕的国内外局势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作者详细描绘了当时日本决策层内部在是否继续战争以及如何接受投降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以及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对日本国内要求和平的声音,以及最终天皇决定接受无条件投降的过程,都进行了详尽的叙述。书中对战后日本面临的严峻挑战,以及如何着手进行重建的早期探索,也为理解战后日本的演变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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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最大的亮点之一在于其对战争受害国人民视角和经历的关注。在讲述日本发动战争的过程中,作者并没有将焦点仅仅停留在日本国内的决策和军事行动上,而是花费了大量的篇幅来描绘战争对亚洲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东南亚各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书中关于日军在占领区推行的殖民政策以及对当地居民的压迫和剥削的描述,这些内容让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日本侵略战争的本质。作者引用了大量来自受害国人民的回忆录、证词以及历史文献,通过这些第一手资料,生动地展现了战争给无数家庭带来的痛苦、流离失所和家园被毁。对南京大屠杀、“慰安妇”制度等历史事件的提及,虽然令人心痛,但却以一种严肃和负责任的态度进行呈现,避免了煽情式的渲染,而是着重于史实的还原和对罪行的深刻反思。我尤其欣赏书中对不同国家抵抗运动的描绘,展现了当地人民在绝境中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这为我们理解那段历史增添了更丰富的维度。这种对战争受害者群体经历的关注,使得本书在批判日本侵略罪行的同时,也传递了对和平的珍视和对人权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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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这本书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严谨的史料考证以及深刻的人文关怀,为我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深入了解日本近现代史,特别是亚洲、太平洋战争时期历史的绝佳视角。作者的叙事风格流畅而富有逻辑,将复杂晦涩的历史事件梳理得清晰明了,同时也充满了引人入胜的细节和发人深省的思考。我从这本书中不仅获得了丰富的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它引发了我对战争、和平、民族命运以及人性等诸多重大问题的深刻反思。这本书值得每一个对历史感兴趣,尤其是对二战历史有深入了解需求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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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尤其被书中关于战争后期日本国内社会状况的描述所打动。随着战争的深入,日本国内的物资日益匮乏,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的生活也变得愈发艰难。作者对当时严酷的配给制度、食品短缺以及人民在饥饿和贫困中挣扎的描绘,都充满了人性的关怀。我看到书中对普通家庭在战火纷飞中的无奈与坚韧,以及他们对战争的反思和对和平的渴望。对东京大轰炸等事件中平民伤亡的描述,更是让人触目惊心。这种对战争给普通民众带来的深重苦难的关注,使得这本书具有了更加深刻的现实意义,也让我们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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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本书中,我深刻体会到了战争的经济根源与社会动员。作者并非仅仅将战争描绘成一场纯粹的军事对抗,而是深入剖析了战争背后的经济驱动力,例如对资源的渴求、对市场的扩张以及国内经济危机如何促使日本走向对外战争。书中对战时日本经济的组织和管理,以及如何动员全民参与战争的描绘,都相当具体和详实。我被书中关于工业生产转为军工生产的叙述所吸引,以及国家如何通过宣传和教育来塑造国民的战争意识,灌输“圣战”思想。这种自上而下的动员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压力,都让我对战争的发生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书中也揭示了战争对日本国内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及人民在战争期间所承受的物资匮乏和生活困苦。作者对战时物资配给制度的描述,以及黑市的兴起,都真实地反映了经济失控的状况。通过对这些经济层面的分析,我认识到战争不仅仅是政治和军事的较量,更是对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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