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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成长于柏林的犹太女孩 面对纳粹的残酷迫害 改名换姓、尽力躲藏直至二战结束 她在绝望中求生的坚忍意志，是残酷时代的人性曙光 英儿・杜肯出生于德国犹太家庭，在纳粹时代的柏林长大。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颁布各项歧视的法令使犹太人饱受威胁，许多人选择移民出国。英儿・杜肯的父亲先行移民英国，却因二战爆发与家人就此分离。而后，纳粹陆续实施多项压迫犹太人的政策，例如用「产物清单」控制犹太人的身家财产，并将犹太人集体运送到集中营等。许多犹太人在秘密警察的大规模搜索下被逮补，英儿・杜肯的许多亲友都未能躲过。面临随机盘查、无止尽的饥饿、炸弹的轰炸，英儿・杜肯与母亲隐姓埋名，在善心人士的掩护之下惊险万分地倖存下来。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他们逃亡的生活才落幕。 英儿・杜肯在战后成为一名记者，本书是杜肯在1978年出版的回忆录，从1933年希特勒上台写到1945年二战结束。 本书特色 ◎ 本书从1933年初希特勒甫上台开始实施一系列压迫犹太人的措施为开端，透过英儿・杜肯——一名犹太女孩的角度，描写犹太人在纳粹时代的生活情况，以及柏林当时的样貌氛围。 ◎ 收录二十张珍贵历史照片，例如被印上大写Ｊ用以标示犹太人的特殊身份的身分证，以及一些用于躲避盖世太保查缉的伪造证件。 ◎ 客观详实的报导式描写，让读者得以跟着事件的脉络认识这段惨痛的人类历史。 ◎ 德文版出版至今40年，被指定为德国高中生课外读物，中文版首度出版。《我戴着黄星星》跨越时代，提醒着我们，这段历史离我们并不远，帮助我们用更宏观的角度面对现在身处的世界。 各界推荐 王瑜君（台北医学大学助理教授）、林育立（资深驻柏林记者）、夏夏（作家）、游亚旭 （以色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罗岩（台北歌德学院院长）一致推荐！ 「英儿・杜肯这本重要的自传碰触了台湾目前历史教育与生命回忆的痛点⋯⋯期待这本自传出版，可以帮助读者在有生命温度与历史深度的场景中反思过去民粹主义与简化的爱国主义的谬误，和所带来的悲剧；也期许这样的深度阅读，能激发我们持续探索黑暗记忆潜藏的创新与疗癒的力量。」——王瑜君 「那段努力抓着生命活下去的过程，在英儿笔下不只有恐惧与忧伤，偶尔有笑声与出乎预料的幸运，更为人们写下当时柏林市民如何冒着生命危险尽可能地帮助犹太家庭的细节，读来令人心头温暖。」——夏夏 「今天，一名年轻的柏林犹太女人，她以朴实而不矫揉造作的文字告诉我们，她与母亲是如何捱过那段充满恐惧、困顿与绝望的岁月。同时她也报导了彼时的柏林市民百态，特别是不畏恐怖与危险，而挺身为柏林犹太同乡解围的那些人。」——前西柏林市长、德国驻以色列大使克劳斯‧舒兹（Klaus Schütz） 「惊心动魄的篇章与书名给人的感觉完全相悖。英儿与母亲受到死亡恐惧与极不人道的世界催逼，她们借着摘去黄星星，让生命「正常化」。她们尽其所能发挥拟态的艺术，在生活中、命运里，发展出外人看不出的保护色，成为混迹柏林人当中的柏林人。」——时代週报 「英儿‧杜肯的这本着作，讲述她在纳粹时代以非法方式居住在柏林的生活，她让读者一同经历、一起受苦，使人真正走进一个时代。但她不说奥斯维辛，柏林才是她的主题。这城拥有所有人道与不人道的，可怕的事物慢慢渗入，一切随着时间而显明。」——法兰克福汇报 「原本将被送往集中营的这对母女，竟逃离了毒气室的命运——这是柏林一小撮德国人共同促成的伟业。一千两百名犹太柏林人都以这样的方式倖存下来。读毕本书会心中一暖，然而我们却不能忘记，犹太人的性命对当时大多数的人而言，是如何事不关己。」——新德国报

作者简介

英儿‧杜肯（Inge Deutschkron, 1922-）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生于德国芬斯特瓦德（Finsterwalde），成长于柏林。她的父亲是中学老师，一九三三年因犹太出身与社民党员身份被撤职。一九三九年，父亲先行逃往英国，因战争爆发与家人就此分离。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英儿‧杜肯与母亲在柏林「奥图‧怀特盲人工坊」（Otto Weidt Blindwerkstatt）工作，与其他面临迫害的犹太同事一同受到掩护，躲掉了被送往集中营的命运。杜肯与母亲后来受到友人藏匿，在惊心动魄的环境下生存。直到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纳粹投降、二战结束的那一刻，她们始终颠沛流离地逃着。

　　战争结束，英儿‧杜肯移居英国，终与父亲相聚，并且在英国求学、就业，而后任职于「社会党国际」（die Sozialistische Internationale）伦敦办事处。一九五六年起，英儿‧杜肯以自由记者的身份定居西德波昂。一九五八年，她成为以色列报纸《马利夫报》（Maariw）的驻西德特派员。一九七二年，由于不满西德反闪族声浪再起以及六八学运的反以色列态度，英儿‧杜肯决定迁居台拉维夫。一九八八年因《我戴着黄星星》改编剧作《从今天起妳名叫莎拉》（Ab heute heißt du Sara）上演而又回到柏林，此后往返于两地之间。二○○一年，七十二岁的英儿‧杜肯决定晚年定居柏林，直到今日。

　　她的一生精采，获奖无数，包括孟德尔颂人文精神奖、柏林政府勋章等。她曾多次拒绝受领「联邦十字勋章」，因为一九五○年代有许多纳粹人士获颁此奖。英儿‧杜肯的着作包括《我戴着黄星星》（1978）、《以色列与德国：一段困难的关系》（1983）、《犹太区与集中营，孩子们的地狱》（1985）、《牛奶没有蜜：以色列的生活》（1988）、《我倖存后的不舒服人生》（1992）、《移民：从倖存到陌生的语言》（2001）、《不怕纳粹的怀特爸爸》（2001）、《他们留在影子里：沉默英雄纪念碑》（1996）与《我们曾逃脱：在地下抵抗的柏林犹太人1933-1945》（2007）等。

译者简介

彤雅立

　　摆盪在台北与柏林两座城市之间，以写作、文学翻译与电影研究为业。着有诗集《边地微光》、《月照无眠》，译有《卡夫卡中短篇全集》、《被帽子吞噬的男人》、《美妙时光》等书。2015年获邀参加中德文学翻译工作坊，2017年于柏林与波兰进行文学翻译驻村计画。
 

地狱门前
 
在地铁中，一个矮小结实的男人从他的座位站了起来。
 
「我请您立刻坐下！」他中气十足，大声地说，左手指着他让给我的座位。大部份其他的乘客则假装什么也没有听见。这班地铁挤满了人，就像每个早晨上班前的时刻那般。我只是许多必须站着的人当中的其中一位。当然，要不是我在那天早晨第一次戴上「犹太星」，那么，这个男人肯定不会让位给我。
 
那是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九日，从那天起，我们被迫这么做。在前一晚，我依照规定将这块黄色布徽缝在大衣的左胸前。犹太福利局必须给每个犹太人四片这样的星形布徽，并且收取相关费用。
 
爱丽与我约好了每天早晨一起去上班。她去怀特先生的办公室，我当时则去克尼普麦尔先生那里。我们担心在外面遇上别人「兴之所至」的反应。至于柏林市民，我们并不害怕，况且我也有自己的一些小问题。几个月以来，我都搭同一班地铁，进同一个车厢，另一名青年也是如此。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彼此间却发展出一种莫名的好感。我只知道他不是犹太人。我承认自己也会担心，万一他发现了我戴着的犹太星，他会有怎样的反应。那天早晨，他证明了我的忧虑是多余的。戴上犹太星的第一天后，我再也没看见他。可能是偶然吧，又也许他也会害怕看见这些。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像这位先生这样的勇气，强迫我接受他的让座。当我小声告诉他这样违法，会受罚的是我不是他的时候，他只好屈服了。
 
当我在莫克桥站下车时，他跟着我，问我能不能陪我走一段。这样总不犯法了。我没办法跟他说是怎样的原因让我觉得他的陪伴使我很不舒服。几步路以后，我恳求他让我自己一个人走，他也这么做了。那段时间，我在克尼普麦尔公司上班，且绝不能让办公室的人看见我戴着「犹太星」。我重复着如下或者类似的动作几百回——在四下无人的廊道脱下缝着黄星星的大衣，然后穿上没有缝上黄星星的外套。这样并非没有危险，因为若有个盖世太保特务盯上我，那么我的命运就会像那些不幸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在街上被盖世太保拦下来，用铅笔检查黄星星是否稳妥地缝好固定住。他们任意专断的判决，使犹太人无可避免地被送进了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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