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系列 总序 今年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创校六十周年,新亚书院之出现于海隅香江,实是中国文化一大因缘之事。1949年,几个流亡的读书人,有感于中国文化风雨飘摇,不绝如缕,遂有承继中华传统、发扬中国文化之大愿,缘此而有新亚书院之诞生。老师宿儒虽颠沛困顿而着述不停,师生相濡以沫,絃歌不辍而文风蔚然,新亚卒成为海内外中国文化之重镇。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新亚与崇基、联合成为中大三成员书院。中文大学以「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为愿景。新亚为中国文化立命的事业,因而有了一更坚强的制度性基础。1977年,我有缘出任新亚书院院长,总觉新亚未来之发展,途有多趋,但归根结底,总以激扬学术风气、树立文化风格为首要。因此,我与新亚同仁决意推动一些长期性的学术文化计划,其中以设立与中国文化特别有关之「学术讲座」为重要目标。我对新亚的学术讲座提出了如下的构想:
「新亚学术讲座」拟设为一永久之制度。此讲座由「新亚学术基金」专款设立,每年用其孳息邀请中外杰出学人来院作一系列之公开演讲,为期二週至一个月,年复一年,赓续无断,与新亚同寿。「学术讲座」主要之意义有四:在此「讲座」制度下,每年有杰出之学人川流来书院讲学,不但可扩大同学之视野,本院同仁亦得与世界各地学人切磋学问,析理辩难,交流无碍,以发扬学术之世界精神。此其一。讲座之讲者固为学有专精之学人,但讲座之论题则尽量求其契扣关乎学术文化、社会、人生根源之大问题,超越专业学科之狭隘界限,深入浅出。此不但可触引广泛之回应,更可丰富新亚通识教育之内涵。此其二。讲座採公开演讲方式,对外界开放。我人相信大学应与现实世界保有一距离,以维护大学追求真理之客观精神,但距离非隔离.学术亦正用以济世。讲座之向外开放,要在增加大学与社会之联系与感通。此其三。讲座之系列演讲,当予以整理出版,以广流传,并尽可能以中英文出版,盖所以沟通中西文化,增加中外学人意见之交流也。此其四。
新亚书院第一个成立的学术讲座是「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此讲座以钱宾四先生命名,其理甚明。钱穆宾四先生为新亚书院创办人,一也。宾四先生为成就卓越之学人,二也。新亚对宾四先生创校之功德及学术之贡献,实有最深之感念也。1978年,讲座成立,我们即邀请讲座以他命名的宾四先生为第一次讲座之讲者。83岁之龄的钱先生缘于对新亚之深情,慨然允诺。他还称许新亚之设立学术讲座,是「一伟大之构想」,认为此一讲座「按期有人来赓续此讲座,焉知不蔚成巨观,乃与新亚同跻于日新又新,而有其无量之前途」。翌年,钱先生虽困于黄斑变性症眼疾,不良于行,然仍践诺不改,在夫人胡美琦女士陪同下,自台湾越洋来港,重踏上阔别多年的新亚讲堂。先生开讲的第一日,慕其人乐其道者,蜂拥而至,学生、校友、香港市民千余人,成为一时之文化盛会。在院长任内,我有幸逐年亲迎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日本京都大学的小川环树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教授,和中国北京大学的朱光潜先生,这几位在中国文化研究上有世界声誉的学人的演讲,在新亚,在中大,在香港都是一次次文化的盛宴。1985年,我卸下院长职责,利用大学给我的长假,到德国海德堡做访问教授,远行之前,职责所在,我还是用了一些笔墨劝动了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来新亚做85年度讲座的讲者。这位自嘲为「杂家」、被汉学界奉为「宗匠」的史学家,在新亚先后三次演讲中,对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三个钥辞作了渊渊入微的精彩阐析,从我的继任林聪标院长信中知道杨先生的一系列演讲固然圆满成功,而许多活动,更是多采多姿。联陞先生给我的信中,也表示他与夫人的香港之行十分愉快,还嘱我为他的讲演集写一跋。这可説是我个人与「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画下愉快的句点。此后,林聪标院长、梁秉中院长和现任的黄乃正院长,都亲力亲为,年复一年,把这个讲座办得有声有色。自杨联陞教授之后,赓续来新亚的讲座讲者有余英时、刘广京、杜维明、许倬云、严耕望、墨子刻、张灏、汤一介、孟旦、方闻、刘述先、王蒙、柳存仁、安乐哲、屈志仁诸位先生。看到这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学者,不禁使人相信,东海,南海,西海,北海,莫不有对中国文化抱持与新亚同一情志者。新亚「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的许多讲者,他们一生都在从事发扬中国文化的事业,或者用李约瑟博士的话,他们是向同代人和后代人为中国文化做「佈道」的工作。李约瑟博士説:「假若何时我们像律师辩护一样有倾向性地写作,或者何时过于强调中国文化贡献,那就是在刻意找回平衡,以弥补以往极端否定它的这种过失。我们力图挽回长期以来的不公与误解。」的确,百年来,中国文化屡屡受到不公的对待,甚焉者,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且遭到「极端否定」的命运。正因此,新亚的钱宾四先生,终其生,志力所在,都在为中国文化招魂,为往圣继绝学,而「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之设立,亦正是希望通过讲座讲者之积学专识,从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对中国文化阐析发挥,以彰显中国文化千门万户之丰貌。
「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讲者的演讲,自首讲以来,凡有书稿者,悉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印行单行本,如有中、英文书稿者,则由中文大学出版社与其他出版社,如哈佛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联同出版。三十年来,已陆续出版了不少本讲演集,也累积了许多声誉。日前,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女士向我表示,讲座的有些书,早已绝版,欲求者已不可得,故出版社有意把「讲座」的一个个单行本,以丛书形式再版问世,如此则蒐集方便,影响亦会扩大,并盼我为丛书作一总序。我很赞赏甘社长这个想法,更思及「讲座」与我的一段缘分,遂欣然从命。而我写此序之时,顿觉时光倒流,重回到七、八十年代的新亚,我不禁忆起当年接迎「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的几位前辈先生,而今狄百瑞教授垂垂老去,已是西方新儒学的鲁殿灵光。钱宾四、李约瑟、小川环树、朱光潜诸先生则都已离世仙去,但我不能忘记他们的讲堂风采,不能忘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温情与敬意。他们的讲演集都已成为新亚书院传世的文化财了。
金耀基
2009年6月22日
前言 我是一九六三年进入中文大学,在新亚书院上中文系,那年我刚好十七岁,新亚还在农圃道。十七岁的小伙子好奇心特重,对什么都感到兴趣,所以我什么样的课都想去修读或旁听。中文、英文、哲学、历史、艺术系的课都上过一些。那个年头,新亚是名师如云,除了校长钱穆先生以外,还有中文系的潘重规先生、哲学系的唐君毅先生、英文系的张葆恆先生、艺术系的王季迁先生、历史系的牟润孙先生。我杂七杂八的上课,半懂半不懂,但总算是初入堂庑,眼界渐开。我们中文系那年一年级只有二十一个同学,大家一起上课、吃饭、参加不同的活动,一边读书,一边玩乐,快活不知时日。钱先生是一九六五年离开新亚。那时我已经是大二的学生。在那两年中,我没有上过钱先生的课,但是钱先生的讲演,我们都尽可能去听。钱先生口音很重,我虽然会说上海话,但是两年下来,还只能听个大概。钱先生很喜欢下午时分,在新亚长廊上来回踱方步。他个子不大,但是在夕阳斜照底下,他背后的身影很长。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从教室的窗户,或是在篮球场的栏杆旁边,望着钱先生的身影,一代宗师的风范,我们都有时候看呆了。也许是太年轻了,心态懵懂,只知道景仰,而不知道景仰背后该做些什么。我们的系主任潘重规先生,师从黄侃先生,学问渊博。有一天,他在饭后和我们闲聊,说起他自己读书的艰辛。三千年的经典,他在故纸堆中,埋头苦读二十年,这才稍稍明白别人提出任何一个小问题,背后其实都牵涉到一些更大的问题,自己这也才敢略略表示自己的看法。学海无涯,他语重心长地说,要是同学还不到二十岁的也许可以再玩一些日子,要是已经过了二十岁才开始认真唸书,那就为时已晚。当头棒喝,我们这才渐渐收拾起玩耍的心,打开书本,好好地跟老师学习。
二零零四年,我回到中文系工作。马料水的中大跟我从前在农圃道上学的新亚书院不很一样,原先不很习惯。几年下来,渐渐熟悉学校的新制度,对新环境也渐渐产生感情,和老师共事,和同学共同学习。是机缘巧合,让我有这个机会重新投入中大,在中文系任职,参与各种教研和文娱活动,从真实经验中体会到什么是我们新亚「结队向前行」的精神。我们中文系五十年前的名师宿儒虽然不再,但是新一辈的老师,人才济济,各有自己的研究专长和视野,我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前后六年,同学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年轻人的朝气活力,勇于尝试、勇于拓新,正是我们做学问最大的原动力。二零一零年,我退休后重返美国故居。
我这次承新亚书院的邀请,三月间前来参加钱宾四先生学术讲座,发表论文,实在感到惭愧和惶恐。钱先生是国学大师,他的学问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当年南来,艰险奋进之际,创办新亚书院,继承我中华人文精神。这种对学问和正义的执着、为继往开来所作的努力,是钱先生给后学树立的典范精神。我回首过去,无论在教学或研究方面,自己都是乏善足陈。两年前,信广来教授和黄乃正教授两位前后院长力邀来访,我的反应是这绝对不可能。我只是一个对语言稍有研究的人,蚍蜉漏见,所知实在有限。怎敢承担这如此重要的任务?我们谈了很久,两位院长盛意拳拳,我感到却之不恭。我翻看这许多年来担任讲座的先生都是博学鸿儒,大块文章,发人深省。我想要是能从语言学的角度讨论一些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也许可以提供给各位老师同学参考。考虑再三,我终于不揣其漏,大胆地把担子接过来。学问之路艰险奋进,原无止境。我的看法就是有粗疏不成熟之处,相信诸位先生一定有以谅我。
我从上研究院开始,研究重点一直是放在语言学上。但是这许多年来,我对文史哲各个领域的兴趣从来没有丢下。这也许是因为文史哲的研究都离不开语言文字。仓颉造字,开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文字本诸语言,但口语相传还往往有赖文字记录。所谓文以载道,「文」可以理解为表达「道」的形象工具。道可道非常道,道和文之间所表达的虽有偏差,但是道德五千言,还是离不开语言文字。玄奘西域取经,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五四倡白话代替文言,哪一种人文工作不是从语言开始?我以前在美国教书的时候,我们的系叫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有人问为什么不叫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又或者叫East Asian Civilization?我们都知道Oriental一词在七八十年代受东方主义研究兴起的影响而被淘汰。至于language一词的概括面是否全面恰当?当时系里年长的同事说,所有的文化文史研究,都是以语言为根本。所以用language一个字,就可以照顾到整个文化大范畴。我们系本身就兼顾语言、文学两大范畴,同时也要求外系老师参与教学,从理论讨论到材料掌握,进行跨系、跨范畴的研究,拓宽各人自己的视野和识见。
语言学涉猎面其实很广,举凡任何和语言甚至文字有关的现象,都值得深入探讨和分析。我的研究重点放在汉语,对历时和共时变化的观察、对方言之间的异同、对汉语教学所面对的各种课题,我或多或少都做过一些研究,发表过一些文章。不过这许多年来,我的兴趣一直集中在粤语。我在中大上研究院的时候,老师是周法高先生,他让我写粤语语法,这就决定我接着几十年的研究路子。我来美国唸书,老师是张琨先生,他让我写敦煌语法,启发我从历史角度切入,探讨历时语法变化的轨迹。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开始搜集有关十九世纪粤语的老材料,研究早期粤语。我在香港工作期间,得到香港政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资助,让我能集中精神在这方面做深入的研究,建立资料库。我前后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早期粤语的文章,特别是拟构粤语在这快两百年间的语音和语法递变规律。这次讲座,就把一部分的研究分成两讲,借以描述早期粤语中一些特殊现象。第一讲是有关粤语语法,利用早期传教士等编写的粤语口语教材,摘取其中一些特别用例,究其所以,进行一种比较有系统的语法分析。第二讲的重点是粤音,所用的材料是一份1866年编制的中英双语地图,把其中有关香港、九龙和新界一带的地名,归拢在一起,考察当时地名註音所代表的到底是什么语言?是早期粤语,还是别地方言?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对比十九世纪的读音和今日二十一世纪粤语的发音,从同异中找寻这一百多年语音演变的痕迹。两讲所据原有文章都在文中一一列明。
至于第三讲,我选了一个文学的题目,讨论鲁迅的小说。我不是研究文学的人,但对文学、特别是小说别有偏爱。我曾经教过古典和现代小说,也写过一些有关文章;但因为不是科班出身,没有接受过正式的训练,讨论未免有嫌是野狐禅。我研究语言,因为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张口吐舌,发放声音,每个声音、每个词语、每个句子,都是按着一定的规律组合,表达自己心中想表达的意思。要是在声音高低、用词造句方面,略有挪动,那么表达的意思或语气也就有所不同。要是我能从语言表面呈现的现象而理出语言背后的规律和变化,那么我想研究文学也应该可以循着同样路子,解构文本。文学创作,呕心沥血。一字一句背后又何尝不能说明作者写作时的用心良苦?我就是想从小说的文字中找出文字背后所蕴藏的涵义。我这次讨论的是鲁迅名作《祝福》。野人献曝,我讲演的时候,在座许多都是研究文学的专家学者,我战战兢兢之余,最后用了「鲁班门前说鲁迅」一句作为结语,就是为了向听众表示我由衷感到的不足。
这次讲演的稿子,承中文大学出版社不弃,辑成小书。书名就以《一切从语言开始》为题。文章按讲演形式发表,以口语为主,文字略作润饰。文中不详列脚註或引用书目,但是在讨论中有必须交代的地方,就另作说明。三讲部分内容曾在不同学术会议上发表,有关粤语的两讲则根据已发表多篇文章修改成稿,讨论部分较简略,详细内容请参看原文。书前附有邓思颖教授为讲演撰写的讲着简介,谬誉有加,实在愧不敢当。
我研究粤语的计划,前后得到片冈新、郭必之和姚玉敏三位先生多年的鼓励和协助,在香港讲演的那三天,在场听众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供我参考,铭感之心,非语言所能形容。新亚讲演是陈佩莹小姐负责一切,筹备工作前后进行几近一年,会前会后的许多细节和活动,都是她一手包办。这次讲演一切进行顺利,陈小姐居功至大。在港期间,得到大学各同仁热心的招待,实在感激。特别是新亚书院的黄乃正教授、朱嘉濠教授、陈新安教授,中文系的何志华教授、邓思颖教授,在百忙中抽空主持讲演、设宴款待,再三多谢。演讲后,得到出版社社长甘琦女士、经理黄丽芬女士、和编辑叶敏磊女士、余敏聪先生全力策划出版事宜,万分感激。第一讲承黄俊浩先生按当日演讲发言誊写全稿,以便修订,而三讲全文蒙彭佩玲小姐细心校正,费心劳神,在此一併多谢。我特别要借这个机会向陈志新先生表示感谢。这许多年来,陈先生大力支持新亚书院的活动。因为他的慷慨情怀,新亚才能每年如期举行钱宾四先生学术讲座,让各地学者有机会来到新亚进行学术交流,秉承新亚精神,十万里、五千载,共同结队前行,向着不同研究领域共同迈进。
我研究粤语,但粤语并不是我的母语。我原籍江苏镇江,生于上海,在香港长大。我能说粤语,但总有外乡人的腔调,但是在新亚上学的时候,同班同学常常纠正我的发音。我能说国语,其实也是在新亚接受的训练。当年我们必得修读国语,老师是王兆麟先生。他是北京人,教我们说国语,一个字一个字的调教、一个一个声音的改正。有人说我是双声带,其实都是从新亚开始。总其言,我的一切从十七岁到今年七十岁都是新亚给我的机会,让我成长。十七岁的我是充满好奇的小伙子,七十岁的我是个衷心感到满足的老人。不过,我还是充满童真的好奇心,对什么都会感到兴趣,只是有时候会感到力不从心。我家住在加州三藩市附近一个小城,叫小山城。后院向东,前门朝西。每天早晚都可以看到云起云落的景象。我知道,我在院子里一坐,坐看云起时,就会想到远隔重洋的云起轩、云起轩里的大碗牛肉面、云起轩中的诸位好友。
张洪年序于小山城
2016年深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