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胡适认为：中国思想史，其实只是一部寒伧史。
继《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和《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后，江勇振教授推出《舍我其谁：胡适，第三部：为学论政，1927-1932》。
1927至1932年这段期间，是胡适在思想上变化极大的一个阶段。一方面，他提出中国比日本更为现代化的奇论；另一方面，他对中国历史传统的评价极为负面，他说，中国思想史，其实只是一部寒伧史。
胡适在1926到1927年欧游期间，患了法西斯主义急惊风，礼赞国民党以党统军、领政的伟大。这个急惊风退烧以后，他在《新月》杂志上演了一出看似单挑国民党，其实是「阎王好惹、小鬼难缠」的精彩戏码。然而，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开始走近蒋介石。他在1930年底回到北大，从事北大中兴的工作。从这个时候开始到1930年代中期，是胡适在思想上变化极大的一个阶段。一方面，他比较中日两国的现代化，提出了中国比日本更为现代化的奇论。他说，日本是现代化其表，而封建其实。反之，中国的现代化看似迂回迟缓，其实是最彻底的。在另一方面，当时的胡适对中国历史传统的评价极为负面。他说中国思想史，只是一部寒伧史。胡适一生当中没有完成他的《中国哲学史》的全卷。其原因除了他狐狸才、刺猬心的矛盾以外，还有他1920年代在中国哲学史诠释上所产生的一个断层，以及他在抗战、冷战时期的曲笔。更重要的是，中国思想史对晚年的胡适而言，已经味同嚼蜡，索然无味。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江勇振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任美国印第安那州私立德堡（DePauw）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着作包括：《张君劢传》（台湾商务，1979）；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19-1949（《社会工程与中国社会科学, 1919-194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Performing Masculinity and the Self: Love, Body, and Privacy in Hu Shi”（〈男性与自我的扮相：胡适的爱情、躯体、与隐私观〉）,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3.2 （May, 2004）, 305-332；“Womanhood, Motherhood and Biology: The Early Phases of The Ladies’ Journal, 1915-1925”（〈女性、母性与生物界通律：《妇女杂志》的前半期，1915-1925〉）, Gender & History, 18.3（November 2006）, 519-543；《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联经，2007；新星，2006）；（增订版）（新星，2012）；《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联经，2011；新星，2011）；《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联经，2013；浙江人民，2013）；“Appropriating Dewey: Hu Shi and His Translation of Dewey’s ‘Social and Philosophical Philosophy’ Lectures Series in China”（〈挪用杜威：胡适翻译杜威在华的「社会政治哲学」系列演讲〉）, European Journal of Pragmatism and American Philosophy, 7.2 （December, 2015）, pp. 71-97.
江勇振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任美国印第安那州私立德堡（DePauw）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着作包括：《张君劢传》（台湾商务，1979）；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19-1949（《社会工程与中国社会科学, 1919-194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Performing Masculinity and the Self: Love, Body, and Privacy in Hu Shi”（〈男性与自我的扮相：胡适的爱情、躯体、与隐私观〉）,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3.2 （May, 2004）, 305-332；“Womanhood, Motherhood and Biology: The Early Phases of The Ladies’ Journal, 1915-1925”（〈女性、母性与生物界通律：《妇女杂志》的前半期，1915-1925〉）, Gender & History, 18.3（November 2006）, 519-543；《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联经，2007；新星，2006）；（增订版）（新星，2012）；《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联经，2011；新星，2011）；《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联经，2013；浙江人民，2013）；“Appropriating Dewey: Hu Shi and His Translation of Dewey’s ‘Social and Philosophical Philosophy’ Lectures Series in China”（〈挪用杜威：胡适翻译杜威在华的「社会政治哲学」系列演讲〉）, European Journal of Pragmatism and American Philosophy, 7.2 （December, 2015）, pp. 71-97.
图书目录
前言
序幕
第一章 从自由人权，到安定为先
从对国民党幻灭到妥协的开始
联美反制国民政府：中基会改组
阎王好惹，小鬼难缠：人权与约法
借反蒋的东风向蒋介石要约法
第二章 中日现代化，还是中国行
从「岛夷」到「完全欧化之国」
日本是亚洲现代化的典范
日本：现代其表、封建其实
「杜威教我怎样思想」──日本篇
中日比较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不绝如缕
第三章 天字号学阀，明星级教授
人在上海、心在北大
中兴北大
缔造北大成为「文科的北京协和医学院」
努力作学阀：作得大、教得棒、活得好
第四章 中国思想史，一部寒伧史
中国哲学史诠释的断层
重新定位中国哲学史的诠释：1920年代
寒伧中国思想史观的成形：1930年代
抗日爱国史观
反共史观
幕间小结
序幕
第一章 从自由人权，到安定为先
从对国民党幻灭到妥协的开始
联美反制国民政府：中基会改组
阎王好惹，小鬼难缠：人权与约法
借反蒋的东风向蒋介石要约法
第二章 中日现代化，还是中国行
从「岛夷」到「完全欧化之国」
日本是亚洲现代化的典范
日本：现代其表、封建其实
「杜威教我怎样思想」──日本篇
中日比较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不绝如缕
第三章 天字号学阀，明星级教授
人在上海、心在北大
中兴北大
缔造北大成为「文科的北京协和医学院」
努力作学阀：作得大、教得棒、活得好
第四章 中国思想史，一部寒伧史
中国哲学史诠释的断层
重新定位中国哲学史的诠释：1920年代
寒伧中国思想史观的成形：1930年代
抗日爱国史观
反共史观
幕间小结
图书序言
前言
任何作者在自己的作品出版以后，就对其作品失去了诠释的掌控权。毫无疑问地，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一定有其主张与想法。然而，作品一旦发表，就好像是放在美术馆里的展览品一样。观众要如何品头论足，已经不再是作者所能置喙的了。谚语说瞎子摸象，意指以偏概全。然而，作品一旦发表以后，就已经超越了瞎子摸象的层次。如果一个读者觉得大象的鼻子是大象之所以为大象的理由，而执意从象鼻来观全象，那是读者的特权。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提出的「作者已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的概念，把传统作者独尊的角色给根本否决掉了：
当我们相信「作者」的时候，他是被视为是其着作的历史：作品与作者自动地被视为是站在一条分为「之前」与「之后」的一条线的两端。作者是孕育了这本书的人。这也就是说，他是在书之前存在的人；是为之劳神、为之吃苦、为之而活的人。作者跟他的书的先后关系，就像是父亲跟孩子一样。
罗兰‧巴特说，所谓作者所炮制出来的文字，说穿了其实不值一文钱：
我们现在知道一个文本（text)，并不是一串释放出一种「神祇的」（theological）意义（作者─神的「旨意」）的文字，而是五花八门的着作──其中没有一样具有原创性──掺杂、碰撞于其间的一个多维的空间。一个文本，就是从各色各样的文化中心（innumerable centres of culture）所撷取过来的引文（quotations)的组合。
换句话说，从罗兰‧巴特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作者都是文抄公：「他唯一的能力（power），就是调配不同的着作。用其中的一些说法来反驳其他说法，而从来就不站在任何一方。」那能赋予一个作品以意义的，是读者：
读者是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作品的引文可以镌刻于其间而不虞有任何遗漏的空间：一个文本的统一性不在于其起点，而是在于其终点。然而，这个终点已经不再是个人：读者没有历史、传记、与心理。
罗兰‧巴特这篇文章让人石破天惊的结语就是：「读者的诞生，就必须以作者之死作为代价。」
我认为罗兰‧巴特「作者已死」的论点过分极端。从他所有的作者都是文抄公的角度来看，作者根本就不是写作的人，而是语言本身。这个「语言本身」是作者的说法，以及读者不是「个人」、「没有历史、传记、与心理」的说法，都未免太先验、玄缈了。同时，这也等于把作者视为像傀儡一样，完全抹杀了作者──至少是杰出的作者──的原创力。
我比较喜欢的，是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观点。他在〈何为作者？〉（What Is An Author?）一文里说：
作者的名字不是其人在民法上的身分，也不是虚构的；它是处于那能让新论述群（new groups of discourse）及其特殊的存在模式诞生的断裂处的裂缝中。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文化里，作者的名字是伴随着某些特定的──而非其他──文本而出现的一个变数：一封私信有署名者，但他不是作者；一个合约有担保人，但他不是作者；同样地，一张贴在墙上的无名海报也许有制作者，但他不可能是作者。在这个意义下，作者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an author）在于显示出一个社会里某种论述的存在、流通，以及运作。
傅柯把「作者的功能」放在论述的脉络之下来检视。这种诠释既有颠覆、又有解放作者这个概念的优点。一方面，它能解释为什么大多数的作者都是属于罗兰‧巴特所鄙夷的文抄公的类型，因为他们都只是在当下流行的论述里吐丝作茧；另一方面，它又能解释历史上代代常有开山之作出现的光辉灿烂的现象：
然而，很明显的，即使在论述的领域里，一个人可以不只是一本书的作者。他可以是一个能让无数的新书与作者在其理论、传统、甚至其所创的整个学科里滋生繁衍的创始者。为了说明方便起见，我们可以说这些作者是站在一种「超论述」（transdiscursive）的位置。
荷马、亚理斯多德、基督教的元老，以及最早的数学家、希波克拉底传统（Hippocratic tradition）〔注：希腊医学传统〕的缔造者所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这种类型的作者，我相信跟我们的文明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但是，我认为十九世纪欧洲出现了一种异类的作者。我们不能把他们和文学「大师」、宗教经典的作者、或科学创始者放在一起。我随手拈来，就称唿他们是「论述的创始者」（initiators of discursive practices）。
佛洛伊德、马克思，就是傅柯心目中的十九世纪欧洲的「论述的创始者」的典型：「这些作者最特出的贡献在于他们所创制出来的，不只是他们自己的着作，而且是让后继者能够据以创制其他文本的可能性与规则。」他们「在他们所创始的论述领域里，除了他们自己的学说以外，还留下了可以引介入其他成分的空间。」换句话说，佛洛伊德与马克思的贡献不只在于他们各自所留下来的鉅着。更重要的，是「他们为论述创建了无穷的可能性。」
相对于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论，傅柯的「作者的功能」论提供了一个更具有说服力的角度来看读者所占有的地位。大多数的作者，亦即，罗兰‧巴特意义下的「文抄公」的作者，诚然都只不过是在当下流行的论述里打转，毫无新意。然而，绝大多数的读者何尝不然？绝大多数的读者所咀嚼、并引以为是的，也不啻「文抄公」作者吐丝而成之茧而已。
绝大多数的作者与读者都是活在当下流行的论述里。因此，任何与当下流行的论述牴触的说法，都不可能会立即被接受。学术的成长固然有其积累的部分。然而，断裂也是学术成长一个重要的因素。所谓的学术的成长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说法就是一个似是而非之论。文化人类学家克理福德‧纪尔兹（Clifford Geertz）说得好：
我们对文化──不管是复数还是单数意义下的文化──的认识，是以跳跃式（spurts）的方式进展的。文化分析不是一条逐步积累成长的曲线，而毋宁是类似那种以断裂、但却又具有连贯性关系的越来越浓密的点状来呈现的（a disconnected yet coherent sequence of bolder and bolder sorts）。研究并不是建立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的，亦即，不是在前人所歇息之处接手挺进的；而是基于更好的讯息、更好的观念，而对同样的问题作更深入的分析。任何严谨的文化分析都是从另辟蹊径开始，一直到它穷尽了其思想的激力而后矣。它会去运用前人所发现的事实，它会去使用前人所发展出来的观念，它会去测试前人所建构出来的假设。但其进程不是从已证的命题去发展出新证的命题，而是一种跌跌撞撞式的摸索（an awkward fumbling）。从最基本开始，从已证的主张到超越它。一个研究之所以能被视为是一个突破，是因为它比先前的研究更为精到（incisive）──不管我们如何定义这个字眼。我们与其说它是建立在前人的肩膀上，不如说它是在前人的挑战之下挑战前人，与他们竞逐。
又：
文化研究在本质上是残缺不全的。更糟的是，我们越往深处走，它越是不完整。它是一个诡异（strange）的科学。其最能动人心弦（telling）的诠释，往往就是建立在立足点上最如履薄冰的基础上（tremulously based）。这种诠释会──在研究者自己心里与别人心里──激起强烈的怀疑，质疑其正确性。但这──再加上用丈二金刚抓不着头脑（obtuse）的问题去折磨心思细腻的人──就是民族学者所作的事……人类学，至少诠释人类学，是一种科学，其进步的象征不在于达到意见一致（consensus）的境界，而毋宁是在于精益求精的辩难（a refinement of debate）。那进步的所在，就展现在我们唇枪舌剑时招招精准的表现（the precision with which we vex each other）。
序幕
胡适1950年在美国《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了〈在史达林战略里的中国〉（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在这篇文章里，胡适回忆了他1927年4月经过东京的时候，在《东京朝日新闻》的一个展览之所见：
1927年3月24日，北方军阀军队逃离以后，国民党军队进入南京，野蛮地攻击了南京的外国人，劫掠、破坏外国人的住所以及领事馆，杀死了一些外国人，包括美国金陵大学的副校长〔威廉斯（John Williams）〕。外国驻在长江上的军舰被迫开砲制止进一步的暴力，并引领逃生的外国人避难到军舰上。
〔耶鲁大学的〕赖德烈（Latourette）教授说：「这个（南京）事件激怒了外国人，使得在一时间里，眼看着全面干预（extensive intervention）即将发生。」
「南京事件」发生当天，我正在从纽约到芝加哥的旅途上。我可以感觉得到美国对北伐军一直到当天为止具有的好感的舆论，一夕之间逆转。
然而，一直要到将近一个月以后，在我抵达东京，一个外务省的日本朋友带我参观的时候，我才真正了解到这个事件距离造成「全面（外力）干预」有多近。当时《东京朝日新闻》正在其新大楼举办一个「现代新闻展览」。我的日本朋友对我说：「胡适博士！我要你参观一个小房间。」这个小房间的三面墙上贴满了当时从南京、上海送到《东京朝日新闻》总部的电报原件：劫掠南京日本领事馆、亵渎日本天皇玉照、日本领事馆上尉因为不准抵抗的命令而准备切腹，等等的电报。在1927年3月24日当天，就有超过400件的紧急电报。
我的朋友对我说：「你甚至在今天都还可以感受到日本在那浩劫的一天的感受如何。」他接着告诉我列强如何严肃地会商是否干涉。根据他所得到的消息，日本是反对干涉的政府之一。
胡适这个二十三年以后所作的回忆究竟有多信实是值得怀疑的。晚年的胡适，为了反共，有作伪的倾向。这是我在第四部第三、第四章分析的重点之一。然而，胡适在《东京朝日新闻》的小房间里所看到的展示，以及他外务省日本朋友对他所说的话究竟有多信实不是重点。重点是胡适用这段回忆所要表达的主旨。胡适这篇论文名为〈在史达林战略里的中国〉。顾名思义，就是要强调史达林在中国的阴谋。胡适的重点是在强调所有从「五卅惨案」以后的反英示威与杯葛运动，占领汉口英租界，到北伐军在南京、上海的暴行，都是排外的行动，而且都是由史达林利用「联俄容共」的阴谋嗾使共产党挑衅造成的：
我们今天回顾过去，南京事件可以说是这一系列蓄意造成的排外举动。其目的就是要迫使列强用武力干预，以至于造成一个「帝国主义战争」的形势──我们必须记得，那就是史达林以及「共产国际」认为革命成功所必须要有的「客观条件」。
史达林的阴谋没有得逞，胡适说是由于列强与蒋介石的明智，没有堕入共产党所设计的圈套。因此，成功地化解了共产党的诡计：
1925到1926年间「五卅惨案」以后那汹涌澎湃的反英示威与杯葛运动，其目的就是在粉碎英国在华的权力，迫使英国用武力干预。但是，英国选择不反击。甚至在汉口的英租界在1927年1月4日被用武力的方式占领以后，英国政府坚持同样的政策，命令其公使到汉口与当时被共产党所控制的武汉政权交涉。英国在汉口、九江的租界，就在这次的谈判归还中国。
但是，英国这种不抵抗的态度，击败了共产党试图把英国推到墙角以造成国际战争的策略。3月24日的南京事件，非常可能也是一个蓄意的策略，试图一举引起列强武力的干预。一如我所指出的，那几乎成为事实。
胡适说列强之所以没用武力干预，是因为英国没有落入史达林制造共产革命的条件的圈套。更重要的，是因为蒋介石识破了共产党的诡计，而适时「清党」的结果：「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温和派决定与共产党『分道扬镳』（split）、并把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清出党外的决定，化解了列强干预、共产革命的危险。」
这是胡适1950年在〈在史达林战略里的中国〉一文里，对从「五卅惨案」一直到国民党「清党」这一段历史的回忆。值得令人省思的是，胡适自己在二十三年以前所写的文字则大异其趣。首先，我要用胡适自己在1927年间所写的文章，来指出胡适在这个晚年的回忆里说，美国的舆论对北伐军本来一直具有好感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我在《日正当中》第八章里提到了《纽约时报》从1927年3月2日到5日，连续四天刊载了费德列克‧穆尔（Frederick Moore）四篇有关中国的特稿。穆尔的特稿形容当时已经进逼上海的北伐军「完全没有训练，其实就是土匪而已。」穆尔说，在租界的欧美人士都嘲笑中国人怕死，嘴巴喊自决、平等、排外，外国军队一到，就噤若寒蝉了。他轻蔑地说，归国留学生号称中国为中华民国。他说，其实连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他们的新国号。他说一般中国人也不称自己为中国人。他是甘肃人、直隶人，或者是湖南人。北京对一般支那人来说是远在天边。他说那一生贡献给中国的传教士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他们梦想一两个运动就可以把中国现代化。他说一个全国加起来只有八千英里长的铁路、五千辆汽车、大学的水平甚至比不上美国的中学的国家，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民国呢？帝制其实要更适合中国。
胡适连看了穆尔这四篇用轻佻的语气侮蔑中国的话。盛怒之下的他在1927年3月5日，打了一封电报给《纽约时报》的主笔尼克拉司‧罗斯福（Nicholas Roosevelt），向他提出抗议：
费德列克‧穆尔的几篇通讯，让我愤慨已极。在目前这样一个危机时刻，这种反动、特别是轻佻的态度，除了造成反感以外，什么好处都没有。一个到现在仍然相信帝制适合中国、同时又讥诋一个伟大的国民运动的人，完全没有资格代表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大报。
当时在英国、美国自愿充当国民党义务宣传员的胡适，极力地试图扭转英美两国反对北伐军的舆论。由于当时国民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西方国家很自然地是以布尔什维克来描述北伐军，而且以「赤色将军」（Red General）来指称蒋介石。胡适坚决反对这种标签。他说北伐军连粉红色都谈不上！他在纽约《太阳报》（The Sun）的专访里说：
作为一个超然的自由主义者，我预测这个运动终会成功，把中国统一在国民党所组织的政府之下。
这不是一个排外、反美的运动。但是，它有一个我认为是很自然而且合理的要求。那就是所有外国人在过去八十年中所享有的特权必须要废除，所有今后想要在中国居住、贸易的外国人，都必须和中国人一样服从中国的法律。
就以「南京事件」来说，他在1950年所作的回忆，也迥异于他在事件发生当下的说法。他在1927年4月1日写信给他美国的好友葛内特（Lewis Gannett）的信里说：
我对南京发生的事情仍然百思不解。威廉斯（Williams）之死绝对不是排外的预谋。你看到了鲍威尔〔注：John Powell，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发行人〕发送、发表在芝加哥报纸上的包文（Bowen）博士〔注：Arthur Bowen，金陵大学校长〕的证词了吗？早先有关他〔威廉斯〕死亡的报导纯粹就是谎言──虽然是具有基督教感化意义的玩意儿。包文博士说他们（包括威廉斯）当时正走着，看见了一个在抢劫的兵。威廉斯用中文教训他，他转身对威廉斯开枪。
但接着发生的事情，就完全不是我的想像力所能理解的了。报纸上发表的许多报导，那些新闻记者都该被关到精神病院里去。很显然地，有些人希望把那儿的问题无限地渲染。
任何作者在自己的作品出版以后，就对其作品失去了诠释的掌控权。毫无疑问地，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一定有其主张与想法。然而，作品一旦发表，就好像是放在美术馆里的展览品一样。观众要如何品头论足，已经不再是作者所能置喙的了。谚语说瞎子摸象，意指以偏概全。然而，作品一旦发表以后，就已经超越了瞎子摸象的层次。如果一个读者觉得大象的鼻子是大象之所以为大象的理由，而执意从象鼻来观全象，那是读者的特权。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提出的「作者已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的概念，把传统作者独尊的角色给根本否决掉了：
当我们相信「作者」的时候，他是被视为是其着作的历史：作品与作者自动地被视为是站在一条分为「之前」与「之后」的一条线的两端。作者是孕育了这本书的人。这也就是说，他是在书之前存在的人；是为之劳神、为之吃苦、为之而活的人。作者跟他的书的先后关系，就像是父亲跟孩子一样。
罗兰‧巴特说，所谓作者所炮制出来的文字，说穿了其实不值一文钱：
我们现在知道一个文本（text)，并不是一串释放出一种「神祇的」（theological）意义（作者─神的「旨意」）的文字，而是五花八门的着作──其中没有一样具有原创性──掺杂、碰撞于其间的一个多维的空间。一个文本，就是从各色各样的文化中心（innumerable centres of culture）所撷取过来的引文（quotations)的组合。
换句话说，从罗兰‧巴特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作者都是文抄公：「他唯一的能力（power），就是调配不同的着作。用其中的一些说法来反驳其他说法，而从来就不站在任何一方。」那能赋予一个作品以意义的，是读者：
读者是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作品的引文可以镌刻于其间而不虞有任何遗漏的空间：一个文本的统一性不在于其起点，而是在于其终点。然而，这个终点已经不再是个人：读者没有历史、传记、与心理。
罗兰‧巴特这篇文章让人石破天惊的结语就是：「读者的诞生，就必须以作者之死作为代价。」
我认为罗兰‧巴特「作者已死」的论点过分极端。从他所有的作者都是文抄公的角度来看，作者根本就不是写作的人，而是语言本身。这个「语言本身」是作者的说法，以及读者不是「个人」、「没有历史、传记、与心理」的说法，都未免太先验、玄缈了。同时，这也等于把作者视为像傀儡一样，完全抹杀了作者──至少是杰出的作者──的原创力。
我比较喜欢的，是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观点。他在〈何为作者？〉（What Is An Author?）一文里说：
作者的名字不是其人在民法上的身分，也不是虚构的；它是处于那能让新论述群（new groups of discourse）及其特殊的存在模式诞生的断裂处的裂缝中。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文化里，作者的名字是伴随着某些特定的──而非其他──文本而出现的一个变数：一封私信有署名者，但他不是作者；一个合约有担保人，但他不是作者；同样地，一张贴在墙上的无名海报也许有制作者，但他不可能是作者。在这个意义下，作者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an author）在于显示出一个社会里某种论述的存在、流通，以及运作。
傅柯把「作者的功能」放在论述的脉络之下来检视。这种诠释既有颠覆、又有解放作者这个概念的优点。一方面，它能解释为什么大多数的作者都是属于罗兰‧巴特所鄙夷的文抄公的类型，因为他们都只是在当下流行的论述里吐丝作茧；另一方面，它又能解释历史上代代常有开山之作出现的光辉灿烂的现象：
然而，很明显的，即使在论述的领域里，一个人可以不只是一本书的作者。他可以是一个能让无数的新书与作者在其理论、传统、甚至其所创的整个学科里滋生繁衍的创始者。为了说明方便起见，我们可以说这些作者是站在一种「超论述」（transdiscursive）的位置。
荷马、亚理斯多德、基督教的元老，以及最早的数学家、希波克拉底传统（Hippocratic tradition）〔注：希腊医学传统〕的缔造者所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这种类型的作者，我相信跟我们的文明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但是，我认为十九世纪欧洲出现了一种异类的作者。我们不能把他们和文学「大师」、宗教经典的作者、或科学创始者放在一起。我随手拈来，就称唿他们是「论述的创始者」（initiators of discursive practices）。
佛洛伊德、马克思，就是傅柯心目中的十九世纪欧洲的「论述的创始者」的典型：「这些作者最特出的贡献在于他们所创制出来的，不只是他们自己的着作，而且是让后继者能够据以创制其他文本的可能性与规则。」他们「在他们所创始的论述领域里，除了他们自己的学说以外，还留下了可以引介入其他成分的空间。」换句话说，佛洛伊德与马克思的贡献不只在于他们各自所留下来的鉅着。更重要的，是「他们为论述创建了无穷的可能性。」
相对于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论，傅柯的「作者的功能」论提供了一个更具有说服力的角度来看读者所占有的地位。大多数的作者，亦即，罗兰‧巴特意义下的「文抄公」的作者，诚然都只不过是在当下流行的论述里打转，毫无新意。然而，绝大多数的读者何尝不然？绝大多数的读者所咀嚼、并引以为是的，也不啻「文抄公」作者吐丝而成之茧而已。
绝大多数的作者与读者都是活在当下流行的论述里。因此，任何与当下流行的论述牴触的说法，都不可能会立即被接受。学术的成长固然有其积累的部分。然而，断裂也是学术成长一个重要的因素。所谓的学术的成长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说法就是一个似是而非之论。文化人类学家克理福德‧纪尔兹（Clifford Geertz）说得好：
我们对文化──不管是复数还是单数意义下的文化──的认识，是以跳跃式（spurts）的方式进展的。文化分析不是一条逐步积累成长的曲线，而毋宁是类似那种以断裂、但却又具有连贯性关系的越来越浓密的点状来呈现的（a disconnected yet coherent sequence of bolder and bolder sorts）。研究并不是建立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的，亦即，不是在前人所歇息之处接手挺进的；而是基于更好的讯息、更好的观念，而对同样的问题作更深入的分析。任何严谨的文化分析都是从另辟蹊径开始，一直到它穷尽了其思想的激力而后矣。它会去运用前人所发现的事实，它会去使用前人所发展出来的观念，它会去测试前人所建构出来的假设。但其进程不是从已证的命题去发展出新证的命题，而是一种跌跌撞撞式的摸索（an awkward fumbling）。从最基本开始，从已证的主张到超越它。一个研究之所以能被视为是一个突破，是因为它比先前的研究更为精到（incisive）──不管我们如何定义这个字眼。我们与其说它是建立在前人的肩膀上，不如说它是在前人的挑战之下挑战前人，与他们竞逐。
又：
文化研究在本质上是残缺不全的。更糟的是，我们越往深处走，它越是不完整。它是一个诡异（strange）的科学。其最能动人心弦（telling）的诠释，往往就是建立在立足点上最如履薄冰的基础上（tremulously based）。这种诠释会──在研究者自己心里与别人心里──激起强烈的怀疑，质疑其正确性。但这──再加上用丈二金刚抓不着头脑（obtuse）的问题去折磨心思细腻的人──就是民族学者所作的事……人类学，至少诠释人类学，是一种科学，其进步的象征不在于达到意见一致（consensus）的境界，而毋宁是在于精益求精的辩难（a refinement of debate）。那进步的所在，就展现在我们唇枪舌剑时招招精准的表现（the precision with which we vex each other）。
序幕
胡适1950年在美国《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了〈在史达林战略里的中国〉（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在这篇文章里，胡适回忆了他1927年4月经过东京的时候，在《东京朝日新闻》的一个展览之所见：
1927年3月24日，北方军阀军队逃离以后，国民党军队进入南京，野蛮地攻击了南京的外国人，劫掠、破坏外国人的住所以及领事馆，杀死了一些外国人，包括美国金陵大学的副校长〔威廉斯（John Williams）〕。外国驻在长江上的军舰被迫开砲制止进一步的暴力，并引领逃生的外国人避难到军舰上。
〔耶鲁大学的〕赖德烈（Latourette）教授说：「这个（南京）事件激怒了外国人，使得在一时间里，眼看着全面干预（extensive intervention）即将发生。」
「南京事件」发生当天，我正在从纽约到芝加哥的旅途上。我可以感觉得到美国对北伐军一直到当天为止具有的好感的舆论，一夕之间逆转。
然而，一直要到将近一个月以后，在我抵达东京，一个外务省的日本朋友带我参观的时候，我才真正了解到这个事件距离造成「全面（外力）干预」有多近。当时《东京朝日新闻》正在其新大楼举办一个「现代新闻展览」。我的日本朋友对我说：「胡适博士！我要你参观一个小房间。」这个小房间的三面墙上贴满了当时从南京、上海送到《东京朝日新闻》总部的电报原件：劫掠南京日本领事馆、亵渎日本天皇玉照、日本领事馆上尉因为不准抵抗的命令而准备切腹，等等的电报。在1927年3月24日当天，就有超过400件的紧急电报。
我的朋友对我说：「你甚至在今天都还可以感受到日本在那浩劫的一天的感受如何。」他接着告诉我列强如何严肃地会商是否干涉。根据他所得到的消息，日本是反对干涉的政府之一。
胡适这个二十三年以后所作的回忆究竟有多信实是值得怀疑的。晚年的胡适，为了反共，有作伪的倾向。这是我在第四部第三、第四章分析的重点之一。然而，胡适在《东京朝日新闻》的小房间里所看到的展示，以及他外务省日本朋友对他所说的话究竟有多信实不是重点。重点是胡适用这段回忆所要表达的主旨。胡适这篇论文名为〈在史达林战略里的中国〉。顾名思义，就是要强调史达林在中国的阴谋。胡适的重点是在强调所有从「五卅惨案」以后的反英示威与杯葛运动，占领汉口英租界，到北伐军在南京、上海的暴行，都是排外的行动，而且都是由史达林利用「联俄容共」的阴谋嗾使共产党挑衅造成的：
我们今天回顾过去，南京事件可以说是这一系列蓄意造成的排外举动。其目的就是要迫使列强用武力干预，以至于造成一个「帝国主义战争」的形势──我们必须记得，那就是史达林以及「共产国际」认为革命成功所必须要有的「客观条件」。
史达林的阴谋没有得逞，胡适说是由于列强与蒋介石的明智，没有堕入共产党所设计的圈套。因此，成功地化解了共产党的诡计：
1925到1926年间「五卅惨案」以后那汹涌澎湃的反英示威与杯葛运动，其目的就是在粉碎英国在华的权力，迫使英国用武力干预。但是，英国选择不反击。甚至在汉口的英租界在1927年1月4日被用武力的方式占领以后，英国政府坚持同样的政策，命令其公使到汉口与当时被共产党所控制的武汉政权交涉。英国在汉口、九江的租界，就在这次的谈判归还中国。
但是，英国这种不抵抗的态度，击败了共产党试图把英国推到墙角以造成国际战争的策略。3月24日的南京事件，非常可能也是一个蓄意的策略，试图一举引起列强武力的干预。一如我所指出的，那几乎成为事实。
胡适说列强之所以没用武力干预，是因为英国没有落入史达林制造共产革命的条件的圈套。更重要的，是因为蒋介石识破了共产党的诡计，而适时「清党」的结果：「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温和派决定与共产党『分道扬镳』（split）、并把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清出党外的决定，化解了列强干预、共产革命的危险。」
这是胡适1950年在〈在史达林战略里的中国〉一文里，对从「五卅惨案」一直到国民党「清党」这一段历史的回忆。值得令人省思的是，胡适自己在二十三年以前所写的文字则大异其趣。首先，我要用胡适自己在1927年间所写的文章，来指出胡适在这个晚年的回忆里说，美国的舆论对北伐军本来一直具有好感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我在《日正当中》第八章里提到了《纽约时报》从1927年3月2日到5日，连续四天刊载了费德列克‧穆尔（Frederick Moore）四篇有关中国的特稿。穆尔的特稿形容当时已经进逼上海的北伐军「完全没有训练，其实就是土匪而已。」穆尔说，在租界的欧美人士都嘲笑中国人怕死，嘴巴喊自决、平等、排外，外国军队一到，就噤若寒蝉了。他轻蔑地说，归国留学生号称中国为中华民国。他说，其实连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他们的新国号。他说一般中国人也不称自己为中国人。他是甘肃人、直隶人，或者是湖南人。北京对一般支那人来说是远在天边。他说那一生贡献给中国的传教士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他们梦想一两个运动就可以把中国现代化。他说一个全国加起来只有八千英里长的铁路、五千辆汽车、大学的水平甚至比不上美国的中学的国家，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民国呢？帝制其实要更适合中国。
胡适连看了穆尔这四篇用轻佻的语气侮蔑中国的话。盛怒之下的他在1927年3月5日，打了一封电报给《纽约时报》的主笔尼克拉司‧罗斯福（Nicholas Roosevelt），向他提出抗议：
费德列克‧穆尔的几篇通讯，让我愤慨已极。在目前这样一个危机时刻，这种反动、特别是轻佻的态度，除了造成反感以外，什么好处都没有。一个到现在仍然相信帝制适合中国、同时又讥诋一个伟大的国民运动的人，完全没有资格代表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大报。
当时在英国、美国自愿充当国民党义务宣传员的胡适，极力地试图扭转英美两国反对北伐军的舆论。由于当时国民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西方国家很自然地是以布尔什维克来描述北伐军，而且以「赤色将军」（Red General）来指称蒋介石。胡适坚决反对这种标签。他说北伐军连粉红色都谈不上！他在纽约《太阳报》（The Sun）的专访里说：
作为一个超然的自由主义者，我预测这个运动终会成功，把中国统一在国民党所组织的政府之下。
这不是一个排外、反美的运动。但是，它有一个我认为是很自然而且合理的要求。那就是所有外国人在过去八十年中所享有的特权必须要废除，所有今后想要在中国居住、贸易的外国人，都必须和中国人一样服从中国的法律。
就以「南京事件」来说，他在1950年所作的回忆，也迥异于他在事件发生当下的说法。他在1927年4月1日写信给他美国的好友葛内特（Lewis Gannett）的信里说：
我对南京发生的事情仍然百思不解。威廉斯（Williams）之死绝对不是排外的预谋。你看到了鲍威尔〔注：John Powell，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发行人〕发送、发表在芝加哥报纸上的包文（Bowen）博士〔注：Arthur Bowen，金陵大学校长〕的证词了吗？早先有关他〔威廉斯〕死亡的报导纯粹就是谎言──虽然是具有基督教感化意义的玩意儿。包文博士说他们（包括威廉斯）当时正走着，看见了一个在抢劫的兵。威廉斯用中文教训他，他转身对威廉斯开枪。
但接着发生的事情，就完全不是我的想像力所能理解的了。报纸上发表的许多报导，那些新闻记者都该被关到精神病院里去。很显然地，有些人希望把那儿的问题无限地渲染。
图书试读
第一章 从自由人权，到安定为先
胡适在1927年5月20日结束他欧美之游回到上海。这是他一生中在政治上最为脍炙人口的一段，原因就是他胆敢用约法跟国民党要人权。胡适的好友高梦旦的九兄在赞佩之余，为胡适取了一个「龙胆公」的谥号。事实上，胡适「龙胆公」单挑国民党的这个故事已经被演绎成了一个「神话」。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大家不去深究胡适约法与人权的来龙去脉，以及他所抨击的对象；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家懵懂于这是胡适一生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上大起大落的阶段。把这个「神话」拉回人间，此其时也。
胡适在1927年确实是带着满腔对国民党的憧憬回到上海的。他回国以前，特别是在英国、美国的时候，根本就是国民党在海外义务的宣传员。当他抵达日本，在报上读到国民党清党、屠共的消息以后，他为国民党辩护，认为国民党已经清醒、找回自己了。他的朋友、学生都劝他留在日本观望一阵子。然而，他执意回中国为国民党效劳。只是，他一回国就立刻掉入了失望的深谷。胡适对国民党憧憬的幻灭，反映在他足足一年多的沉默。幻灭不只让他疏于记日记，也让他对国外的朋友封笔。然而，就在他幻灭与沉默的时候，他与国民党妥协的种子已经开始埋下了。
就在胡适已经开始跟国民党妥协的时候，却发生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改组的风波。这个1928年国民政府改组中基会的事件，所知的人并不多。历来的研究，都把这个事件诠释成为胡适维护中基会独立的努力。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在改朝换代之际，罢黜曹锟所派任的中国董事，以新朝所任命的董事取而代之。此举违反了中基会董事出缺由董事自行遴选的原则。诚然，这个中基会改组的事件是牵涉到了政治干预基金会独立运作的问题。然而，其所反映的，同时也是北伐成功、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试图展现其主权，贯彻其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国民政府与列强角力的外交事件。中基会不但是管理美国所退还的庚款──中国近代帝国主义沧桑史上最为屈辱的一页──的机构，它而且是北洋政府时期所成立的。国民政府要外抗强权、内除军阀，还有什么比改组中基会更能作为展现其主权的试金石？
胡适在1927年5月20日结束他欧美之游回到上海。这是他一生中在政治上最为脍炙人口的一段，原因就是他胆敢用约法跟国民党要人权。胡适的好友高梦旦的九兄在赞佩之余，为胡适取了一个「龙胆公」的谥号。事实上，胡适「龙胆公」单挑国民党的这个故事已经被演绎成了一个「神话」。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大家不去深究胡适约法与人权的来龙去脉，以及他所抨击的对象；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家懵懂于这是胡适一生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上大起大落的阶段。把这个「神话」拉回人间，此其时也。
胡适在1927年确实是带着满腔对国民党的憧憬回到上海的。他回国以前，特别是在英国、美国的时候，根本就是国民党在海外义务的宣传员。当他抵达日本，在报上读到国民党清党、屠共的消息以后，他为国民党辩护，认为国民党已经清醒、找回自己了。他的朋友、学生都劝他留在日本观望一阵子。然而，他执意回中国为国民党效劳。只是，他一回国就立刻掉入了失望的深谷。胡适对国民党憧憬的幻灭，反映在他足足一年多的沉默。幻灭不只让他疏于记日记，也让他对国外的朋友封笔。然而，就在他幻灭与沉默的时候，他与国民党妥协的种子已经开始埋下了。
就在胡适已经开始跟国民党妥协的时候，却发生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改组的风波。这个1928年国民政府改组中基会的事件，所知的人并不多。历来的研究，都把这个事件诠释成为胡适维护中基会独立的努力。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在改朝换代之际，罢黜曹锟所派任的中国董事，以新朝所任命的董事取而代之。此举违反了中基会董事出缺由董事自行遴选的原则。诚然，这个中基会改组的事件是牵涉到了政治干预基金会独立运作的问题。然而，其所反映的，同时也是北伐成功、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试图展现其主权，贯彻其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国民政府与列强角力的外交事件。中基会不但是管理美国所退还的庚款──中国近代帝国主义沧桑史上最为屈辱的一页──的机构，它而且是北洋政府时期所成立的。国民政府要外抗强权、内除军阀，还有什么比改组中基会更能作为展现其主权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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