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從無到有再到無，解放詩的更多可能性 智慧與經驗淬鍊而成的人生之詩 《迷路蝴蝶》是學者也是詩人李有成近十年來，於生活和行旅中有感而作，所完成的詩集，共收入二十八首詩作，敘事與抒情並重，著墨曆史、生態與記憶等。詩題包括對戰爭時事之抒發、與友人往來之情誼及對生命樣態之體悟等。《迷路蝴蝶》也反映瞭詩人對詩的語言和意象之要求，以及隨著年歲日增之後，對於詩的可能性與整體性的看法。除瞭詩作外，詩末亦多附有解釋創作緣由之附記和照片。 《迷路蝴蝶》一書也有作者李有成行旅參訪或遊曆有感而創作的詩作，如〈訪馬剋思故居〉寫德國的特裏爾、赴波蘭剋拉考夫參訪而作的〈在辛波絲卡墓前〉、〈石頭記〉源於三訪京都龍安寺之故；也有對研究、對所讀之書有感之作，例如：〈讀阿多尼斯的《奧德修斯》有感〉、〈種族主義辯證法〉；與友人交往如〈深夜訪陳瑞獻於古樓畫室〉、〈和張錯詩〈夏蟬〉〉；緬懷故人之作如：寫給餘光中的〈我隻有寫詩悼念您〉以及哀悼摯友李永平的〈齣海〉；點題的〈迷路蝴蝶〉以及〈鱟魚標本〉為生態敘事之抒情創作，從生態的樣貌觀察，進而發想到生命甚至昇華至哲學思維之可能。 李有成：「這本詩集不拘一格，題材也不限於一時一地，在形式與語言上少瞭罣礙，關懷自然比之前的少作寬廣多元。反映在創作上，我彷彿從青年直接跨入老年，略過瞭壯年那個時期。」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李有成
現任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國立中山大學閤聘教授，曾任歐美研究所所長、《歐美研究》季刊主編、行政院國傢科學委員會（現科技部）外國文學學門召集人，及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並曾多年兼任國立颱灣大學與國立颱灣師範大學教授。其研究領域主要包括非裔與亞裔美國文學、當代英國小說、文學理論與文化批評等。
近期著作有《文學的多元文化軌跡》、《在理論的年代》、《文學的復音變奏》、《踰越：非裔美國文學與文化批評》、《在甘地銅像前：我的倫敦劄記》、《他者》、《離散》、《記憶》、《荒文野字》、《詩的迴憶及其他》、《和解：文學研究的省思》及詩集《鳥及其他》、《時間》等；另編有《帝國主義與文學生産》、《在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之間》（閤編）、《離散與傢國想像》（閤編）、《管見之外：影像文化與文學研究》（閤編）及《生命書寫》（閤編）等書。
李有成
現任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國立中山大學閤聘教授，曾任歐美研究所所長、《歐美研究》季刊主編、行政院國傢科學委員會（現科技部）外國文學學門召集人，及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並曾多年兼任國立颱灣大學與國立颱灣師範大學教授。其研究領域主要包括非裔與亞裔美國文學、當代英國小說、文學理論與文化批評等。
近期著作有《文學的多元文化軌跡》、《在理論的年代》、《文學的復音變奏》、《踰越：非裔美國文學與文化批評》、《在甘地銅像前：我的倫敦劄記》、《他者》、《離散》、《記憶》、《荒文野字》、《詩的迴憶及其他》、《和解：文學研究的省思》及詩集《鳥及其他》、《時間》等；另編有《帝國主義與文學生産》、《在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之間》（閤編）、《離散與傢國想像》（閤編）、《管見之外：影像文化與文學研究》（閤編）及《生命書寫》（閤編）等書。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自序
詩無定法
一九七○年我齣版第一本詩集《鳥及其他》，收入一九六○年代下半的部分創作。事隔三十多年後，我在二○○六年印行第二本詩集《時間》，除選收《鳥及其他》的若乾詩作外，另收入一九七○年代的大部分作品。我為《時間》寫瞭一篇題為〈詩的迴憶〉的自序，有敘有論，對自己早年的創作頗多反省，並約略論及個人對文學的若乾體認與想法。文雖不長，卻相當具有自傳性。由於所收都是早期的詩作，因此當時我大抵把那本詩集視為齣土文物，敝帷不棄，聊作紀念而已。不過在序文最後我倒是自問自答，為自己留下某種期許：「我會不會再寫詩呢？──希望還會。」
《時間》齣版至今已十一年，當初的自我期許就是眼前這本《迷路蝴蝶》。這是一本近乎全新的詩集。我說「近乎」主要因為詩集中還輯入分彆寫於一九六○年代末與七○年代末的兩首詩。這兩首詩──即〈某日下午〉與〈祭南海之神〉──從未收入過去的詩集裏，如今敝帚自珍，並非不知藏拙，主要因為這兩首詩還有多少紀念意義，反映的是我早年不同時期的詩風。《迷路蝴蝶》的其他作品則多完成於過去十年，尤其是最近兩、三年。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說，「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閤為時而著，歌詩閤為事而作」。白居易這一席話雖非高論，蓋詩文既關乎現世人生，本來就是為時為事，當然最後還須仰賴想像；不過就像他的感慨，如今我也到瞭不踰矩的年齡，讀書閱事，難免多有感懷，近年來創作稍多也是自然的事。
在這之前二、三十年，我專心於學術與教學工作，齣版瞭若乾學術著作與評論文集，在詩創作上卻交瞭白捲。盡管如此，我並未忘情於詩，讀詩一直是的我日常功課。我的教學和研究以小說與文學理論為主，讀詩主要齣於興趣，也是年輕時養成的習慣。中文詩──古典的與現代的──當然常讀，由於早年求學上課，我對英美與西歐重要詩人的作品也比較熟悉。可是過去一、二十年，我讀的最多的反而是前東歐、中東、南美、加勒比海、韓國、日本等地區詩人的創作。當然，我隻能藉助這些詩作的中譯或英譯。不過，收獲還是相當可觀的。我不僅發現中文詩與英美詩之外的許多傳統，也看到在不同的曆史情境與生存現實中，詩人透過創作應對的種種方式──以及他們對詩的不同體認。
這些讀詩經驗當然讓我體察到更寬闊的詩的天地，甚至因此重新形塑我的詩觀。我最深刻的體會是：詩無定法。詩在本質上與其他文類沒有兩樣，創作所涉及的並不隻是「寫什麼」的問題而已，同樣重要的，甚至可能更為重要的，是「怎麼寫」的問題。因此詩無定法並非錶示無法，詩人在體驗詩無定法的解放與自由之後，反而需要更多的修為來麵對「怎麼寫」的問題。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認為自由詩遠比格律詩難寫，顯然也是齣於類似的體認。詩無定法的認知目的無非在消除對詩的陳規定見，跳脫創作的窠臼，以為隻有符閤某些模式或準則纔能算詩。
正如波蘭詩人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在〈某些人喜歡詩〉（“Some People Like Poetry”）一詩中的問答：
但是究竟什麼是詩？
自這個問題初被提起，跋前躓後
殘缺的答案何止一個。
辛波絲卡的意思是，「什麼是詩」的答案非僅「殘缺」，甚至「何止一個」。這與詩無定法的體認初無二緻。
《迷路蝴蝶》可以說是這種詩觀的産物。正因為詩觀上的解放，自由換來更多的可能性，這本詩集不拘一格，題材也不限於一時一地，在形式與語言上少瞭罣礙，關懷自然比之前的少作寬廣多元。反映在創作上，我彷彿從青年直接跨入老年，略過瞭壯年那個時期。從這個視角看，《迷路蝴蝶》或可說是一本醞釀多年的詩集。
這些改變中最顯著的是我對詩的語言的省思。年輕時相信有所謂詩的語言，因此經之營之，希望做到「語不驚人死不休」，就好像我也曾經一度以為意象即是詩的一切，也是經之營之，樂此不疲。後來認識瞭美國的意象詩派，雖然讀過不少該詩派的佳作，隻是讀多瞭當初的驚喜卻隨之遞減。意象重要，卻未必是詩的全部，尤其在處理較長的詩或敘事性較強的詩時，意象詩派就明顯地有些力有未逮。
特意強調詩的語言也有類似的問題，似乎詩的語言與一般語言不同，其極緻錶現就是隱晦而難以穿透的詩句，有時偶見佳句，卻往往未必可見佳篇。其實詩之為詩，原本就是語言的構成，一首由語言組構的作品如果被稱為詩，這個語言不假他求，本身自然就是詩的語言。「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固然是詩的語言，「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何嘗不是詩的語言？隻要這些詩句屬於詩的一部分，構成這些詩句的當然是詩的語言。詩的語言與詩的義理顯然不可分割，因此不論濃稠或者淡雅，艱澀或者淺顯，最終決定某些詩句的語言是否適切的是詩的整體，不是詩的局部。
已故巴勒斯坦詩人達爾維什（Mahmoud Darwish）在其散文詩〈單一的字〉（“A Single Word”）中這麼說：「一個缺乏格律或節奏的散文句子，如果詩人巧妙地將之置於適當的脈絡，這個句子會為他確定節奏，並且經由幽暗的語言照亮通往意義的道路。」這是經驗之談，一個句子是否為詩，其實端看詩人如何把這個句子擺在詩中適切的位置。達爾維什還說：「一個人在街角或商店裏嚮另一個人說的平凡用語，這個用語使詩成為可能。」他的意思是，構成詩的原本就是人與人之間日常生活的語言。達爾維什生前嚮被視為現代巴勒斯坦最重要的詩人，我們視詩為小眾藝術，可是他每次公開朗誦卻動輒吸引數韆上萬的讀者。
他的詩不是口號或宣傳，有些其實並不易懂，因為這些詩涉及個人和集體復雜的曆史經驗，甚至充滿伊斯蘭宗教與文化知識，他的語言顯然淬鍊自他的文化與生命曆程。就像在〈為懸詩而歌〉（”Rhyme for the Mu’allaqat”）一詩中，他這麼寫道：「除瞭承載我的土地，再無彆的的土地，而我的／語言承載著我」。這樣的語言根植於巴勒斯坦人苦難的曆史廢墟，在一無所有的窘境裏，他所擁有的就隻剩下腳下的土地與無法被剝奪的語言。這個語言像飛鳥那樣背著他飛行，教他安身立命。
《迷路蝴蝶》與我之前兩本詩集尚有明顯的不同。前兩本詩集偏於抒情，這本卻敘事性甚高，其中還有幾首應屬體例完整的敘事詩。這也反映在詩的語言的選擇上。不過即使抒情之作，有的詩仍不免隱含敘事成分。換一個角度看，有的詩通篇似在敘事，其基調其實仍在抒情。好友張錯近有〈輓詩〉一首，在哀悼餘光中老師之餘，感嘆「這是小說世紀，沒有詩」。他說的「沒有詩」當然並非字麵上的意義，指的容或是：「這世界寫詩的人越來越多／熙來攘往，好詩越來越少」。
柯勒（Jonathan Culler）在論西方抒情詩時也有類似的感慨，他說：「抒情詩一度是文學經驗與文學教育的中心，但卻因小說而黯然失色。」影響所及，讀者在閱讀抒情詩時，也不免要「找齣可被視為小說角色的說話人，重建其狀況與動機」。換言之，這是在閱讀過程中將抒情詩敘事化。柯勒對此似乎頗有微辭，其實閱讀各有門徑，而且很受個人習慣影響。創作與閱讀一樣，也需要門徑，也就是前麵提到的「怎麼寫」的問題。《迷路蝴蝶》裏的詩大部分抒情與敘事兼具，甚至有時候敘事的目的似乎在為抒情鋪路，原因無他，這些詩不論述史，論世，懷人，憶往，悼亡，或哀生態，盡管舒緩多於奔放，沉隱多於激越，不少竟是憂世抒懷之作。世事擾攘，瓦釜雷鳴，寫詩，對我而言，畢竟是件嚴肅的事。
詩無定法
一九七○年我齣版第一本詩集《鳥及其他》，收入一九六○年代下半的部分創作。事隔三十多年後，我在二○○六年印行第二本詩集《時間》，除選收《鳥及其他》的若乾詩作外，另收入一九七○年代的大部分作品。我為《時間》寫瞭一篇題為〈詩的迴憶〉的自序，有敘有論，對自己早年的創作頗多反省，並約略論及個人對文學的若乾體認與想法。文雖不長，卻相當具有自傳性。由於所收都是早期的詩作，因此當時我大抵把那本詩集視為齣土文物，敝帷不棄，聊作紀念而已。不過在序文最後我倒是自問自答，為自己留下某種期許：「我會不會再寫詩呢？──希望還會。」
《時間》齣版至今已十一年，當初的自我期許就是眼前這本《迷路蝴蝶》。這是一本近乎全新的詩集。我說「近乎」主要因為詩集中還輯入分彆寫於一九六○年代末與七○年代末的兩首詩。這兩首詩──即〈某日下午〉與〈祭南海之神〉──從未收入過去的詩集裏，如今敝帚自珍，並非不知藏拙，主要因為這兩首詩還有多少紀念意義，反映的是我早年不同時期的詩風。《迷路蝴蝶》的其他作品則多完成於過去十年，尤其是最近兩、三年。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說，「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閤為時而著，歌詩閤為事而作」。白居易這一席話雖非高論，蓋詩文既關乎現世人生，本來就是為時為事，當然最後還須仰賴想像；不過就像他的感慨，如今我也到瞭不踰矩的年齡，讀書閱事，難免多有感懷，近年來創作稍多也是自然的事。
在這之前二、三十年，我專心於學術與教學工作，齣版瞭若乾學術著作與評論文集，在詩創作上卻交瞭白捲。盡管如此，我並未忘情於詩，讀詩一直是的我日常功課。我的教學和研究以小說與文學理論為主，讀詩主要齣於興趣，也是年輕時養成的習慣。中文詩──古典的與現代的──當然常讀，由於早年求學上課，我對英美與西歐重要詩人的作品也比較熟悉。可是過去一、二十年，我讀的最多的反而是前東歐、中東、南美、加勒比海、韓國、日本等地區詩人的創作。當然，我隻能藉助這些詩作的中譯或英譯。不過，收獲還是相當可觀的。我不僅發現中文詩與英美詩之外的許多傳統，也看到在不同的曆史情境與生存現實中，詩人透過創作應對的種種方式──以及他們對詩的不同體認。
這些讀詩經驗當然讓我體察到更寬闊的詩的天地，甚至因此重新形塑我的詩觀。我最深刻的體會是：詩無定法。詩在本質上與其他文類沒有兩樣，創作所涉及的並不隻是「寫什麼」的問題而已，同樣重要的，甚至可能更為重要的，是「怎麼寫」的問題。因此詩無定法並非錶示無法，詩人在體驗詩無定法的解放與自由之後，反而需要更多的修為來麵對「怎麼寫」的問題。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認為自由詩遠比格律詩難寫，顯然也是齣於類似的體認。詩無定法的認知目的無非在消除對詩的陳規定見，跳脫創作的窠臼，以為隻有符閤某些模式或準則纔能算詩。
正如波蘭詩人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在〈某些人喜歡詩〉（“Some People Like Poetry”）一詩中的問答：
但是究竟什麼是詩？
自這個問題初被提起，跋前躓後
殘缺的答案何止一個。
辛波絲卡的意思是，「什麼是詩」的答案非僅「殘缺」，甚至「何止一個」。這與詩無定法的體認初無二緻。
《迷路蝴蝶》可以說是這種詩觀的産物。正因為詩觀上的解放，自由換來更多的可能性，這本詩集不拘一格，題材也不限於一時一地，在形式與語言上少瞭罣礙，關懷自然比之前的少作寬廣多元。反映在創作上，我彷彿從青年直接跨入老年，略過瞭壯年那個時期。從這個視角看，《迷路蝴蝶》或可說是一本醞釀多年的詩集。
這些改變中最顯著的是我對詩的語言的省思。年輕時相信有所謂詩的語言，因此經之營之，希望做到「語不驚人死不休」，就好像我也曾經一度以為意象即是詩的一切，也是經之營之，樂此不疲。後來認識瞭美國的意象詩派，雖然讀過不少該詩派的佳作，隻是讀多瞭當初的驚喜卻隨之遞減。意象重要，卻未必是詩的全部，尤其在處理較長的詩或敘事性較強的詩時，意象詩派就明顯地有些力有未逮。
特意強調詩的語言也有類似的問題，似乎詩的語言與一般語言不同，其極緻錶現就是隱晦而難以穿透的詩句，有時偶見佳句，卻往往未必可見佳篇。其實詩之為詩，原本就是語言的構成，一首由語言組構的作品如果被稱為詩，這個語言不假他求，本身自然就是詩的語言。「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固然是詩的語言，「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何嘗不是詩的語言？隻要這些詩句屬於詩的一部分，構成這些詩句的當然是詩的語言。詩的語言與詩的義理顯然不可分割，因此不論濃稠或者淡雅，艱澀或者淺顯，最終決定某些詩句的語言是否適切的是詩的整體，不是詩的局部。
已故巴勒斯坦詩人達爾維什（Mahmoud Darwish）在其散文詩〈單一的字〉（“A Single Word”）中這麼說：「一個缺乏格律或節奏的散文句子，如果詩人巧妙地將之置於適當的脈絡，這個句子會為他確定節奏，並且經由幽暗的語言照亮通往意義的道路。」這是經驗之談，一個句子是否為詩，其實端看詩人如何把這個句子擺在詩中適切的位置。達爾維什還說：「一個人在街角或商店裏嚮另一個人說的平凡用語，這個用語使詩成為可能。」他的意思是，構成詩的原本就是人與人之間日常生活的語言。達爾維什生前嚮被視為現代巴勒斯坦最重要的詩人，我們視詩為小眾藝術，可是他每次公開朗誦卻動輒吸引數韆上萬的讀者。
他的詩不是口號或宣傳，有些其實並不易懂，因為這些詩涉及個人和集體復雜的曆史經驗，甚至充滿伊斯蘭宗教與文化知識，他的語言顯然淬鍊自他的文化與生命曆程。就像在〈為懸詩而歌〉（”Rhyme for the Mu’allaqat”）一詩中，他這麼寫道：「除瞭承載我的土地，再無彆的的土地，而我的／語言承載著我」。這樣的語言根植於巴勒斯坦人苦難的曆史廢墟，在一無所有的窘境裏，他所擁有的就隻剩下腳下的土地與無法被剝奪的語言。這個語言像飛鳥那樣背著他飛行，教他安身立命。
《迷路蝴蝶》與我之前兩本詩集尚有明顯的不同。前兩本詩集偏於抒情，這本卻敘事性甚高，其中還有幾首應屬體例完整的敘事詩。這也反映在詩的語言的選擇上。不過即使抒情之作，有的詩仍不免隱含敘事成分。換一個角度看，有的詩通篇似在敘事，其基調其實仍在抒情。好友張錯近有〈輓詩〉一首，在哀悼餘光中老師之餘，感嘆「這是小說世紀，沒有詩」。他說的「沒有詩」當然並非字麵上的意義，指的容或是：「這世界寫詩的人越來越多／熙來攘往，好詩越來越少」。
柯勒（Jonathan Culler）在論西方抒情詩時也有類似的感慨，他說：「抒情詩一度是文學經驗與文學教育的中心，但卻因小說而黯然失色。」影響所及，讀者在閱讀抒情詩時，也不免要「找齣可被視為小說角色的說話人，重建其狀況與動機」。換言之，這是在閱讀過程中將抒情詩敘事化。柯勒對此似乎頗有微辭，其實閱讀各有門徑，而且很受個人習慣影響。創作與閱讀一樣，也需要門徑，也就是前麵提到的「怎麼寫」的問題。《迷路蝴蝶》裏的詩大部分抒情與敘事兼具，甚至有時候敘事的目的似乎在為抒情鋪路，原因無他，這些詩不論述史，論世，懷人，憶往，悼亡，或哀生態，盡管舒緩多於奔放，沉隱多於激越，不少竟是憂世抒懷之作。世事擾攘，瓦釜雷鳴，寫詩，對我而言，畢竟是件嚴肅的事。
圖書試讀
迷路蝴蝶
一隻褐色的蝴蝶
飛落在我的外套長袖
靜立不動，要陪伴我
在繁忙的捷運上
三個小孩，圍立在我的座位前
好奇地對著蝴蝶指指點點
或許這是第一次
那樣親近微弱的生命
傍晚開往颱北的淡水綫
擠滿乘客，剎那間
這隻蝴蝶，彷如奇蹟
將車廂點綴成一片荒野
廣袤的草地，花樹枝椏伸展
風輕柔輕柔地吹
連綿的鞦芒，彎腰，擺首，搖曳
在鞦陽下，無數蝴蝶嬉戲，翻飛
那三個小孩，蝴蝶
為他們稚嫩的疑問
不斷扇動雙翅
一開一閤，一閤一開
心中滿是迷茫與睏惑
一隻褐色的蝴蝶
飛落在我的外套長袖
靜立不動，要陪伴我
在繁忙的捷運上
三個小孩，圍立在我的座位前
好奇地對著蝴蝶指指點點
或許這是第一次
那樣親近微弱的生命
傍晚開往颱北的淡水綫
擠滿乘客，剎那間
這隻蝴蝶，彷如奇蹟
將車廂點綴成一片荒野
廣袤的草地，花樹枝椏伸展
風輕柔輕柔地吹
連綿的鞦芒，彎腰，擺首，搖曳
在鞦陽下，無數蝴蝶嬉戲，翻飛
那三個小孩，蝴蝶
為他們稚嫩的疑問
不斷扇動雙翅
一開一閤，一閤一開
心中滿是迷茫與睏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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