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从无到有再到无，解放诗的更多可能性 智慧与经验淬鍊而成的人生之诗 《迷路蝴蝶》是学者也是诗人李有成近十年来，于生活和行旅中有感而作，所完成的诗集，共收入二十八首诗作，叙事与抒情并重，着墨历史、生态与记忆等。诗题包括对战争时事之抒发、与友人往来之情谊及对生命样态之体悟等。《迷路蝴蝶》也反映了诗人对诗的语言和意象之要求，以及随着年岁日增之后，对于诗的可能性与整体性的看法。除了诗作外，诗末亦多附有解释创作缘由之附记和照片。 《迷路蝴蝶》一书也有作者李有成行旅参访或游历有感而创作的诗作，如〈访马克思故居〉写德国的特里尔、赴波兰克拉考夫参访而作的〈在辛波丝卡墓前〉、〈石头记〉源于三访京都龙安寺之故；也有对研究、对所读之书有感之作，例如：〈读阿多尼斯的《奥德修斯》有感〉、〈种族主义辩证法〉；与友人交往如〈深夜访陈瑞献于古楼画室〉、〈和张错诗〈夏蝉〉〉；缅怀故人之作如：写给余光中的〈我只有写诗悼念您〉以及哀悼挚友李永平的〈出海〉；点题的〈迷路蝴蝶〉以及〈鲎鱼标本〉为生态叙事之抒情创作，从生态的样貌观察，进而发想到生命甚至昇华至哲学思维之可能。 李有成：「这本诗集不拘一格，题材也不限于一时一地，在形式与语言上少了罣碍，关怀自然比之前的少作宽广多元。反映在创作上，我彷彿从青年直接跨入老年，略过了壮年那个时期。」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李有成
现任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国立中山大学合聘教授，曾任欧美研究所所长、《欧美研究》季刊主编、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现科技部）外国文学学门召集人，及中华民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长，并曾多年兼任国立台湾大学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其研究领域主要包括非裔与亚裔美国文学、当代英国小说、文学理论与文化批评等。
近期着作有《文学的多元文化轨迹》、《在理论的年代》、《文学的复音变奏》、《踰越：非裔美国文学与文化批评》、《在甘地铜像前：我的伦敦札记》、《他者》、《离散》、《记忆》、《荒文野字》、《诗的回忆及其他》、《和解：文学研究的省思》及诗集《鸟及其他》、《时间》等；另编有《帝国主义与文学生产》、《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合编）、《离散与家国想像》（合编）、《管见之外：影像文化与文学研究》（合编）及《生命书写》（合编）等书。
李有成
现任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国立中山大学合聘教授，曾任欧美研究所所长、《欧美研究》季刊主编、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现科技部）外国文学学门召集人，及中华民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长，并曾多年兼任国立台湾大学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其研究领域主要包括非裔与亚裔美国文学、当代英国小说、文学理论与文化批评等。
近期着作有《文学的多元文化轨迹》、《在理论的年代》、《文学的复音变奏》、《踰越：非裔美国文学与文化批评》、《在甘地铜像前：我的伦敦札记》、《他者》、《离散》、《记忆》、《荒文野字》、《诗的回忆及其他》、《和解：文学研究的省思》及诗集《鸟及其他》、《时间》等；另编有《帝国主义与文学生产》、《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合编）、《离散与家国想像》（合编）、《管见之外：影像文化与文学研究》（合编）及《生命书写》（合编）等书。
图书目录
图书序言
自序
诗无定法
一九七○年我出版第一本诗集《鸟及其他》，收入一九六○年代下半的部分创作。事隔三十多年后，我在二○○六年印行第二本诗集《时间》，除选收《鸟及其他》的若干诗作外，另收入一九七○年代的大部分作品。我为《时间》写了一篇题为〈诗的回忆〉的自序，有叙有论，对自己早年的创作颇多反省，并约略论及个人对文学的若干体认与想法。文虽不长，却相当具有自传性。由于所收都是早期的诗作，因此当时我大抵把那本诗集视为出土文物，敝帷不弃，聊作纪念而已。不过在序文最后我倒是自问自答，为自己留下某种期许：「我会不会再写诗呢？──希望还会。」
《时间》出版至今已十一年，当初的自我期许就是眼前这本《迷路蝴蝶》。这是一本近乎全新的诗集。我说「近乎」主要因为诗集中还辑入分别写于一九六○年代末与七○年代末的两首诗。这两首诗──即〈某日下午〉与〈祭南海之神〉──从未收入过去的诗集里，如今敝帚自珍，并非不知藏拙，主要因为这两首诗还有多少纪念意义，反映的是我早年不同时期的诗风。《迷路蝴蝶》的其他作品则多完成于过去十年，尤其是最近两、三年。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这一席话虽非高论，盖诗文既关乎现世人生，本来就是为时为事，当然最后还须仰赖想像；不过就像他的感慨，如今我也到了不踰矩的年龄，读书阅事，难免多有感怀，近年来创作稍多也是自然的事。
在这之前二、三十年，我专心于学术与教学工作，出版了若干学术着作与评论文集，在诗创作上却交了白卷。尽管如此，我并未忘情于诗，读诗一直是的我日常功课。我的教学和研究以小说与文学理论为主，读诗主要出于兴趣，也是年轻时养成的习惯。中文诗──古典的与现代的──当然常读，由于早年求学上课，我对英美与西欧重要诗人的作品也比较熟悉。可是过去一、二十年，我读的最多的反而是前东欧、中东、南美、加勒比海、韩国、日本等地区诗人的创作。当然，我只能借助这些诗作的中译或英译。不过，收获还是相当可观的。我不仅发现中文诗与英美诗之外的许多传统，也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与生存现实中，诗人透过创作应对的种种方式──以及他们对诗的不同体认。
这些读诗经验当然让我体察到更宽阔的诗的天地，甚至因此重新形塑我的诗观。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诗无定法。诗在本质上与其他文类没有两样，创作所涉及的并不只是「写什么」的问题而已，同样重要的，甚至可能更为重要的，是「怎么写」的问题。因此诗无定法并非表示无法，诗人在体验诗无定法的解放与自由之后，反而需要更多的修为来面对「怎么写」的问题。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认为自由诗远比格律诗难写，显然也是出于类似的体认。诗无定法的认知目的无非在消除对诗的陈规定见，跳脱创作的窠臼，以为只有符合某些模式或准则才能算诗。
正如波兰诗人辛波丝卡（Wisława Szymborska）在〈某些人喜欢诗〉（“Some People Like Poetry”）一诗中的问答：
但是究竟什么是诗？
自这个问题初被提起，跋前踬后
残缺的答案何止一个。
辛波丝卡的意思是，「什么是诗」的答案非仅「残缺」，甚至「何止一个」。这与诗无定法的体认初无二致。
《迷路蝴蝶》可以说是这种诗观的产物。正因为诗观上的解放，自由换来更多的可能性，这本诗集不拘一格，题材也不限于一时一地，在形式与语言上少了罣碍，关怀自然比之前的少作宽广多元。反映在创作上，我彷彿从青年直接跨入老年，略过了壮年那个时期。从这个视角看，《迷路蝴蝶》或可说是一本酝酿多年的诗集。
这些改变中最显着的是我对诗的语言的省思。年轻时相信有所谓诗的语言，因此经之营之，希望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就好像我也曾经一度以为意象即是诗的一切，也是经之营之，乐此不疲。后来认识了美国的意象诗派，虽然读过不少该诗派的佳作，只是读多了当初的惊喜却随之递减。意象重要，却未必是诗的全部，尤其在处理较长的诗或叙事性较强的诗时，意象诗派就明显地有些力有未逮。
特意强调诗的语言也有类似的问题，似乎诗的语言与一般语言不同，其极致表现就是隐晦而难以穿透的诗句，有时偶见佳句，却往往未必可见佳篇。其实诗之为诗，原本就是语言的构成，一首由语言组构的作品如果被称为诗，这个语言不假他求，本身自然就是诗的语言。「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固然是诗的语言，「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何尝不是诗的语言？只要这些诗句属于诗的一部分，构成这些诗句的当然是诗的语言。诗的语言与诗的义理显然不可分割，因此不论浓稠或者淡雅，艰涩或者浅显，最终决定某些诗句的语言是否适切的是诗的整体，不是诗的局部。
已故巴勒斯坦诗人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在其散文诗〈单一的字〉（“A Single Word”）中这么说：「一个缺乏格律或节奏的散文句子，如果诗人巧妙地将之置于适当的脉络，这个句子会为他确定节奏，并且经由幽暗的语言照亮通往意义的道路。」这是经验之谈，一个句子是否为诗，其实端看诗人如何把这个句子摆在诗中适切的位置。达尔维什还说：「一个人在街角或商店里向另一个人说的平凡用语，这个用语使诗成为可能。」他的意思是，构成诗的原本就是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的语言。达尔维什生前向被视为现代巴勒斯坦最重要的诗人，我们视诗为小众艺术，可是他每次公开朗诵却动辄吸引数千上万的读者。
他的诗不是口号或宣传，有些其实并不易懂，因为这些诗涉及个人和集体复杂的历史经验，甚至充满伊斯兰宗教与文化知识，他的语言显然淬鍊自他的文化与生命历程。就像在〈为悬诗而歌〉（”Rhyme for the Mu’allaqat”）一诗中，他这么写道：「除了承载我的土地，再无别的的土地，而我的／语言承载着我」。这样的语言根植于巴勒斯坦人苦难的历史废墟，在一无所有的窘境里，他所拥有的就只剩下脚下的土地与无法被剥夺的语言。这个语言像飞鸟那样背着他飞行，教他安身立命。
《迷路蝴蝶》与我之前两本诗集尚有明显的不同。前两本诗集偏于抒情，这本却叙事性甚高，其中还有几首应属体例完整的叙事诗。这也反映在诗的语言的选择上。不过即使抒情之作，有的诗仍不免隐含叙事成分。换一个角度看，有的诗通篇似在叙事，其基调其实仍在抒情。好友张错近有〈輓诗〉一首，在哀悼余光中老师之余，感叹「这是小说世纪，没有诗」。他说的「没有诗」当然并非字面上的意义，指的容或是：「这世界写诗的人越来越多／熙来攘往，好诗越来越少」。
柯勒（Jonathan Culler）在论西方抒情诗时也有类似的感慨，他说：「抒情诗一度是文学经验与文学教育的中心，但却因小说而黯然失色。」影响所及，读者在阅读抒情诗时，也不免要「找出可被视为小说角色的说话人，重建其状况与动机」。换言之，这是在阅读过程中将抒情诗叙事化。柯勒对此似乎颇有微辞，其实阅读各有门径，而且很受个人习惯影响。创作与阅读一样，也需要门径，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怎么写」的问题。《迷路蝴蝶》里的诗大部分抒情与叙事兼具，甚至有时候叙事的目的似乎在为抒情铺路，原因无他，这些诗不论述史，论世，怀人，忆往，悼亡，或哀生态，尽管舒缓多于奔放，沉隐多于激越，不少竟是忧世抒怀之作。世事扰攘，瓦釜雷鸣，写诗，对我而言，毕竟是件严肃的事。
诗无定法
一九七○年我出版第一本诗集《鸟及其他》，收入一九六○年代下半的部分创作。事隔三十多年后，我在二○○六年印行第二本诗集《时间》，除选收《鸟及其他》的若干诗作外，另收入一九七○年代的大部分作品。我为《时间》写了一篇题为〈诗的回忆〉的自序，有叙有论，对自己早年的创作颇多反省，并约略论及个人对文学的若干体认与想法。文虽不长，却相当具有自传性。由于所收都是早期的诗作，因此当时我大抵把那本诗集视为出土文物，敝帷不弃，聊作纪念而已。不过在序文最后我倒是自问自答，为自己留下某种期许：「我会不会再写诗呢？──希望还会。」
《时间》出版至今已十一年，当初的自我期许就是眼前这本《迷路蝴蝶》。这是一本近乎全新的诗集。我说「近乎」主要因为诗集中还辑入分别写于一九六○年代末与七○年代末的两首诗。这两首诗──即〈某日下午〉与〈祭南海之神〉──从未收入过去的诗集里，如今敝帚自珍，并非不知藏拙，主要因为这两首诗还有多少纪念意义，反映的是我早年不同时期的诗风。《迷路蝴蝶》的其他作品则多完成于过去十年，尤其是最近两、三年。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这一席话虽非高论，盖诗文既关乎现世人生，本来就是为时为事，当然最后还须仰赖想像；不过就像他的感慨，如今我也到了不踰矩的年龄，读书阅事，难免多有感怀，近年来创作稍多也是自然的事。
在这之前二、三十年，我专心于学术与教学工作，出版了若干学术着作与评论文集，在诗创作上却交了白卷。尽管如此，我并未忘情于诗，读诗一直是的我日常功课。我的教学和研究以小说与文学理论为主，读诗主要出于兴趣，也是年轻时养成的习惯。中文诗──古典的与现代的──当然常读，由于早年求学上课，我对英美与西欧重要诗人的作品也比较熟悉。可是过去一、二十年，我读的最多的反而是前东欧、中东、南美、加勒比海、韩国、日本等地区诗人的创作。当然，我只能借助这些诗作的中译或英译。不过，收获还是相当可观的。我不仅发现中文诗与英美诗之外的许多传统，也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与生存现实中，诗人透过创作应对的种种方式──以及他们对诗的不同体认。
这些读诗经验当然让我体察到更宽阔的诗的天地，甚至因此重新形塑我的诗观。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诗无定法。诗在本质上与其他文类没有两样，创作所涉及的并不只是「写什么」的问题而已，同样重要的，甚至可能更为重要的，是「怎么写」的问题。因此诗无定法并非表示无法，诗人在体验诗无定法的解放与自由之后，反而需要更多的修为来面对「怎么写」的问题。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认为自由诗远比格律诗难写，显然也是出于类似的体认。诗无定法的认知目的无非在消除对诗的陈规定见，跳脱创作的窠臼，以为只有符合某些模式或准则才能算诗。
正如波兰诗人辛波丝卡（Wisława Szymborska）在〈某些人喜欢诗〉（“Some People Like Poetry”）一诗中的问答：
但是究竟什么是诗？
自这个问题初被提起，跋前踬后
残缺的答案何止一个。
辛波丝卡的意思是，「什么是诗」的答案非仅「残缺」，甚至「何止一个」。这与诗无定法的体认初无二致。
《迷路蝴蝶》可以说是这种诗观的产物。正因为诗观上的解放，自由换来更多的可能性，这本诗集不拘一格，题材也不限于一时一地，在形式与语言上少了罣碍，关怀自然比之前的少作宽广多元。反映在创作上，我彷彿从青年直接跨入老年，略过了壮年那个时期。从这个视角看，《迷路蝴蝶》或可说是一本酝酿多年的诗集。
这些改变中最显着的是我对诗的语言的省思。年轻时相信有所谓诗的语言，因此经之营之，希望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就好像我也曾经一度以为意象即是诗的一切，也是经之营之，乐此不疲。后来认识了美国的意象诗派，虽然读过不少该诗派的佳作，只是读多了当初的惊喜却随之递减。意象重要，却未必是诗的全部，尤其在处理较长的诗或叙事性较强的诗时，意象诗派就明显地有些力有未逮。
特意强调诗的语言也有类似的问题，似乎诗的语言与一般语言不同，其极致表现就是隐晦而难以穿透的诗句，有时偶见佳句，却往往未必可见佳篇。其实诗之为诗，原本就是语言的构成，一首由语言组构的作品如果被称为诗，这个语言不假他求，本身自然就是诗的语言。「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固然是诗的语言，「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何尝不是诗的语言？只要这些诗句属于诗的一部分，构成这些诗句的当然是诗的语言。诗的语言与诗的义理显然不可分割，因此不论浓稠或者淡雅，艰涩或者浅显，最终决定某些诗句的语言是否适切的是诗的整体，不是诗的局部。
已故巴勒斯坦诗人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在其散文诗〈单一的字〉（“A Single Word”）中这么说：「一个缺乏格律或节奏的散文句子，如果诗人巧妙地将之置于适当的脉络，这个句子会为他确定节奏，并且经由幽暗的语言照亮通往意义的道路。」这是经验之谈，一个句子是否为诗，其实端看诗人如何把这个句子摆在诗中适切的位置。达尔维什还说：「一个人在街角或商店里向另一个人说的平凡用语，这个用语使诗成为可能。」他的意思是，构成诗的原本就是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的语言。达尔维什生前向被视为现代巴勒斯坦最重要的诗人，我们视诗为小众艺术，可是他每次公开朗诵却动辄吸引数千上万的读者。
他的诗不是口号或宣传，有些其实并不易懂，因为这些诗涉及个人和集体复杂的历史经验，甚至充满伊斯兰宗教与文化知识，他的语言显然淬鍊自他的文化与生命历程。就像在〈为悬诗而歌〉（”Rhyme for the Mu’allaqat”）一诗中，他这么写道：「除了承载我的土地，再无别的的土地，而我的／语言承载着我」。这样的语言根植于巴勒斯坦人苦难的历史废墟，在一无所有的窘境里，他所拥有的就只剩下脚下的土地与无法被剥夺的语言。这个语言像飞鸟那样背着他飞行，教他安身立命。
《迷路蝴蝶》与我之前两本诗集尚有明显的不同。前两本诗集偏于抒情，这本却叙事性甚高，其中还有几首应属体例完整的叙事诗。这也反映在诗的语言的选择上。不过即使抒情之作，有的诗仍不免隐含叙事成分。换一个角度看，有的诗通篇似在叙事，其基调其实仍在抒情。好友张错近有〈輓诗〉一首，在哀悼余光中老师之余，感叹「这是小说世纪，没有诗」。他说的「没有诗」当然并非字面上的意义，指的容或是：「这世界写诗的人越来越多／熙来攘往，好诗越来越少」。
柯勒（Jonathan Culler）在论西方抒情诗时也有类似的感慨，他说：「抒情诗一度是文学经验与文学教育的中心，但却因小说而黯然失色。」影响所及，读者在阅读抒情诗时，也不免要「找出可被视为小说角色的说话人，重建其状况与动机」。换言之，这是在阅读过程中将抒情诗叙事化。柯勒对此似乎颇有微辞，其实阅读各有门径，而且很受个人习惯影响。创作与阅读一样，也需要门径，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怎么写」的问题。《迷路蝴蝶》里的诗大部分抒情与叙事兼具，甚至有时候叙事的目的似乎在为抒情铺路，原因无他，这些诗不论述史，论世，怀人，忆往，悼亡，或哀生态，尽管舒缓多于奔放，沉隐多于激越，不少竟是忧世抒怀之作。世事扰攘，瓦釜雷鸣，写诗，对我而言，毕竟是件严肃的事。
图书试读
迷路蝴蝶
一只褐色的蝴蝶
飞落在我的外套长袖
静立不动，要陪伴我
在繁忙的捷运上
三个小孩，围立在我的座位前
好奇地对着蝴蝶指指点点
或许这是第一次
那样亲近微弱的生命
傍晚开往台北的淡水线
挤满乘客，剎那间
这只蝴蝶，彷如奇蹟
将车厢点缀成一片荒野
广袤的草地，花树枝桠伸展
风轻柔轻柔地吹
连绵的秋芒，弯腰，摆首，摇曳
在秋阳下，无数蝴蝶嬉戏，翻飞
那三个小孩，蝴蝶
为他们稚嫩的疑问
不断扇动双翅
一开一合，一合一开
心中满是迷茫与困惑
一只褐色的蝴蝶
飞落在我的外套长袖
静立不动，要陪伴我
在繁忙的捷运上
三个小孩，围立在我的座位前
好奇地对着蝴蝶指指点点
或许这是第一次
那样亲近微弱的生命
傍晚开往台北的淡水线
挤满乘客，剎那间
这只蝴蝶，彷如奇蹟
将车厢点缀成一片荒野
广袤的草地，花树枝桠伸展
风轻柔轻柔地吹
连绵的秋芒，弯腰，摆首，摇曳
在秋阳下，无数蝴蝶嬉戏，翻飞
那三个小孩，蝴蝶
为他们稚嫩的疑问
不断扇动双翅
一开一合，一合一开
心中满是迷茫与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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