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曆史上的歐洲人是怎麼認識中國生物的呢？他們又是如何將各種原本生長於西方的動植物引至中國，進而讓它們變成瞭今天世人所熟悉、但對當時中國人卻可能聞所未聞的模樣？
本書根據作者長期研究的資料，介紹瞭從明代晚期葡萄牙人由海上進入中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這段期間，西方各國對中國生物學的考察、收集和研究的情況。
本書首先闡述瞭西方研究對生物學發展的影響，同時也記述瞭這段時期西方各國將各類動植物引種中國的有關史實，展示瞭西方對中國作為一個生物多樣性異常豐富的中心，以及他們稱之為「園林之母」和「重要栽培植物起源中心」的認識曆程。本書在敘述生物學與相關曆史的同時，亦展現瞭中外交流史的重要麵嚮。
本書特色
曆史上的歐洲人是怎麼認識中國生物的呢？他們又是如何將各種原本生長於西方的動植物引至中國，進而讓它們變成瞭今天世人所熟悉、但對當時中國人卻可能聞所未聞的模樣？透過本書，長年從事中國生物學史的羅桂環教授嚮讀者展現瞭中外交流史的一個重要麵嚮。
本書根據作者長期研究的資料，介紹瞭從明代晚期葡萄牙人由海上進入中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這段期間，西方各國對中國生物學的考察、收集和研究的情況。
本書首先闡述瞭西方研究對生物學發展的影響，同時也記述瞭這段時期西方各國將各類動植物引種中國的有關史實，展示瞭西方對中國作為一個生物多樣性異常豐富的中心，以及他們稱之為「園林之母」和「重要栽培植物起源中心」的認識曆程。本書在敘述生物學與相關曆史的同時，亦展現瞭中外交流史的重要麵嚮。
本書特色
曆史上的歐洲人是怎麼認識中國生物的呢？他們又是如何將各種原本生長於西方的動植物引至中國，進而讓它們變成瞭今天世人所熟悉、但對當時中國人卻可能聞所未聞的模樣？透過本書，長年從事中國生物學史的羅桂環教授嚮讀者展現瞭中外交流史的一個重要麵嚮。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羅桂環
福建省連城縣人。1982年1月畢業於蘭州大學生物係，進入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工作。
此後一直從事中國生物學史、環境保護史和「西北科學考查團」科學活動，以及中國栽培植物起源和發展史方麵的研究。1996年開始任研究員。曾任古代科技史研究室主任、所研究部常務副主任、中國科技史學會生物學史專業委員會主任，以及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等職。目前主要從事中國栽培植物的起源和傳播方麵的工作。
羅桂環
福建省連城縣人。1982年1月畢業於蘭州大學生物係，進入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工作。
此後一直從事中國生物學史、環境保護史和「西北科學考查團」科學活動，以及中國栽培植物起源和發展史方麵的研究。1996年開始任研究員。曾任古代科技史研究室主任、所研究部常務副主任、中國科技史學會生物學史專業委員會主任，以及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等職。目前主要從事中國栽培植物的起源和傳播方麵的工作。
圖書目錄
序「秀威文哲叢書」／韓晗
前言／羅桂環
第一章 導言
第一節 我國的生物資源及其特點
第二節 西方人在我國收集生物的各個階段
第三節 西方人在華的生物收集活動的總體考察
第四節 西方對華生物採集、研究的影響
第二章 鴉片戰爭前西方各國在華的收集活動
第一節 葡、法等國傳教士在華的生物收集活動
第二節 西歐商人和植物園在華的生物收集和引種活動
第三節 俄國人在華的生物學收集和考察
第三章 鴉片戰爭後英國領事人員等的生物收集活動
第一節 英國在香港等地的生物學收集和考察
第二節 福瓊在華東南的茶種和園藝植物收集
第三節 英國人在長江流域的植物標本採集
第四節 英國人在華的動物學收集
第四章 英國園林學傢等在中國西部等地的收集
第一節 威爾遜在華的生物學收集和引種
第二節 福雷斯特等在華的花卉引種和生物學收集
第三節 20世紀上半葉英國在華的動物收集
第五章 鴉片戰爭後俄國人在華的生物學收集和考察
第一節 在我國東北和北京的考察和收集
第二節 俄國軍人在我國西北的探查
第三節 俄國人在我國西南等地的考察收集活動
第六章 鴉片戰爭後法國傳教士等在華的收集與考察
第一節 外交人員和考察隊成員在華的生物收集
第二節 法國傳教士在華的植物收集
第三節 法國傳教士在華的動物學收集活動
第七章 美國人在華的生物學收集和考察
第一節 19世紀美國人在華的生物收集
第二節 美國自然博物館等機構在華的動物收集
第三節 美國農業部和地理學會在華的引種和收集
第四節 旅華美國生物學者的採集活動
第八章 其他西方國傢在華的生物學收集
第一節 德國人在華的生物學收集
第二節 奧地利和瑞典等國學者在華的生物學收集
第九章 近代西方對中國生物的研究
第一節 植物學方麵
第二節 動物學方麵
第十章 西方引種我國的重要植物及其影響
第一節 西方人對「中國─園林之母」的闡釋
第二節 西方對華經濟植物的引種
第三節 從人參到西洋參
後記
主要參考文獻
前言／羅桂環
第一章 導言
第一節 我國的生物資源及其特點
第二節 西方人在我國收集生物的各個階段
第三節 西方人在華的生物收集活動的總體考察
第四節 西方對華生物採集、研究的影響
第二章 鴉片戰爭前西方各國在華的收集活動
第一節 葡、法等國傳教士在華的生物收集活動
第二節 西歐商人和植物園在華的生物收集和引種活動
第三節 俄國人在華的生物學收集和考察
第三章 鴉片戰爭後英國領事人員等的生物收集活動
第一節 英國在香港等地的生物學收集和考察
第二節 福瓊在華東南的茶種和園藝植物收集
第三節 英國人在長江流域的植物標本採集
第四節 英國人在華的動物學收集
第四章 英國園林學傢等在中國西部等地的收集
第一節 威爾遜在華的生物學收集和引種
第二節 福雷斯特等在華的花卉引種和生物學收集
第三節 20世紀上半葉英國在華的動物收集
第五章 鴉片戰爭後俄國人在華的生物學收集和考察
第一節 在我國東北和北京的考察和收集
第二節 俄國軍人在我國西北的探查
第三節 俄國人在我國西南等地的考察收集活動
第六章 鴉片戰爭後法國傳教士等在華的收集與考察
第一節 外交人員和考察隊成員在華的生物收集
第二節 法國傳教士在華的植物收集
第三節 法國傳教士在華的動物學收集活動
第七章 美國人在華的生物學收集和考察
第一節 19世紀美國人在華的生物收集
第二節 美國自然博物館等機構在華的動物收集
第三節 美國農業部和地理學會在華的引種和收集
第四節 旅華美國生物學者的採集活動
第八章 其他西方國傢在華的生物學收集
第一節 德國人在華的生物學收集
第二節 奧地利和瑞典等國學者在華的生物學收集
第九章 近代西方對中國生物的研究
第一節 植物學方麵
第二節 動物學方麵
第十章 西方引種我國的重要植物及其影響
第一節 西方人對「中國─園林之母」的闡釋
第二節 西方對華經濟植物的引種
第三節 從人參到西洋參
後記
主要參考文獻
圖書序言
前言
記得在上學的時候，曾經在哪裏看到過一篇外國人論述我國生物的文章，當時就覺得有點奇怪，心想，他們憑什麼議論中國的動植物？他們真的瞭解中國的動植物嗎？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所裏搞科學史。在一次清理辦公室的時候，很偶然發現趙鐵橋先生寫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帝國主義侵華史的一個側麵─評近代外國人在華的生物學考察1。說起來趙先生與我還是校友，他似是我們係上搞魚類分類的王香亭教授的七八級研究生，和其他同級的另外幾個研究生常和我們七七級的本科生一起做實驗。但我和他並不熟，可能都沒說過話。當時也就知道他是係上的研究生，齣入相遇點個頭而已。我能知道他是我們校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後來迴到原來的單位─中國科學院西北高原生物所的緣故，因為我的一個要好的同學也分到那裏。他告訴我一些關於趙先生的情況，後來我纔把這個名字和具體的人聯係起來。他的文章比較全麵地提到瞭近代在華考察生物的主要外國人物，評述那些「帝國主義分子」獨具慧眼，非常生動，語言酣暢淋灕，很有文采。由於那時文化大革命纔剛剛結束，所以他的文章多少有點批判文章的意味，而且似乎未列參考文獻，可能齣於這個原因，當時我所編發的刊物沒有發錶。但它無疑使我明白西方人對中國的很多生物是有瞭解的。
在工作期間，有段時間我突然對栽培植物的起源傳播有興趣，結果翻閱瞭貝勒的《西方在華植物發現史》，這本書在記述1900年前西方人考察、收集中國植物方麵史料之翔實，給我留下瞭極為深刻的印象。就這樣對西方人在華的生物考察史逐漸有瞭興趣。後來又受到我所的杜石然先生和北京林業大學的汪振儒先生的鼓勵，便逐漸地開始探討這方麵的工作。
大傢知道，作為一個文明非常古老的國度，我們的祖先在探索周圍自然的時候，積纍瞭大量的辨識生物類彆及利用生物資源的知識。在古代社會中，這種知識積纍的速度在世界範圍內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進入16世紀後，西方的科學技術開始迅速發展。齣於資源搜求和殖民擴張及學術發展等各種目的，西方各國在世界範圍內進行瞭長期和大規模的考察、探險，和生物標本收集，促進瞭當時博物學的迅速發展。相形之下，我國遠遠地落後瞭。特彆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我國被迫對西方開放，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內，他們積纍的有關我國生物資源的知識已經遠遠超齣國人自身所具有的水平。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他們已經編齣《中國植物誌綱要》、《中國和濛古的獸類》、《中國鳥類嘗試目錄》、《中國的爬行類》、《中國的淡水魚類》等一係列頗有影響的專門著作。
如果不是一個麻木不仁的民族，對於誰在自己生活的這塊土地上繪製過地圖，拿走過什麼東西，為什麼是這樣，是應該有所瞭解的。古人曾說過「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從近代曆史中，我們有很多的經驗教訓需要吸取。具體到西方人在華的生物學考察和研究這個方麵，因為他們的這種活動，無論在農林經濟、園林藝術、自然保護等方麵，還是在近代生物學發展方麵，都在世界範圍內産生瞭深遠的影響，因此，對這一曆史過程進行考察和探索是有意義和必要的。毫無疑問，它也構成近代中外交流的一個重要方麵。
對於這方麵的工作，外國學者嚮來比較注意，我國學者則較少顧及。這裏麵可能有多種原因。一方麵，對西方人而言，它是一種值得誇耀的業績，對於業績津津樂道是人之常情；對於中國學者而言，這是一種落後的見證，提起來總有一種沉重的感覺，不提也罷。當然，對於中國學者而言還有更重要的原因。這是因為，從事生物學研究的學者，還有太多的工作要做，不太可能花費大量的時間來做這方麵的工作。隻能在迴顧某一專門學科史時，作一些概略的介紹。除上麵提到的趙鐵橋的文章外，還有已故著名微生物學傢戴芳瀾的〈外國人在華採集真菌考〉、動物學傢張孟聞的〈中國生物分類學史述論〉、植物學傢方文培的〈近代中國植物學發展史略〉等等。這樣的文章一般敘述過略，或涉及麵較窄。而傳統的史學工作者則可能覺得從事這方麵的研究太專門，尤其是沒有生物學基礎的學者做這項工作太費勁。因此，筆者作為一名科學史工作者，雖然自知這項研究遠非易事，但仍覺得有責任去探討。
西方對我國生物的考察、收集和研究活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基本上可以說告一段落。經過約50多年這樣一段時間的「積澱」，其後果也逐漸地明晰起來。現在作的審視、結論無疑比以往更為容易和更有把握。從「通古今之變」的曆史角度而言，意義也該深遠一些。盡管本人深知學識有限，不一定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姑且抱著一種拋磚引玉的意識，不揣淺陋地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這方麵的研究。希望它能對更好地發展我國的生物學，更有效地利用我國豐富的動植物資源提供一點藉鑒和思考。
鑒於本書的內容提到許多生物名稱，如果都加上拉丁學名，篇幅未免太大。因此作者盡量選在經濟上、學術上和園林價值高的物種加上學名，並在書後加上必要的人名和地名以及生物名稱的索引。以便使讀者更好地理解書中的內容。同時也列齣主要的參考文獻。
在本書的撰寫過程中，筆者有幸得到諸多先生的幫助。筆者非常感謝北京林業大學的汪振儒教授、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所的吳徵鎰院士這兩位植物學界前輩熱情告知有關資料；同時也非常感謝美國康奈爾大學鷹岩（Kraig Adler）教授將資料豐富的《中國兩棲爬行動物學》一書相贈。另外還要感謝中國科學院北京植物所的李雲峰先生，昆明植物所彭華博士、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王揚宗先生，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易華先生等熱情將有關資料相示。筆者還要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所國魯來先生幫助翻譯德文資料，以及浙江師範大學的趙鐵橋先生熱心地指正瞭拙作五、六、十章中存在的一些錯誤和不當之處。筆者也謹在此對曆屆所領導，以及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已故李明先生多年來對本人的工作所給予的支持、幫助錶示衷心的感謝。
筆者深知自己水平有限，疏漏甚至謬誤之處在所難免，祈請讀者多多指正。
羅桂環
2001年12月6日
記得在上學的時候，曾經在哪裏看到過一篇外國人論述我國生物的文章，當時就覺得有點奇怪，心想，他們憑什麼議論中國的動植物？他們真的瞭解中國的動植物嗎？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所裏搞科學史。在一次清理辦公室的時候，很偶然發現趙鐵橋先生寫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帝國主義侵華史的一個側麵─評近代外國人在華的生物學考察1。說起來趙先生與我還是校友，他似是我們係上搞魚類分類的王香亭教授的七八級研究生，和其他同級的另外幾個研究生常和我們七七級的本科生一起做實驗。但我和他並不熟，可能都沒說過話。當時也就知道他是係上的研究生，齣入相遇點個頭而已。我能知道他是我們校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後來迴到原來的單位─中國科學院西北高原生物所的緣故，因為我的一個要好的同學也分到那裏。他告訴我一些關於趙先生的情況，後來我纔把這個名字和具體的人聯係起來。他的文章比較全麵地提到瞭近代在華考察生物的主要外國人物，評述那些「帝國主義分子」獨具慧眼，非常生動，語言酣暢淋灕，很有文采。由於那時文化大革命纔剛剛結束，所以他的文章多少有點批判文章的意味，而且似乎未列參考文獻，可能齣於這個原因，當時我所編發的刊物沒有發錶。但它無疑使我明白西方人對中國的很多生物是有瞭解的。
在工作期間，有段時間我突然對栽培植物的起源傳播有興趣，結果翻閱瞭貝勒的《西方在華植物發現史》，這本書在記述1900年前西方人考察、收集中國植物方麵史料之翔實，給我留下瞭極為深刻的印象。就這樣對西方人在華的生物考察史逐漸有瞭興趣。後來又受到我所的杜石然先生和北京林業大學的汪振儒先生的鼓勵，便逐漸地開始探討這方麵的工作。
大傢知道，作為一個文明非常古老的國度，我們的祖先在探索周圍自然的時候，積纍瞭大量的辨識生物類彆及利用生物資源的知識。在古代社會中，這種知識積纍的速度在世界範圍內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進入16世紀後，西方的科學技術開始迅速發展。齣於資源搜求和殖民擴張及學術發展等各種目的，西方各國在世界範圍內進行瞭長期和大規模的考察、探險，和生物標本收集，促進瞭當時博物學的迅速發展。相形之下，我國遠遠地落後瞭。特彆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我國被迫對西方開放，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內，他們積纍的有關我國生物資源的知識已經遠遠超齣國人自身所具有的水平。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他們已經編齣《中國植物誌綱要》、《中國和濛古的獸類》、《中國鳥類嘗試目錄》、《中國的爬行類》、《中國的淡水魚類》等一係列頗有影響的專門著作。
如果不是一個麻木不仁的民族，對於誰在自己生活的這塊土地上繪製過地圖，拿走過什麼東西，為什麼是這樣，是應該有所瞭解的。古人曾說過「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從近代曆史中，我們有很多的經驗教訓需要吸取。具體到西方人在華的生物學考察和研究這個方麵，因為他們的這種活動，無論在農林經濟、園林藝術、自然保護等方麵，還是在近代生物學發展方麵，都在世界範圍內産生瞭深遠的影響，因此，對這一曆史過程進行考察和探索是有意義和必要的。毫無疑問，它也構成近代中外交流的一個重要方麵。
對於這方麵的工作，外國學者嚮來比較注意，我國學者則較少顧及。這裏麵可能有多種原因。一方麵，對西方人而言，它是一種值得誇耀的業績，對於業績津津樂道是人之常情；對於中國學者而言，這是一種落後的見證，提起來總有一種沉重的感覺，不提也罷。當然，對於中國學者而言還有更重要的原因。這是因為，從事生物學研究的學者，還有太多的工作要做，不太可能花費大量的時間來做這方麵的工作。隻能在迴顧某一專門學科史時，作一些概略的介紹。除上麵提到的趙鐵橋的文章外，還有已故著名微生物學傢戴芳瀾的〈外國人在華採集真菌考〉、動物學傢張孟聞的〈中國生物分類學史述論〉、植物學傢方文培的〈近代中國植物學發展史略〉等等。這樣的文章一般敘述過略，或涉及麵較窄。而傳統的史學工作者則可能覺得從事這方麵的研究太專門，尤其是沒有生物學基礎的學者做這項工作太費勁。因此，筆者作為一名科學史工作者，雖然自知這項研究遠非易事，但仍覺得有責任去探討。
西方對我國生物的考察、收集和研究活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基本上可以說告一段落。經過約50多年這樣一段時間的「積澱」，其後果也逐漸地明晰起來。現在作的審視、結論無疑比以往更為容易和更有把握。從「通古今之變」的曆史角度而言，意義也該深遠一些。盡管本人深知學識有限，不一定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姑且抱著一種拋磚引玉的意識，不揣淺陋地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這方麵的研究。希望它能對更好地發展我國的生物學，更有效地利用我國豐富的動植物資源提供一點藉鑒和思考。
鑒於本書的內容提到許多生物名稱，如果都加上拉丁學名，篇幅未免太大。因此作者盡量選在經濟上、學術上和園林價值高的物種加上學名，並在書後加上必要的人名和地名以及生物名稱的索引。以便使讀者更好地理解書中的內容。同時也列齣主要的參考文獻。
在本書的撰寫過程中，筆者有幸得到諸多先生的幫助。筆者非常感謝北京林業大學的汪振儒教授、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所的吳徵鎰院士這兩位植物學界前輩熱情告知有關資料；同時也非常感謝美國康奈爾大學鷹岩（Kraig Adler）教授將資料豐富的《中國兩棲爬行動物學》一書相贈。另外還要感謝中國科學院北京植物所的李雲峰先生，昆明植物所彭華博士、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王揚宗先生，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易華先生等熱情將有關資料相示。筆者還要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所國魯來先生幫助翻譯德文資料，以及浙江師範大學的趙鐵橋先生熱心地指正瞭拙作五、六、十章中存在的一些錯誤和不當之處。筆者也謹在此對曆屆所領導，以及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已故李明先生多年來對本人的工作所給予的支持、幫助錶示衷心的感謝。
筆者深知自己水平有限，疏漏甚至謬誤之處在所難免，祈請讀者多多指正。
羅桂環
2001年12月6日
圖書試讀
【第二章 鴉片戰爭前西方各國在華的收集活動】（節錄）
一、早期傳教士在華的資料收集活動
在世界發展史上，13世紀前後濛古人建立橫跨歐亞大陸的帝國無疑是一件影響極為深遠的大事。它的存在導緻歐洲和中國之間的交往迅速增多。特彆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期間，來到東方為元朝宮廷服務的威尼斯人馬可波羅根據自己見聞撰寫的《遊記》，在14世紀和15世紀時的歐洲産生瞭很大的影響。他的這本《遊記》給西方人傳播瞭大量關於東亞財富和文明的知識，極大地豐富瞭西方人對當時世界的想像力和引起他們對東方的嚮往。另一方麵，中國的航海羅盤傳入歐洲使西方人遠離海岸穿越大西洋成為可能；中國的造紙術、印刷術的西傳和流行，使古希臘及阿拉伯的科學知識得到迅速的傳播。而古希臘和阿拉伯科學知識的普及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促進瞭歐洲的文藝復興，使那裏的社會發生瞭深刻的變革，資産階級作為一股新興的強大的社會勢力登上當地的曆史舞颱，生産關係的變革使生産力開始迅速提高。
當時西方流行的托勒密時代的地理思想―雖然是錯誤的，但卻鼓勵瞭西方人到海上的探險；與此同時，在15世紀下半葉的時候，瀕臨大西洋的南歐國傢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造船技術日益發達，逐漸成為頗具航海實力的海上強國，也使這種探險成為可能。當然，這一時期還有推動上述兩個國傢進行海上冒險的重要動力，那就是東方的商品，尤其是香料和絲綢。因為在歐洲文藝復興以前很長的一段時間，中國絲綢在歐洲早已享有盛譽；印度的産品在市場上也很受歡迎；但後來受濛古人衝擊而聚集在黑海東南一帶、與西歐人有著不同宗教信仰的奧斯曼土耳其人佔據瞭歐洲的東方，並最終於1453年佔領瞭中西方貨物重要的交易港口和中心君士坦丁堡後，切斷瞭上述貨物的來源。在這種情況下，從海上找一條新的路綫前往生産絲綢及調味香料的中國和印度，無疑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人齣海遠行冒險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早期傳教士在華的資料收集活動
在世界發展史上，13世紀前後濛古人建立橫跨歐亞大陸的帝國無疑是一件影響極為深遠的大事。它的存在導緻歐洲和中國之間的交往迅速增多。特彆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期間，來到東方為元朝宮廷服務的威尼斯人馬可波羅根據自己見聞撰寫的《遊記》，在14世紀和15世紀時的歐洲産生瞭很大的影響。他的這本《遊記》給西方人傳播瞭大量關於東亞財富和文明的知識，極大地豐富瞭西方人對當時世界的想像力和引起他們對東方的嚮往。另一方麵，中國的航海羅盤傳入歐洲使西方人遠離海岸穿越大西洋成為可能；中國的造紙術、印刷術的西傳和流行，使古希臘及阿拉伯的科學知識得到迅速的傳播。而古希臘和阿拉伯科學知識的普及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促進瞭歐洲的文藝復興，使那裏的社會發生瞭深刻的變革，資産階級作為一股新興的強大的社會勢力登上當地的曆史舞颱，生産關係的變革使生産力開始迅速提高。
當時西方流行的托勒密時代的地理思想―雖然是錯誤的，但卻鼓勵瞭西方人到海上的探險；與此同時，在15世紀下半葉的時候，瀕臨大西洋的南歐國傢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造船技術日益發達，逐漸成為頗具航海實力的海上強國，也使這種探險成為可能。當然，這一時期還有推動上述兩個國傢進行海上冒險的重要動力，那就是東方的商品，尤其是香料和絲綢。因為在歐洲文藝復興以前很長的一段時間，中國絲綢在歐洲早已享有盛譽；印度的産品在市場上也很受歡迎；但後來受濛古人衝擊而聚集在黑海東南一帶、與西歐人有著不同宗教信仰的奧斯曼土耳其人佔據瞭歐洲的東方，並最終於1453年佔領瞭中西方貨物重要的交易港口和中心君士坦丁堡後，切斷瞭上述貨物的來源。在這種情況下，從海上找一條新的路綫前往生産絲綢及調味香料的中國和印度，無疑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人齣海遠行冒險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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