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四(1959-1962)(简体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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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本卷时间跨度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书翰空间地理则自北京上海,到香港台北,终北美欧洲。在前三卷中,夏氏昆仲笔札不断,论文衡艺,以究文心之妙;赋诗联章,以求雕龙之精。此卷一如既往,谈文艺,会师友,言政治,说交游,制餐饮,观电影,不一而足,在在皆有。可为史料,以补正史之缺,而续海外文脉;可增谈资,以观海外中国文学研究之兴起,而了解人心世态。
怀旧与新思:战后香港知识界的浮沉与精神图景 本书聚焦于二十世纪中后期香港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脉动与知识生态变迁,通过梳理一系列未曾公开或鲜少被关注的私人通信、手稿、日记片段以及回忆录,试图重构一个在时代洪流中艰难求存、又不断自我革新的知识共同体。它绕开了宏大叙事对个体经验的遮蔽,深入到那些在香港这片“东方之珠”上耕耘的学者、作家、编辑和思想家的日常困境与内心挣扎。 第一部分:左翼思潮的退潮与知识分子的转向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香港作为重要的文化转口港,其思想界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结构性调整。一方面,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全球冷战格局的固化,原先依附于上海和内地文化圈的知识分子群体面临着身份的重塑与意识形态的巨大张力。本书首先探讨了部分知识精英如何在新的政治气候下,审视并调整自己与“左”与“右”两极的关系。 个案研究:文坛耆老的抉择与边缘化 我们深入考察了几位战前即活跃于上海文坛、后辗转至香港的老一辈作家。他们的书信往来揭示了他们在香港文学期刊中的边缘化过程,以及他们对“纯文学”与“时代责任”之间取舍的痛苦。例如,其中一位著名散文家在信中记录了他对当时香港文坛过于注重政治风向的失望,以及他对重新拾起传统美学价值的坚持。这些信件不仅是文学史的侧影,更是个体在身份认同危机中的真实写照。 对“中国性”的再定义 在香港这个特殊的地理空间,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展开了持续的争论。本书收录的几组关于古典文学批评和现代主义引入的论辩,展现了新一代学者试图摆脱既有框架,建构一种植根于香港本土,同时又不失对传统深刻理解的“香港中国学”的努力。他们探讨了古典文学在殖民地背景下的现代阐释问题,以及如何将西方新批评方法与中国传统文论相结合。 第二部分:现代主义的冲击与文化机构的兴起 六十年代初,伴随着战后婴儿潮一代的成长,香港的教育体系逐渐完备,也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崛起提供了土壤。本书的第二部分着重于现代主义思潮在香港的“落地”过程,以及本土文化机构在推动这一变革中的作用。 大学的崛起与“学院派”的形成 香港几所新兴大学,如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开始吸引并培养了大批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青年学者。他们的通信集中体现了他们引入西方前沿理论(如结构主义、现象学)的尝试与受到的本土阻力。信件中详述了他们如何克服语言障碍和学术资源匮乏,努力在狭小的教研空间中建立起具有批判精神的学术传统。其中一位历史学家的信札详细记录了他如何艰难地将欧洲启蒙思想的某些方面引入香港史学研究的开端。 文学期刊的试验田 文学期刊是这一时期思想交锋的最前沿。本书通过对几家重要文艺刊物的编辑通信的梳理,揭示了它们在内容选择上的微妙平衡:既要迎合当时的文化市场需求,又要坚持实验性和前卫性。收录的几封退稿信与编辑审阅意见,生动地展示了新诗、新小说在香港文坛初露锋芒时所经历的质疑与鼓励。它们是探索香港叙事可能性的“试验田”。 第三部分:都市化进程中的知识分子角色 随着香港经济的腾飞,社会结构发生剧变,知识分子不再仅仅是书斋中的清谈者,他们开始介入公共生活,关注都市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批判的距离” 这一部分展示了知识界如何从对纯粹美学的追求,转向对殖民地社会结构、阶级分化以及贫富差距的严肃关怀。尽管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无法进行直接的政治批判,但学者们通过社会学调查报告的撰写、翻译外国批判性著作,以及在报刊专栏中采用隐喻和讽刺的手法,表达了他们的社会关切。一份关于徙置区(公屋)居民心理状态的早期研究草稿的附言,极具洞察力地反映了学者试图在“局外人”身份与“介入者”责任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 文化认同的内省 在经济繁荣的表象下,身份认同的焦虑依然是挥之不去的主题。知识分子们对“我们是谁?”这一根本问题的探讨,贯穿于他们对香港电影、流行音乐的评论之中。他们试图从这些新兴的大众文化形式中,辨识出属于香港自己的、区别于传统中国或西方殖民文化的独特精神标识。这些早期对本土文化的肯定和梳理,构成了日后香港文化研究的基础。 结语:未竟的对话与历史的温度 本书所呈现的,是一幅复杂而充满张力的知识图景。它强调了在资源有限、政治敏感的环境下,知识分子们如何通过私人化的交流网络,维系着思想的火种,并为香港后来的文化爆发积累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和批判能力。这些信件和手稿,如同历史的肌理,记录了那些在时代变革中,既怀抱理想又饱经风霜的先行者的精神足迹,展现了那个年代知识生态的真实温度与复杂面向。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夏志清(1921–2013)


  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生于上海浦东,中国文学评论家,教授。1946年9月随长兄夏济安至北京大学担任助教,醉心于西欧古典文学,因研究威廉‧布莱克档案(William Blake Archive)论文脱颖而出,取得留美奖学金至耶鲁大学攻读英文硕士丶博士。在纽约州立学院任教时,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完成《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也奠定他学者评论家的地位。1961年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席。2006年7月,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夏济安(1916–1965),江苏吴县人。夏志清教授的兄长。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毕业,曾任教西南联大丶北京大学外语系和香港新亚书院。1950 年赴台后任教于台湾大学外文系,为早期小说作家白先勇丶欧阳子丶王文兴丶陈若曦丶叶维廉等人的启蒙老师,1956年与吴鲁芹丶刘守宜等创办《文学杂志》并兼任主编,在杂志上主张「朴素的丶清醒的丶理智的」文学,与其弟夏志清对当代文学的贡献十分深远。1959年赴美,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丶加州柏克莱大学作研究,主要工作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1965年2月23日因脑溢血病逝于美国奥克兰。夏济安的中文着作还有《夏济安选集》丶《现代英文选评註》等;英文着作有The Gate of Darkness,这是一本1949年以前左派文人的评论集。王洞,夏志清夫人,台湾大学经济系毕业,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育硕士,耶鲁大学语言学硕士。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初级研究员丶康州大学讲师。婚后相夫教女,年逾半百,改学电脑,获哥伦比亚大学电脑学士,任职美林证券公司。现退休,定居纽约。季进,江苏如皋人,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丶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丶钱钟书研究。主要着作有《钱钟书与现代西学》丶《陈铨:异邦的借镜》丶《阅读的镜像》丶《另一种声音》丶《彼此的视界》等,主编有「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丶「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丶「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丛书」等。

图书目录

图书序言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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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四(1959-1962)》(简体字版),真的是一次非常奇妙的体验。我一直对五十、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和知识界动态抱有浓厚的兴趣,而夏志清先生和夏济安先生这两位名字,更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在海外传承和发展中国文学的重要力量。拿到这本简体字版,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种熟悉的纸张和印刷,虽然是简体,但触感和翻页的质感,似乎都带着一丝历史的温度。在那个时期,台湾与大陆的文化交流还远未像今天这样便捷,所以,能够通过书信的形式,窥见两位先生跨越海峡,甚至远隔重洋的学术探讨,就显得尤为珍贵。我很好奇,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环境下,他们是如何保持思想的活跃,又是如何交流彼此的研究心得,尤其是对当时中国大陆的文学新动向,他们会有怎样的观察和评判?书中的字里行间,一定承载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思考方式和学术情怀,这让我非常期待深入其中,去体会那种纯粹的学术对话,去感受那个时代的思想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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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在台湾阅读并研究中国文学的爱好者,拿到《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四(1959-1962)》(简体字版)时,心情是既兴奋又带着几分审慎的。兴奋在于,终于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近距离地感受两位在文学评论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在那个特定年代的学术交往。夏志清先生的文学判断力,以及他敢于挑战传统、另辟蹊径的治学精神,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而夏济安先生,在我看来,是那种默默耕耘、但目光如炬的评论家。他们的书信,无疑会是那个时代文学思潮的一个缩影。我特别好奇的是,在那个信息传播相对有限的年代,他们如何获取最新的文学资讯,又是如何进行跨越时空的思想碰撞。卷四这段时间,正值中国大陆政治和文化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发生,这些事件必然会对文学产生深远影响。我非常期待,在这本书信集里,能找到他们对于这些现象的真切思考,以及他们之间对文学本体、文学史叙事的深刻讨论。这不仅仅是两人的对话,更是一个时代的学术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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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觉得,要真正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绕不开夏志清先生及其学术成果。而《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四(1959-1962)》(简体字版)的问世,更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位文学巨匠在学术研究之外,更真实、更鲜活的一面。与他同时代的夏济安先生,虽然其学术著作的流通度可能不及夏志清先生,但在学术界,同样是备受尊敬的。这本汇集了他们1959年至1962年之间书信的集子,恰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那个时期。这段时间,中国大陆的文学界正经历着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从“大跃进”的狂热到随后的经济困难,这些社会现实无疑都会投射到文学创作和评论中。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在这样的背景下,两位先生是如何看待当时的文学作品,他们是如何进行学术交流,又如何维系着彼此的友谊和学术研究。我想,这些书信里一定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洞见,它们将帮助我更全面地理解那个时代的文学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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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四(1959-1962)》(简体字版)的出现,对于我这样的台湾读者来说,不啻于一种精神上的“回溯”。我总觉得,要真正理解一个时代的文学,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作品本身,更需要去了解那个时代的研究者和评论家是如何思考的。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我心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一本学术著作,更像是一本指引我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书。而夏济安先生,虽然相对来说在大众读者中的名声不如此次《书信集》的另一位主角显赫,但我知道他在文学研究领域同样有着深厚的造诣,尤其是对一些被忽视的文学现象有着独到的见解。这卷书信集,恰好跨越了1959到1962年这段关键时期,这段时间中国大陆正经历着一些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无疑也会反映到当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上。我想象着,在书信往来中,他们会如何讨论最新的小说、诗歌,会如何评价新涌现的作家,又会如何辩论文学的走向。这种来自学术前沿的讨论,对于我这样渴望理解文学演变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份难得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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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四(1959-1962)》(简体字版)的时候,我脑海中浮现的是那个时代的画面:知识分子们在海外,默默地守望着中国文学的薪火,即便身处异地,心却紧密相连。夏志清先生的名声,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大陆,都是响当当的。而夏济安先生,在我看来,更像是一位潜心研究、目光犀利的学者。这卷书信集,聚焦在1959年至1962年这段时期,正是中国大陆风云变幻,文学创作和思想界经历巨大转折的关键年份。我很好奇,在那个信息相对隔绝的年代,他们如何得知彼此的研究动态,又是如何通过一封封书信,交流对文学的看法。我尤其期待,书中能展现出他们对于当时中国大陆文学的观察,以及他们之间关于文学史、文学理论的讨论。这种来自学术大家的真实对话,对于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能够窥见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和学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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