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历史小说有两种表现手法:一是以历史事件和人物为对象,在史实框架内进行创作,为展开故事贯串情节,适当的虚构、想像、刻划等艺术加工是必要的。中国作家二月河的《康熙大帝》、唐浩明的《曾国藩》,凌力的《少年天子》、《梦断关河》,邱恒聪、吴振录合着的《山帅》以及义大利作家乔万尼奥里的《斯巴达克斯》等名着都属于这一类。创作这类小说,作者必须洞悉史实,熟悉历史人物,所以其难度很高;二是取材于某个历史事件,从而进行艺术加工,故事情节纯熟虚构,人物有真有假,真的未必全真,假的未必全假。中国作家罗广斌和杨益言合着的《红巖》、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都梁的《亮剑》,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双城记》等就属于这类作品。故事情节、刻划人物拥有「天马行空」式的发挥空间,写起来比前者简易得多。
《在森林和原野》写的是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事。内容以马来亚共产党带领民众反抗日本侵略、反英殖民统治的英勇事迹为主线。时代背景是真实的,发生地点和时间跨度是确切的,人物和故事则真假参半。马共柔佛州州委投敌叛变、马共总书记莱特和日本特高科暗中勾结、新村政策和村民吃大锅饭、九‧一黑风洞惨案等都是真有其人确有其事;政治犯越狱、游击队伏击敌人运薪车、以AK步枪射击直升机等章节却是三分真实七分想像和虚构。这部长篇该属于上述的第二类。
英国人统治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一百五十年。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马来半岛东北部登陆,长驱南下抵达新加坡。号称「东方雄狮」的英军竟然不战而降,反而是马共临时组织的抗日军英勇杀敌顽抗到底。日本血腥统治新马三年八个月,数十万平民百姓被杀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英军以胜利者姿态回来继续统治马来亚。一九四八年马共重返森林和英军对抗。马共抗日抗英历时三十多年,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由于涉及种族、时政、意识形态等敏感问题,这段历史始终处于被遮掩状态。
我写《在森林和原野》是「铤而走险」的。
我在马来西亚柔佛州出世,在森林边沿长大。我熟悉森林,熟悉当年在那里活动的马共武装分子。从我从事文学创作开始,我就把森林和马共视为一座具有深厚内涵的文学矿山。
上个世纪八○年代末,我退出商场回到书的世界。我着手整理积存已久的马共材料,同时回返故乡边佳兰走访好些当年马共出没的村子,随后到广州造访当年被驱出境的马共人员。一年多的奔波探索,我对马共组织、地下活动、游击生活等情况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一九八九年马共放下武器回归社会。这场革命斗争走入历史。不过,平民百姓依旧避讳马共,专家学者一如既往只字不提,文艺工作者更是谈马共而色变。氛围依旧沉郁紧张,我同样有所顾虑。思前想后,衡量再三,十分无奈,只好放弃。这个决定是非常痛苦的。
然而,没多久我就改变想法。二○○二年六月间,我携妻到马来西亚槟城和泰国南部城市合艾度假。在合艾期间,顺便到邻近也拉府的邦朗和平村游览。马共下山后聚居于泰国南部好几个村子,邦朗和平村是其中之一。当时我是抱着「到此一游」的好奇心,然而,抵达后却如进入宝山流连忘返。原来,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知名作家、《小茅屋》的作者贺巾就住在那里。在他的指引下我造访了好些战士,他们热情好客,真诚相待。他们有问必答,把当年的森林生活、扎营和战斗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我,同时把「肃反」期间蒙受的冤屈毫不保留和盘托出。贺巾告诉我勿洞县还有两个村,一是马共主力第十二支队落脚处,叫第十二和平村,另一个是当年因不满中央实行「肃反运动」而分裂出去的二区分队聚居地,叫友谊村。那两个村规模更大,人更多,机关领导多半住在那里,去走一趟肯定有收获。
我在邦朗和平村待了三天,然后转去勿洞县。
勿洞县和马来西亚只有一山之隔。市区勿洞镇乃泰南旅客聚散地,很热闹。第十二和平村离勿洞市区十多公里,山路曲曲弯弯,乘车得一个半钟头。我在那里待了三天,在村向导老张的引导下访问了十几户人家。他们胸无城府,开诚相见,告诉我许多鲜为外人所知的事,如物色营地、迁营,埋藏粮食,造雷埋雷和佈雷,地道战和麻雀战的打法,做竹排过河,用AK步枪射击直升机等等。我顿开茅塞,受益匪浅。
我在友谊村待两天。二把手老蔡是我的同乡──客家人。我们一见如故,讲客家话倍感亲切。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他那里我得到许多关于「肃反」和他们「离队」的第一手资料。
和平村和友谊村之旅令我精神抖擞,勇气倍增。朴实的民风和村民崇高的气质令我感动。身在村里,我感受到「社会主义」的和谐氛围,即使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也是没法感受到的。
和平村和友谊村底蕴深厚,富传奇色彩也充满艺术灵感,画家、音乐家、诗人来到那里肯定满载而归。
「森林和马共」这个已放弃的题材在我脑里冲撞不已。
心痒难抓,跃跃欲试,回到新加坡后我撇开琐事,心无二用,在电脑前奋指(笔)疾书,在小说世界中驰骋漫游。
二○○八年初文稿杀青,掐指一算,足足写了五年。取书名对我来说是项苦差,作品完成后,我往往要花好长时间想书名。这部新作也不例外,琢磨了好久没一个合意的。一天,半夜醒来,辗转难眠,起身亮灯拿过床头书,刚翻开,「在森林和原野」这几个字蹦地跳进脑际。唷,好名字!我兴奋到天亮。
《在森林和原野》原是一首芬兰(一说是丹麦)民歌,歌词大意是在森林和原野多么逍遥,那开花结果的树多么美丽,鸟儿在舞蹈歌唱,朋友啊你为甚么苦恼和悲伤……。曲调活泼,旋律轻快,唱来瑯瑯上口。然而,当年的英殖民政府患上严重的「马共综合症」,听到森林就惶恐不安,立刻设立法令,宣佈这首歌为禁歌,唱者或拥有词曲者将被控上法庭。弔诡的是,禁令一出,这首歌竟然被左翼工人、学生当成反殖民主义的革命歌曲。他们聚会时唱,罢工时唱,罢课时唱,示威游行时也在唱。歌声穿云裂石,此起彼伏,气得政治部警官和特务吹胡子瞪眼的。以这首民歌作书名别有意义。
马共走进历史已近三十年,这个题材始终没人敢碰,我却浓墨重彩直描不讳。两个月后书出版了,朋友读后捏把冷汗,说我单刀直入闯敏感禁区,一旦追究麻烦可大。剑鸣匣中,已经豁出去,我等着。两年悄然过去,书已卖得七七八八,然而风平浪静,没人找上门,我出入平安。
二○一○年,英译本《Deep in The Jungle》出版。《海崃时报》(英文报章)作大篇幅介绍。三个月后我接到纳丹总统的来信。他说读了《Deep in The Jungle》后感触颇深,邀我于某月某日到总统府和他共进午茶。我受宠若惊,依时赴约。他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因工作关系每个月都到我的故乡边佳兰公干。他说他对那里的马共情况知道的比我还多。这话不假,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他说我这部作品题材新颖,人物生动,故事感人,是新加坡不可多得的长篇佳作。他赞赏我锲而不舍、孜孜不倦的写作精神。他鼓励我继续努力,多写几部反映历史、反映时代的长篇巨着,为新加坡文学艺术创造奇迹。之后我们还谈到文学创作和翻译等问题。茶叙历时四十五分钟。
我提这件事是要印证我之前的诸多顾虑都是杯弓蛇影,妄加猜疑,「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回头一想不禁哑然失笑。
新加坡历史区区两百年。猪崽卖身,披荆斩棘,开荒辟地,日本血腥统治,灭绝人性,英国人长期欺压剥削,吸尽民脂民膏。马共抗日抗英餐风露宿三十多年,这部历史深沉厚重,每一页都血迹斑斑。
我写《在森林和原野》是对历史题材的大胆尝试。它的出版和再版希望能抛砖引玉,唤起更多作者投入这座文学宝山进行挖掘,写出反映时代、反映历史的长篇佳作,为新加坡文坛沙漠带来生机,增添活力。
最后我要感谢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此书,让我的作品有机会和台湾读者见面。参与编校此书的编辑同仁劳苦功高,我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
流军
二○一九年农历正月初六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