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說明
評價一個出版社時,我們往往會從它所出版的圖書和它所產生的社會影響談起。然而當我們評價一個出版社品牌價值的寬度和厚度時,評價它是否擁有超越時空的生命力時,則必須要看它對人類優秀文化的傳承是否有創造性的貢獻,看它在文化傳播上所表現出來的時代勇氣、社會擔當和終極目的。
一百多年前,當中國正處於一個文明與啟蒙、救亡與圖存的歷史關鍵時刻,中華書局應運而生了。從它甫一出世,便天然的與那個風起雲湧的時代相結合,自覺地承擔起“弘揚中華文化,普及民智教育”的歷史重任。在它的創始人陸費逵先生親自起草的《中華書局宣言書》裏,它向中國這個正在從封建走向共和的文明古國,明確地發出了“立國根本在乎於教育,……教育不革命,國基無由鞏固”“教育得道,則民智開、民德進、民體強”這樣振聾發聵的聲音。從此以後,它便以“提倡國粹,以啟發國民之愛國心;兼採歐化,以灌輸國民之世界知識”以及“百科並舉、古今俱備”的出版格局投身於中國文化的革命與傳承、融合與發展的洪流之中,在那個始終激盪着發憤圖強、振興民族的時代風雲下,真正起到了“一嘯而百吟,一趨而百奔 ”的啟蒙和引領作用。可以不誇張地說,在中國近代湧現的一眾文化出版機構中,中華書局是最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家國情懷的。它的歷史意義絕不僅僅是在中國走向共和之後成立的第一家出版機構,更是以其全力以赴的文化投入和豐富的出版物積極地參與社會創造,從而成為中國近代社會從傳統走向現代的一個文化縮影。
如果說,一個生命的強大是得益於其靈魂強大的話,那麼對於初創時期的中華書局來說,陸費逵先生則是它絕對的經營之魂、文化之魂。他不僅親手創立了中華書局,更是為中華書局的發展燃燒了幾乎全部的生命,在他主持書局長達三十年的時光裏,他以無私無畏的勇氣和人格為中華民族的覺醒而奔走呐喊;他以目光如炬的遠見卓識為中國傳統教育指明了改革的方向;他不僅以“敢為天下先”的氣魄出版了中國第一套具有現代意義的教科書,更以“為往聖繼絕學”的擔當完成了《四庫備要》《古今圖書集成》這樣的文化工程;他不僅以企業家的精明與精神,在經營上運籌帷幄、積極拓展,更以寬廣高潔的胸襟,海納百川、廣攬人才,從而奠定了中華書局的百年基業。可以這樣說,陸費逵先生是用他的生命創造了一個中國近代文化出版史上的傳奇,他不僅是一個文化學者、出版家、教育家,更是一個憂國憂民、順應時代潮流的思想家和啟蒙者。“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係卻比任何行業為大。”這段話出自陸費逵先生1926年為《書業商會二十周年紀念冊》所寫的序言,如今將近百年過去了,每當我們重溫這段名言,仍然能夠深切的感受到這段平實的語言中所折射出的強烈愛國之心;堅定的語氣裡充滿着對文化出版的自信與執着。
回望百年,我們的國家早已完成了從封建走向共和的偉大轉變,我們的文化實現了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歷史發展,我們的社會在曲折中不斷前進,我們的文明在與西方文明的不斷碰撞中持續豐富和發展;看今日之中國,無論是經濟發展的規模還是現代化進展的速度都已站在了世界的前列,特別是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和重視教育,已徹底擺脫了積貧積弱之勢,中華民族已從文化和科學上與這個現代化的世界融為一體;但是,僅僅追求以物質財富的增加為代表的現代化“硬實力”並不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一個國家和民族發展的最終高度還是要以文化概念來定義,真正從根本上決定着中國未來的還是一份需要不斷強化提高的文化“軟實力”。應該說,百年巨變中,中華書局當年“普及民智教育”的理想已基本實現了。然而,如何持續提升每一個公民對自己民族文化的自覺與自信;如何豐富和完善多元一體的中國文化新格局;如何不斷增強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響力;如何在繼續弘揚中華文化的基礎上,更加積極的參與中國和世界現代文明的構建與發展,仍會是二十一世紀中國要面臨的文化命題。這個命題對於一直堅守中國文化發展,歷經百年滄桑的中華書局來說,理應是它在新的世紀裡面臨的新使命和新機遇。
今年是中華書局成立一〇九周年,也是陸費逵先生逝世八十周年,為紀念這位長眠於香江之畔的文化先驅,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特別從陸費逵先生的著作以及相關的歷史文獻中,精選了三十七篇文章,分為三輯。分別以“獻身書業”“書業商之人格”“言為心聲”為題,希望可以向廣大讀者全面地展現這位出版家、教育家可敬的一生和高貴的靈魂。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202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