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土地改革與工業化:重探台灣戰後四大公司民營化的前因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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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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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國民政府遷台後,於1953年實施耕者有其田,將原為公有的四大公司(水泥、紙業、工礦與農林)民營化,以其股票做為給予地主地價補償的三成。為了配合農村土地改革而進行民營化的做法世所罕見。這做法宣示了土改是要促使農村資本轉移到工業,以推動現代化。一般認為土改使得地主損失嚴重,然而影響並不平均。民營化過程中,甚多對工商社會應變能力較佳 ,且擁有既有資源較多的本省地主菁英積極參與,並成功轉型。缺乏此等條件的大部分小地主,在轉型上則較為困難。
 
  《農村土地改革與工業化:重探台灣戰後四大公司民營化的前因後果》呈現高度複雜的四大公司民營化過程,探究作為地價補償的出售公營事業的選取、估價、發行股票與輔導等過程,以及其涉及的政商博弈。就日後經營情況而言,民營化成績甚為參差。台泥最成功,農林甚失敗,而工礦農林售出的47個獨立單位中則不乏經營成功者。
臺灣戰後經濟轉型與產業結構的再思 本書探討臺灣自戰後以來,如何在特定的政治經濟脈絡下,經歷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並深入剖析此轉型過程中,關鍵國營事業的私有化(民營化)如何重塑了臺灣的產業版圖與經濟權力結構。 臺灣的戰後發展常被視為一則經濟奇蹟的範例,然而,經濟奇蹟的背後,卻隱藏著複雜的結構性變革與權力重組。本書跳脫傳統上僅關注出口導向製造業成長的視角,聚焦於臺灣戰後初期至解嚴前後,國家在經濟體系中扮演的決定性角色,特別是國營企業在奠定初期工業基礎的關鍵作用,以及隨後推動的民營化浪潮對整體經濟格局的深遠影響。 第一部:戰後初期的經濟奠基與國家資本的擴張 本書首先回溯至 1940 年代末期,國民政府遷臺後所面臨的殘破經濟體系與資源匱乏的困境。在此背景下,國家採取了強力的干預主義政策,以穩定物價、發展基礎工業為首要目標。 一、土地改革的深層意涵: 儘管本書核心不直接探討土地改革的細節,但我們必須理解,成功的土地改革(如「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為後續的工業化提供了兩大基礎:一是釋放了大量潛在的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入城市工廠;二是透過對地主的補償(部分以公營事業股票形式發放),間接促成了國家資本的積累與轉移,為後來的國營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初步的財政與社會基礎。這種將農業盈餘轉化為工業投資的機制,是臺灣早期發展路徑的關鍵起點。 二、戰略性國營事業的設立與功能: 面對私人資本的薄弱和外資引進的困難,政府主導成立了一批大型國營事業,涵蓋了如電力、水利、水泥、造紙、基礎化工、金融等戰略性產業。這些企業不僅承擔了提供基礎設施和原料的任務,更肩負了穩定物價、引導產業投資方向的政策性功能。它們的營運模式、人事安排及資源調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私人部門的發展空間與速度。本書將分析這些公營事業在引進技術、培訓人才方面扮演的「準大學院」角色,以及其在國民黨威權體制下所體現的政治經濟學意涵。 三、美援的結構性影響: 美援(Point Four Program)在這一階段的關鍵性不僅在於資金與物資的注入,更在於它為臺灣的工業化設定了方向。本書將分析美援資金如何更傾向於支持由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戰略產業擴張,從而進一步鞏固了國營事業在經濟體系中的核心地位。 第二部:經濟結構的轉向與產業升級的壓力 進入 1960 年代,隨著出口導向戰略的確立,臺灣經濟結構開始從進口替代轉向出口擴張。此階段的特點是製造業的蓬勃發展,然而,原有的由國家主導的重工業和基礎產業,逐漸成為約束私人部門進一步升級的瓶頸。 一、產業結構的內在矛盾: 隨著輕工業的發展,對鋼鐵、石化產品的需求激增。國營事業在僵化的體制和缺乏市場競爭壓力的環境下,其效率問題開始浮現,無法靈活配合私人企業快速變化的訂單需求。這使得國營事業從經濟發展的「助推器」逐漸轉變為「絆腳石」,要求進行結構性調整的呼聲日益高漲。 二、國際環境的變化與效率的訴求: 在國際貿易自由化的壓力下,臺灣需要提高整體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這不僅要求企業具有生產效率,更需要具備風險承擔與市場反應速度。威權體制下的國營事業因其行政色彩濃厚的管理模式,難以滿足這些新的市場要求。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此時的「資源錯配」問題,成為推動民營化改革的內在驅動力。 第三部:民營化浪潮的來臨與權力經濟學的重構 本書的核心分析集中在 1980 年代開始加速的民營化進程。這不僅是單純的產權轉移,更是一場深刻的政治經濟權力再分配。 一、決策的轉折點: 分析推動民營化的內外部壓力,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對政府干預過深的批評、國內要求公平競爭的呼聲,以及政府試圖縮小財政負擔的需求。本書將考察這一時期不同利益集團(如新興企業家、既有政治精英、技術官僚)在決策過程中的博弈。 二、核心案例的選擇與分析邏輯: 本書選取數家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國營事業進行深入分析。這些公司在轉型過程中,其出售的時機、價格設定、以及最終的買家結構,直接影響了臺灣戰後經濟權力的繼承模式。 資產的價值重估與出售: 探討在產權轉移過程中,國有資產的價值如何被評估與釋放。由於許多國營事業在早期享受了國家資源的低成本支持,其帳面價值與市場真實價值之間存在巨大落差。民營化如何在政治考量下實現資產的「合法」轉移,成為關鍵的分析點。 新興財閥的崛起: 民營化為特定背景的私人資本提供了空前絕後的成長契機。本書將細緻梳理,在出售這些具有壟斷性質的關鍵基礎產業時,哪些家族或集團成功進入,並分析他們與既有政治體制間的關係如何影響了競標過程和後續的經營策略。這實質上完成了戰後臺灣經濟權力結構從「官僚資本」向「私營財閥」的過渡。 三、對產業結構的長期影響: 民營化後的企業,面對市場競爭,其經營策略發生了顯著變化。本書將追蹤這些新興民營巨頭在隨後的全球化浪潮中,如何利用其原先的壟斷地位(如在基礎建設、原物料供應鏈上的優勢),進一步鞏固其市場地位,並對後續臺灣產業的多元化發展產生了哪些限制或推動作用。 結論:重探臺灣發展路徑的複雜性 本書總結認為,臺灣戰後經濟的成功,是國家資本積累與隨後戰略性釋放的綜合結果。國營事業的興盛奠定了工業的骨架,而隨後的民營化,則是在政治壓力與經濟效率考量下,一次重大的產權與利益再分配。這場轉型塑造了當前臺灣經濟體系中財閥的雛形與產業的集中度,其前因後果值得我們以更宏觀、更批判的視角進行深入審視。這不僅是經濟史的研究,也是理解當代臺灣政治經濟關係的一把鑰匙。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瞿宛文
 
  美國史丹佛(Stanford)大學經濟學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曾任中研院研究員、臺灣大學城鄉所與經濟系兼任教授。研究著重於台灣與東亞經濟發展,近來也開始探討中國大陸經濟相關議題。曾任《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主編與社長。著作包括《中國產業的發展模式:探索產業政策的角色》、《台灣的不成功轉型:民主化與經濟發展》(聯經2020)、《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聯經2017)、與安士敦(Alice H. Amsden)合著的《超越後進發展:台灣的產業升級策略》(聯經2003)、《全球化下的台灣經濟》、《經濟成長的機制》等。

图书目录

一、前言
(一)重探土改的研究專題:回應翻案文獻
(二)本書的定位
(三)背景說明:簡述台灣戰後農村土地改革
(四)四大公司民營化過程之簡述
(五)檔案資料說明
 
二、以公營事業股票補償地價的政策選擇
(一)選擇地價補償的方式
(二)會以公營事業股票作為地價補償政策的歷史緣由
 
三、出售公營事業標的之選定與資產重估
(一)選擇出售的公營事業
1.省級生管會的前置作業
2.省府經費小組初步定案
(二)出售公營事業估價委員會
(三)估價的高低與專業自主性
(四)台灣省臨時省議會的參與
(五)肥料公司是否出售
(六)小結
 
四、四大公司如何移轉民營
(一)估價定案並籌劃移轉事宜
(二)訂定《移轉民營後輔導辦法》背後的博弈
1.分售辦法的演變:從分部門出售到分廠分售
2.《輔導辦法》定案及裁遣員工問題
(三)原有員工的安置問題
(四)台泥台紙移轉民營後如何分售工礦農林
1.分售辦法定案
2.分售的相關事宜:如何處理公法團股
3.分售結果
 
五、如何輔導民營化事業
(一)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
(二)輔導的目的與原則
(三)股價波動與證券交易所之設立與否
 
六、輔導的時期與成效,1954-1958
(一)四大公司民營化後之發展
1.台灣水泥公司
2.台灣紙業公司
3.重組後的台灣工礦公司
4.重組後的台灣農林公司
5.台灣農工企業公司
6.工礦農林分售出的47家廠礦
(二)農林工礦售出工廠的員工裁遣糾紛
(三)後續的發展情況
(四)延長輔導期間之爭議
 
七、結語
附錄
參考文獻
索引

图书序言

  • ISBN:9789570861631
  • 規格:平裝 / 260頁 / 14.8 x 21 x 1.6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图书试读

前言
 
  國民政府在內戰失敗退守台灣之後,就立即開始推動土地改革。先是於1949年實行三七五減租,隨後在1953年實施了耕者有其田,對戰後台灣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不同於當時大陸上中共的土地改革是無償沒收地主的土地,國府的土改則是以溫和改良為號召,因此徵收耕地時必須對農村地主給予補償。此次耕者有其田的地價補償,七成是土地實物債券,三成是四大公司的股票,即台灣水泥、台灣紙業、台灣工礦與台灣農林公司。而這四大公司是戰後國民政府來台接收的戰敗國日本工業資產中的一部分。
 
  換言之,國民政府在1953年為了補償農村地主,將原為公有的四大公司民營化,這事件有著相當特殊的意義。將公營事業移轉民營在全球並非少見,例如在1990年代原社會主義經濟體進入轉型階段的時候,即曾大規模地進行私有化。但是在二戰後落後地區配合著農村土地改革而為之,則甚為稀有,若非獨一無二。根據當時美國土地改革專家雷正琪,他認為台灣土改以公營企業股票作為地價補償的作法,是各國土改中唯一的案例,也是成功的案例。這個作法刻意地要促使原先凍結在耕地上的資本,轉移到工業領域以推動經濟發展,明確地將土改與經濟發展相連結,因而得到他高度的認可。在當時國共鬥爭脈絡延續下,國府當然將農村土改宣揚為自身優良的政績,是反共宣傳中其優於中共的證明。此外,在冷戰環境下,這案例也被美國政府當作落後地區以非共產主義運動方式進行土地改革的典範,因此國府在美國林肯土地政策學會資助下,於1968年建立了土地改革訓練所,協助培訓後進國家相關人才。
 
  公營事業民營化意味執政者將公營事業移轉給私部門,形式目的是促進私部門工業的發展,鼓勵私人企業的成長。這必然牽涉到政府與民間資本的關係,即政商關係的變化,而實施是否成功則涉及執行的效率與公平性,更多是關於促進經濟發展的成效。因此,對於戰後初期此一重大政策的評價,必然意味著對這些相關政治與經濟層面的討論與評估。
 
  不過近年來,在台灣政治轉型過程中,台灣社會通行的論述(以下簡稱本土論述)對國民政府政績基本持否定的態度,尤其是戰後初期國府所進行的農村土地改革。本土論述認為當初的土改不單沒有必要,並且是國民黨外來政權強奪本地人的土地,為政治目的壓制本省菁英的歷史事件。與此相關聯,本土論述更認為四大公司的民營化是一項失敗的政策,其認為四大公司股權在移轉給地主後股票價值迅速流失,使得地主損失嚴重,不單導致地主階層的沒落,並且沒有產生引導地主進入現代工業的成效。再則,其也認為當初土改之所以得以實施,是因為國府是一個外來威權政權,本地地主政治菁英並無法抵抗。本土論述所引申出的政策意涵,顯然從地主權益出發,並不支持追求土地平均分配,以及土地增值歸公的價值與政策目標,該論述也沒有正視後進地區追求「現代化」、現代經濟發展的要求。
 
  在現實中,今日多數後進國家中土地分配之不均仍然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如巴西至今仍有參與者超過百萬的無地農民運動在活躍著。國際學界雖對土地改革的必要與可行性仍有爭論,然多會同意這不均使得這些後進地區社會分化,更妨礙經濟發展的進程。從此角度來看,相較之下,台灣戰後初期農村土地改革的成績則甚為顯著,因台灣成功地實施了農村土地改革,農業生產持續成長,而在以農支工的政策下工業生產更是突飛猛進,使得台灣逐步從傳統農業社會成為現代化工業社會。然而,在60多年之後,重新來評價當時的土地改革卻並非易事。當年國府曾高舉追求社會平等及現代化目標來宣揚土改政績,而台灣土改的經驗,包括將公有企業股票作為地價補償的作法,也曾是其他後進國家亟欲學習甚而前來取經的典範,在今日卻遭到台灣社會本土論述的全面否定。
 
  本書將探討此次土改引發的四大公司民營化的過程及其成效,其對地主的影響及促進經濟轉型與工業化的成效,地主階層的參與情況及政商關係的演變,並探索引申出的相關理論性問題。
 
  (一)重探土改的研究專題:回應翻案文獻
 
  如上述,近年來對當年土地改革持否定態度的翻案文獻較為普遍,而現實中台灣土地規劃的相關問題卻仍然甚為嚴重,全面否定當年土改並無助於我們了解這些土改所遺留的問題,因此重新檢討土改相關論述實有其必要性。為此筆者曾籌組一個研討專題,〈重探台灣戰後農村土地改革〉,刊登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15,第98期)。專題包括三篇論文,其中之一瞿宛文(2015)將台灣戰後土改放回到歷史脈絡中,從國共兩黨競逐中國現代化革命領導權的角度,來理解國府為何在敗守台灣後實施了溫和的土改。因中共以土地改革動員農民發動農民革命取得成功,迫使國府高層終於下決心在台進行了土改,基於其本身保守的性質與客觀環境,它採取了溫和土改的方式,而一些有利的輔助性客觀條件也有助於土改的成功。土改的成果有賴於相關政策的配合,包括融資、農推、水利與基礎建設等方面,呈現出國府在大陸失敗後經營農村戒慎恐懼的態度;其更源於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增加了對農業原料及農村剩餘人力的需求。同時土地改革強制地主經濟轉型,有助於分配之平均及現代化的推動。
 
  就當初農村土改如何得以進行,廖彥豪、瞿宛文(2015)做了初步的政治經濟分析。該文探討了當初《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的立法過程,呈現了本省政治菁英代表地主階層與國府高層土改派進行博弈的歷程。當時本省政治菁英主導省縣市議會,在省府及中央也有其代表,他們高度動員進行聯盟共同對國府高層土改派施壓,而保守的國府是採取由上而下的改革,不曾動員農民參與政治過程,因此佃農並未能在政治上集結出聲。在此情勢下,主事者行政院長陳誠決議對中大地主做出顯著讓步,採行了「兼顧地主」的溫和改革。這研究反駁了當今台灣本土論述所描述的「地主弱體化」只能被動接受改革的說法,也可由此理解此次土改及其推動的現代化,對既有鄉土社會做出了相當的妥協。更重要的是,妥協是以犧牲未來都市平均地權的基礎為代價,種下日後都市土地政策失靈的種子。
 
  此文也呈現了國府政權治理的現實情況、政治勢力競逐的動態、本省地主菁英的角色,而這些是理解戰後台灣經驗所必須掌握的面向。同時,本土論述對土改的否定,或也顯現出既有地主菁英論述對台灣民主化運動的影響,進而造成至今土地問題之不易得到解決。
 
  本土論述在建構反對國府威權統治的說法時,也援引西方個人權利原則為支持,將今日台灣土地私有產權視為理所當然,有論者因而認為當年的土改(以及今日的土地徵收)是對此權利的一種侵害。專題的第三篇論文是何欣潔的〈由鄉莊社會到現代社會〉,該文對土地產權進行了歷史性分析,引用戴炎輝以「鄉莊社會」描述台灣開墾型農業社會的用法,指出產權其實是一種社會關係,在既有鄉莊社會中未曾清楚界定的產權關係,其實反映了當時鄉莊社會自治的面貌。日殖政府為了將台灣改造為日本資本可以進入的場域,取消大租戶,確立了小租戶對土地的產權,但他們並無全面改革社會的意圖,故並未介入租佃關係。而退守台灣的國府為了施行土地改革並推行現代化,因而介入了租佃關係,且徵收了大部分共有土地。如此由國家高度介入,將土地產權界定為排他的、以個人為權利主體的現代化所有權,推進了台灣社會現代化的進程。如前述,這個歷史性視野將問題放回「後進地區從傳統轉型為現代社會」這脈絡來理解,該文清楚顯現今日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現代個人私有產權」,其實正是當年土地改革的結果。如此則能將「現代化」理解為一漫長複雜的過程,同時凸顯出現代化的異質性,亦即在既有鄉莊社會上所銜接出的現代化必有其特殊之處,這將有助於我們了解現今農村土地及農業的現實情況。

用户评价

评分

這本書的標題實在是太引人注目了,尤其對我這種關心台灣經濟發展脈絡的在地人來說。「農村土地改革」到「工業化」,再到「戰後四大公司民營化」,這中間的邏輯鏈條,學界和民間的討論一直都沒少過,但往往各說各話。我很好奇作者如何將這看似跨越了不同發展階段的政策變革,串聯成一個有說服力的論述。特別是「四大公司」,那可是台灣經濟起飛的火車頭,它們的產權結構轉移,背後牽動的政治角力、財經利益,絕對不是簡簡單單的「市場化」三個字就能帶過的。如果作者能深入挖掘土地改革初期如何為資本積累奠定基礎,以及這種基礎如何形塑了後續國營事業的體質與民營化的時機與方式,那這本書的價值就非凡了。我希望它不是那種堆砌史料、缺乏論證深度的著作,而是能提供一個新穎的、整合性的視角,讓我們這些在島上生活的人,能更清晰地理解我們今天所站立的經濟地基是如何被前人一步步奠定的。

评分

老實說,當我看到「重探」這個詞時,心裡是存著一絲期待與一絲懷疑的。台灣的戰後史研究已經非常紮實,要找到一個真正「重探」的角度並不容易。這本書如果只是將已有的研究成果重新排列組合,那就沒什麼意思了。我更希望它能在某個特定的研究對象上有所突破。例如,土地改革中特定群體(如佃農、小地主)的命運與後續工業發展的勞動力供給之間,是否存在著一種難以察覺的因果關係?再者,四大公司民營化的決策過程,是否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大於內部結構調整的需求?如果作者能拋出一個顛覆性的論點,例如主張民營化並非必然的效率提升,而是特定歷史階段的政治妥協,那絕對會激起一場學術論戰。總之,我需要看到的是一個敢於挑戰既有敘事,並且論據紮實的學術作品,而非錦上添花的修補之作。

评分

對於我這樣習慣閱讀財經分析的讀者來說,這本書如果僅停留在宏觀的政治經濟分析,可能會顯得不夠紮實。我更期待它能提供更具體的個案分析或數據支持。例如,在四大公司民營化的過程中,是否有公開的資產估價報告可供檢視?那些接手股份的關鍵人物或家族,他們的資金來源與政治人脈,能否被清晰地描繪出來?土地改革的成果如何轉化為這些家族的原始資本積累,這種「資本的繼承性」是理解台灣當前財富分配格局的關鍵。如果作者能提供一些紮實的微觀證據,將宏大的歷史敘事拉回到具體的交易、合約和人物身上,那這本書的說服力將大大增強。我希望它能成為一本「經得起推敲」的書,而不是僅供茶餘飯後的談資,真正能為我們理解當前的經濟結構提供深層的歷史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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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讀到關於台灣戰後經濟史的論著,總有一種複雜的情緒湧上心頭。一方面,我們為前輩們在資源匱乏下所創造的「經濟奇蹟」感到驕傲;另一方面,卻也對過程中的不透明、利益分配的傾斜感到隱隱的不滿。這本關於土地改革與工業化的連結探討,讓人不禁聯想到,早期的資源集中化是如何為後來的產業結構埋下伏筆。許多人只看到民營化後效率提升的表象,卻忽略了「誰」在接收這些國營資產的過程中,得到了結構性的優勢。如果這本書能夠細膩地描摹出從農地重劃、水利會的轉變,到最後這些龐大國企轉賣給特定利益集團的權力路徑,那將是非常有深度的社會批判。我期待看到的不僅是經濟學上的效率分析,更需要有政治社會學的洞察力,去揭示那些被歷史浪潮掩蓋的關鍵決策時刻,以及那些真正掌握了國家資源分配權的幕後推手。

评分

這本書的結構性企圖心讓我印象深刻,它試圖勾勒一條從農業基底到工業巨擘的連續光譜。在台灣的記憶中,「農村」往往代表著傳統與停滯,而「工業化」則象徵著進步與現代性。但這種二元對立的劃分,很可能掩蓋了權力轉移的細膩過程。我特別想知道的是,在土地改革中被「解放」出來的農村勞動力,他們是如何被吸納進早期的工業體系,而這個吸納過程本身是否就帶有某種結構性的剝削色彩?接著,這批初期工業資產在轉型為「四大公司」的過程中,其管理哲學和經營文化是如何形塑的?如果能從文化史的角度切入,探討這些早期國家資本主義的遺緒如何影響了民營化後的企業DNA,那將會非常精彩。畢竟,企業文化不是一夕之間可以改變的,它必然有著深厚的歷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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