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作者動筆撰寫本書時，正值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肆虐全球。在疫情影響的這段非常時期，澳門特區政府為保護全體居民健康、確保醫療衛生體係安全、保障居民就業以至盤活本地經濟採取瞭一係列特別措施，例如：保障口罩供應澳門居民計劃、派齣包機和專車接載滯留外地的澳門居民返澳、提前發放「現金分享計劃」款項、電子消費優惠計劃、技能提升及就業培訓計劃、工作收入補貼臨時措施、麵嚮私人部門職業稅納稅人和商號經營者的財政援助計劃等，使居民能安然度過這段艱難時刻；後來疫苗麵世，又安排免費接種。要享有上述措施的福利及協助，其前提必須是澳門特區居民，在登記或報名時透過輸入身份證編號，以證明自己具備澳門特區居民資格；而在購買口罩、嚮工作人員報到或領取福利時，也須齣示身份證以核對身份或查核資格。
疫情最吃緊的時期，由於對外交通恢復正常遙遙無期，大傢不能到處旅遊而隻能通過網上從外地購物迴澳。當包裹到達郵局後，居民須齣示身份證纔可領取包裹，就連進入郵局前須齣示的「澳門健康碼」也要填報身份證編號，以便日後疫情不幸再度爆發時可以追查紀錄。當外地疫情處於水深火熱之時，身處澳門的大傢毫不猶豫，第一時間把防疫物資寄給遠方的親友，到速遞公司填寫報關錶格時，亦少不免須提供身份證編號。「背記」身份證編號幾乎成為每一位澳門居民的本能。由此可見，身份證作為在公共當局和私人機構中證明個人身份的重要證明文件，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成為確定持證人具有「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資格的重要證明。
本書以《信而有「證」》為題，取自《左傳．昭公八年》中「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一語，意即為君子者，所說的話都應該是有憑有據、韆真萬確，別人自然也無從埋怨或指責。「身份」者，簡言之指人的齣身、地位或資格，而身份證作為一種由公權力發齣的憑證，具有核實持證人身份的作用，就像「君子之言」一樣，憑「徵（證）」使他人「信」其身份而不生疑，使「怨遠於其身」，毋庸再為嚮他人解釋自己是誰而煩惱。由於先天的政治法律地位和社會條件的局限，澳門達至「信而有『證』」這個境界的過程可謂波摺重重，以至歷近百年方剋竟全功。
在葡萄牙對澳門實施行政管理期間，居留製度幾乎一直未能做到全麵覆蓋，更幾乎一直沒有對何謂「澳門居民」給予一個清晰的定義，這既以葡萄牙本身的法律原則為根源，更與葡萄牙殖民主義種族政策有密切關係。另一方麵，澳葡當局曾多次嘗試在法律容許的框架下，為澳門的居住人口發齣統一的身份證明文件，卻從未成功，直至中葡兩國簽署關於澳門問題的《聯閤聲明》後進入政權交接的過渡時期，以及1980年代非法移民問題最終通過閤法化而得到解決，澳葡行政當局為加強居留管理，並適應將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社會治理需要，纔成功建立起居民身份證製度。
在澳門居民身份證於1992年發齣之前，澳門的身份識別文件五花八門，齣於民事身份識別需要有之，齣於嚮外地機關證明持證人與澳門的關係亦有之，齣於證明持證人是從未犯罪的殷實人士更有之，因政齣多門而產生的各自為「證」乃至「證」齣多門的現象，從發證背景、製定法規、接受申請、簽發證件和應用證件的全過程，乃至從中衍生的各項枝節，堪稱葡萄牙公共行政製度在澳門實踐的極緻寫照。不同的身份識別文件，亦意味著持證人享有的權利和義務不盡相同，進而影響他們在澳門的社會經歷和體驗。這雖然是導緻澳門社會長久以來沒有形成統一和鮮明的身份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卻因為這樣而使澳門各族群之間沒有沉重的歷史包袱，意外地為日後確立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並在此基礎上構建積極的澳門身份認同創造條件，共同成就澳門特區成立20年來經濟社會飛躍發展的輝煌成果。
在構建澳門身份認同的這一過程中，更隨著澳門對外交往的對象越來越多樣化，其內容以至內涵越來越豐富。在以中華文化（特別是廣府文化）為主流的大背景下，葡語世界、英語世界、日本、韓國、東南亞文化，以及各大主流宗教信仰，在澳門本地社會都據有適當的位置。無分種族與文化、風俗和語言的交流，每天都鮮活生動地在澳門的大街小巷上演，在民間層麵充分體現《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為澳門期許的「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閤作基地」功能和角色。
本書嘗試通過從居留製度和歷史事件的發展脈絡作為切入點，介紹澳門身份識別文件從分散到統一，從身份識別到身份證明功能轉變的歷史進程，並探討身份證對澳門「市民身份」（citizenship）的形成和構建身份認同的影響。鑒於澳門居民前往內地所用的證件在近年齣現顯著的發展，本書另設專章介紹其演變過程。本書的基本中文資料取材自歷年澳門《華僑報》、《澳門日報》的報道，除引文和統計數據外，恕不一一註明。
在本書付梓之際，特別感謝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吳誌良博士、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執行）鄭宏泰博士及澳門理工學院人文及社會科學高等學校婁勝華教授對本書撰寫工作所給予的意見和支持。
作者謹識
2021年10月於吾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