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澳門，昔日香山縣的一個小漁村，擁有優良的中華傳統，向來以開放、包容及文化自信的人文基因見稱。而其圖書館事業起步絕不落後於世界發達國家和地區，且早在這裡播下了文明的種子。1594年，隨著西方傳教士東來的腳步，澳門創設了遠東第一所西式學院──聖保祿學院，澳門首家圖書館便在此設立。誠然，當時的圖書館只是為傳教士服務，一如世界各地，使用權是貴族的象徵。從彼時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在這相對悠長的歲月，澳門的圖書館及文獻資源形成了相當的特色，並匯聚東西方文化。

　　圖書館作為一個地區文化的基石，與社會，乃至個人皆息息相關，它更標誌著知識自由和資訊自由意識的啟動。如果說普及教育是社會脫離愚昧的平台，那麼圖書館就是將這平台擴大的催化劑，更是人類步向文明的台階，其超脫之處是以無償的形式為社會提供服務。

　　我們熟悉的近代思想家鄭觀應先生於清光緒年間在澳門編撰的皇皇巨著《盛世危言》，被視為近代中國歷史上具有極高價值和地位的著作。其中《藏書》篇提到“廣置藏書以資誦讀者至為功大也”，強調培植人才之法必定在於推動大眾閱書。可見有識之士對此何其重視，並極力倡導圖書館的公益性和開放性，啟迪著人們，影響至今。

　　此刻的澳門，圖書館分佈在社區，如公園、街市中。圖書館的建築風格也融匯了歐洲和嶺南的特色，藏書亦因澳門的特殊歷史及社會環境而顯得豐富。例如，澳門早期報業、宗教活動產生的檔案、豐富的葡文文獻，乃至新媒體上的電子書，皆為這座歷史名城多添了一份文化氣息。

　　毋庸置疑，知識的創造、資訊的交流催生了文獻，文獻使科研成果得以傳承。而文獻的產生又是多管道、多形式、多數量的。如何將社會上繁雜的文獻最大限度地集中起來、有效整序及流通、傳播，成為傳承文化的載體，即典籍與讀者之間的橋樑，就是圖書館的功能，也是圖書館存在的意義和社會價值。

　　事實上，古今中外，重視文化的當權者大都關注圖書館這座瑰麗的殿堂。早在兩千五百多年前的文明古都尼尼微城（今天的伊拉克），國王亞述巴尼拔在位時使其帝國的疆域極大擴張。此外，他也是一位尊崇文化、博學多才、愛書入迷的王者。後人從發掘出來的最完整古代泥版圖書館——亞述巴尼拔圖書館遺址的一塊泥版上發現他的自述：“我受到納布智慧神的啟發，深明博覽群書的必要。我可以從它學到射、御以及治國平天下的本領……讀書不但可以擴充知識和技藝，而且還可養成一種高貴的氣度。”正因如此，在他統治期間，修建了聞名於世的亞述巴尼拔圖書館。

　　而中國圖書館及文獻事業的幾個全盛時期，無不是處於國勢強盛、經濟繁榮之境。殷商有保存甲骨文的商王室藏書樓，由“太卜”掌管甲骨；周朝老子掌管文獻檔案，是圖書館管理者的鼻祖；而秦朝由“御史”主管藏書。到了西漢，劉邦的“大收篇章，廣開獻書之路”的政策使大量無價的歷史文獻得以保存，並設有秘閣收藏典籍，由秘書監負責掌管國家經籍圖書；東漢時期，最著名的國家藏書機構是東觀和仁壽閣。其後，唐代有弘文殿，宋代則設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等，元代有崇文院，明代有著名的文淵閣及皇史宬，清代有內閣、翰林院、國子監等，均為皇家重要的文獻機構。

　　澳門圖書館同樣源於對文獻的積累和傳遞。16世紀以來的歷史進程中，不少珍貴的西方古籍保存於天主教圖書館及公共圖書館。先後有聖保祿學院圖書館、聖若瑟修道院圖書館、東印度公司圖書館、澳門陸軍俱樂部圖書館、功德林寺院藏經閣等等，可見澳門圖書館有著悠久的歷史。從現代圖書館的職能來看，它是將各種圖書、資料加以搜集、組織和保存，並供大眾閱覽參考的機構。發展至今，其社會職能更明顯，就是向社會開放，不斷發展讀者服務，形成從採集、分類編目，到借閱、參考諮詢、宣傳推廣等職能，且與社會發展同步的一整套科學的系統。也即是說，除保存人類文化典籍外，還起著傳播科學文化知識，對大眾進行社會教育的作用。

　　今天，當我們可以自由、隨意地在澳門各大小圖書館享受閱讀樂趣之時，回看歷史長廊，小城的圖書館發展有著不平凡的經歷，與世界各地的圖書館的發展規律一樣，經歷過封閉、半開放、開放、到深入社會的各個階段。最早期的澳門圖書館是處於封閉狀態，以藏為主，只供修道院的傳教士和儒生等享用。到了近代，圖書館走向開放，藏用並重，同時開始面向社會，為公眾服務。而當代的圖書館，則強調與日俱新的現代化技術，深入社區，成為社會發展系統中的重要文化支柱。時至今日，圖書館除了承擔其基本的職能，如文獻蒐集、整理、保存、利用，更肩負著社會責任，就是為當地搜集和保存文化遺產，將社會文獻信息流通和整序，為市民大眾傳遞知識，同時也要開發智力資源以及進行社會教育，從而滿足社會成員的健康文化活動需要。

　　在此，我們不妨追溯澳門圖書館在四百多年漫長歲月的滄桑與傳奇，當中的故事和經歷，值得我們回味、探索。本書以20世紀或以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圖書館為主要脈絡，並略談當代圖書館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