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上珠穆朗瑪峰？
「想不想上珠穆朗瑪峰啊？」吉姆‧艾爾金卡（Jim Elzinga）問。
「唔，謝了。呃，我可以考慮考慮嗎？」我回答。
說完我掛上電話。那是一九八五年九月的事，當時我四十四歲，是三個青少年孩子的父親，也是位丈夫，同時正在找尋新的生活焦點。在這之前三個月，我和合夥人才將黑赫司特廣告公司（Hayhurst Advertising）賣掉。這家公司是加拿大最大的三家廣告公司之一，也是某國際廣告公司網的一個重要成員，當時我們因為沒法讓這家國際性集團承諾完成某個共同目標，才把公司賣掉。
我正要尋求一個新挑戰。
可是，去珠穆朗瑪峰嗎？
由於參與心靈開拓會（Outward Bound）這個世界性組織的關係，我登過幾次山。這組織率先利用山嶽與河川之類的天然障礙，做為提升個人自我評價與自信心的工具。事實上，我才剛成為加拿大心靈開拓會的會長，那是一個志願服務的職位，而且幾個星期以前曾經上下過英屬哥倫比亞省境內的幾座大山。雖然我擁有我這種中年人的好身材，也爬過幾次大山，可是卻沒上過像……呃，沒上過任何像珠穆朗瑪峰這樣的山。
要去珠穆朗瑪峰嗎？
我熱愛挑戰。有些朋友說我是為挑戰而活的，只要告訴我一聲，我做不到某件事情，我就可能去嘗試。我總是說，我不希望自己臨終時還躺在床上說︰「但願我曾經如何如何……。」
不過，有些事情冒的險就太大了。我玩過賽車，可是當一個朋友在我面前失事後，我就洗手不幹了。他花了一年時間動了許多次手術重建身體和整容。一個成功的賽車好手要有他不會撞車的信念，但是湯米出事後，我領悟到我也可能步他後塵。於是我失去了那種興奮，也失去了絕大的信心，終至放棄賽車。
可是，我繼續尋找新挑戰。我們有三個人在一九七○年創造了一個成功的亞伯達省產伏特加酒的廣告促銷活動，為此跑到當時遠屬於「封閉」國家的俄羅斯，在紅場上偷拍俄國佬暢飲加拿大伏特加酒的照片。蘇俄警察因此追著我們跑，事後加拿大大使館還讓我們從俄國神秘消失。
我還曾經在懷俄明、蒙大拿兩州和英屬哥倫比亞省趕過牛，也曾乘著皮筏順著浪花四濺、注入大峽谷谷頂鮑爾湖（Lake Powell）的碧河（Green River）與岩葩河（Yampa River）而下，被捲入一個本來可以讓我滅頂的漩渦，多虧茱蒂‧杜佛絲派克（Judy Doverspike）強壯的手臂拉住了我。
我喜歡奇遇、冒險和挑戰。
珠穆朗瑪睪這個目標是不是太遙不可及了？
我認定是，所以決定不去。
不過，我提議我在精神上與珠穆朗瑪峰登山隊同在，並在多倫多提供辦公場所給他們，做為他們在東部的基金籌募基地。這項建議很快就被採納了，這一點也不出人意料，因為所有登山隊員都住在崇山峻嶺所在的加拿大西部，而大部分登山贊助費可能都來自公司行號所在的加拿大東部。我看著他們經歷上山下山的訓練，設法尋找財務贊助者，寫好一份登山裝備清單，並安排包括把六噸重的食物和補給品送進共產黨控制地區──西藏在內的無數細節。
最後，大陸銀行簽字擔任主要贊助者，指出三十萬美元預算的絕大部分，我則透過大陸銀行多倫多總行與登山隊保持聯絡。銀行與登山隊有一部分的協定是︰登山隊定時以無線電傳回他們的進展報告，銀行則利用這次登山行動做為一項分行競賽的基準，要每家分行設定一個貸款和存款的目標──等於是他們的「珠穆朗瑪峰」，每當登山隊抵達新高點時，這些分行就要力圖趕上。
登山行動展開之後七週，有四名隊員爬上了珠穆朗瑪峰北面八一○○公尺高的地方，並嘗試登頂。大家推選白瑞‧布蘭查德（Barry Blanchard）和敦恩‧康登（Dwayne Congdon）攻頂，留下另外兩名隊友莎朗‧伍德（Sharon Wood）和凱文‧杜爾（Kevin Doyle）做為緊急情況時的後援。如果一切順利，莎朗和凱文可以在次日嘗試登頂。
那天晚上，加拿大登山隊得知美國有一支登山隊也企圖從南面爬上珠穆朗瑪峰，他們的目標是把隊裡的一位女士送上山頂，她將因此成為第一位登上珠穆朗瑪峰頂的北美洲女性。
白瑞和莎朗為此商量起來。加拿大人不想錯過這個讓一名本國女性比美國人先行登頂的機會，但要某個隊友退居一旁，卻又是個龐大的犧牲……每個專業登山者都想站上珠穆朗瑪峰頂，而這是白瑞的機會，他知道他說不定再也得不到另一次機會了。他們倆來來回回地討論，然後白瑞宣布，他欠莎朗人情，他願意退讓！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莎朗‧伍德和敦恩‧康登爬上了珠穆朗瑪峰頂。可是，你不光是得到得了那兒，還必須回得來。他們下山時出了問題，因為兩人都已耗盡了體力，而且所有補給品都用罄，於是一支救援小組被派上山去。莎朗和敦恩固然保住了性命，卻失去第二次登頂的機會，白瑞也不得不在壯志未成的情況下下山。
白瑞把機會讓給莎朗的時候，等於是為某位登山者作了最後的犧牲，莎朗則得到成為北美洲第一位登頂女性的報償。如今她四處巡迴演講，訴說她的故事，並幫助別人瞭解自己的潛力。她透過登山時拍攝的幻燈片和錄影帶，重新體驗到那份歡欣、徹底的體力枯竭，還有獲得解脫的感受。
攀登珠穆朗瑪峰，是最終極的挑戰。我人不在那兒，我的心卻一次又一次地經歷了登山險狀。我的事業合夥人艾爾‧韋根（Al Wiggan）是黑赫司特廣告公司卡加利市（Calgary）分公司的負責人，他曾經和莎朗一起參加了這次登山行動。每次我們碰面就會聊起這次經歷，至少是他說我聽。他參與過這種非凡壯舉，讓我既著迷，又有點心生妒意。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也就是莎朗登頂之後一年半，我接到艾爾的電話。他說白瑞得到一張珠穆朗瑪峰登山許可證，正在籌組一支登山隊，計畫由馬克‧拓特（Marc Twight）和他本人擔任主要攀登者，並希望另外找大約十二個人擔任後援隊。
加拿大就要重返珠穆朗瑪峰了。他問我要不要參加這支登山隊的甄選？我說我會考慮看看。我沒有把握要不要感謝他，也不確定要不要再考慮一遍那些問題，而且，我又比以前老了兩歲。
以前和艾爾討論過的種種又在心中閃現。我想到要經歷九個月折騰死人的訓練，還要面對登山隊登頂的驚險，以及沿路碰到冰河瓦解，還有個人強迫自己超越自我極限時的那些瀕死狀態。然後我想起白瑞把成為第一位登頂者的機會讓給莎朗的情景，如今他得到另外一次登頂機會，我也同感興奮。
我在腦海中搜尋一九八六年登山行動的教訓，我知道那是一項團隊運動，也知道其他隊友都要依靠我的身心力量，所以我不能作罷或放手，每樣事情都攸關是非生死。我想像著大家經過漫長的徙步旅行，然後向上攀爬的情景。那種在嚴寒的天氣、狂烈的寒風中往上爬的經驗，連我在北極度過的那次情況都無法與之比擬。當時我在哈德森灣（Hudson’s Bay）西北岸的鯨魚角（Whale Cove），天氣冷得連巨型煤氣暖爐都無法融化我們那架小飛機引擎上的冰。我知道珠穆朗瑪峰更冷，而且當地沒有雪車可以把我載回溫暖的度假小屋。
我沒辦法上珠穆朗瑪峰。這件事太讓人招架不住了，我所能做的，就是跟不上珠穆朗瑪峰要求的那樣多。
於是我打電話給號稱「珠穆朗瑪峰快攻隊」（Everest Express）這支探險隊的領隊白瑞‧布蘭查德說︰「我不去了，多謝，不過還是要謝謝你想到我，祝好運！」掛上電話，我又納悶這是不是個正確的決定，我將來會不會在臨終時說︰「但願我嘗試上過珠穆朗瑪峰。」此刻我窩在家裡，安全置身於舒適的設備中，向可能是我這把年紀的人會面臨的最後一大體力挑戰說不。
正當此時，我那一直在聽這通電話的二十歲兒子吉米（Jimmy）說︰「這麼說，他們要回珠穆朗瑪峰囉。」
「是啊。」我平靜地說。
「那你不去嗎？」
「不，我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