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這樣的青春，等他長大就慘了
鄭芳雄
出生於匈牙利（屬奧匈帝國）的德語戲劇家兼小說家奧登．馮．霍爾瓦特(Ödön von Horváth, 1902-1938），於臨終前所撰寫的小說《沒有神在的青春》(Jugend ohne Gott, 直譯：沒有上帝的青少年，1937)，就文學性與教育意涵而言，可讀性比法國名著《最後的一課》(La Dernière Classe, 1873)還高。前者揭露納粹沙文主義煽動暴力與種族仇恨，造成一代邪惡的青少年的歷史背景。主題上彰顯人類社會對人性理想的訴求，超越後者狹隘愛國主義的舊觀念。對於時下好戰的野心政客，仍具振聾起聵的作用。
阿多諾批評德國戰後文學：「猶太大屠殺之後寫詩，是野蠻的」。而這部戰前小說《沒有神在的青春》寫在保羅．策蘭的〈死亡的賦格〉(Paul Celan: Todesfuge)之前，益顯悲壯淒麗。它像山雨欲來之前的一陣淒風，但仍吹不醒冥頑的人類。正如小說中引用諸多宗教雋語，預示國家邪惡秩序的敗亡：人有原罪，「任何事物必須為自己的生存這個罪孽，適時懺悔和被懲罰」。牧師又說：「上帝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有時候國家秩序的崩潰甚至是上帝所要的」。書中的神或上帝代表真理和懲罰的力量，在善人身上（老師和夏娃）形成內在的聲音，逼得說出真相而獲得心靈上的解脫；對惡人（學生Ｎ和Ｔ）則形成一股懲罰力，逼他們走向死亡。
全書由44章緊湊連貫、情節感人的故事場景組成，由一位中學的地理、歷史老師敘述，語調幽默、反諷，夾雜大量自白與對話。從第一章老師在地理作文課堂，因糾正學生詆毀黑人的言論，指出「黑人也是人」的人道立場，而引起14歲的學生全班聯名抗議：老師的「不當言論」違背官方廣播的宣導，甚至被家長指控「危害祖國」開始，到最後一章老師說出真相，釐清案情後，不得不離開德國以及不可受教的小孩，到非洲黑人的國度，去實現他的人性教育使命為止，描繪第三帝國時代德國社會和學校教育黑暗的一面。
故事結尾是個隱喻，反映作者的自白：「我用德語寫作，所以屬於德國文化圈、德國人民。然而：沾染國家主義色彩的「祖國」概念，對我很陌生…我沒有家鄉，當然也不感到無家的痛苦，反而樂於我的無家可歸，因為它讓我擺脫沒有必要的傷感。」只要有一顆赤子之心，人人皆可打破國與家的框架。處處為家。這是小說中所標示的人類的理想（Ideale der Menschheit）。然而此理想，以及「《關於人類生命的尊嚴》(Über die Würde des menschlichen Lebens)之類的讀物」，均被「嚴格禁止」。情節影射作者自身的遭遇：1933年希特勒奪取政權後，Horváth大量著作也被列為禁書。
作者書寫動機，出於軍國主義威脅下的社會危機感。詩人以全民導師自居，以34之齡，形塑一個34歲的中學老師的自喻角度，觀察、揭露這集體的罪惡，包括老師自身剛開始為了保有教職和退休金而不敢說出真相的內疚，隱含作者自責於1934年溜回德國加入「國家作家協會」(Reichsverband deutscher Schriftsteller)，後因被翻出他的作品（如戲劇《斯拉德克，黑色的國防軍》Sladek, der schwarze Reichswehrmann, 1927）有反軍國主義的思維，被除名並於1936年驅逐出境。
杜撰的故事貼近日常事物，是基於作者生活在戰前動盪不安的威瑪共和國的活生生的經驗和敏銳的社會觀察，有別於伯爾(Böll)、葛拉斯回憶式的戰後文學、尤其後者為了掩蓋自己曾經幹過ss黨衛軍的罪行、用一大堆曖昧象徵物構設出來的幻想式傳記小說。讀Horáth的小說，如果能參照《但澤三部曲》（Die Danziger Trilogie,尤其《貓與鼠》Katz und Maus）或藍茨的《德語課》(Deutschstunde)，將不難發現，同樣屬青少年「學校小說」(Schulroman)，德國作家在處理「清算過去的歷史」的題材上，戰前與戰後文學彼此之間，實存有相當有趣互文互補關係。
書中分析當年納粹之手如何伸入校園，控制學生思想，透過廣播電台的蠱惑、洗腦，將14歲的無辜學童編入希特勒少年團（Hitlers Jugend, 1922至1945），從小灌輸忠誠愛國、違反人倫道德的思想。像書中「我們為什麼需要殖民地」之類的作文題目，也須由督導單位指定，目的無非要學生引述電台所廣播的種族仇恨的謬論: 「只要對我們親族有益，都是對的」，暗示學生，「只要是為了親族而做，任何事情，包括謀殺、搶劫、縱火、偽證，都不是罪行」。老師暗自咒罵這是「強盜觀點」，是社會的「毒瘤」。可是校長勸他，為了保住職位和退休金，必須遵照上面的指示：「貫徹精神教育，教導學生樂於參戰」。
在學校和家長的教唆下，學生喪失獨立思考和分辨是非善惡的能力，只盲目相信廣播的口號與謊言，不相信老師所認為神聖的東西。學生N不僅不屑於老師的人道思維，反而冷酷無情，視老師為「敗類」、「死敵」，他們寧願「戰死沙場，名字被刻在紀念碑上，這是他們青春的夢想」。老師愛莫能助，心想「等他長大就慘了！他一長大就會摧毀所有的事物，即使是你記憶中的廢墟」。在少年身上他已看到未來可怕的戰犯，預感世紀大屠殺的來臨。只恨自己「懦弱，沒有勇氣約束瘋狂邪惡的少年」。
故事的後半段情節轉入學生在野戰訓練營發生的偷竊、搶劫及兇殺事件，以及追捕、偵訊兇手的過程。這部分讀來像齣緊張的偵探劇，從整部小說的上下文來看，具有寓言警告全面戰爭的意味。老師想「阻擋這樁兇殺計畫，沒想到它已經遂行。我想拯救所有的人，但是我們大家早已滅頂，沈沒在罪惡的永恆大海之中」。作者似乎欲從學生T殺害N的冷血殘酷的個案，警告未來納粹集中營大屠殺的歷史慘劇。
Horváth筆下《沒有神在的青春》少年一代的命運，後來印證於葛拉斯(Günter Grass)的回憶錄《剝洋蔥》(Beim Häuten der Zwiebel, 2006)：「我14歲被納入希特勒少年團，16歲入伍，年滿17歲奉召加入SS黨衛軍，後成為美軍戰俘」。這位諾貝爾文豪當年青春夢醒之後感到罪孽深重，陷入祖國愛轉為祖國恨的情結，逼得他必須靠寫小說來懺悔贖罪。根據回憶錄所載，他一生中深恨兩個人，想用刺刀殺死他們：一個是他老爸，一個是他年少的自己。原因很簡單：帶他加入少年團的是老爸，而從軍入伍，是出自己少不更事、視死如歸的傻勁。
作者善用表現主義的寫實與超寫實的敘述技巧，敘述者與牧師、朋友凱薩和其他人物之間的對話，甚至他對下意識中顯現的神、N的亡靈、沒有生命的沙發的心語，構成多面而靈活的觀察角度。敘述者（即老師：代表作者）的反思、反諷的內心獨白，逼迫讀者不得不跟著思考問題、追究犯罪情節。讀小說就像觀賞戲劇。書中善用象徵物：用「魚」標示14歲的少年新世代，沒有血性靈魂、僵硬冰冷的一代。而凱薩身上所配戴的小飾物「骷髏頭」，則指向納粹黨衛軍第三師（又稱骷髏師）身上的徽章，這個組織專事滅絕活動，所作所為毫無人性，毫不掩飾自己的血腥和殘忍，所到之處盡是骷髏。書末凱薩把這飾物送給老師攜往非洲，別具詼諧諷刺的警世意味和母題(Motiv)效果。
小說《沒有神在的青春》以人道對抗軍國主義的題材，承繼尼采的文化批評，在德國建國(1871年)之初，尼采曾警告德國人勿過度崇尚軍事，以免「為了帝國而摧毀德國文化」。應驗讖語，第二帝國敗亡(1918年)之後，經歷戰爭浩劫的詩人Horváth，以其表現主義的文采，展現對威瑪共和國社會深入敏銳的觀察，警覺人性墮落的一面，走在時代前端，故文壇對他的作品評價甚高，媲美G. Büchner。而赫塞之所以特別推薦這本小說，因為「它直接切入時下道德世態」。就像故事中的讀書會，他們讀聖賢書目的是要譏諷人類。語調固然詼諧，面對世局，作者總報憂不報喜。那位出走的老師就像流亡的詩人，是隻烏鴉：
「飛吧，鳥兒！/ 用荒漠之鳥的聒噪音調，唱出你的歌，/ 你這蠢鳥，把你/ 那顆淌著血的心藏在冰雪和輕蔑中！」（譯自Nietzsche: Vereinsamt尼采：〈孤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