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序
「天」的觀念在中國起源很早。近代學者或謂甲骨文中僅有「帝」字，而無「天」字，因而主張「天」是周人的宗教，但此說未必足信，因為也有專家指出，甲骨文中的「大」字即是「天」字。若必謂殷人僅有「帝」的觀念，尚無「天」的觀念，則不免失之過拘。周人則「天」、「帝」兼用，故經典中「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與「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文往往互見疊出。「帝」有「廷」在天上，且先王先公「賓」於「帝」之左右，此可由今存甲骨文推而知之者。周人代殷人而興，「詩經」中遂有文王「在帝左右」之說。此不過謂周之先王取代殷之先王在「帝廷」之地位而已。殷、周宗教觀念似未見有顯著的變化。最近陝西周原發現武王伐紂以前的周人甲骨文，其中有祭祀殷人先王之記載，益可證殷、周宗教一脈相承。孔子云：「周因於殷禮，其所損益可知」，要可謂信而有徵。
中國古代「天」的觀念發生重大變化當在子產、孔子的時代，其事與「哲學的突破」相隨以來。子產和孔子一方面似乎把「天」推遠了一步，但另一方面則使「天」的觀念和「道」的觀念更緊密地綰合在一起，而賦之以莊嚴的超越性格。孔子以前，唯瞽史為知「天道」，清儒錢大昕謂瞽史所知之「天道」不出吉凶禍福的範圍，其說不為無據。這種「天道」仍帶有濃厚的初民原始宗教的色彩。孔子以後的「天道」始具有超越的意義，成為人間道德價值的最後根源。「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正見孔子對「天道」的虔敬和鄭重。若孔子根本不信有所謂「天道」，則何必空發「天生德於予」、「知我者其天」之歎乎？
孔子以後，各種天論競起，儒、墨、道、名、陰陽諸家都各對「天」的涵義有不同的發揮。我們甚至可說，先秦各家的思想立場大致即透顯於其特有的「天」的觀念之中。近幾十年來，中外學人研究古代「天」的觀念者已不在少數，但迄未獲致共同的理解。此不僅由於研究者所持之哲學觀點各異，實亦新史料之不斷出現有以致之。其最著者如《易經》一書，其八卦已可上溯至周原卜甲、張家坡卜骨以及周初金文、陶文，其釋卦之文今更有馬王堆出土帛書可資參證。故以先秦「天」論之研究言，我們今天實又處於一新的出發階段。
傅君佩榮近數年來在耶魯大學專攻宗教哲學，並就先秦天論一題撰成博士論文。傅君一方面以宗教哲學為解釋之架構，而另一方面則又以歷史文獻之考證為立論之基礎，故能自抒己見而不陷於主觀臆測。所下論斷頗合乎荀子所謂「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雙重準則。此書即據英文原著改寫而成，尤便於東方讀者之參考。現代學術論文大體皆以「小題大作」為基本原則。本書論述範圍之所以僅限於儒道兩家，而未嘗及於其他諸派者，其故即在於是。且以古代天論而言，儒、道兩家實亦最為深邃，最為重要。攻木先堅，而後其易；治學程序，固當如此。傅君因撰述博士論文期間曾和我有所商榷，所以要我為本書中文本寫一序言。我對於宗教哲學並無發言的資格，當時略能貢獻意見者僅在歷史文獻的方面。傅君的專業訓練本偏向哲學一邊，但他在很短的時間內便掌握了與本文有關的歷史文獻方面的知識。這種勤奮的精神和開放的態度確是難能可貴的。我希望他今後仍能繼續不斷地擴大研究的範圍，對其他各家也分別加以探索，寫成續篇，使讀者得以進窺中國古代天論的全貌。這是為中國古代哲學史研究重奠新基的工作，是十分值得傅君努力完成的。
新版序
我對中國哲學的興趣與關懷，始於1972年在台灣大學當碩士生時，有幸連續五年親炙方東美先生而深受啟發。真正著手認真研究，則是1980年到美國耶魯大學念書時，選讀余英時先生的課才開始的。方先生以中國哲學的精神與發展「博」我，余先生以歷史文獻的考證與論據「約」我。經過這一博一約，我才敢謹慎地踏入中國哲學的園地，提出我的初步心得。
一般論者多以中國哲學的特質為人文主義或人本主義，亦即英文所謂的Humanism。這種看法容易引起誤解，譬如以為中國人的視野只是現實的人間世界，即使道德規範與宗教禮儀也不過是考慮「利用厚生」而已，談不上什麼終極關懷與超越境界。就算勉強肯定了道德主體有其超越依據，也多半以後者為立說之「假設」而已，不必認真看待。這種觀點並不符合先秦重要典籍的明白意旨。如果我們承認先秦典籍（如：詩經、書經、易經、左傳等）與古典儒家及道家的主要作品，可以代表中國心靈的原型，那麼我們將不難發現：中國哲學的特質並非僅是人文主義，而是開放的人文主義──向著超越界開放。此超越界或名為帝，或名為天，或名為道。不同名稱足以顯示此種人文主義的開放性與創造性。這樣的超越界絕不是個「假設」，反之，它總是伴同一個人的終極關懷──或為宗教熱忱，或為道德抉擇，或為藝術才情──而「呈現」出來。此一呈現隨著古代歷史的演變而展示豐富多彩的面貌。本書之作，即在闡發其中幽微，期使中國古人的心靈世界更形清晰也更為可敬。
中國古人用以指稱超越界的名稱不只一個，但是最具代表性的顯然是「天」。關於天概念，一般論者多以它具有「自然之天、主宰之天、命運之天、物質之天、義理之天」五種意義，這只是由古書文句抽繹及歸納而成，未能顧及天概念的起源、型塑、演變與發展，更談不上它與各派哲學思想及各個哲學家立論的密切相應關係。因此，本書另由「主宰之天、造生之天、載行之天、啟示之天、審判之天」這五種性格來統攝先秦的天概念。
所謂超越界，所指既不是有形可見、充滿變化的自然界，也不是做為萬物之靈、五行之秀的人類，而是自然界與人類共同的「來源及歸宿」。我採用上述五種性格來描述天概念，理由有三：一，天同時是自然界與人間世（此為借用莊子篇名）的「主宰」。二，「造生」與「載行」是針對自然界（包含人的自然生命在內）而言。三，「啟示」與「審判」則特別針對人間世，亦即人類有其應行之道而言。天的這五種性格之遞嬗轉化、輕重組合，可以反映先秦各家思想的特色與要旨。這一點正是理解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關鍵。由此入手，進而探討各家學說的人性論，就不會覺得漫無頭緒了。這也是我繼續努力的方向所在。
本書原以英文寫成，是我在1984年自耶魯大學畢業時提交的博士論文。中文本於隔年在台灣學生書局出版，承蒙余先生賜序並題簽，深覺榮幸與感激。如今時隔25年，我的基本觀點並未改變，學術界討論類似題材的著作依然有限，因此我請託聯經出版公司發行新版，以就教於先進與同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