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半年前，我老伴張平生上網，跟我說：網路上在傳一個研究歷史的高中生，很熱門。我不以為然地說：哪有這種事，歷史是累積出來的。過了不久，七月二十二日，北師大研究生張閌等人來訪，一位年輕人跟隨其後，他自我介紹：林嘉文，高二學生，西安人。送我兩本書。我接過來，看了一眼，著實吃了一驚，那不是兒童讀物，而是有學術含量的著作。一本是已經出版的《當道家統治中國：道家思想的政治實踐與漢帝國的迅速崛起》，寫的是漢朝建國與道家的關係。和一本待出的書稿《救斯文之薄：北宋慶曆年間的新政、黨議和新儒學運動》，寫的是范仲淹領導的北宋第一次改革運動。兩本書均有三十多萬字。我很納悶，現在高中生應付作業和考試，都忙不過來，哪有時間看書寫作？還寫得那麼厚重。我在五六十年前上高中時，看一些課外書，讀《綱鑑易知錄》，知道一些課外的歷史，寫點心得筆記，就算不錯了，寫書的事根本不曾想過，更不必說付諸實踐了，真不可思議。臨別，小林拿出予在二〇〇九年出版的《宋史考論》，請我題詞，我寫了一句：「考據是治學的基本功。」十月十七日，嘉文來電，說他準備要重新出版，請我寫個序。我說：寫序可以，只是現在忙於準備下個月去武漢講學、赴杭州參加國際宋史學術討論會，十一月二十日後才有時間。十一月十一日自杭返西安，用了幾天時間對即將發表的論文做些修改寄出，這才有時間坐下來，讀一讀林的書。讓我印象最深的是，完全符合學術規範，言必有據，注文長達六萬多字（編者按：出於行文流暢的考慮，略有刪節），占全書五分之一以上。博覽群書，引證古籍一百二十七種，今人論著三百一十一種，其中外國著作四十餘種。充分吸收了中外有關范仲淹與慶曆新政的成果，對於有爭議的問題，做了認真的分析，提出取捨意見。其治學態度是嚴肅認真的。其水準放諸當今有關范仲淹慶曆新政較為優秀的論著之列，也是當之無愧的。
說實在的，我對當今史學界存在的粗製濫造成風、學術垃圾成堆的現象十分擔憂，頗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當我看到年輕高中生林嘉文的新作，令我確信，不可小看年輕一代，他們其中是有好苗的，衷心希望好苗茁壯成長，成為學術界的新星。我一向不願為年輕人的書作序，我的學生們修改論文後出書，請我寫序，都拒絕了，而今自破其例，為了鼓勵這位年輕人，我欣然答應作序。此書的優點，讀者自會鑑別，我就不多說了。我只想說，現在僅是良好的開端，千萬不可以此為滿足，從研究角度講，還沒有真正上路，要更上一層樓，必須知道自己的缺陷，只有不斷克服缺陷，才能不斷前進，前進的過程就是克服缺陷的過程。
治史大致可分寫史和研史兩類。寫史是描述歷史，如人物傳、歷史事件等。歷史轉瞬即逝，又不斷翻新，它不可能重複出現，紛繁複雜的歷史過後，只留下一些殘片碎末，後人只能根據有限的資料去復原歷史，這就需要一定的想像去拼接，所以胡適認為這是文學家的任務。研史是研究歷史問題，資料有真有偽，需要辨別，許多疑難問題，需要解決，表象背後隱藏的奧祕，需要去探索。胡適認為，這一切才是歷史學家的任務。當然兩者之間，並沒有鴻溝，現在研究歷史的往往兩者兼顧。寫史可分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蒐集相關資料，連綴成文，不看他人相關的研究成果，不做考證。這類論著比較淺薄，缺乏學術含量。第二個層次，是盡量吸收他人成果，這類論著能反映當前已達到的學術水準，但缺乏新的突破。第三個層次，則是在作者自己做過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寫成的，能表現最新最好的水準。本書屬第二個層次。這一層次的局限性在於，對有分歧的見解，可以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斷，對尚無不同看法的見解往往會照單全收，如有人說宋代是「文不換武」，本書就說「文臣們鐵了心『文不換武』」（頁四十二）。事實上，宋代武換文、文換武兩種現象一直同時並存。王應麟（西元一二二三至一二九六年）《玉海》卷一百二十七：「宋朝文武無輕重之偏，有武臣以文學授文資者，若興國三年王操，淳化二年和㟸，咸平三年錢惟演（西元九七七至一〇三四年）。有文臣以智略易右職當邊寄者，若雍熙四年柳開（西元九四七至一〇〇〇年），祥符九年高志寧，天聖元年劉平，四年劉牧，慶曆七年楊畋（西元一〇〇七至一〇六二年），皇祐四年蘇緘（西元？至一〇七六年），治平二年種診、諤（西元一〇二七至一〇八三年），三年種古及張亢（西元九九九至一〇六一年）、劉幾（西元一〇〇八至一〇八八年）、李丕諒之屬，熙寧五年三月戊戌立文武換官法。」除上舉各例外，文官主動要求換武者尚有景泰（《長編》卷一百二十八康定元年九月己未）、呂渭（《長編》卷一百六十七皇祐元年冬十月壬戌）、李時亮（《長編》卷兩百七十五熙寧九年五月己卯）、蘇子元（《長編》卷三百七十八元祐元年五月壬午）、趙叔盎（《長編》卷四百九十二紹聖四年冬十月壬辰）等，後者還是宋皇室成員。
擺在林嘉文面前的任務是如何提高至第三個層次，這絕不是做一些修改所能達到的，必須從寫史走進研史之路，向歷史學家邁進。即不能滿足於看他人的論著，而必須從閱讀原始資料著手，切記一定要有問題意識，帶著問題去讀，才能發現新問題，然後設法解決新問題，寫出有獨到見解的論文來。
對於一些熱門話題，要想走出自己的路，一定不要輕易相信已有的結論，要多問幾個為什麼？就范仲淹與慶曆新政而言，論著多得不勝枚舉，似乎已無文章可作，但是，如果深入思考一下，需要研究的問題還很多，如范仲淹憑藉什麼取得仁宗和大臣信任，支持他實行變法？為什麼後來仁宗又改變主意，不再支持？為什麼范仲淹靜觀變法終止，沒有採取任何挽救措施？為什麼新政的積極支持者，才過二十來年，到王安石變法時通通成為反對派？他們為什麼那麼一致地變成保守派？為什麼王安石從來沒有正面讚揚范仲淹的新政？……
下面，就多數人視為定論並被林書所接受的一些問題，如認為祖宗之法是保守的，范仲淹新政的矛頭指向祖宗之法等，談一下我的不同看法，供作者參考。
我認為，祖宗之法是先進的，而不是保守的。它的宗旨是「防弊」，防止一切可能危害政權的弊端，為此，創造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體制，完善了用以限制皇權和相權的臺諫制度。應該說，這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中最好的體制和制度。它的實施，使唐末五代軍閥專政的混亂局面得以終止，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皇室內亂（如八王之亂）、太后篡權（如武則天建大周）、宰相篡權（如曹操）、外戚（如王莽）、宦官篡權亂政，不再重演。它使宋文化達到了中國數千年來文化的頂峰。
任何改革都需要尋找一個權威力量作為支撐，在古代，權威力量有兩種，一是祖宗之法，二是儒家經典。范仲淹依託的是前者，王安石依託的是後者。當社會出現種種問題，但尚未達到政權覆亡的程度，一些有遠見的政治家會站出來變法，對一些直接背離祖宗之法的，可以變回去，對新產生的問題，則用祖宗之法的精神去解決。在研究慶曆新政時，不可局限於范仲淹（西元九八九至一〇五二年）個人，這是一批菁英共同的行動，特別不應忽視新政的第二號人物富弼（西元一〇〇四至一〇八三年）的作用。
二〇一一年，我在第二屆嶺南宋史會上提交了〈「祖宗之法」是實施慶曆新政的武器──富弼《三朝政要》研究〉的論文，並作為主題發言，指出新政是范仲淹與富弼共同策劃的，在范實施變法的同時，富弼邀請歐陽脩（西元一〇〇七至一〇七二年）等人編寫《三朝政要》二十卷，此書雖佚，但仍散見於宋代各書中，我輯得佚文近八十條。從佚文中可以看出，富弼等人把太祖、太宗、真宗三皇帝言行分門別類彙編成書，所選事例，全是為糾正時弊、實行慶曆新政提供史實依據，其內容多與范仲淹的變法主張相對應（除了軍事之外）。富弼在《政要序》中明確地說出編寫此書目的，要用盛美的祖宗之法，去扭轉近來法制不立的現狀。書中所採用的史料，主要是反映祖宗之法的《聖政》和《寶訓》。
正因為扛著祖宗之法的大旗，才得到皇帝和大臣的支持，使變法得以實施。然而當變法觸及太多官員利益時，必然會遭到強烈的反對，在失去多數士大夫支持後，按照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體制，仁宗只能下令終止新政，而范仲淹從維護共治天下體制的大局出發，也只能接受這一事實。新政雖然失敗，但並不妨礙仍然出現慶曆之治、嘉祐之治的繁榮局面。
王安石（西元一〇二一至一〇八六年）變法動作非常大，他扛著儒家經典的大旗，對經典做出有利於變法的新解釋，以此否定祖宗之法中的重要內容，這當然要遭到維護祖宗之法的慶曆新政派的強烈反對。王安石為了推動變法的進行，一再鼓動神宗加強君主獨斷，使臺諫官淪為宰相的附庸，破壞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體制。新法推行幾十年，其後遺症非常嚴重，北宋之亡，他是難辭其咎的。
李裕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