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祕密外交和现实主义的陷阱

东吴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郭正亮

　　「洛杉矶时报」资深外交记者孟捷慕（James Mann）于一九九九年出版的《转向──从尼克森到柯林顿美中关系揭密》，是近年来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着作中，少数兼具自我反省和历史深度的作品。尤其对以季辛吉为首的亲中路线，更是致命的一击。

　　作者认为，由于美中关系的突破，源自季辛吉和尼克森的祕访中国，因此使美国对华决策者积非成是，总以祕密外交为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长此以往，却造成少数操纵决策和脱离民意监督的恶果。但证诸历史，祕密外交并未使美中关系如期发展，反而因为高估了少数个人的斡旋能力，导致对华政策常常误判国际形势，并忽略外交应有国内支持，造成政府和人民的冲突。

　　作者结合档案研究和广泛访问，暴露美国对华祕密外交的荒诞。例如季辛吉竟把毛泽东的信口开河，当作宝贵的政治情报；布希在天安门压后祕派特使前往北京，也无力扭转中国局势。作者发现，长年浸淫在祕密来往之中，中国对美国的掌握，远胜过美国对中国的掌握。北京的操纵模式有二：一是制造分化，例如分化尼克森和民主党，分化季辛吉和国务院，分化史勒辛格和季辛吉，分化布里辛斯基和范钖，分化海格和艾伦，分化柯林顿经济顾问和外交助理。二是经济笼络，拉拢离职的对华决策官员，最常见的模式，是给了离职官员在华赚钱的方便。

　　更严重的是，诉诸祕密外交，常与民意脱节，使美国对华政策带有极高的戏剧性，但戏剧性却隐含了不稳定性，使对华政策往往错估形势，终于被迫大幅转向。例如雷根上台后，即大幅修正卡特的对华政策；柯林顿的第二任，也与第一任迥然有别。所以如此，是因为决策本身自始即欠周延，对中国的发展形势过于一厢情愿，以致主观愿望和客观后果产生极大落差，不得不痛定思痛，扭转原来的政策失误。

　　举例来说，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崛起、天安门镇压，完全超乎美国意料之外，但都造成美中关系的逆转。由于美中关系的突破，源自美国联中制苏的战略需要，因此美国自始即淡化对中国内政的批评，甚至还有意无美化中国，使美国人民误以为中共有别于苏联政权。现实主义挂的季辛吉，即曾私下向尼克森表示，就美国的世界观来说，美中关系的亲近程度仅次于美英关系！这种脱离现实的一厢情愿，自然无法避两个内政因素的最后反扑。

　　伊罗生（Harold Isaacs）早年即曾如此描述美国人对中国的矛盾态度：「我们对中国的观念，包括近乎永恆的稳定和永无止息的混乱。我们对中国特质的了解，包括圣人般的智慧和强烈迷信的无知、难以预料的极端、哲理般的平静和爆炸性的狂热」。正因为中国内政和东亚局势的混沌多变，美中关系的本质，原本就不可能停留在泾渭分明的「非敌即友」关系。如何汉理所说，美中关系的本质是「非敌非友」，始终摆盪在有限的冲突和有限的合作之间。

　　就此而言，本书已经提供了两大启示：

　　一、美国应走出祕密外交，使对华政策立基于政治形势的正确评估。

　　二、美国应走出现实主义，使对华政策立基于美国民意的广大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