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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遗骨记
陈桂棣、春桃　着

　　没想到竟会有人专门研究「坟墓」，更想不到在清理包公墓的过程中，会出现那么多坎坎坷坷、曲曲直直、令人发指、凄然泪下之事……历史上真实的包公是何面貌？什么时代会产生包公这样的清官？

★800万册畅销书《中国农民调查》作者，再度携手挑战执政者良心
★美国《时代週刊》2005年亚洲英雄人物、柏林「尤里西斯国际报导文学奖」得主
★亚洲週刊、博客来……一致推荐最有影响力的作家

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之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
——2000年中共总理朱镕基回答丹麦记者提问

四百年来第一战，要把台湾变青天！
——1994年台湾已故法务部长陈定南竞选省长口号
　　
　　家喻户晓的包拯，大家更习惯称他为「包公」，生于北宋真宗咸平二年，即西元九九九年。虽为二品小官，却享千年盛名，每当世风腐败、小人得志、百姓水深火热时，大家就会想到他——「包青天」。
　　陈桂棣、春桃继《中国农民调查》之后再度合作，这次是寻找包公遗骨。文革期间，合肥一家钢铁厂只是要建一座石灰窑，举世闻名的包公墓就得搬走，这个中国文明史上最荒唐的事，不只挖出了包公几代人命运多舛的真相，也挖出了一部中华民族的秘史！

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
——包公墓志铭

发掘包公墓的幕后故事反映出中国四十多年来的历史悲剧，也可看到人性光辉的一面，希望读者从中得到?发，以史?鉴。
——作者陈桂棣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

中国社会确实需要包公这种质素的人才来推动法治。
——作者春桃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
　　　　　　　　　　
我一直觉得《包公遗骨记》如果拍成Discovery影片必定精采非凡。这故事不仅有着古墓密码式的精彩情节，并且，靠着许多幽微的人性光亮累积成一把火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包公。中国面临着黑心处处的考验；在台湾，数十年来的前帐未清、后帐又涌来。我心痛的想到包公在临死之前，担心后代会受到朝廷恩宠，格外的放心不下，他写下一份算是遗嘱的最后文字，要求刻在大厅墙壁上，让世代人都能来监督包家子孙，如有贪赃枉法，将受到中国传统家法最严厉的制裁……。
——Blog读家「WC看看」，台湾

我们祖宗祠的东壁真的有这句话：「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刑石，竖于堂屋东壁，以照后世。」
——包氏族人，中国

作者简介

陈桂棣（1942年生）

　　安徽蚌埠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1986年开始从事创作，迄今长篇小说、报导文学、散文、电视剧本等作品已有四百万字之多，代表作有《中国农民调查》、《包公遗骨记》（与妻子春桃合着），以及《悲剧的诞生》、《淮河的警告》等，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和当代文学奖等奖项。

春桃（1963年生）

　　本名吴春桃，湖南醴陵人，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作品涵盖小说、散文、报导文学、电视剧本，曾获当代文学奖。夫妇二人均为合肥市文联专职作家。

　　陈桂棣与春桃合着之《中国农民调查》，曾获2004年德国柏林颁发的「尤里西斯国际报导文学奖」、《亚洲週刊》「2004年最有影响力的十大好书」，以及同时被台湾三大书店（金石堂、诚品及博客来）推荐为年度十大好书。该书虽然在大陆被禁，但地下流通近千万册，影响社会巨大，二人因此获美国《商业週刊》评选为2004年度亚洲之星的舆论领袖，以及美国《时代週刊》2005年度亚洲英雄人物。
　　两人都因为《中国农民调查》及《包公遗骨记》开罪不少权贵：
　　《中国农民调查》出版后被地方高官控告诽谤，大批农民到场声援，法院至今不敢宣判，让政府伤透脑筋，甚至造成整个安徽省政府刮起廉政风暴。
　　《包公遗骨记》继《中国农民调查》之后再掀波澜，安徽发行量最大的《新安晚报》因受到压力突然停止连载，同一天，作者的住宅遭到石块攻击，报警无效下只好远避他乡。文化界一方面对《包公遗骨记》佳评如潮，一方面又不得不感慨：陈桂棣夫妇的遭遇跟包公遗骨的故事何其相似。

引言：青山何处埋忠骨
1.一里三公
2.挖出了包公墓
3.关于包公墓的三个传说
4.想起了包河
5.恩生女
6.包氏家谱
7.一个真实的包公
8.包夫人的一大失误
9.包公儿媳其人其事
10.包公的临终遗嘱
11.发现了包公遗骨
12.六座无名墓
13.守护包公墓的传人
14.河南也有个包公墓
15.大包村小包村
16.遗骨偷埋
17.包公被平反昭雪
18.海外来信
19.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20.燃起心中的圣火
21.重建包公墓
尾声：真正的包公墓，你在哪里？

附录：宋枢密副使赠礼部尚书孝肃包公墓志铭

引言：青山何处埋忠骨
最近几年，我们一直在做着有关「三农」问题的调查，虽然艰苦，却也苦中有乐。只是没有想到，却惹上了这样一场官司，这官司，打得我们身心疲惫，十分的无奈。本来，我们是想把调查和思考好了的有关「三农」的另一本书，一鼓作气地完成，但是，力不从心，我们感到难度太大，也有诸多的不便，不得不先把它放一放。

可我们毕竟是作家，作家就不能停下手中的笔，何况许多读者也希望我们拿出新的作品，于是便决定写一点闲笔，这就想起了过去的一段经历。
世纪之交的一九九九年，正是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在那个即将跨进新千年的热闹非凡的岁月里，我们曾经沉下心来，以一种十分平静的心情，翻阅过一个人的命运。这人，便是家喻户晓的「包青天」，包拯。

其实，对包拯，大家更习惯称他为「包公」。他生于北宋真宗咸平二年，即西元九九九年，一九九九年正是他的千年诞辰。一千年过去了，中国的历史上发生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出现过多少指点江山的风云人物，如今都消失在了历史的深处，很少再被人们提起。但是，包公却是个例外。他虽为官只是二品，却逾千年而享有盛名。每当世风日下，腐败弥漫，忠贞之士遭受压抑，劳苦大众溺于水火，正气不得伸、有冤无处诉的时候，人民便会想到这位敢说真话、敢斗邪恶、为民请命的着名清官。他好像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夙愿与希冀，抑或成为华夏儿女的精神支柱，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走过那漫长而苦难的历史征程。

人是不能没有梦想的。包公实际上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正直之神」。

老百姓喜欢「清官」。时至今日，依然如此。但有的专家则说，国人的这个传统实在不可夸耀，因为把希望寄託在「人」（官）的自律上，而不是法律的他律上，终归还是一种「人治」的陋习。但是，老百姓的观念总是来自直觉，而直觉往往又是合情合理的。朱镕基显然深谙其道，他在当国务院总理后的第一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就说，他的目标是「做一个清官」。不少人都有过不解：堂堂一个大国的总理，怎么可以把「做一个清官」确定为目标呢？现在看来，要真的做好一个「清官」，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中国人的这种「清官」情结，是否有悖以法治国，其实，这种争议没有多大意义。说到底，就是在法治的社会里，说法律是最高权威，实际上就是在说法官具有最高权威。特别当法律被违反或对法律有争议时，尤其如此。再说，法律是靠「人」来制定的，又是靠「人」来执行的，法官的自律问题同样不能回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人治还是法治社会，对「清官」的企盼应该都是永恆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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