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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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中国历史去魅去惑，为近代人物正名正身

　　一部中国近代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遮蔽了的历史，被利用了的历史。

　　重读、深读、细读的过程，也是去蔽与还原的过程。

　　中国近代史只有七八十年光阴，不过一个短暂的过渡期而已，与几千年漫长的古代史相比较，就时间而言，简直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它却是中国历史长河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转型阶段，其内容远比中国古代史更为丰富、复杂与深厚。

　　《千古大变局》即以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洪秀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严复、慈禧、康有为、梁超、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为载体，兼及林则徐、魏源、徐继畬、郭嵩焘等人，叙述国门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进攻下被迫打开，历经血与火的碰撞，中华文明逐渐走出几千年自成一体的封闭怪圈，与世界融为一体的艰难历程，从而对近代中国历史进行多侧面乃至全方位的探究与反思。

作者简介

曾纪鑫

　　1963年生于湖北省公安县，曾先后担任湖北省黄石市艺术创作研究所副所长，武汉市艺术创作中心及湖北省艺术研究所专业作家、编剧，现就职于厦门市文化馆，系国家一级作家、《厦门文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发表各类文学艺术作品若干，出版个人专着近二十部，多次获国家、省、市级奖励，作品被一百多种报刊、选集选载、连载，数百家媒体评论、介绍，享有实力派作家、学者型作家之称。近些年出版、再版的主要作品有文化历史散文《千秋家国梦》、《上帝之手：拨动历史的转盘》、《永远的驿站》、《历史的刀锋》、《千古大变局》，长篇小说《楚庄纪事》、《风流的驼哥》、《幸福的幽门》、《豹子山》，文化论着《没有终点的涅槃》，个人选集《历史的可能与限度》等。

《文明的交响：跨越时空的思想碰撞与社会重塑》 导言：历史的洪流与文明的脉动 人类文明的发展，犹如一首宏大而复杂的交响乐，由无数独立的音符、旋律和和声交织而成。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关键的转折点，一些深刻的思想变革，以及一些富有远见的个体，他们的出现和行动，如同指挥家的独特手势，引领着乐章朝着新的方向发展。本书旨在剥离具体的国家或地区叙事，将目光投向那些在人类思想、技术、艺术和社会结构等多个维度上，引发深远连锁反应的“文明节点”。我们探讨的不是某一特定时代或地区的“变局”，而是那些跨越文化、地理界限，推动人类整体认知和生存方式发生质变的普适性力量。 第一部：理性之光与秩序的重构 第一章：哲学的奠基与对世界的重新提问 本部分聚焦于古希腊时期，那些试图用理性而非神话来解释世界的先驱者。我们深入探讨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并非仅仅作为西方哲学的源头，而是作为人类首次系统性地挑战传统权威，建立起基于逻辑和经验的知识框架的里程碑。他们的对话与著作，为后世的科学方法论、政治哲学乃至伦理学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石。这种对“何为真理”的追问，本身就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智力革命。 第二章：科学方法的诞生与宇宙观的颠覆 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巨匠的工作，远超出了物理定律的范畴。他们的贡献在于确立了一种全新的认知世界的方式——可重复的实验、数学化的表达和基于证据的推理。这种科学方法论的兴起，不仅重塑了人类对宇宙运行机制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检验一切事物的工具，从而直接挑战了宗教和政治的绝对权威，为启蒙运动播下了种子。我们将考察这种方法论如何从自然科学领域扩散至社会科学领域，引发了对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理性审视。 第二章：启蒙的火种与个体权利的觉醒 启蒙运动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关键的“软件升级”。洛克、卢梭、伏尔泰等思想家，将关注点从对自然的探索转向对人类自身潜能的开发和对既有政治权力的解构。我们分析了“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和“三权分立”等概念的形成过程，它们如何从书斋中的理论，转化为推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这些关于自由、平等与博爱的理念，成为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共同语言，其影响力至今仍在塑造着全球的政治格局。 第二部：技术的飞跃与全球的联结 第四章：印刷术的革命：知识的民主化 古腾堡的活字印刷术，不仅仅是一项技术创新，它是一次信息的权力转移。在此之前，知识的垄断性极强；印刷术的普及，极大地降低了知识传播的成本，使得思想的交流速度空前加快。我们探讨了印刷术如何助力宗教改革、加速科学发现的共享，并最终培养出拥有共同文化参照系的大众读者群体，为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文化基础。 第五章：蒸汽的力量与世界的压缩 工业革命的核心是能量利用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蒸汽机的发明，使人类第一次能够脱离自然能源的限制，大规模地组织生产和运输。这不仅仅是经济模式的改变，更是时间与空间的认知被彻底重塑。火车和轮船的普及，使得地理上的遥远不再意味着信息和资源的隔绝。我们将考察这种技术进步如何催生出全球性的市场体系，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社会阶层、城市化进程和对环境的首次大规模干预。 第六章：电磁学的奇迹与信息时代的序幕 从法拉第到麦克斯韦，电磁学的统一理论揭示了自然界更深层次的规律。随后的电报、电话和无线电技术，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信息即时传递的新纪元。这种对速度的追求和对远距离沟通的渴望，使得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竞争成为可能。我们分析了信息技术如何开始渗透到日常生活和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为后来的数字革命埋下了伏笔。 第三部：身份的探索与现代困境 第七章：浪漫主义的回归：情感与个体的价值重申 作为对启蒙理性主义过度推崇的一种反拨，浪漫主义运动强调了情感、直觉、想象力以及对自然与历史的崇敬。我们探讨了这种思潮如何试图平衡冰冷的机械化世界观，重新发掘了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和非线性特质。浪漫主义对民族精神、民间文化和艺术表达的重视，塑造了现代文化身份认同的多元面貌。 第八章：达尔文的冲击：生命观的重塑 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其简洁而颠覆性的力量，彻底改变了人类看待自身在自然界中位置的方式。它不仅是生物学上的重大突破，更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哲学观点的沉重打击。本书分析了进化论如何迅速被引入社会学、历史学乃至政治思想中（例如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兴起与局限），揭示了科学发现如何触发深刻的道德和本体论危机。 第九章：弗洛伊德的地下挖掘：无意识的疆域 在理性主义高歌猛进之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如同一次对人类心灵的深层勘探。他揭示了驱动人类行为的强大、非理性力量，挑战了笛卡尔以来对“有意识的自我”的传统定义。这种对“内在他者”的关注，不仅催生了现代心理学，也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艺术、文学和社会批判理论，迫使我们承认人性的复杂与矛盾。 第十章：艺术的实验与传统的瓦解 20世纪初，现代主义艺术的爆发，是人类对既有视觉和审美范式的一次集体“叛逆”。从印象派到立体派，再到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们不再满足于模仿外部现实，而是开始探索内在经验、结构本身和纯粹形式。这种对“什么是艺术”的持续追问，反映了社会在快速转型期中，对意义和确定性的集体焦虑与探索精神。 尾声：在持续的变动中寻求意义 本书最终指向一个核心论点：文明的进步并非由单一的线索驱动，而是一系列相互作用、彼此激发和制衡的思想与技术节点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理性对神话的挑战，到技术对距离的消弭，再到对人类自身心智的深入探索，每一个“关键时刻”都为后续的文明发展提供了新的工具或新的问题集。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这些古老交响乐章余音绕梁、新主题不断涌现的时刻。理解这些跨越时空的思想碰撞，才能更好地把握我们自身所处的历史定位。

《实用历史丛书》出版缘起
楔子：千古大变局

1. 洪秀全：「天国」的实验与失败
一位名叫洪秀全的落第书生在广州街头获得了一本传教士的佈道读物《劝世良言》。正是这基督教的通俗册子，不仅改变了一个书生的命运，而且改变了大清帝国的发展走向，加速了它的崩溃与灭亡，甚至差点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命运。

2. 曾国藩：天降大任的自觉担当者
曾国藩的一生，将社会人生的道义看得太重，主动承担的责任太多，而中西文化的冲撞又将他撕扯得太痛，时代激盪的风云对他的要求太高……如果以当代的休闲生活观视之，曾国藩一辈子，活得实在是太累太累了！

3. 李鸿章：国破山河在 在一部百年屈辱的近代史上，李鸿章孤独而寂寞的身影映照在宽大的天幕前，几乎受尽了上自朝廷高官，下至普通百姓，来自方方面面的天底下最多的唾沫与骂名。

4. 张之洞：逸轨的新政
从进入翰林院的那一天起，张之洞就开始进行着挽救清廷命运的努力，并将个人才干发挥到了一种少有的极致。比如编练新军，他的最初之意，在于抵御外侮，维护清朝统治，而实际效果则是加速清廷的覆亡。孙中山对此意味深长地说道：「以南皮（即张之洞）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革命家。」

5. 严　复：弱肉强食的危机与适者生存的图强
林纾所能担当的，仅仅是一个翻译家的角色而已。「药治不了的，用铁。铁治不了的，用火。」只有严复，才将西学变成了照亮古老中国沉沉黑夜的沖天火炬。

6. 慈　禧：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
颇有意味的是，慈禧留下的遗命，其中一条却是「以后勿再使妇女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与家法有违」当属堂皇之语，就慈禧的内心与本意而言，她是否感到女人主政于国于己都是一场悲剧，才于死前反省，流露真情，特意立此遗命？

7. 康有为：传统「乌托邦」
康有为一个最大的失误，就在于不懂得中国黑暗的官场学，看不到事情的实质，抓不住问题的关键。他以为只须打动光绪皇帝，改革大业就可一帆风顺了。

8. 梁启超：「少年中国」的唿唤者
当任公（梁启超之号）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到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

9. 孙中山：民国之父
提及功名，我们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孙中山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没有陷入科举怪圈的人物。他没有参加过一次科考，就连这样的念头也不曾有过。

10.袁世凯：挥之不去的专制与皇权
正是从他编练的新军中，走出了四位民国总统（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六位民国总理、陆军总长（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唐绍仪、张怀芝、靳云鹏），还有三十四位督军，这不能不说是袁世凯的功劳，也是他创造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近代奇蹟。

11.宋教仁：走向民主的挫折
一声沉闷的枪响，一颗罪恶的子弹，不仅中断了宋教仁的生命，也中断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有希望纳入世界民主规范与轨道的进程，打碎了无数仁人志士美好的民主梦想。

跋：历史的槓桿

楔子
千古大变局

　　一个老迈昏聩、日薄西山、风烛残年的老大帝国，除了凤凰涅槃、脱胎换骨、死而复生外，难道还有别的出路与选择吗?!

１

　　暴风骤雨就要来了，可屋内的人浑然不觉。满屋子的人，自古以来曾经「出产」过那么多号称通天达灵、先知先觉的巫仙神怪，却没有一人产生哪怕一星半点的预感。真的没有，一个也没有！

　　由多子多福之家、三世同堂之家，到家族宗族之家、家国同构之家，经家庭而家族到国家，最终形成「家天下」的大一统模式──一间伸张无际的「屋子」，一个庞大无比的「家国」，便是囊括一切的「天下」了。「天不变，道亦不变。」尽管「天下」之人一代又一代，后浪推前浪生生不息，却始终依照固定不变的模式，循着一以贯之的轨道，保持从容不迫的淡定。不知不觉间，几千年的光阴就这样转瞬即逝。几千年啊！什么天灾人祸、惊涛骇浪、艰难险阻、坎坷挫折没有经历过？可大家就这么过来了，不仅过得挺好，而且形成绵延不绝的悠久历史与熠熠生辉的灿烂文化。因此，安之若素、泰然处之、游刃有余、傲视天下不仅是一种自我陶醉的天朝心态，也是一种自适自足的理想境界。「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什么都不必担心，不必忧虑，不必张皇，后人循着前人的足迹，前人依着先人的传统，先人傍着古人的经验，尽管走下去就是了。哪怕少有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也并非当下人们视野里的忧患意识，并非追寻美好的社会制度，探索理想的发展之路，以超越历史与传统，而是如何求取「居庙堂之高」与「处江湖之远」的为官从政之道，如何保持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平衡、稳定与和谐，如何因循过去的推力与惯性维护旧有的传统范式......

　　然而，「狼」来了，说来就来，来得那样迅勐凌厉，出人意料！

　　昔日之「狼」，源于边关陆地──西南不足虑，只要防着铁骑奔突、为患最烈的北狄西戎即可。

　　而今之「狼」，却来自大海，乘着高大的铁甲坚船，由东南沿海奔袭而来。漫漫千里海岸，军力有限，捉襟见肘，防不胜防；即使布阵对垒，八旗绿营使用的大刀长矛，怎能抵挡英军洋枪洋炮？原始与现代抗衡，过去的经验不灵了，传统的模式不行了，几千年不变的「天」说变就变，?那间乌云密布狂风劲吹飞沙走石。而「道」呢？「道」一下子失却根基，突然间眼花缭乱莫名其妙找不着北......

　　是的，而今之「狼」初来乍到之时，从上到下，谁也不知其本性与厉害。

　　事情得从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说起。

　　其时，古老的中华帝国已进入封建末世，一股衰朽的气息弥漫开来，深入、渗透于社会的内在肌理。而表面呈现的，仍是平安无事，一片祥和。道光皇帝并非像此后某些书中描写的那样乏善可陈，集邪恶与昏聩于一身。他虽然平平庸庸，无甚大才，但也算得上忠于职守，勤勉有加。道光的执政总原则就是守成──守住祖辈传下的庞大产业。一般而言，开国皇帝意气风发勇勐精进，而继承者能留住先人的辉煌与梦想，就相当不错了。因此，我们无须苛求道光帝旻宁，况且，他是清朝所有皇帝中最为节俭的一位，有「小气鬼」之称。道光怕花钱，尽可能地将一应开销节省到最低限度，有时简直达到了吝啬的地步，与皇帝的身分极为不符。道光规定「宫中岁入不得超过二十万」，「宫中用膳，每日不得超过四碗」。有人戏言，如今规范官场铺张浪费的「四菜一汤」，其始作俑者便是道光皇帝。他「极崇俭德，平常穿湖绉，裤腿膝上穿破一块，不肯再做，命内务府补之」。堂堂皇帝穿补丁裤子，不唯清朝，恐怕在中外所有皇帝中，也算得上极其少见的典型与模范了。只是后来被一批马屁精弄得扭曲走样，他们揣摩「圣意」，上行下效，以穿补丁裤子为荣。普及开来，当时朝中大臣，人人都穿一条打补丁的裤子。本是一件节俭好事，结果以一种滑稽的方式留传于世。

　　国人心中，当皇帝是天下最美的差事，三宫六院绫罗绸缎山珍海味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统驭天下号令一出大地震颤谁敢不从？皇帝，简直就是为所欲为的同义词。因此，国人在潜意识里，都有一份想弄个皇帝当当、玩玩的慾望与念头。其实，皇帝也有皇帝的苦衷，受制于无形的传统、家法、诤谏不说，仅每天上朝听取大臣汇报，批阅公文处理重大事务，这一马拉松似的无休止劳役就够受罪一辈子的了。风光无比的康熙皇帝就曾诉苦似地写道：「皇帝的责任沉重不堪，简直无法规避......臣吏如愿侍奉则侍奉，如愿息止则息止，而为人君者则终生碌碌不已，无处可以休息。」并且有人做过统计，皇帝是所有职业中风险最大的一种，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可能，善终者的比例微乎其微。这不，道光帝就因国人大量吸食鸦片这一长期无法解决的事情所困扰，弄得他寝食不宁心力交瘁。

　　自干隆初年起，吸食鸦片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使得拖着长辫、迈着裹脚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趋之若鹜。鸦片，这一源于西方的黑褐色凝结物，犹如吸血魔鬼，只要你染上它吸食成瘾，就会耗尽家财变得萎靡不振形销骨立。因此，早在道光之前的一百多年，即雍正七年（一七二九），清廷便颁布了禁烟律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朝廷越是严加查禁，百姓越是吸食成风。雍正七年初禁时，西方输入鸦片二百箱；近百年后道光执政之时，也即道光元年（一八二一），输入鸦片四千七百七十箱；道光七年（一八二七），达到一万零二十五箱；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数字为二万八千三百零七箱！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吸毒人数超过四百万，其中就有政府文官二十万，清军官兵二十万（清军总计八十万）。因鸦片而造成的国民身体素质之低下，精神之衰疲，道德之败坏，到了不忍正视的程度。对一位节俭皇帝来说最为担忧与寒心的，便是白银的大量流失，国库空虚，入不敷出。

　　事已至此，道光皇帝不得不痛下决心，彻底禁烟！

　　禁烟禁烟，说说容易，真要彻查严禁，实在难之又难。不然的话，何以禁了一百多年，却越禁越泛滥，越禁越猖獗？道光明白，要想禁烟成功，首先得有一位办事精练、堪当大任的重臣不可。道光虽然才德平庸，可置于深宫的他挑选人才的眼力却半点也不差，一下子就选中了时任湖广总督的大臣林则徐，下旨紧急召见。

　　林则徐由武昌匆忙启程，十二月二十六日（西历）抵京，二十七日一大早就被召入皇宫，可见道光心情之迫切。在京逗留十三天的日子里，林则徐被召见八次密谈磋商。第四次召见时，道光特地下了一道手谕，给林则徐以少有的恩典──「紫禁城赐骑」。当林则徐骑在饰满彩缨的高头大马上，缓缓进入皇宫之时，这一被称为「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的殊荣场面，就连道光本人也未曾见过，不由得早早候立殿外，观赏这一由自己亲手导演的稀世奇观。

　　皇上越是重视，林则徐就越是感到肩头责任的重大。受命临行前夕，林则徐拜访座师沈鼎甫侍郎，面对禁烟任务的艰难、复杂与严峻，师生俩谈至动情之处，不由得「相顾涕下」。林则徐道：「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敢不竭股肱以为门墙辱？」只要有利于国家社稷，他已将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

　　尽管林则徐意识到了禁烟危难并决心拚尽全力以报效皇帝的知遇之恩，但怎么也没想到，他所面对的再也不是过去隶属于天下范畴之内的所谓蛮夷，而是一种闻所未闻的新型异质文明，一个最早进入世界资本主义先进文明行列的大不列颠帝国。古老而封闭的中华帝国将由它的禁烟运动而进入一个陌生时代，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以极不情愿的角色与迫不得已的姿态，被纳入世界一体化秩序之中重新定位。这一不可预测的变数谁也没有料到，林则徐本人没有料到，林则徐挚友、学界文坛比肩而立的两颗巨星魏源、龚自珍没有料到，道光皇帝更是不可能预料得到──他对林则徐的要求是既达到禁烟之效，又不可轻启边衅，作为一个吝啬守成的皇帝，稳定压倒一切，他可不愿因此而爆发一场动乱与战争。

　　清干隆帝在一七五七年诏告天下，划定广州十三行为唯一对外贸易口岸，史称「一口通商」。这也是中国通向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不，根本算不上通道，只是一线又狭又窄的门缝，一个又细又小的洞口而已。即使无孔不入的鸦片，由外进入中国，也只有通过广州十三行这唯一孔洞方可。因此，林则徐禁烟的目的地就是广州，目标就在十三行！

　　一八三九年一月八日，林则徐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钦差大臣身分，乘坐十六人抬槓大轿，离京南下。

　　历经六十二天行程之后，林则徐刚刚抵达目的地，就开始了一场雷厉风行、前所未有、轰轰烈烈的查烟、禁烟运动。他没有像过去那样不痛不痒地从中国人手中收缴鸦片，因为这些中国人充其量不过是些「二道贩子」而已。真正的毒源在于外国商人，是他们不远万里将鸦片运到中国，利用广州十三行这一清廷许可的特殊通路，不惜一切手段瞒天过海，将罪恶的种子撒向中华大地。于是，林则徐棋高一着地颁布一条新的查禁手谕：责成外国商人呈缴鸦片！于是，就有了直到今日仍令人慷慨激昂、回肠荡气不已的虎门销烟──从英商手中收缴二万多箱，总重量约二百四十万公斤的鸦片被林则徐下令全部销毁。这些鸦片若用现在的四吨载重卡车装运，约需三百辆，足以排成三里长龙。虎门销烟，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毒禁毒活动，因制造毒品的技术含量与浓缩程度越来越高，估计今后也难有一次性焚毁毒品超过二百四十万公斤的超常纪录了。

　　然而，虎门销烟触及了英国政府的利益，惹恼了一批素以文明自居的英国议员，更为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好战分子找到了借口。他们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惜践踏人类公正，不惜蒙上永久耻辱，发动一场不齿的以保护鸦片贸易为目的的侵略战争。

　　人类历史上，胜利女神时常置公平、善良、正义于不顾，将天平的砝码倾向邪恶一方。鸦片战争即是典型的一例。

　　这是一场双方都自认为不在话下的战争。清廷不仅沉醉于开国以来的赫赫武功，也陶醉在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在清廷眼里，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小国岛夷，胆敢与堂堂大清王朝为敌叫板，不是不自量力以卵击石吗？要知道，清朝从东北起家，入关南下，指东打西，无往而不胜，还从未遇过真正对手呢！只是天朝国策，先文后武，先礼后兵，先抚后剿而已。既然文、礼、抚不成，自然只有剿灭一途了。而英人在经过前所未有的工业革命之后，殖民地遍及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所有大陆板块，国力之强大，无与伦比，无人敢撄其锋，自称为「日不落帝国」。

　　满清陶醉于昔日的成就与荣光之中，所持有的是一种盲目的自傲。而英人所凭恃的，则是现有的实力与资本，其自信建立在科学的分析、调查与了解之上。两个自负的对手，狭路相逢，互不相让，战争，终于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爆发了。

　　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一场实力对等的战争。曾先后十八次到过中国从事鸦片贸易的商人安德鲁（Andrew），在致英国政府的一封信中，认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弱的国家，只靠着系统的谎言、妄诞的谕旨、人民的愚昧来维持......对其勇敢地施用武力，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早在一八三二年，英国驻广州商员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 1802-1881）就曾率员七十多人乘阿美士德号（Lord Amherst）英轮由澳门出发，以考察商情为名，对广州、厦门、福州、舟山、宁波、上海、威海等地进行过一番军事侦察，对中国沿海所设炮位、守备兵力、武器装备、战船数量等了解得一清二楚，并测量绘制了沿途航道、河道、海湾的详细地图。在上海，他们发现清军使用的武器还是原始的弓箭、大刀与藤牌，虽有少量火枪，但已成为摆设，因为上面全都生锈了。于是，胡夏米不由地轻蔑说道：「只要有五十名意志坚定、训练良好的士兵，或比这个数字更少，就可以彻底消灭比这五百人更多的军队。」他认为只需三个月，就可武力解决中国。另一随行的德国医生兼传教士甲利（即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更是狂妄地说道：「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战舰。」不幸的是，他们的话在此后的战争中竟多次应验。鸦片战争期间，清军总兵力八十万（八旗二十万，绿营六十万），因兼有警察、内卫、国防三种职能分驻全国，作战时不得不从各地抽调，清廷实际用于作战的部队约十万。侵华英军最初四千，后增至一万多。可就这约占英军总数十分之一的军队，竟打败了十万清朝大军，一比十，可见胡夏米所言并非虚妄。而甲利所言之实就更加令人沮丧不已，因为不仅鸦片战争期间中国水师未能击沉一艘敌舰，就是此后建立了近代化海军北洋舰队之后，直至清朝覆亡，也未能击沉哪怕一艘敌人的舰艇。

　　不论武器，还是素质，清、英两军都不属于同一档次与层面。在英军杀伤力极强的火炮与来福枪面前，清军的大刀、长矛、箭戟及少量土炮、土铳，实则比手无寸铁强不了多少，与赤手搏狼并无二致。清军的武器装备至少落后二百年，而个人素质也乏善可陈。清朝实行募兵制，一旦进入军营就意味着终生服役。于是，老弱病羸常常充斥其间，眷属也随住兵营。官兵不习文化，不事操练，更有不少吸食鸦片、聚场开赌者。而英军全都经过严格而正规的军事训练，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近代化虎狼之师。更要命的是，清兵毫无斗志，刚一交战便被闻所未闻的惊天炮声吓得丧魂失魄，不到几个回合就左右观望，稍一受挫则望风而逃。常言道，两强相遇勇者胜。清军远非强者，又与勇敢绝缘，因此，整个鸦片战争期间，清兵要么惨遭屠戮，要么溃不成军。

　　版图与人口，再也不是衡量国力的主要因素。说到底，这是一场不同文明──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交锋与较量，也是一场实力悬殊清军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战争。然而，关于这场战争，却出现了许多直到今天仍未彻底澄清的神话。

　　一八四○年六月下旬，英国远征军进抵澳门海口，以六月二十八日封锁珠江口为标志，鸦片战争正式爆发。然而，英军仅留少量兵力围而不打，他们有意绕开广州，在厦门递交战书，主力长驱北上，进犯闽浙沿海，七月六日攻陷浙江定海，八月中旬抵达天津大沽口外。于是，就有了英军惧怕林则徐之说，认为他在广东採取的佈防措施使得英军无隙可乘，不敢轻举妄动。不仅他人这样认为，林则徐自己也持如此看法。当他得知定海失陷的消息之后，并未反省己不如人，而是指责浙江方面没有像广东那样严加防范。其实，英军压根儿就没想过害怕谁的问题，只是其着眼点并非广州。英国外相巴麦尊（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 1784-1865）在致海军部的公函中明确强调，在广东「不必进行任何陆上的军事行动」，「有效的打击应当打到接近首都的地方去」。战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一种外交手段的延伸。英国政府很清楚，只有直捣京津，让清廷震悚，才能达到他们所要达到的有效目的。英军的作战行动，显然是在执行巴麦尊的训令。

　　此后，南下发动广州战役。面对兇勐而凌厉的攻势，清军经过三天保卫战，便以惨败告终，广州城不得不升起求和白旗。对此，英国参战军官麦华生（Duncan MacPherson）在《在华二年记》（Two Years in China）中不无得意地?述道：「这个骄傲的城市，我们在此常被藐视，国旗常被侮辱。它的人口有一百万，军队夸称五万，现在它要在仅占它兵力的十二分之一的人面前受辱。」

　　铁的事实说明，广州并非固若金汤，在英军的枪炮前它无力防守。然而，关于林则徐不可战胜的神话却因此而越编越圆，越传越远。因为广州之战爆发前，林则徐便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被革职了。道光皇帝曾一再交代不要轻启边衅，林则徐的违逆显然使他大光其火，予以惩处也属意料中事。由此可见，林则徐被道光选为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之始，就注定难逃厄运了。既要堵住鸦片源头，杜绝鸦片流入内地，又要保持天下安宁不致发生战乱，这是一个近于悖论的两难，任是谁也无法化解。也就难怪林则徐本人，他的座师，还有友人早就为他的前途与命运而深深担忧了。其实，广州之防守，就建立在林则徐任钦差大臣时的准备之上。广州备战期间，林则徐虽被革职，却没有离开广州，一直协助新任统帅佈防，且不时建言建策，并得到了有效的採纳。

　　堂堂天朝竟然败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岛夷之手，广大民众，包括政府官员、知识分子、普通百姓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一严酷的事实。于是，他们将英军北上归于害怕林则徐，将后来广东的战败归于林则徐的革职，将各地战事一败再败归于当地没有林则徐这样的人物。林则徐革职不久，新任闽浙总督颜伯焘及新任浙江巡抚刘韵珂就不顾触犯龙鳞之罪，要求重新启用林则徐以对付英人，理由之一，就是「该夷所畏忌」。此后，广东民众面对英军进犯，在一份檄文中不禁质问道：「汝已称厉害，何以不敢在林公任内攻打广东？」就连鸦片战争结束后撰述的《中西纪事》、《夷氛闻记》、《道光洋艘征抚记》三部史书，也认为最初英军北上，缘于林则徐在广东严加防守、无隙可乘之故。

　　从某种角度而言，道光对林则徐的惩处──革职流放，反而成全了他，成就了一个民族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一神话犹如一柄出鞘的双刃剑，既可坚定民族信念，树立民族自尊，却也遮蔽了有关事实真相，继续维持清廷的妄自尊大，迎合国人的盲目自信。

　　三元里抗英也是一个滚雪球般不断扩大的神话。在此，我们有必要还事实以真相。

　　三元里抗英，是一次少有的胜利，也是整个鸦片战争期间一个极其闪光的亮点。这次民众自发的保卫家园战斗之所以取得胜利，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便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大雨淋湿了英军的燧发枪，火药不能发射，使得三元里百姓手中以农具为主的武器上升到与英军武器同等的水准；地利：英军纵深追击不谙地理，被引入全是「烂泥塘」的牛栏冈、唐夏村一带，因迷路而被团团包围；人和：三元里民众为保卫家园奋起抗争，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气贯长虹令敌丧胆。即便如此，三元里抗英战绩也并非后来宣传的那样击毙伯麦（Commodore James John Gordon Bremer, 1786-1850）、毕霞（Beecher）等英军主将，杀敌数十、一百、两百、三百乃至七百四十八人等诸多说法。据英人所述，陆军司令郭富（Viscount Hugh Gough, 1779-1869）于一八四一年五月三十日晨亲率三个步兵团及部分孟加拉志愿军开进三元里追击乡民，不久突遇大雨，郭富急令撤退。因「天气阴霾，辨识道路并不容易，稻田成为一片汪洋」，于下午四时才撤出数以万计的村民包围圈。撤出后却发现三十七团第三连约六十人失踪，郭富急忙调来两个水兵连前去接应。这两连水兵配备装有雷管机、不怕雨水淋湿的「新洋枪」，他们循着枪声及喊杀声找到「在稻田上排列成正方形」的失踪士兵，用排枪驱散围攻乡民，终于在当晚九时左右将其接应归队。

　　综合各方面资料，英军伤亡的实际数字为死亡五至七人，受伤在二十三至四十二人之间。尽管如此，三元里抗英在鸦片战争期间所进行的诸多战役中，英军伤亡人数排列第四。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普通民众与近代化武装的英军对阵，能获得如此战绩，用于宣传鼓舞士气，唤醒普通百姓的民族爱国热情，自然十分必要，但若夸大其作用，认为只要广泛发动民众，就可取得鸦片战争的最后胜利，便有可能陷入另一种迷误。此后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运动的彻底失败就是一种明证。三元里抗英第二天，一万多民众乘势包围了英军据守的四方炮台，幸而被广州知府余保纯劝退，不然的话，在威力强大的巨炮与射击准确的来福枪面前，当地民众将遭遇一场残酷的屠杀。

　　关于鸦片战争的真相，此外还有许多弄虚作假、篡改伪造、刻意掩饰。

　　每次战役，各地官员、将帅总是无一例外地夸大战绩，有时达到了不着边际的地步，动不动就是歼敌数百数千，击毁击沉敌舰无数。果真如此，由十六艘海军战舰、四艘武装轮船、二十八艘运输船、五百四十门大炮、一万多官兵组成的英国「东方远征军」恐怕早就在中华大地消失殆尽了，又何来迫不得已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即以广州保卫战为例，一八四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广州城已被英军重重围困不得不升起白旗，靖逆将军奕山还在给道光皇帝的一道奏折中宣称清军连续三日频频获胜，并击沉英军轮船一艘，焚毁英人三桅兵船一艘。

　　整个鸦片战争期间，英军伤亡的实际情形是，死于疾病的数字远远大于阵亡。纵观历次战役，英军损失最多的一次是当属镇江之战，计三十九人死亡，一百三十人受伤，三人失踪。尽管如此，英军仅用一天时间，就攻下了镇江。

　　镇江陷落，清朝第二大都会南京失去屏蔽，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被拦腰截断，江南的大量漕米、税银无法运输北上，供给需以大运河为支撑的北京受到了直接威胁。仗打到这个份上，彷彿咽喉被人扼住，获胜的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外患既不可去，而汉人乘机造反的内忧更是弄得道光皇帝寝食不宁，只觉得座下的龙椅在一个劲地震颤不已。于是，他不得不发出一声无可奈何的长叹，罢兵求和。（文未完）

〈跋〉
历史的槓桿
曾纪鑫

　　很长一段时间，我视野里的中国近代史，是教科书里的近代史，是强势媒体笼罩下的近代史。这是一部血与火的历史，是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压迫、剥削的历史，是一段晦暗、屈辱、压抑、丧气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历史。我不愿提及，不愿涉足，害怕所引起的苦痛使我难以忍受，害怕那片黑暗的天空将我吞没，我尽可能地，有意无意地回避着。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却又不得不浸淫其中。特别是近年来，更是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进入越深，了解越多，特别是触摸到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与局部细节之后，对近代史的认识，竟发生了较大改变。

　　一部中国近代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遮蔽了的历史，被利用了的历史。

　　重读、深读、细读的过程，也是去蔽与还原的过程。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才智的时代，这是愚昧的时代，这是充满了希望的春季，也是失望的冬季。」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在《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中对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的评述，同样适合于中国近代史。

　　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既是专制的，又是民主的；既是愚昧的，又是科学的；既是落后的，又是进步的；既是黑暗的，又是充满光明与希望的；既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腐朽败坏的时代......古与今、中与西、新与旧，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汇集一身、纷纭复杂、交错并存，它们在对立中统一，在冲突中转化，在涅槃中新生。

　　而教科书与过去的宣传告诉我们的是，以鸦片战争为肇始，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推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干涉、禁锢、遏制了中国的进化，从而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愚昧、腐败、积贫与积弱。一句话，中国近代史上的几乎所有灾难，全由帝国主义一手造成。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学贯中西，早年推崇西方文明，晚年又回归孔孟的严复认为，中国的病症并非由帝国主义负主要责任，其困境与落后百分之七十来自「内弊」。

　　严复的这种认识，无疑相当清醒而深刻。

　　鸦片战争的炮火打破了中华帝国几千年铁板一块的封闭状态，国人随着林则徐那渐渐睁开的双眼，透过弥漫的硝烟，开始窥视、打探、了解外部的世界──一个与中华传统文明迥然相异的从未了解的难于想像的世界。

　　不错，鸦片战争是屈辱的，我们以失败者的身分不得已签下了条约，打开了国门。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随着中华帝国的积贫积弱、老迈僵化，我们的文明已失却了往昔的博大、恢弘、开放、学习、拿来等基因与成分。华夏民族五千年前就有了原创的先进文明，而五千年后的传统文明，却并不先进了。自春秋战国以降，中华原创文明每况愈下，由争鸣的诸子百家到独尊的唯一儒家，再降为儒家中的理学流派，又降为理学流派中的分支朱子学。道路越走越逼仄越狭隘，原本充满智慧、富有活力的文明，成为一种知识与材料的累积，沦为一种区域性文明。

　　黑格尔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此言虽不无偏激之嫌，但的确道出了中国社会、传统、历史中的诸多事实、本质与真相。中西文明是两种体系与结构截然不同的文明，中华文明不论如何发展进化，其内里怎么也诞生不了西方「船坚炮利」式的异质文明。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外部迫不得已的推动力量，没有鸦片战争的爆发，没有西人的来华，没有西方文明的介入，没有一种新的文明体系作参照，古老的帝国将没有危机，没有改革，没有断裂，没有变异，仍处于封闭自敛、静止循环、自我陶醉的状态，仍是长辫、裹脚、皇帝、太监、宫女、磕头、奴才之类的与专制皇权相适应的封建糟粕，仍走着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轨道，在晚风的夕阳中唱着一首古老的歌谣，一直晃晃悠悠地唱到今天。

　　是鸦片战争打破了大清帝国的封闭，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国门一旦打开，哪怕只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似地仅仅拉开一条缝隙，推开一扇窗户，打开一道窄门，就再也无法关闭回到当初。中华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的交流、碰撞中，舞台更为广阔，内容更其丰厚。当然，伴随着的，也有深广的忧愤，不懈的求索，无边的血泪，连续的受挫......犹如婴儿分娩时的阵痛，不论何时，中华民族都难以逃脱这一冥冥中的劫数，不过时间或迟或早罢了。开放越早，就越能图强自存；越迟越顽固，则失去的机会越多，付出的代价越大；如果完全拒绝开放与进步，则如那些至今仍生存于原始森林、孤僻荒岛的部落居民，面临全面失语、整体终结的悲惨命运。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果我们全面开放，力求进取，顺应潮流，早就融入世界文明体系，成为一个先进、自由、民主、强盛的国度了。

　　令人悲叹的是，受制于封建传统文化，我们步履蹒跚。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反而成为民族前进的包袱，成为抗击西方文明的利器，成为回避先进文明的遁词与隐居所。历史的惰性如铠甲般坚硬厚重，在儒家教条文化的笼罩下，要想达到预期的收效与进步，真是难之又难。对此，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一书中写道：「中国有一种深藏不露的文化优越感。当然，正因为这样，他们在现代落后状态中受到的耻辱感觉，也就格外强烈。总而言之，中国要现代化不得不比多数国家走得更远些，改变得更多些，就是因为它停滞不前为时太长了。结果是有一种强大的惰性扼制力，使中国的革命性变革有痉挛性，有时内部抑止住了，有时还带有破坏性。」

　　拿破崙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名言常被我们自豪地加以引用：「一旦中国醒来，世界都为之震动。」可我们却忽略了另外一名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刻了解的英国人赫德的一段论述：「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着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蒙眬地睡着了。」

　　一部中国近代史，由被动挨打，到观望审视，而主动变法，仁人志士真是殚精竭虑，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心机，追寻一切可能，付出一切代价，探索一切道路，可谓百药尝遍──林则徐禁烟、洪秀全造反、李鸿章洋务、康有为改良、孙中山革命......每次运动虽然都没有获得真正成功，但它们一环紧扣一环，新陈代谢，下环连着上环，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推动着中国社会朝着更加理性、更趋先进的方向呈螺旋状上升发展。由器物的引进与模仿，到制度的学习与更替，发展为文化的变革与创新，器物─制度─文化，三个层次互相渗透，因缘共生，不断推进，最后的落脚点便是国民性的改造。如果广大民众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行为等方面向近代化、现代化转变，没有「全人格的觉悟」，则器物的效率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建立的制度将扭曲变形面目全非，一切美好的理想与

4. 张之洞：逸轨的新政

　从进入翰林院的那一天起，张之洞就开始进行着挽救清廷命运的努力，并将个人才干发挥到了一种少有的极致。比如编练新军，他的最初之意，在于抵御外侮，维护清朝统治，而实际效果则是加速清廷的覆亡。孙中山对此意味深长地说道：「以南皮（即张之洞）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革命家。」


三

　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张之洞奉命调任湖广总督，兼筹办芦汉铁路大臣。此次虽属平级调动，但清廷的目的，主要是让他筹备修建芦汉铁路，并在武汉开辟一处新的洋务基地，与实力显赫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相互牵制抗衡。

　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已逾天命之年的张之洞乘船抵达武昌。直到一九○七年调离进京，除两度暂署两江总督外，张之洞任湖广总督长达十八年之久。

　如果说张之洞在外放山西巡抚与督任两广期间，开创实业、兴办洋务只是小试牛刀──属序幕与热身，那么真正的大戏好戏、竞争比赛则在督任两湖之时。

　有慈禧太后为后盾，有清廷修筑芦汉铁路的全国总体性战略规划作支撑，张之洞知道他的「天命」所在就在武汉，就在湖北，他决定放手一搏。一场改变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名为「湖北新政」的洋务运动在十九世纪末轰轰烈烈地上演开来。张之洞的个人功业，也因此而迈向其他后期洋务派难以企及的峰巅。

　「张氏抵鄂之年，应为湖北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起点。」一个落后的内陆区域，在张之洞的苦心经营下，一跃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程度最高的省分而与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广东并驾齐驱，省会武汉也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个近代化大都会，被外国人誉为「东方芝加哥」。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近代「中部崛起」！

　张之洞于武汉大办近代工业，发韧之地则在广州。受中法战争刺激，他在两广总督任上积极筹办枪炮厂、炼铁厂、纺织厂等机械化工厂。接任两广督篆的李瀚章相当保守，对办厂之类的洋务根本不感兴趣，觉得张之洞留下的这厂那厂全是些烫手「山芋」。于是，张之洞便趁机将这些工厂迁到湖北，而原先向外国订购的诸多机器设备，也改变了运送目的地，陆续抵达武汉。湖北新政于草创之初，就这样捡了个不大不小的「便宜」，有了良好的基础与开端。

　湖北新政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创办近代工业、发展教育事业、编练新式军队。

　张之洞在湖北兴办的近代工业，主要是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以及湖北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等四局。

　滔滔长江与长江的最大、最长支流汉水在武汉交汇，也将武汉分隔为武昌、汉口、汉阳三镇。正是在张之洞督鄂期间，武汉三镇的职能逐渐区分开来，武昌为督府所在，乃湖北行政中心；汉口以商务为主，沿江为英、德、俄、法、日五国租界；汉阳为张之洞开办的主要厂矿──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厂址所在。

　作为亚洲第一个近代化钢铁工厂、远东乃至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型企业，汉阳铁厂历经三年建成。一八九四年六月三十日，当铁厂第一炉鲜红耀眼的钢水流泻而出时，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不已。设在上海的西方报馆立时刊发传单，电告各国，其中一家报纸这样写道：「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中华铁市，将不胫而走各洋面，必与美英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其关系非同毫发……呜唿！中国醒矣，此种之黄祸，较之强兵劲旅，蹂躏老羸之军队尤可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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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到「千古大變局：影響近代中國的十一個關鍵人物」，我的腦袋裡立刻閃過好多歷史畫面，像是晚清的宮廷鬥爭、辛亥革命的槍聲、國共內戰的烽火，這些都是影響我們今天台灣的許多關鍵節點。書名提到的「千古大變局」，聽起來就很像是那種格局宏大、能夠解釋許多現象的論述，讓我非常想知道作者會從哪個角度切入，去描繪這場劇變。而「十一個關鍵人物」，這個數字很有意思，不像常見的五個或十個，十一這個數字總帶點奇妙的巧合感，讓人不禁猜測這十一人之間是否會有什麼隱藏的聯繫，或者作者是如何權衡，最終選定了這十一個人。我最感興趣的是，作者會不會深入挖掘這些人物鮮為人知的另一面？比如他們內心的掙扎、他們面臨的困境，以及他們在關鍵時刻是如何做出影響歷史走向的決定的。畢竟，歷史人物往往不只是書本上那個單一的形象，他們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慾望的個體。如果這本書能讓我們更貼近這些人物的真實狀態，那我絕對會非常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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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大變局：影響近代中國的十一個關鍵人物」，這個書名聽起來就充滿了學術氣息，但也隱藏著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我一直覺得，歷史的走向，很多時候是由一些關鍵人物的決策所驅動的，尤其是在像近代中國那樣一個劇烈變動的時代。這本書的架構，似乎就是圍繞著這些「關鍵人物」來展開的，這讓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定義「關鍵」的，以及他選擇的這十一人，是否會包含一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大人物，但也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人物。我更關注的是，作者如何透過分析這十一個人的生平、思想以及他們在特定歷史事件中的行為，來闡釋「千古大變局」的成因和影響。這不僅僅是的人物傳記的堆砌，而是要藉由他們來串聯起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我特別期待作者能在分析時，提供一些新的史料或是獨特的見解，讓讀者能夠以一個全新的視角來理解中國近代史的發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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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看到「千古大變局：影響近代中國的十一個關鍵人物」這個書名時，我立刻聯想到那些在歷史課本中閃耀著光芒的名字，但同時也好奇，究竟是哪些「關鍵人物」被作者選中，又將如何被解讀。這是一個非常誘人的主題，因為近代中國的變革，確實是歷史上少有的巨變，而這些變革的背後，必然有著一些推動或阻礙歷史前進的關鍵力量，而這些力量往往就體現在傑出或關鍵的人物身上。我希望這本書能帶領我們超越那些簡化的歷史敘述，深入到這些人物的內心世界，理解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以及他們在時代洪流中的個人選擇。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能看到作者如何將這十一個人的故事編織起來，形成一個有邏輯、有深度、能夠解釋「大變局」的宏觀圖景。不知道作者會不會探討這些人物之間的相互影響，或者他們各自代表的思潮是如何碰撞的？這都是我非常期待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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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名「千古大變局：影響近代中國的十一個關鍵人物」，聽起來就很有份量，感覺是要深入探討那些在中國歷史巨變時期扮演了關鍵角色的重要人物。我對那個時代一直很有興趣，畢竟台灣的歷史也與中國近代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書名中的「千古大變局」幾個字，就透露著一種歷史的厚重感，讓人聯想到那段風雲變幻、無數生命被歷史洪流推動的歲月。特別是「十一個關鍵人物」的說法，讓人好奇作者究竟會選擇哪些人，以及他又是如何看待這些人物在整個大變局中的作用。是帝王將相，還是思想家、革命家？亦或是某些我們不太熟悉，但卻有著深遠影響的普通人？光是想像這個選角，就已經讓我的閱讀慾望高漲。我尤其期待作者能透過這些人物的視角，為我們重新梳理一遍那段複雜的歷史，讓我們不僅看到事件的發展，更能理解人物的動機、掙扎與選擇。不知道作者會不會對歷史人物做一些顛覆性的解讀，或是填補一些我們以往認知上的空白？這也是我非常期待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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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大變局：影響近代中國的十一個關鍵人物」，這書名實在太有吸引力了！「大變局」這個詞，就點出了那個時代的動盪與轉折，而「關鍵人物」則像是歷史舞台上的聚光燈，聚焦在那幾個能夠決定時代走向的靈魂。我一直覺得，要理解一段複雜的歷史，最好的方式就是從那些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身上著手。這本書的結構，就好像打開了一個精美的盒子，裡面藏著十一個關於中國近代史最動人的故事。我非常想知道，作者會挑選哪些人物？是那些我們熟知的偉人，還是隱藏在歷史幕後、鮮為人知的推動者？我更期待的是，作者如何透過對這些人物的描繪，來呈現出近代中國社會的變革、思想的衝擊，以及最終走向我們今天所知的樣子。這本書的潛力，在於它能讓讀者不只是被動地接受歷史知識，而是能主動地去思考，去感受，去理解那段波瀾壯闊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