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基层社会研究，是了解传统中国历史演变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史研究的重点，但以往华人学界对此议题的研究，却相当不足。本书由八位主笔者撰文，分别探讨中国自秦汉至清代，县级以下政治结构与社会群体的互动关系，集中讨论中国基层社会组织（乡、村、里）的延续性发展、基层社会中政治力与社会力的互动，与基层社会中的信仰组织等三项课题。
各篇论文虽各有侧重点，但整体特色有三：一、透过地方父老、士人与信仰等角色或活动，凸显官民合作在基层社会中应有的协调性，跳脱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性思考；二、以综合性的研究取径，打破政治史、社会史之间既有的樊篱，借以讨论传统社会的多样风貌；三、强调历史发展的延续性，而非历史现象的断裂与变革，以型塑历史流移过程中，更为实际的社会面貌。
主编者简介
黄宽重
1949年生，台湾宜兰人。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人，日本东洋文库终身海外名誉研究员。长年致力于历史学及人文学之跨领域研究，尤专研宋史，先后发表近百篇论文、四本论文集，以及《晚宋朝臣对国是的争议──理宗时代的和战、边防与流民》、《南宋时代抗金的义军》、《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与《宋代的家族与社会》等四本专书；近年亦大力推动唐宋史学界跨朝代国际研究合作。
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国家图书馆馆长与汉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讲座教授，与杰出人才发展基金会杰出讲座教授。2006年荣获国科会杰出研究奖，2007年获教育部颁赠教育文化三等奖章，并四度荣获国科会优等研究奖助。现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兴大学万年讲座教授，受聘担任中兴大学副校长暨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中国史新论》总序 王汎森 i
导言 黄宽重 1
刑义田
从出土资料看秦汉聚落形态和乡里行政 13
一、引言 13
二、《汉书．食货志》描述的古代基层社会 15
三、秦汉地图上的聚落形态 17
四、从聚落遗址看聚落形态 37
五、从简牍看城邑里制 49
六、秦汉乡里的户口与赋役行政 59
七、从出土资料看乡里与八月案比 91
八、代结论：安土重迁——古代基层社会的特色 103
附录：论马王堆汉墓「驻军图」应正名为「箭道封域图」 110
侯旭东
汉魏六朝的自然聚落——兼论「?」「村」关系与「村」的通称化 127
一、引言 127
二、汉代的自然聚落 134
三、六朝时期南方的自然聚落 152
四、屯、?与村及「村」的通称化 162
五、余论 181
张国刚
唐代乡村基层组织及其演变 183
一、引言 183
二、乡制的特色 185
三、里正及其职能 191
四、邻保与村坊 202
五、乡治的困境 211
六、结语 216
刘淑芬
香火因缘──北朝的佛教结社 219
一、引言 219
二、从造像记的文本谈起 220
三、北朝的义邑 237
四、区域性的差别 253
五、结语 271
黄宽重
宋代基层社会的权力结构与运作──以县为主的考察 273
一、引言 273
二、以县衙为中心的基层事务与人际关系 276
三、基层武力的发展及转变 288
四、财政结构的变化与地方势力的兴起 295
五、士人与乡土意识的型塑 310
六、结语 320
林丽月
俎豆宫墙——乡贤祠与明清的基层社会 327
一、引言 327
二、典型在望：地方庙学与乡贤祠祀的制度化 332
三、荣显父祖：入祀乡贤的营求与冒滥 341
四、礼失于野：基层教化与地方祀典的变奏 350
五、荣辱之间：乡贤、祀典与国家权力的消长 361
六、结语 366
刘铮云
乡地保甲与州县科派——清代的基层社会治理 373
一、引言 373
二、保甲与里甲名目 376
三、私派差徭 390
四、地方与保长 397
五、乡约应差 402
六、乡保受难与得利 407
七、基层治理 413
八、结语 419
巫仁恕
官与民之间——清代的基层社会与国家控制 423
一、引言：清代基层社会史研究的转向 423
二、基层控制组织的建立与演变 426
三、基层控制组织的运作与特点 441
四、基层控制组织的成效与弊端 451
五、基层社会组织与基层控制组织的分合 457
六、基层社会与国家控制的互动 465
七、结语 471
英文目次 475
图书序言
总序
几年前，史语所同仁注意到2008年10月22日是史语所创所八十周年，希望做一点事情来庆祝这个有意义的日子，几经商议，我们决定编纂几种书作为庆贺，其中之一便是《中国史新论》。
过去一、二十年来，史学思潮有重大的变化，史语所同仁在开展新课题、新领域、新方向方面，也做了许多努力。为了反映这些新的发展，我们觉得应该结合史学界的同道，做一点「集众式」(傅斯年语)的工作，将这方面的成绩呈现给比较广大的读者。
我们以每一种专史为一本分册的方式展开，然后在各个历史时期中选择比较重要的问题撰写论文。当然对问题的选择往往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而且总是牵就执笔人的兴趣，这是不能不先作说明的。
「集众式」的工作并不容易做。随着整个计画的进行，我们面临了许多困难：内容未必符合原初的构想、集稿屡有拖延，不过这多少是原先料想得到的。朱子曾说「宽着期限，紧着课程」，我们正抱着这样的心情，期待这套丛书的完成。
最后，我要在此感谢各册主编、参与撰稿的海内外学者，以及中研院出版社、联经出版公司的鼎力支持。
王汎森 谨志
2008年10月22日
史语所八十周年所庆日
导言
一
什么是「基层社会」？对于这个问题，历史学研究者向来都各有不同的观察角度与解释──有从人伦关系的亲疏远近阐述之，有从行政与社会关系来探讨，亦有将社会群体区分出高低阶层，以底层人物与其生活方式为基层，以着手讨论者──由于观察角度不同，所得之结论自然有别。本论文集对基层社会的探讨，主要偏重于观察行政体制中的基层组织，分别由八位主笔者撰文，探讨中国自秦汉至清代，县级以下的政治结构和发展运作型态，以及与各种社会群体间的互动关系。
不过，即便以行政体制中的基层组织为对象讨论，学界对于基层社会的内涵，看法仍旧相当分歧──有基于行政组织性质之不同，主张基层社会的研究对象应有乡村、村里或县镇之别，或分别以地域社会、地方社会与基层社会等不同名词加以区隔。这些歧异多半源于现存史料详略不同，如讨论近代以降的基层社会，研究者多以村里为主要对象；明清时代的研究，则以乡村、城镇为重。相对来说，建构宋代之前的乡、村、里之社会型态与整体面貌，更加受到史料局限的影响，而仅能借助特定地区、时段较丰富的传世文献或出土资料，方能重建局部乡里社会的形貌。
为避免史料限制影响讨论，本论文集决定对基层社会的内涵，採取较为宽泛的定义，将观察范围设定在县以下的各层行政组织。如此界定，是考虑到县为中国历代行政组织中，设官任职、执行政策、维护治安、司法裁判和财税稽征的基本单位，县衙既是国家在地方社会行使统治力的中心，亦是民众和官府交涉互动的场所，更是中央政治力与民间社会力接触的介面，史料较为丰富，易于对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有更整体性的讨论。此一做法，较之于学界素来对基层社会的定义，可能有所出入，但或许更有助于扩大对基层社会的观察。
然而，基层社会研究相关研究议题涵盖广泛，除了行政组织与国家控制之外，也包括如地方性差异：宗族、非宗族、自然地理开发阶段；住民认同与共同团体组织：村庙、庙会、共同信仰、祭祀、生活、生产；活动空间：聚落地理、居住空间，以及商业、生产、文教、祭祀、信仰等活动空间；以及基层社会自律性：共同体内部的惩戒、制裁与调解等多样而庞杂的问题，实难在短时间、小篇幅的研究中全面地探讨，这也是本论文集无法达成的任务。但是，这样的困难也充分说明基层社会研究仍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值得关心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研究者，共同投入这个亟待开展的新领域。
本论文集的题名虽经诸位主笔者多次讨论而定，但各篇的题目、内容与研究取径，则尊重主笔者个人兴趣、专长，对史料的诠释方式，也视各篇主笔而有不同。对读者而言，此一安排构想乍看之下可能有内容聚焦不足、缺乏共同主轴之类的质疑。但实际上，本论文集仍集中于三项基层社会的主要课题：第一，是中国基层社会的乡、村、里等组织发展之延续性。相关文章包括邢义田〈从出土资料看秦汉聚落型态和乡里行政〉、侯旭东〈汉魏六朝的自然聚落──兼论「?」「村」关系与「村」的通称化〉、张国刚〈唐代乡村基层组织及其演变〉。第二，是基层社会的行政结构，特别是透过对政治运作与官民关系的观察，讨论政治力与社会力的互动。包括黄宽重〈宋代基层社会的权力结构与运作──以县为主的考察〉、林丽月〈俎豆宫墙──乡贤祠与明清的基层社会〉、刘铮云〈乡地保甲与州县科派──清代的基层社会治理〉，以及巫仁恕〈官与民之间──清代的基层社会与国家控制〉。第三，是基层社会中的民间组织，即刘淑芬〈香火因缘──北朝的佛教结社〉。
上述三个主题共同关注的焦点，是基层的行政组织与社会群体多样的互动关系。三项课题乍看之下分散独立，实则打破了政治史、社会史之间既有的樊篱，体现出「县级以下政治结构与社会群体的互动关系」的一贯主题。更具体地说，本论文集在某一程度上，通过基层行政组织与社会群体的实际运作与互动的讨论，呈现出基层社会力并非全然与国家行政权力对立的历史面向，复原中国基层社会史更加丰富多样的面貌。
二
为了帮助读者大体掌握各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兹简单介绍如下：
邢义田〈从出土资料看秦汉聚落形态和乡里行政〉一文，尝试在目前学界对秦汉时期基层社会组织、制度、权力关系、经济问题、庶民文化、聚落形态等问题的丰富研究成果上，借由新近出土的考古遗迹、墓葬与简牍资料，勾勒秦汉聚落应有的空间景貌，并探讨秦汉帝国在县级以下地方社会所进行之户口、赋役等基层行政工作。
该文利用汉代官员墓葬中陪葬的行政地图，说明当时聚落多依河流自然形成。这些聚落被纳入「里」行政组织时，人数多寡不一，显示人口数并非当时行政编组的唯一标准，而诸聚落被纳入帝国基层行政体系与否，亦可能为地图中里行政区划合併、更动的可能因素。汉代农村聚落遗址的出土，则显示传世文献中描述的「室居栉比，门巷修直」，有一定代表性，但此类整齐修整的里，应较有可能出现在城邑之「里」、迁徙富民之「帝陵邑」，或边塞屯垦区等处。
新
近出土的简牍资料，也提供了秦汉时期乡里户口、赋役等行政事务具体运作的大致轮廓，不仅说明当时乡里簿籍登记和呈报郡县内容的多样性，亦呈现了赋税缴纳计算方式，与里、户、口之间的比例关系。各县于每年八月派员，与各乡啬夫、各里里正共同执行「案比」、审定户籍的工作，充分表现出秦汉政府控制力深入县级以下基层行政组织的现象。不过，原有聚落之三老、父老即使在新里制取代旧有聚落之际，并未实际介入徭役、赋税征集等行政事务，但凭借来自血缘、家族的既有权威，仍旧在新乡里制度中佔有领导地位，并成为争取地方利益的代表。
过去学界常将唐代地方基层行政制度中，以「村」代「里」的转变，视为古代帝国崩溃、城市与村落对立，以及中国自上古迈向中世纪的划时代标志。侯旭东〈汉魏六朝的自然聚落──兼论「?」「村」关系与「村」的通称化〉一文，则着眼于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并以自然聚落形态与乡里行政体系的对应关系，作为讨论框架。该文认为汉代聚落大致分为城居、散居两类，前者较易符合乡里行政体系，「里」即是聚落；散居聚落则较为复杂，既有居民所赋予的聚落名称，又有官方乡里编制的乡、里名称。当乡里编制规范或区划改变，或实际聚落人口移动、增长时，新生的自然聚落势必与官方乡里行政制度造成对应上的落差，亦提供新聚落名称(如?、村、浦、洲、渚)的发展空间。
该文透过「?」与「村」音义由独立到合流的发展、官方文书普遍使用「村」字指称聚落的两个观察点，勾勒出「村」字如何成为城镇之外散居聚落通称的过程：「村」字虽然始自西晋已有泛指聚落之意，但此时「屯落」的称唿似仍较「村落」更为通行；南朝刘宋时，官方文书已有「聚落＋村」的表示法，民间亦有以「同村」显示共居的认同关系；南朝齐虽仍有乡里编制，但已出现「村司」、「村长」等职称，用以指涉基层聚落管理人员，完成「村」字成为聚落通称的过程。
作者延续上述自然聚落与行政聚落对应的框架脉络，认为「村」字成为聚落通称过程的基本因素，与南方聚落分散、居民迁移频繁、传统里制难以维持有关，但聚落形态本身并未出现实质的根本变化，因此「村」字成为聚落通称的情况，或许未必如部分学者所强调的，具有社会结构、居住形态方面的变革意义。
相较于侯旭东以称谓变化重新检讨唐代以「村」代「里」的说法，张国刚〈唐代乡村基层组织及其演变〉一文，由处理唐代乡制特色的诸多争议及说法切入，试图对唐代乡村基层组织(乡、里、村、邻、保)的功能与运作，提出更全面的解释。
该文指出，唐代乡制「有乡无长」，以五百户之乡为最基层的实体政务组织，承接县政土地、户口、赋役等乡务的申报。乡下设有五里，五位「里正」以乡为操作平台，共管乡务，实际主持土地、户口、赋役等工作。此外，另有以居住地域划分的村坊，设有村(坊)正，下有邻保组织，五家为一保，与里制、村坊制互相配合：由里正、村(坊)担任邻保的「主司」，共同维护治安；邻保组织亦具有赋役连带互保、分摊逃户租税的责任，以配合里正的赋役征收工作。
里制与村坊相较，里正人选条件，比由「白丁」充的村正更为严谨；里名多是人为命名、整齐划定，村名则是十分多样；里正核心职责是「催驱赋役」，村(坊)正则为「督察奸非」、维护治安。更重要的是，里正是县司的吏职，需轮流到县衙当差，尤其在进行土地还授、编造户籍等工作时，各乡里正都必须至县衙协助处理。然而，到了唐中后期，由于里正承担了「乡」级事务，百户之「里」的事务反而被「村」取代，与基层相关的国家政令、公共活动规范，多以「村」为单位，处分对象亦以村正为主，而非里正。到五代，乡、村遂成为县司下属基层组织。
在唐代，国家虽赋予基层行政单位征收赋税的责任，却又剥夺了乡村长正差派赋役的权力。为因应豪强之家拒绝当差应役所造成的困扰，官员只能亲自掌握赋役板簿，并由民众轮流应役。不过，唐代后期，政府控制能力下降，社会财富、民户土地转换加速，为了确保赋役征收，遂发展出以豪富之家担任村官、耆长的乡村基层组织，乡治责任又再度落在豪民身上。
到了宋代，在「乡里虚级化」的趋势下，「县」成为国家控制基层社会最重要的的行政单位。黄宽重在〈宋代基层社会的权力结构与运作——以县为主的考察〉一文中，由县政事务管理与权力运作等面向着手，观察宋代乡里虚级化趋势之下，地方社会的官民关系变化，以及县级组织重要性逐步提升的动态发展过程。
受限于官员轮调制度，宋代县级官员多来自外地，必须借重当地胥吏、基层武力与缙绅豪右的社会资源与人脉，方能顺利应付复杂的县政事务。三者中，由当地人士出任的胥吏，由于了解地方生态，熟悉簿书法条，到南宋逐渐有世袭化倾向，是县级政务运作不可或缺的角色。巡检率领的土兵与县尉率领的弓手，则是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的重要警备武力。弓手、土兵与自发性民间自卫团体，在北宋晚期宋廷无力维护地方秩序时，负担起保卫乡里的责任，使地方武力有了发展的空间。
当宋廷为因应庞大财政需求，将原供地方自行运用的税收，收归中央，导致地方财政恶化，建设经费不足，地方士人、富民遂自发性地鸠合人力、物力，承担起硬体建设与文化传承的责任。在此过程中，兼具天下观与地方意识的士人，既凭借个人声望，跨越官民藩篱，取得地方意见领袖的地位，亦经由人际网络的串联，参与地方事务，履践价值理念，成为基层社会中具影响力的优势群体。
代表中央权威之亲民官，与胥吏、基层武力、乡里菁英豪强等地方势力间，形成了紧密的权力互动关系，而县政良窳往往取决其中，也正是在此一抟合的权力架构与局势转移下，地方官员、地方精英豪强、基层武力与胥吏，共同构成了宋代以降基层社会运作的基础。
明清两朝虽然沿续宋代基层社会的基本形态，但就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而言，仍有强弱消长的发展现象。林丽月〈俎豆宫墙——乡贤祠与明清的基层社会〉一文，旨在考察明清乡贤祠制度与其变迁、冒滥情况，并由地方祀典与乡里官绅间之攀援与拒斥，探究明清儒学教化与基层社会互动的样貌。
作者认为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州县学宫内分立「乡贤」与「名宦」二祠，形成地方庙学常制。乡评与方志的记载，是士人亡故后能否入祀乡贤祠的重要审核依据，而将乡贤具体界定为「生于其地者」，排除「名宦」、「寓贤」，成为明清庙学「乡贤祠」与宋元「先贤祠」最大的区隔。
新的定义使乡贤祠祀与基层社会人际网络，关系更为紧密，但营求入祀的风气亦随之冒滥。此现象既呈现出晚明由乡宦、生员、乡保与耆老所交织成的社会人际网络，也反映出乡绅势要在其中的活跃，以及「士民公议」的影响力。相较于此，清代先贤入祀改由督抚学政具题推荐、礼部决定核可，官方甚至有撤祀权力的情况，显见清初中央有意强化、增进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力度。
在清代如何强化控制基层社会的课题上，刘铮云〈乡地保甲与州县科派──清代的基层社会治理〉一文，则进一步分析清代乡地保甲的角色。该文指出受到各地风俗习惯与徭役工作的差异，清初保甲组织有由「甲总─甲长」之二级「总甲制」，朝向「保长─甲头─牌头」三级制发展的趋势。不过，里甲、保甲、地方等徭役制度，看似条文明确、等级森然，实际执行时仍会因人制宜，新旧杂陈，里甲组织与保甲组织实无分别。
保甲制度的实际编排，相当有弹性，不限以村为单位。保长往往是一乡之长，乡约与地方亦可能身兼村长或庄头；负责宣谕劝民的乡约，则早在顺治初年，便与保甲、地方一同承担公务。因此，清人普遍认为乡约与保甲互为表里，即便州县以下无正式行政组织，州县官员、胥吏仍可利用点卯等机制，掌握基层社会秩序，乡地保甲亦隐然成为州县政府在地方上的代理人。
不过，虽然清廷一再推行均役改革，对基层社会的里甲、保甲、乡约与地方而言，州县科派仍是他们共同的难题。州县官员在督粮与维系地方治安之外，更利用里保、乡约制度，剥削地方资源，非但州县公务花耗遭转嫁至地方里甲的现象，始终无法禁绝，担任乡约者也不时遭巡检、书办需索财物，丧失作为原本礼帽冠带、宣讲圣训的尊严。有心谋取私利者也利用担任乡约、地保的机会，向民众违法征收门牌钱等规费，或在官司、办赈等场合，谋取个人私利。在此情势下，「忠实者」多半无法胜任乡保一职，「狡黠者」却能在奉承官员、应付土棍的夹缝中，榨取利益而生存。
巫仁恕〈官与民之间——清代的基层社会与国家控制〉一文除了整合前人研究成果之外，也尝试釐清清代基层社会组织，将基层组织区分为由官方设立的里甲、保甲、乡约等「基层控制组织」，以及民间自发形成的地缘或血缘组织「基层社会组织」，并讨论两者在基层社会中的互动与分合。
作者指出，康熙以来，清廷为禁革里甲正役负担过重、里书上下其手等等徭役弊端，并提高户口田粮调查的准确性，遂不断改革基层控制组织，一方面推动役法革新，一方面将原负责催督赋税的里甲组织，转化为维护治安、清查户口田粮的保甲组织。至干隆朝后期为止，保甲长承担催征钱粮、差派杂役等地方公务，甚至与专司教化的乡约产生联系，合称「乡保」或「乡地」，在官员与村民之间扮演沟通协调的角色。城市地区亦有相应的坊甲组织，如客商有「舖户册」、乞丐有「丐头循环册」，将城市大量流动人口，纳入保甲制中管理，成为清代保甲制度的一大特色。
为避免地方豪绅地主操纵里甲组织，清廷规定保甲长虽由地方人士推举，仍须由州县官员发给「执照」，形成由官方政治力直接控制乡保基层组织，以巩固从中央到地方的统一局面，有效减少官民勾结、乡保滥权等弊端。由官方设置的基层控制组织，不仅利于国家统治，对维护百姓安全与社会秩序，亦有积极意义。
相对于基层控制组织，在宗族势力强大的江南地区，也不时可见征收赋税、维护秩序的控制组织与宗族组织的合併，由基层社会组织执行原本属于基层控制组织的功能。在宗族力量相对薄弱的华北地区，由村庙会社发展的「青苗会」等村庄自治组织，则逐渐承担较重的差役摊派。当基层控制组织与社会组织结合运作之势逐渐形成，清代乡村社会遂发展出不同于现代地方自治的自律机制。在官民互利的情况下，民间社会组织接受官方基层控制组织的管辖，同时也提供协助，甚至逐步形成自律机制。这些现象都说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非过去研究者所强调的二元对立。
在基层社会的民间组织方面，刘淑芬〈香火因缘──北朝的佛教结社〉一文，由北朝造像记的文本性质、回向文中的佛教思想、信仰组织成员的共修性质切入，辨析、探讨北朝佛教信仰组织，及其成员名称与区域差异。
南北朝时期，佛教徒为表彰对教理的信奉，维系组织成员之关系，乃在造像、供养等活动时，举行以香炉供养佛之仪式，「香火因缘」一词因而被赋予共同供佛侍僧，乃至因佛教行事而结识之意，其信仰组织亦有「香火主」、「登明主」之职事名称。其中，北朝佛教信仰组织，多由僧俗共同组成，也有官民共同参与的现象，而共同造像行为的出现，或许与当时北方流传的「独行布施，其福甚少」之福田思想有关。反观南朝无造像记或集体造像纪录，乃受东晋以来禁碑令的影响，而未必如日本学者所认为，来自社会阶层或修行方法差异。回向文所出现之「为皇帝敬造」、「为国敬造」，则源于大乘佛教之报恩、普度众生思想，是为「报国主恩」、「报国土恩」，与一般理解之皇帝崇拜与忠孝观念不同。
作者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后，崇祀对象、方法与区域，虽与中国固有私社传统有所差异，但就结社活动所使用之名词观之，仍不免受到其影响，而有如「邑老」、「邑正」之执事名称、造像碑刻成员「邑子」画像等。在其结社活动使用的词汇中，「义」具佛教意涵，可作为社邑名称，也可指其成员；而「邑义」在造像记文中，多指社邑成员，「义邑」则指佛教社邑。不同区域的结社活动与名词，亦各具特色，如山东地区佛教社邑组织与成员，除了「义邑」、「邑义」之外，亦可统称「法义」，且成员或因《像法决疑经》流行之故，多以兄弟姐妹互称。关陇地区则受道教影响，出现「佛道混合造像碑」、少数僧人仍冠俗家姓氏、义邑成员有「邑生」、「邑子」别称等现象。
三
基层社会研究是了解中国传统历史演变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史研究的重点，以往却鲜为两岸学界所重视，这一方面乃受限于史料不足，另方面则与外在环境的政治制约有关。
中国历史资料极为丰富，但由于长期动乱，文献、史料分散，蒐集、整理及出版均不易，早期除了政治史，特别是与王朝兴亡或典章制度相关的史料外，多不易取得，研究难免受限；复以资料分散，更难以深入探究。其次，基层社会研究涉及人类学、民族学等社会科学领域，而两岸长期受到外在环境政治氛围的制约，学者为避免触及政治敏感议题，鲜少涉及基层社会相关研究，遂使此领域发展较慢，方法、理论均有不足。中共建政后，基层社会研究在中国大陆又受到有计画的压抑，成果更为有限。对此，我在1992年撰写〈海崃两岸宋史研究动向〉一文时已有深刻体认，并提出应加强对基层社会研究的唿吁。然而，当时史料刊布既仍匮乏，政治框架亦难突破，以致学术研究仍十分不足；类似情况在宋史研究以外的领域，也同样明显。
近年来，两岸学术研究风气转变甚剧，历史学走过偏重典章制度与人物的政治史、强调量化统计与理论的社会经济史、以个别人物为研究中心的学术思想史、着眼于庶民生活的文化史，乃至结合制度规范与运作过程的「新政治史」等学术风潮，逐步丰厚了观察基层社会内涵的基础；而今，更得力于大量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的刊布、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引入，以及日本学界对地域社会共同体的讨论，相关研究不仅有了新的发展空间，也累积了相当的具体成绩。在研究条件与外在环境成熟之后，研究者总算能走出往昔着眼中央政权、忽视地方社会的偏颇，开始发展基层社会此一深具研究意义的重要议题。
社会史研究在国际学界传统悠久且成果丰硕，其中日本学界对基层社会的讨论最为详尽，涉及层面最为广泛而深入。特别是日本学者在探讨中国地方社会时，尤其是明清时期，多凭借早年在中国的田野调查成果，又投射其日本自身经验，结合了村落共同体、地域社会论、乡绅论等观念，对传统中国进行观察与阐述。日本学界将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历史发展与理论架构结合的讨论方式，能帮助研究者敏锐地捕捉地方社会发展的断裂与延续，以及中央与地方离合关系的不同样貌，对研究长时段的中国基层社会演变，无疑极有助益。
不过，对生活在中华文化圈的史学研究者而言，源于自身受传统文化的长期浸润，与对所处环境的切身体会，在借重美、日学界理论观点与研究成果之余，关怀重心和研究焦点更着眼于对资料的掌握，以及对大历史变化脉络的理解。从而，华人研究者在看待中央与地方关系时，虽不忽略其对立面，却更重视其协合面；在处理基层组织的历史演变时，既留意其变迁断裂，也看重其延续发展；在讨论官民互动关系时，非但关注各方立场、地位的差异，与其中的社会控制问题，也注意到士人阶层的出现，使基层社会的发展更具弹性，而非仅有社会力与国家政权对立的一面而已。因之，在两岸研究者描绘的中国传统基层社会发展中，更重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离合相维，及彼此关系的互动。这样的观察是否切合历史发展，并贴近真实的社会样貌，还请学界同道多所指教。
黄宽重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名字《中国史新论——基层社会分册》，光听名字就充满了吸引力，让人眼前一亮。我平时阅读历史，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总是在宏大的叙事中找不到“人”的影子，找不到那些构成历史最基础的细胞。基层社会，这不正是最贴近我们普通人生活的地方吗？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书中会如何描绘古代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是怎样的？过年过节有什么习俗？婚嫁娶丧的流程是怎样的？邻里之间如何相处？这些看起来琐碎的细节，却能勾勒出最真实的历史画卷。而且，“新论”二字，让我觉得这本书一定会有一些颠覆性的观点，或者是在对传统观点进行新的解读。我特别期待作者能够挖掘出那些被历史忽略的“小人物”的故事，让他们的声音得以被听见。也许是一些普通农民的抗争，也许是一些女性的智慧，也许是一些手艺人的匠心。这些细微之处，往往比那些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更能打动人心，更能让我们理解历史的厚度和温度。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像一扇窗户，让我能够透过它，看到一个更生动、更立体、更有人情味的历史中国。我已经准备好，和书中的人物一同经历那些已经远去的时光。
评分拿到这本《中国史新论——基层社会分册》后，一股浓厚的学术气息扑面而来。虽然我不是科班出身，但多年的阅读经验让我对优质的历史著作有种直觉。从装帧设计到纸张触感，再到序言和目录的编排，都透着严谨和考究。我尤其关注的是书中对于史料运用的深度和广度。基层社会的历史，往往难以从主流史书中窥见一斑，更多的是需要依赖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地方文献、族谱、契约文书、碑刻墓志，甚至是口述史料。我非常想知道，作者是如何驾驭这些复杂且分散的史料的？是否能够有效地辨别真伪，巧妙地进行交叉印证，并从中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我对书中关于社会组织形态的探讨尤为感兴趣。比如，村落结构是如何形成的？乡绅在基层社会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宗族制度又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都关乎中国社会最基本的肌理。我期待这本书能够为我揭示出隐藏在宏大叙事背后的真实社会生态，展现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基层社会的独特面貌和演变规律。我相信，这本书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史实堆砌，而是经过作者精心构思、深入分析和独特见解的学术力作。我准备花上数个周末，细细品味其中的每一个字句，去理解那些底层人民的生活逻辑和精神世界。
评分说实话，我对这本《中国史新论——基层社会分册》的期待，更多是源于它所承诺的“视角转换”。我们太习惯于从上往下看历史了，皇帝的旨意、官员的升迁、战争的胜负，这些都构成了我们对历史的基本认知。然而，历史的真正主体，是无数个鲜活的个体，是构成社会最基本单元的家庭和群体。我渴望通过这本书，能够看到历史的“毛细血管”，了解那些构成国家肌体最微小的细胞是如何运作的。比如，在特定的朝代，土地制度的变化如何影响了农民的生计？赋税的加重或者减轻，对普通家庭意味着什么？商业的发展，又如何渗透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还有，女性在基层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否会在这本书中有更深刻的描绘？很多时候，女性的声音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没，我希望作者能够通过对基层社会的研究，重新发现和呈现她们的价值。我也很好奇，书中是否会涉及到基层社会中的矛盾与冲突？比如，土地纠纷、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等等。这些虽然不那么“光鲜”，但却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也是理解社会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打破“精英史观”的束缚，用一种更包容、更贴近人性、更具温度的方式，来重构我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
评分这套《中国史新论》的“基层社会分册”刚上市我就迫不及待地买回来了，实在是太期待了。我一直对宏大的历史叙事有点审美疲劳，总是皇帝将相、朝堂政变，感觉离普通人的生活太遥远了。而“基层社会”这个切入点，简直就是为我这样的历史爱好者量身打造的。我特别好奇，在那些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之下，老百姓究竟是怎么生活的？他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邻里关系、家族宗族，这些最基本却又最真实的历史碎片，究竟会勾勒出怎样一幅驳杂而生动的画卷？书名里的“新论”二字也让我充满遐想，是不是会有颠覆性的观点，或者是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用全新的视角和方法来审视这些被忽略的细节？我对作者如何梳理史料、如何建构逻辑、如何呈现观点都充满好奇。尤其担心的是，基层社会的历史往往是碎片化、口语化的，如何将其系统化、学术化，同时又保留其鲜活的生命力，这是个巨大的挑战。我希望作者能像一位精明的考古学家，从浩如绿的文献、碑刻、地方志甚至民间传说中，挖掘出最宝贵的“化石”，并将其复原成可触摸、可感知的历史断面。想想看，那些在史书上留不下名字的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辛勤劳作、他们的生存智慧，是否会在书页中重新闪耀？这不仅仅是对历史的探究，更是对人性的追寻，对我们自身文化根源的理解。我已备好咖啡，准备沉浸在这场穿越时空的基层社会之旅了。
评分我是一名对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结构非常感兴趣的业余研究者，当看到《中国史新论——基层社会分册》的出版信息时，我感到非常兴奋。我一直认为，要理解一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就必须深入其基层。那些权力机构难以触及的角落，那些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细节，往往蕴含着最深刻的社会规律。我对书中关于基层行政单位的构成、村落的自治方式、以及地方精英阶层（如族长、乡贤）的权力运作模式的论述非常期待。特别是，我想知道作者是如何界定和研究“基层社会”的？它的范围是如何界定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基层社会的形态是否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这本书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个分析基层社会演变的基本框架？我特别关注书中对基层社会内部的社会分层、矛盾冲突以及社会流动性的考察。例如，农民的经济状况、手工业者的生活状态、商人的社会地位等等，这些是否都会得到详细的描绘？通过对这些细节的深入挖掘，我相信能够更清晰地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我对本书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深度抱有很高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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