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的竞化：世界只有两种选择---合作，或不合作。什么时候该合作，什么时候不该合作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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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Robert Axelr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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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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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
• 心理学
• 冲突解决

　　在这个随时发生冲突的世界里，合作行为也同时在进行中。但为什么有时冲突如此难以解决，而合作又不时陷入困境？本书对此设定了两个前提：一、人性都是自私的；二、.没有任何权威可干预个人决策。也就是说，个人可以完全按照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企图进行决策。在此前提下，「合作理论」要研究的问题是：人为什么要合作？人什么时候该合作，什么时候又不该合作？釐清这些以后，我们才知道该如何让别人与你合作，以达成最具效益的互动关系。

　　我们可以从简洁优雅的「以牙还牙」策略得出，成功的决策规则具备四种特性：一、尽量与对方合作，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二、只要对方背叛，便施以报复；三、在对方对挑衅有所回应之后予以宽恕；四、以明确的行为让对方可以根据你的行为模式调适。

　　人们习惯于零和互动的思考模式，在这些背景下，单一个体胜出，另一方便落败。但现实生活往往不是这样，也有可能透过合作关系，让双方都能互蒙其利。

　　合作行为确实是人类进化不可或缺的一环，本书提出几个简单建议：不要过度羡慕或嫉妒他人成就；不要成为第一个背叛者；对合作回报合作，对背叛回报背叛；不要耍小聪明，占人家便宜；要建立持久的关系，即使是爱情也需要建立婚姻契约；为维持声誉，报复说到做到，让别人知道你不好欺负；能够分步完成的对局不要一次完成，以维持长久关系，就如同贸易谈判都要分阶段进行，以促使对方继续採取合作态度……在持久的人生竞赛中，这些启发往往可以让你我受用无穷。

作者简介

罗伯特．艾瑟罗德（Robert Axelrod）

　　生于一九四三年，密西根大学政治科学与公共政策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麦克阿瑟天才奖(MacArthur Prize Fellow)得主，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SA) 主席(2006-2007)，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s)以其对科学卓有贡献颁以纽科姆克利夫兰奖( Newcomb Cleveland Prize)，他也是美国科学院防核战研究奖(Behavioral Research Relevant to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得主，艾瑟罗德教授可说是赛局理论、人工智慧、演化生物学、数学模型，及复杂理论等多方全能的顶尖学者。本书系赛局理论活用于合作策略的有趣经典，自一九八四年首次于美国付梓，全面开启了合作理论这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而其结论历经二十余年至今依然屹立不摇。演化学大师理查．道金斯赞美此书「的确有资格取代圣经」。这不仅是道金斯多年来最喜欢的两本书之一，而他在牛津大学教过的每一个学生都要针对此书提交读书报告，历年来深受牛津学生欢迎。

《分岔的路径：文明的演进与选择的代价》 一场关于人类社会结构、个体决策与宏观秩序的深刻剖析。 本书并非聚焦于单一主题的合作策略，而是将视角拉伸至人类文明的漫长演进历程中，探讨在面对根本性的生存挑战与结构性冲突时，社会群体如何形成决策框架，以及这些框架如何塑造了我们的世界。我们不再仅仅审视“何时协作”，而是深入探究协作的内在机制、非协作的演化逻辑，以及两者在不同尺度上对文明轨迹产生的决定性影响。 《分岔的路径》以历史学、社会生物学、复杂系统理论和古典政治哲学的交叉视角，构建了一个理解社会动态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人类社会并非处于一个简单的二元对立（合作与不合作）的轴线上，而是一个充满动态张力与非线性反馈的复杂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信任的成本、信息的不对称性、集体行动的困境、以及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共同决定了特定情境下何种行为模式将占据主导地位。 第一部分：基础结构——信任的熔炉与囚徒的困境 本部分追溯了人类早期社会形态中，“互惠利他主义”如何从基因层面和部落经验中被编码为一种生存策略。我们探讨了“重复博弈”的理论模型如何解释了短期利益的权衡与长期声誉的建立。这不是简单的“好人有好报”的故事，而是深入分析了“有条件的合作”——即基于对未来互动的预期和对“搭便车者”的惩罚机制的构建。 信息的代价与结构性失信： 当群体规模扩大，面对面的约束机制失效时，社会如何通过法律、宗教和制度化的“信用系统”来维系基本的交易与互动？我们详细分析了信息不对称如何腐蚀信任的根基，并探讨了历史上多次出现的“信任危机”——从市场崩溃到国际条约失效——其深层结构原因。 集体行动的悖论： 为什么在面对共同的威胁（如环境灾难或外敌入侵）时，个体理性往往导致集体失败？本书引入了“公共物品供给”的理论，剖析了为何在没有强力外部干预的情况下，理性个体倾向于最小化投入，最终导致所有人的利益受损。这揭示了“非合作”在某些结构下，是如何成为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 第二部分：秩序的代价——权力、边界与排他性 文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资源的重新分配和边界的划定。《分岔的路径》转向对“群体内部”与“群体之间”关系的考察，分析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秩序是如何通过排他性和等级结构得以维持的。 强制力的合法性基础： 当自愿的互惠无法满足大型社会的管理需求时，权力结构应运而生。本书批判性地审视了国家、等级制度和意识形态如何被用来强制推行某种形式的“合作”（例如税收、兵役或服从法律）。这种强制性合作的效率和其带来的代价（如自由的丧失和压迫）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人类政治史的核心矛盾。 内群体偏好与外群体敌意：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我们探讨了“我们”与“他们”的划分是如何在生物学上根深蒂固的。这种内群体的“高强度合作”往往以牺牲对外群体的“零和博弈”心态为代价。 现代民族主义、宗教冲突乃至地缘政治的竞争，都可以追溯到这种根源性的二元对立倾向。我们考察了历史上那些看似“合作”的国际联盟，其背后隐藏的权力平衡与利益制衡的冷酷计算。 第三部分：非线性的未来——适应、僵化与系统崩溃 系统的稳定往往是暂时的，而变革则可能是突发的。《分岔的路径》的最后部分关注于系统如何应对未曾预料的冲击，以及决策机制的“路径依赖性”如何成为文明进步的阻碍。 僵化的范式与创新： 成功的组织（无论是企业、国家还是学术领域）往往会发展出高效的内部运作模式，但这种模式一旦固化，便可能对颠覆性的创新产生排斥。本书通过对几次重大技术革命和社会运动的案例分析，展示了“既得利益集团”如何抵制可能打破现有平衡的“非合作式”挑战，即使这种挑战对文明的长期存续更为有利。 全球尺度下的复杂性挑战： 在当代，气候变化、全球金融系统、流行病传播等问题，要求前所未有的跨主权合作。然而，我们现有的决策机制仍旧是基于民族国家主权和短期利益考量的。本书论述了在缺乏全球性、超越国家利益的强制执行机制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激励机制的设计与风险的内部化来推动次优的全球性决策，避免系统性的“非合作”陷阱。 《分岔的路径：文明的演进与选择的代价》旨在为读者提供一套超越道德判断的分析工具，去理解人类社会在不同情境下所展现出的复杂行为模式——从最精密的互助网络到最残酷的冲突对抗。它探讨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是”或“否”的选择题，而是关于构建有效治理、平衡个体自由与集体需求，以及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如何避免关键节点的系统性失效的深层智慧。

作者序言
新版代序

第一篇 导论
1 合作的问题

第二篇 合作行为的出现
2 脱颖而出的以牙还牙策略
3 合作演化的进程

第三篇 没有友谊与远见的合作
4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壕中的和平共存系统
5生物系统中合作之演化

第四篇 给参与者与改革者的忠告
6 如何有效选择合作策略
7 如何促进合作

第五篇 结论
8 合作的社会结构
9 坚定互惠

附录A 竞赛结果
附录B 理论命题证明
註释
参考书目

作者序言

　　这本书的研究计画始于一个简单的问题：人与人互动时，什么时候应该合作，什么时候该为自己着想？对从未回报的朋友是否要继续给予好处？企业是否应对濒临破产的其它企业即时伸出援手？对于苏联特定的敌对行为，美国施以制裁惩罚的力道该怎样拿捏？美国哪种行为模式最能诱出苏联的合作行为？

　　有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呈现形成这些问题的情况——就是一种名为「重复囚徒困境」（the Iterated Prisoner's Dilemma）的特殊赛局型态。这种赛局让参与者能够借由合作实现双赢，但也让参与者可以利用对方，或者造成双方都不合作的情形。正如大多数现实的情况，参与者彼此的利益并非严重对立。我邀请了赛局理论专家提交「囚徒困境竞赛」的电脑程式——很像一场国际电脑西洋棋大赛——希望为这种情况找出适用的良策。每个程式都有到目前为止的互动历史纪录，可以运用这段历史选择对目前这一步（move）採取合作态度。参赛作品来自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数学等领域的赛局理论家。我以随机循环赛（round robin tournament）让这十四项参赛作品彼此对抗。大出我的意料之外，结果由这里头最简单的程式——「以牙还牙」（TIT FOR TAT）胜出。「以牙还牙」程式的策略很简单，以合作开始，再视对手前一步的做法以牙还牙。

　　之后我把竞赛结果分送出去并征求作品参加第二轮竞赛。这一次我收到六十二项作品，分别来自六个国家。大多数参赛者是电脑爱好者，但也有演化生物学、物理学、电脑科学等学科的教授，以及第一轮参与的五个学科。就如第一轮竞赛，有些程式非常复杂。此外，还有一些程式试图改善「以牙还牙」程式。第一轮赢家——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阿纳托．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再度以「以牙还牙」程式参赛。这一回，他又赢了。

　　这里有一点很有意思。我在想，以牙还牙程式在竞赛之中赖以大放异彩的特性，也适用于任何策略都可能出现的真实世界之中。如果是这样，那么仅以互惠为基础的合作似乎是可能的。不过，我想要知道需要什么确切的条件，才能在互惠的基础上促进合作。这种思维引导我从演化的角度思考：没有中央权力的影响之下，利己主义者间需要什么条件配合，合作才能成局？演化角度的考量引出三个不同的问题。第一，在合作策略不占优势的环境中，潜在的合作策略如何才能立足？第二，在个体策略复杂多样、变化多端的环境中，什么样的策略方能茁壮？第三，当一群人一旦充分发展出这样的策略之后，在什么条件下，方能抵御合作度较低的策略入侵？

　　竞赛结果发表于《冲突解决期刊》（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艾瑟罗德，一九八○年ａ和一九八○年ｂ），本书第二章便是说明其经过修订后的版本。关于初步可行性、强健性和稳定性的理论结果，则发表于《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艾瑟罗德，一九八一年）。这些发现更为本书第三章提供了立论的基础。

　　在思考过社会层面的合作演化之后，我领悟到这些研究发现也具备生物演化的意涵。因此我与生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合作，进一步研究这些策略思维之于生物层面的含义。这次的合作产生了一篇论文，就发表在《科学》（Science）杂志（艾瑟罗德和汉密尔顿，一九八一年），本书第五章将会介绍这篇经过修订后的论文。这篇论文获得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颁发的纽科姆克利夫兰奖（Newcomb Cleveland Prize）。

　　受到各界反应热烈的鼓舞，我决定以一般人也可以理解的形式介绍这些想法，扩大读者的范畴，不光是生物学家和数学导向的社会科学家，只要是对促进个人、组织和国家合作的条件有兴趣、想要了解的读者都可以阅读。我进而看到这些想法在各种具体情况的广泛用途，并且意识到这些研究结果可以怎样轻易地影响私人行为和公共政策的层面。

　　有一点应在一开始便先强调，这种方式不同于社会生物学的取向。社会生物学的立论基础，是假设人类的重要行为层面乃受基因遗传引导（如威尔逊〔E. O. Wilson〕，一九七五年）。也许是如此。不过本书的方法取向是策略性的，而不是基因遗传的。它採用演化的角度，乃因人们往往置身于持续採用有效策略和抛弃无效策略的情况。有时候选择过程是直接的：国会成员若与同僚互动中一事无成，就别想在国会待下去了。

　　在这个写作计画的各个阶段，得到很多人的协助，谨此献上十二万分的谢意。感谢乔纳森．班德（Jonathan Bendor）、罗伯特．博伊德（Robert Boyd）、约翰．布雷姆（John Brehm）、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in）、乔尔．科恩（Joel Cohen）、楼．阿斯惕（Lou Erste）、约翰．费内（John Ferejohn）、帕蒂．法兰区（Patty French）、伯纳德．葛罗夫曼（Bernard Grofman）、健．隼雄（Kenji Hayao）、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Douglas Hofstadter）、朱迪．杰克逊（Judy Jackson）、彼得．卡曾斯坦（Peter Katzenstein）、威廉．基奇（William Keech）、马丁．凯斯勒（Martin Kessler）、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唐纳德．马卡姆（Donald Markham）、理查德．马兰德（Richard Matland）、约翰．迈耶（John Meyer）、罗伯特．门基（Robert Mnookin）、拉里．莫尔（Larry Mohr）、林肯．摩西（Lincoln Moses）、米拉．欧尔戚客（Myra Oltsik）、约翰．帕吉特（John Padgett）、杰夫．平内宁（Jeff Pynnonen）、佩内洛普．洛姆莲（Penelope Romlein）、艾米．沙丁哥（Amy Saldinger）、莱因哈特．泽尔腾（Reinhart Selten）、约翰．大卫．辛克莱（John David Sinclair）、约翰．萧尔茨（John T. Scholz）、塞尔．泰勒（Serge Taylor）、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大卫．斯隆．威尔逊（David Sloan Wilson），以及特别是迈克尔．科恩（Michael Cohen）。我还要感谢所有提供作品的人士，他们的参与让这场竞赛成为可能。他们的姓名列于附录Ａ。

　　最后，十分感激让这个计画得以成真的机构：密西根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奖助编号：SES-8023556）。

新版代序

　　这是一本乐观的书。但这是一种可信的乐观，而非天真、不切实际地期望天上掉下礼物（或革命中的情绪激情）。

　　要成为可信的乐观，首先必须承认基本的事实，包括现实的人性，以及万物的本质。就我们所知，所谓生命——说不定甚至整个宇宙其他地方也可能存在的生命（如果有的话）——全都意味着达尔文学派进化的生命（Darwinian life）。在达尔文适者生存的理念里，世界充满各种为求生存必须具备的特质。身为达尔文主义者，我们一开始便悲观地假设在物竞天择的层次中，人性深度自私，对他人的苦难冷漠无情，为求成就自我不惜牺牲他人。尽管出发点这样扭曲，但是就算不是刻意追求，近似兄弟姐妹的情谊实际上还是存在的。罗伯特．艾瑟罗德了不起的着作便楬橥这样令人振奋的讯息。

　　我虽然不算最有资格写这篇序言的人，但却颇有渊源。我在一九七○年代末期发表第一本着作《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里面解释了上述的悲观原则）之后数年，突如其来地收到一位美国政治科学学家罗伯特．艾瑟罗德（我当时并不认识他）寄来的信函。里面宣布将举办一场重复囚徒困境赛局的「电脑竞赛」（computer tournament），并邀请我也参与竞赛。说得更精确一点，也就是请我提交一份参与竞赛的电脑程式——人与电脑程式有一项很重要的区别，就是电脑程式并无「有意识的远见」（conscious foresight）。那时我没有交出参赛作品，但深受这个主意吸引，并在当时那个阶段为这项计画做了一项有价值的（虽然相当消极）贡献。艾瑟罗德是一位政治科学教授，我觉得他须与演化生物学家合作。于是回给他一封信，介绍他与汉密尔顿（W. D. Hamilton）认识。汉密尔顿可能是我们这一代最杰出的达尔文派学者，但可惜于二○○○年刚果丛林探险之后不幸死亡。一九七○年代，汉密尔顿也在密西根大学任教，但他与艾瑟罗德分属不同科系，互不认识。收到我的信后，艾瑟罗德立即联系汉密尔顿，他们合作的论文可以说是本书的前身，重点摘录在本书第五章。这篇论文的名称与这本书相同，发表于一九八一年《科学杂志》，并赢得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纽科姆克利夫兰奖。

　　《合作的竞化》这本书的美国初版是在一九八四年发行。此书一出版，我就怀着极大的热情读完，并且像传福音般恳切地推荐给每一个遇到的人。出版后的这些年来，牛津大学每一个我教过的学生，都必须针对艾瑟罗德这本书写一篇报告，而这也是学生最爱写的报告之一。但是这本书没有在英国出版，而且无论如何，书面文字都没有电视节目那么受欢迎。所以，一九八五年，英国广播公司（ＢＢＣ）的杰瑞米．泰勒（Jeremy Taylor）邀我主持《地平线》（Horizon）节目中一部以艾瑟罗德的研究工作为主轴的影片时，我便欣然答应。我们将这部影片取名为《好人有好报》（Nice Guys Finish First）。我得在许多平常并不熟悉的地点念稿——例如足球场、英国中部工业地带的某间学校、某座中世纪修道院的废墟、百日咳疫苗接种诊所，以及复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壕。《好人有好报》在一九八六年春天开播，十分叫座，不过从未在美国播出——是不是因为我的英国口音实在难懂，那就不得而知了。这个节目也使我一度成为「宽宏大量」、「不会嫉妒他人」和「好人」的公众代表——这点让我十分安慰；至少让我洗刷自私大王的恶名，而且也充分证明名称的影响力凌驾于内容之上。我的着作书名为《自私的基因》，我因此被视为自私的拥护者。而这部影片名为《好人有好报》，又让我被誉为好好先生。这两个称号都不是因为书本或影片的内容而来。不管怎样，《好人有好报》播出后几週，便有许多实业家和制造商与我共进午餐，请教「善待他人」的议题。英国顶尖的服饰连锁店董事长请我吃饭，跟我解说他公司怎样善待员工。英国某大糖果公司的女性发言人也为了类似的任务，请我共进午餐，她则是解释公司卖巧克力棒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世人传播美好和幸福。这两家公司，恐怕都偏离了重点。

　　某家全球性的电脑公司巨擘为了促进高阶主管之间友好合作，邀我为他们组织和监督一场为时一整天的策略赛局。与赛者分成红、蓝、绿三组，赛局是本书核心主题「囚徒困境赛局」的变体。不幸的是，公司并未实现促进团结合作的初衷——而且离目标还差得很远。诚如罗伯特．艾瑟罗德可能预测的结果，这场赛局众所皆知都在下午四点整结束，这个事实促使红组人马赶在赛局快要结束时，大规模地背叛蓝军。我费心经营一整天的善意气氛这时前功尽弃，而且红组人马骤然倒戈造成的负面气氛，在赛后我主持的检讨会上依然难以消散；而且公司事后更得为参与的执行主管提供谘商，他们才能再度共事。

　　一九八九年，我答应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发行《自私的基因》第二版的要求。其中有两章是根据我在这十二年期间最喜欢的两本书——可想而知，这两章当中的第一章就是阐述艾瑟罗德的着作，章名仍沿用《好人有好报》。但我仍觉得艾瑟罗德的着作应在我自己的国家印行，于是主动接触企鹅图书公司（Penguin Books），很高兴他们接受我的建议，出版这本书。他们并邀我为英国平装本写序。现在罗伯特．艾瑟罗德本人更邀我为这本书的新版更新序言，让我更是倍加欣喜。

　　自《合作的竞化》首度付梓二十二年以来，说它已经延伸出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可是一点也不夸张。一九八八年，艾瑟罗德和同事道格拉斯．狄翁（Douglas Dion）将直接或间接受到《合作的竞化》启发的研究报告，汇编成一份出版书目。他们列出了两百五十多份在那个时候有以下这些标题的作品：「政治与法律」、「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生物应用」、「理论（包括演化论）」、「自动化理论（电脑科学）」、「新的竞赛」和「杂项」。艾瑟罗德和狄翁的另一份合作论文发表于《科学杂志》（二四二卷，一九八八年，一三八五—一三九○），标题为〈再探合作的竞化〉（The Further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总结一九八四年以来四年间这个领域的进展。

　　时至今日已近二十个年头，这本书启发的研究领域数量仍然快速增长。这个图说明了每年科学文献引用罗伯特．艾瑟罗德的次数，这些数字清楚呈现，一本有影响力的书对一个研究领域发展的影响。请注意，图中这条线在一九八四年后——《合作的竞化》的出版日——便骤升的急遽变化。合作理论的延伸可见于各类主题的书籍之中，包括战争的防范（胡特〔Huth〕，一九八八年）、社会变迁（特里弗斯〔Trivers〕，一九八五年）、物种合作（杜嘎特基〔Dugatkin〕，一九九七年）、人类历史（赖特〔Wright〕，二○○○年），演化赛局论（金蒂斯〔Gintis〕，二○○○年）、有助社会资本建立的信任、互惠网络（普特南〔Putnam〕，二○○○年）、个体经济学（鲍尔斯〔Bowles〕，二○○四年）、科幻小说（安东尼〔Anthony〕，一九八六年），以及艾瑟罗德自己的着作（一九九七年和二○○一年）。

图说：

　　科学文献每年引用罗伯特．艾瑟罗德的次数

　　但是在仔细思考这些新的研究之后，我留下的主要印象是，这本书的基本结论仍然屹立不摇，无需改变。我就如滔滔不绝的聒噪老水手一般，多年来一直对学生、同事，和碰到的熟人大力推荐这本书。我着实认为，如果每个人都学习和理解这本书的理念，这个地球将会变得更美好。我们应该将全世界的领袖都关起来，直到读完本书之后才能让他们重获自由。他们将会乐在其中，而我们也将因此得救。本书的确有资格取代圣经。

　　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牛津，二○○六年六月

第三篇
没有友谊与远见的合作

4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壕中的和平共存系统

合作有时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情况下成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战线战况惨烈，敌对双方经常为了几公尺的领土厮杀。但在这些战事之间，沿着法国和比利时八百公里的战线，甚至在其他地方，敌对双方的士兵往往相当克制。一名英国军官在巡视准备接手的战壕时，

十分惊讶，他观察到德国士兵竟然在步枪射击范围内走动，而我们的人似乎不加理会。他私下下定决心破除这种恶习，接手时，不应该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这些人显然不把战争放在心上，双方明显相信「和平共存」的政策。（达格代尔〔Dugdale〕，一九三二年，第九四页）

这不是一个特例。壕沟战的和平共存系统相当普遍。尽管高级军官尽了最大努力制止，战事激烈使得群情激愤，也不论杀人或被杀的军事逻辑，指挥官不费吹灰之力，便可打压当地协商直接停火协议的努力，这个现象仍然普遍存在。
这是一个尽管各方之间严重对立，合作依然成局的例子。因此，它对前三章发展的观念和理论的应用构成了一个挑战。特别是，将主要目标利用理论来解释：

一、和平共存系统是如何开始的？
二、它是如何维持的？
三、这套系统为什么到战争近尾声时瓦解？
四、为什么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壕沟战的特色，但其他战争则鲜少出现？

第二个目标是透过这个历史案例，建议怎样进一步阐述原有的观念和理论。
幸运的是，最近探讨和平共存系统的研究报告问世。这份跟书一样厚的杰出研究，出自英国社会学家汤尼‧阿什沃思（Tony Ashworth，一九八○年），根据战壕战士的日记、书信和回忆录写成。素材几乎涵盖英国的五十七个师，平均每个师都有超过三个来源。在比较小程度上，这些材料也征询过法国士兵和德国士兵的意见。结果写成一套非常丰富的研究报告，以高超的分析技巧，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Western Front）壕沟战的发展和特色，提供了周详的说明。本章内容多处引用阿什沃思卓越作品中鲜活的说明，及其对历史的解读。

虽然阿什沃思并没有这样说，但西线平静战区里的局势发展历史其实就是重复囚徒的困境。在任一特定地区，双方人马可能是彼此敌对的小型部队。在任何时候，他们都有开枪射杀或故意发射以免造成伤害的选择。对于双方而言，削弱敌人的力量是一大重要价值，因为当重大战斗的命令下达战区时，它会促进己方的生存。因此，在短期内，最好是现在就伤害敌人，不管对方是否还击。这确立了相互背叛优于单方面的克制（Ｐ＞Ｓ），以及对方单方面的克制优于相互合作（Ｔ＞Ｒ）。此外，由于相互惩罚意味着都获益不多或没有相对增益，两个地方部队比较喜欢相互克制的报酬（Ｒ＞Ｐ）。把这些合在一起，确立了一套基本的不等式Ｔ＞Ｒ＞Ｐ＞Ｓ。此外，双方对相互克制的偏好会甚于随机交替严重驳火，使Ｒ＞（Ｔ＋Ｓ）／２。因此，这种小部队之间相互对峙的战区情况，便符合囚徒困境的条件。

在这种具有潜在致命性的囚徒困境之中，交手双方便是相隔一百至四百公尺无人地带（no-man’s land）彼此对望的两小队人马。一般来说，基本单位可以是营，约由一千人组成，随时都有一半的人马驻守在前线。在步兵的生活中，营扮演很大的角色。它不仅组织成员作战，而且还供应餐食，支付薪水，提供衣物，以及安排他们的假期。营里所有的军官和大多数士兵彼此认识。对于我们来说，有两个关键性的因素使得营成为最典型的赛局参与者。一方面，营的规模够大，对于来自其领土的攻击行动可以「负责」（held accountable）。另一方面，它也够小，能够透过多种途径（正规和非正规的），控制它的成员的个人行为。

一方的一个营可能面对敌方来自一个、两个或三个营的部分人马。因此，每个参与者可以同时参与多个互动。在整个西线前线，会有数百个这种对峙。

这些囚徒困境只有小部队参与。双方的指挥官都不认同一般士兵这样的观点：

前线一些区段战况沉寂的真正原因是，双方都没有任何在这一特定地区推进的意图……如果英国炮轰德国人，德国人会回击，损害是相等的：如果德国轰炸一个英国前进战壕并击毙五名英国人，英国人会以炮击回应打死五名德国人。（贝尔顿‧科布〔Belton Cobb〕，一九一六年，第七四页）

评分☆☆☆☆☆

坦白说，我买这本书主要是被书名吸引。我们生活在一个看似充满竞争的社会，但往往越是深入了解，越会发现，那些真正的成功者，都不是靠孤军奋战，而是善于整合资源，与他人协同作战。“合作的竞化”这个词，我猜想是想表达一种新的演化思路，不是纯粹的竞争，而是在竞争中融入合作的基因，从而加速整个群体的进化。这是一种很宏观的视角，让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将这种理念具体化，尤其是在“什么时候该合作，什么时候不该合作”这一点上。我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无法准确判断合作的时机和对象。有时候，一味地“合作”，可能被他人利用；而有时候，过度地“不合作”，又会错失良机，孤立无援。这本书是否能提供一些清晰的界限和原则？比如，合作的阈值是什么？不合作的底线在哪里？我希望这本书能给我带来一些颠覆性的思考，让我能够更自信地去处理工作和生活中的合作关系，避免陷入“好心办坏事”或者“错失良机”的尴尬境地。

评分☆☆☆☆☆

刚翻了几页，就被作者的开篇吸引住了。他没有长篇大论地铺陈理论，而是直接抛出了一个极具冲击性的观点：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驱动力，可能并非个体之间的无情竞争，而是隐藏在竞争之下的“合作的基因”。这让我联想到很多动物界的研究，那些群居的生物，不也正是依靠协作才能在严酷的环境中生存繁衍吗？书里探讨的“竞化”，我认为与其说是竞争与进化的结合，不如说是“竞争中寻求合作，合作中实现进化”的动态过程。尤其是在这个信息爆炸、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微小的个体，似乎都无法孤立地生存。我尤其关注书中对于“什么时候该合作，什么时候不该合作”的界定。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策略问题，更是关于人性、道德和长远利益的权衡。很多时候，我们为了短期的利益，选择了看似“不合作”的姿态，但长远来看，却可能错失了更广阔的发展机遇，甚至断送了未来的可能性。这本书是否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框架或案例，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决策的逻辑？我期待它能够让我对“合作”有更深刻的认知，不再是那种廉价的“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而是建立在理性分析和对彼此价值的充分理解之上的选择。

评分☆☆☆☆☆

这本书的封面上那句“世界只有两种选择——合作，或不合作”真的让我思考了很久。我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都是强调竞争，要“赢在起跑线”，要“超越他人”。但随着年龄增长，我发现很多时候，真正的成功并非来自与他人的对抗，而是来自于与他人的协作。这本书提出的“竞化”概念，让我觉得耳目一新。我理解的“竞化”，可能是一种更高级的竞争形态，它不再是简单的零和博弈，而是通过合作来达到共同进步，最终实现整体的“进化”。这让我想到了很多创业公司的生态，那些互相扶持、资源共享的初创企业，往往比单打独斗的企业发展得更快更好。然而，现实生活中，合作并非易事。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利益的冲突、信任的缺失，都可能让合作变得困难重重。我特别希望这本书能解答我心中的疑问：在什么时候，我们应该主动去寻求合作？又在什么时候，我们必须保持警惕，选择“不合作”？这其中涉及到哪些关键的判断标准？我期待作者能提供一些实用的方法论，帮助我在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商业环境中，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评分☆☆☆☆☆

这本书的书名《合作的竞化：世界只有两种选择---合作，或不合作》给我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它并非直接宣扬“天下大同”，而是以一种更具辩证的视角，揭示了世界运行的两种基本模式。我一直觉得，人类社会的发展，其实就是不断在合作与竞争之间寻找平衡的过程。“竞化”这个词，让我猜测作者是在探讨，如何在竞争中融入合作的元素，最终实现整体的优化和升级。这不只是一个理论，更像是对我们生存方式的一种反思。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面临选择：是保持距离，各自为政，还是伸出手，共同面对挑战？书中提出的“什么时候该合作，什么时候不该合作”，这正是当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希望这本书能给我提供一些清晰的思考工具，让我能够理性地分析合作的收益与风险，识别出真正值得信赖的伙伴，并在这个基础上，做出最有利于自己和集体发展的选择。我期待作者能用生动而深刻的语言，为我拨开迷雾，指引方向，让我不再为合作与否而感到迷茫。

评分☆☆☆☆☆

这本书的书名《合作的竞化：世界只有两种选择---合作，或不合作》就抓住了我。最近社会上各种纷争不断，让我时常思考，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在争斗？是利益？是理念？还是虚荣？书名直指核心，仿佛在问，难道我们的人生就只有这两种选项吗？我一直觉得，在生活和工作中，合作是解决很多困境的钥匙，但很多时候，我们却因为各种原因，选择了“不合作”，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这本书提出的“竞化”概念，听起来很有意思，它是不是在说，竞争和进化是并存的，而合作又是其中一种重要的进化路径？我特别好奇的是，作者是如何定义“合作”与“不合作”的？是纯粹的利益交换，还是包含着更深层次的信任和价值观的认同？我希望这本书能给我一些启发，让我能够更清晰地辨别，在什么情境下，放下固执，选择伸出手，而又在什么时候，需要坚定自己的立场，不轻易妥协。毕竟，人生不是一场简单的零和游戏，我们需要在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利益纠葛中，找到一条既能保护自己，又能促进共同发展的道路。这本书的标题，恰恰点出了我内心深处的困惑，也勾起了我探寻答案的强烈欲望，我相信它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思考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