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这是一部关于各种历史的历史，带你了解历史、认识历史，
看史学家如何写史，历史叙事如何跃然纸上！
历史、神话、史诗和宗教是人类最古老的研究领域；西方两千五百年文明里的史家和历史作品，都可以在本书里综览。本书作者约翰．布罗把史家和史着放在文明和社会的框架里去看，而不是孤立叙述，他以饶富文学趣味的笔调详述史家及其作品，对于想一窥史学堂奥的读者而言，是一部深具收藏价值的史学史导读。
在这部史无前例的作品中，叙述了过去两千五百年来史家对历史的研究与思索，及其对西方世界所造成的思想冲击。它认为历史实践不是孤立的事业，而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面向，是欧美文化史的核心部分。
约翰．布罗以精采的笔调使希腊到今日的史家作品再次恢复生气，包括李维、塔西佗、比德、弗罗瓦萨尔、克拉伦登、吉朋、麦考莱、米什雷、普里史考特与帕克曼，他解释史家们的特点，告诉我们史家如何选择历史事实、研究和评断历史，使现代读者能更进一步地欣赏与喜爱他们。布罗的作品也检视了与新视角的产生同样多元的主题，如罗马的兴起、中古编年史家的兴趣、十八世纪将「情感」导入历史叙事的做法、浪漫主义的影响，以及十九世纪末历史专业的出现。他的作品不是学院的学科史，而是选择的历史：对过去的选择，以及过去如何因政治、宗教、文化与（通常这是最重要的）爱国条件的变迁，而更改其调查、呈现，乃至于学习的方式。
本书也希望改变我们对历史的看法。它驱除了历久不散的迷思，例如上古史家只撰写当代史且抱持着纯粹的循环史观、十八世纪缺乏对过去的理解，以及史料考证始于十九世纪的兰克。书中提及史家对自身时代与文明的看法，其观点不仅出人意表，也令人耳目一新。
本书特色
以饶富文学趣味的笔调详述历史学家及其作品，对于想一窥史学堂奥的读者而言，是一部深具收藏价值的史学史导读。
作者简介
约翰．布罗（John Burrow, 1935-2009）
英国重要的思想史家。一九八一到一九九五年，担任萨塞克斯大学思想史教授，一九九五到二○○○年，担任牛津大学欧洲思想教授。布罗早期的作品包括《演化与社会：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理论研究》（Evolution and Society: A Study in Victorian Social Theory, 1966）、《自由派的传承：维多利亚时代的史家与英国的过去》（A Liberal Descent: Victorian Historian and the English Past, 1981）、《吉朋》（Gibbon, 1984）与《理性的危机：欧洲思想，一八四八─一九一四年》（The Crisis of Reason: European Thought, 1848-1914, 2000）。《自由派的传承：维多利亚时代的史家与英国的过去》一书曾赢得「沃夫森历史奖」（Wolfson Prize for History）。他是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贝里尔学院名誉院士，二○○八年被麻州威廉斯学院聘为杰出访问学人。
译者简介
黄煜文
一九七四年生，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现为专职译者。
译有《自愿被吃的猪》、《写给所有人的简明哲学史》、《哲学家的工具箱》、《是逻辑，还是鬼扯？》、《孔子：喧嚣时代的孤独哲人》、《近比较烦：一个哲学思考》等书。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导读
前言 一部关于古今各种历史的历史？
序篇 保存记录与留下记述：埃及与巴比伦
第一部 希腊
第一章 希罗多德：波斯入侵与史家的任务
第二章 修昔底德：城邦，权力的运用与滥用
第三章 亚洲的希腊人
色诺芬：《远征波斯》
亚历山大史家：阿里安与库尔提乌斯．鲁夫斯
第二部 罗马
第四章 波利比奥斯：普世历史、实用历史与罗马的兴起
第五章 萨鲁斯特：一座待价而沽的城市
第六章 李维：罗马建城以来
第七章 内战与通往专制政治之路：普鲁塔克、阿庇安与卡希乌斯．狄欧
普鲁塔克
阿庇安
卡希乌斯．狄欧
第八章 塔西佗：「人适合为奴」
第九章 行省的视角：约瑟夫斯论犹太人的叛乱
第十章 安米阿努斯．马尔克里努斯：最后一位异教徒史家
第十一章 上古史学的一般特征
第三部 基督教世界
第十二章 圣经与历史：上帝的子民
第十三章 埃乌塞比乌斯：正教的形成与教会的胜利
第十四章 图尔的格列哥里：国王、主教与其他
第十五章 比德：英格兰教会与英格兰人
第四部 世俗史的复兴
第十六章 年鑑、编年史与历史
年鑑与编年史
伪历史：蒙矛斯的乔弗瑞
世俗历史与编年史：马尔姆斯伯里的威廉的《现代史》与马修．帕里斯的恶言诽谤
两部修道院编年史：圣阿尔班斯与伯里圣艾德蒙斯
第十七章 十字军历史与骑士历史：维尔阿杜安与弗罗瓦萨尔
维尔阿杜安《君士坦丁堡的征服》
弗罗瓦萨尔：「名声显赫的事件」
第十八章 从城市编年史到人文主义历史：维拉尼、马基维利与古伊奇亚迪尼
乔凡尼．维拉尼
马基维利
弗朗切斯科．古伊奇亚迪尼
第五部 研究过去
第十九章 古物研究、法律史与封建制度的发现
第二十章 克拉伦登的《叛乱史》：特定人士一意孤行的结果
第二十一章 哲学性的历史
休谟：狂热与弒君
罗伯特森：「社会状态」与欧洲的观念
吉朋：罗马、野蛮与文明
第二十二章 革命：英格兰与法国
麦考莱：光荣革命
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用一百根舌头陈述的历史
米什雷与泰纳：人民与暴民
第二十三章 历史是自由的故事：立宪自由与个人自治
斯塔布斯的《立宪史》：从市镇到议会
现代性的初生子：布克哈特的文艺复兴人
第二十四章 新世界：美洲经验
蒙特祖马厅：狄亚斯、普里史考特与新西班牙的征服
蛮荒的前哨：帕克曼的大西部历史
亨利．亚当斯：从共和国到国家
第二十五章 专业共识：德国的影响
专业化
德国历史主义：兰克、上帝与马基维利
不完全是哥白尼革命
第二十六章 二十世纪
专业主义与对「辉格派历史」的批判。历史作为一门科学与历史作为一门艺术
「结构」：文化史与年鑑学派
马克思主义：最后的大叙事？
人类学与历史学：语言与典范
被压抑的认同与全球视角：世界史与微观历史
致谢
参考书目
索引
图书序言
导读
历史的反思
周樑楷
从前学生时代主修历史系，常常听师长们说历史好比镜子可以正衣冠，学习历史可以当作人生的借镜。这个比喻我至今未曾全盘否定，相信它自有几分道理。
只是当时私下也反问两个问题：第一，日常使用的镜子都是人造的，难免有些起伏，绝非百分之百的平滑明亮，如果史书成为哈哈镜，那么人们又如何凭借呢？四十多年前学术界尚未耳闻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史学界的根基稳若泰山，哈哈镜之说只能援引「生而有涯，知而无涯」，徒叹人类智慧的有限。第二，既然前人的言行活动因被记录而成为历史（或史书），一代一代环境变迁，历史（或史书）也是时代的产物，它应该也有属于自己的历史。作为人生借镜的历史固然重要，「书写历史的历史」岂不是更重要吗？「书写历史的历史」就是历史的历史，一般简称为史学史。
由于这两个问题，很快地就意识到历史这门学问至少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the first order）属于过去史实的记录、诠释和论述，诉诸于文之后就是所谓的历史。一般来说，史家大多在这个层次上埋首青灯黄卷，忙着研究与写作，而读者们不无各取所需，选读史家的作品，累积个人的知识。然而，历史的第二个层次（the second order）是种反思（reflection）的能力，所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境界。懂得登高从这个层次阅读史书的人，经常会提问：这位史书的作者为什么如此下笔？他的观点是什么？他的叙事语言如何如何？这些反思性的动作，说穿了只不过好比正衣冠照镜子，要先懂得摸一摸镜子，辨别它是不是够平滑。然而，尽管只是一个小动作，有些人总漫不经心，永远昧于在第一与第二个层次之间反覆对话论证。
自古以来的史家不免反思历史书写的总总问题，如司马迁、希罗多德（Herodotus）和修昔的底斯（Thucydides）等人，都在他们的着作中直述他们的理念。只不过他们殊少成体系或全盘论述个人的史学思想，尤其没有撰写长篇的史学史。推究这种现象，主要是史学史这门知识必备两种现代性（modernity）的元素才得以成立：专业史家（professional historian）的出现以及现代历史意识（moder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成熟。这两种元素其实互为表里，大约在十九世纪中期才从欧洲正式开风气之先。专业史家自许成为独立的学者，不再依附神学、哲学、文学或任何正式现实政治。他们一方面思索有关历史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范畴，另方面竭力提升历史意识的境界。于是许多人自觉地从历史知识的第一个层次跃进到第二个层次。为了改进历史这门学问，人们终于开始全盘反思历史的历史。
德国史家为史学史（Geschichte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首立汗马之功，直到今天，全世界各地最重视史学史的国家可能还是非德国莫属。相对而言，英语系的国家就不如德国之重视史学史。所以不同的学术社群对话时，通常干脆把史学史当作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来讨论，反而彼此比较能沟通。英语世界中，有两位留学德国的史家，分别对英、美学术界研究史学史的贡献特别有影响力。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 1863-1936）自欧陆返回美国后，于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执教。他的《新史学》（＃New History＃）一书借重「演化」（evolution）的理论，进而强调「变迁的意识」（sense of change）及历史具有「综合整体内在相关互动」的本质。值得留意的是，这本着作中有一章讨论「史学史」。虽然内容相当简要，但却达到了振聋发聩的效用。早期美国史学界班兹（H. E. Barnes）所着的《史学史》（＃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和稍后汤姆森（James W. Thompson）所着的《史学史》（＃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都成为普及的大学教材。他们两位都出自鲁宾逊的门下。
在英国，艾克顿（Lord Acton, 1845-1902）的学术地位与鲁宾逊相类似。艾克顿曾经疾唿：
▲应教导人们注意隐含在史家内心的东西，尤其是那些着名的史家。
最重要的一点，是历史的历史。
历史不仅是一门特殊的知识，同时也是其他各门知识的一种特殊模式和方法…它包含其他科学，并且记载他们的进步以及确定各种真理的试验。在效用上，历史思维（historical thinking）驾于历史知识（historical knowledge）之上。▲
从这段话可以得知，艾克顿不仅重视史学史，而且简直把史学史的学术位阶（hierarchy）提升到所有的知识之上。记得年轻时代，我就是被这段话所震撼，视同福音，从此在生命本体的认同上有了归属。
在英国早期受艾克顿影响的史家，例如有同属留德的古齐(G. P. Gooch, 1873-1968)。他的《十九世纪的史着和史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是本断代的史学史，书中提供不少史学界的资讯，曾经颇受欢迎，不断再版。然而，严格地讲，这本书缺乏深度的理论，反而有点类似目录学式的写法，很难引人入胜，直上学术界的第二个层次。其实有些史学史的专书和论文都难免落入这种窠臼，上述班兹和汤姆森两人就是显明的例子。
德国历史主义（German Historicism）的学者和艾克顿本人都可归类为广义的观念论者（idealist）。研究学术史或思想史，如果短缺观念论的素养，往往拙于深入古人的思想。这种洞识力（insight）是研究历史的利器。在英国，继艾克顿之后，柯林乌（R.G. Collingwood, 1889-1943）和巴特费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同属观念论的佼佼者。柯林乌的《历史的观念》（#Idea of History#）前半部陈述希腊、罗马时代以来重要的史学思想，可视为一本史学史。巴特费尔德前前后后出版不少史学史的着作，如果称唿他为史学史的学者应该颇为贴切。为了迈入史学史这片迷人的园地，我的第一步选择了巴特费尔德当作硕士论文的题目。
观念论，或者说观念史取向（approach of history of idea），于一九三○至一九六○年间曾经盛极一时，称之为显学也不致于言过其实。然而，这种唯心的取向经常忽略学术思想史的外部环境，属于这种取向的史家往往有意无意之间疏离了历史意识与现实意识（presentism）的互动关系。一九六○年代各种社会思潮兴起，新左派（New Left）和学生运动袭卷各地的校园。在这种氛围下，许多学者正视历史意识与现实意识的辩证关系，他们不仅投入个人的社会关怀，同时也从这个视角观察古人，因而思想史与社会史密切结合。例如，具有德国背景的美国史家伊格斯（Georg Iggers）于一九六八年首度出版《德国史学思想》（The German Concept of History）。这本书从赫德（J.G. von Herder, 1744 -1803）起，分析日耳曼历史主义的兴衰过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止。伊格斯一方面仍然遵循观念史取向，直指历史主义的思想核心。然而，在继承之余，他大胆的批判，书中突显了历史主义的现实意识，言下之意历来的史家多多少少为普鲁士王国（或日后的德国）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而辩护。
经过了一九六○年代的洗礼后，西方学术界日渐倾向多元化。后现代主义炫人耳目，颇有解构的冲撞力，促进人们重新反思历史的知识。同时，文本主义（texualism）从另个角度出发，与后现代主义相互唿应，从文本（text）入手，分析各种历史表述（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 or of the past），因此历史叙述（narration）开启了一扇门，提供人们反思历史。例如，美国史家怀特（Hayden White）所着的《后设历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提出了一套解析历史叙事的模式（modes）。他的影响可能在文学批评界还远超过于史学界，这也可能是他始料所不及的，值得我们深入分析。怀特的成名，至少反应了近几十年来知识的普及，社会的多元化和民主化，以及资讯媒体的日新月异。
近一百年来，史学史的撰写历经多变，其实有些弔诡。当初「专业史家兴起」、「现代性的历史意识提升」及「史学史俨然成为独立学门」的时候，正是「历史叙事」由盛转衰的转捩点。一九○四年英国史家崔卫林（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1876-1962）为了维护自古以来「传统史学叙述的艺术」，发表了一篇专文＜克丽欧：一位谬司＞（Clio, A Muse），内容语重心长：
▲正因为今天的历史家受了日耳曼「教士集团」的训练，不把历史当作一门「福音」，甚至也不把它当作一个「故事」，而是把它当作一门「科学」，他们才会如此严重地忽视史家的主要技能……叙述的艺术。
恢复我们祖先的某些真实思想和感受，是史家所能完成最艰鉅、最微妙和最有教育意义的工作。反映我们自己的时代思想或意见的过程，比罗列臆测性的概括论断来的困难……只有文献能够告诉我们真实的情况，但它也需要敏锐的眼光、同情心和想像力，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还需要使我们祖先在现代的叙述里重新获得生命的艺术。▲
然而，崔卫林却无力挽回这股潮流。只是谁也没料想到，在一九七○年代，「历史叙述」又悄悄地回来。一九七九年英国史家史东（Lawrence Stone）在《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这份史学期刊中发表＜叙述性历史的复兴：对新的旧史学的反思＞（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World History），肯定历史叙述已经东山再起。了解大局的人当然知道历史书写不可能完全走回头路，恢复一百年前传统史学的叙事方法，但是当今新的叙事表述已经无可避免，至少在历史着作中「夹叙夹分析」或语露叙述主体的生命意识，已经日渐为人所接受。换句话说，一九七○以来「专业史家」的学术权威被挑战和瓜分的时候，一种崭新的史学史出现了，即重视历史叙述的史学史。距今一百年前，史学史刚建立的时候，历史叙事式微了。如今，历史叙述在学术界已赢得了一席之地，新的史学史问世了。学术界的弔诡，有趣！值得玩味。
布罗（John Burrow）于二○○七年出版《历史的历史》（#A History of Histories#），与鲁滨逊、艾克顿、崔卫林那一辈的史家相去大约一百年。如今史学史的书名由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改为 A History of Histories。英文的单数和复数变化显得有趣。这本书的副标题 “Epics, Chronicles, Romances and Inquires from Herodotus and Thucydide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也值得留意，因为 epics 和 romances 在从前「正典」的史学史里，并不属于讨论的范围。虽然布罗的写作态度如同「正典」的史家一样有些保守，他这一本书从希罗多德这位「菁英」（elite）史家说起，略去了远古时代的 epics和 oral tradition（口传历史），同时他也忽略各种影像视觉的历史文本（visual historical texts），要不然「历史的历史」可以从希罗多德远溯到两万年前的岩画。但是他已尽力开展史学史的领域，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布罗不惜引用史书中的原文，分析它们的叙事语言，读者难免觉得琐细，但不如此就难以解说每本历史书写的特色。这本史学史的取向多少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对历史的再度反思。它值得我们细读，也值得我们重新评估。
本文作者为逢甲大学历史与文物管理研究所教授
前言
一部关于各种历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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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一部关于各种历史的历史」（A History of Histories）？或者更明确地说，为什么不是「一部历史的历史」（The History of History）？即使从最广义的角度，我们接受说历史是单一种类的活动，但历史仍有着高度多样的内容。瘟疫，侵略，迁徙；宪政安排与政治体系的建立、运作与发展；战争（内忧与外患），革命，宗教与文化的变迁（渐进或突然），信仰、民族与意识形态等各种集体认同的形成，神人交往意义下的神意史：所有这些主题连同其他内容，都可以被适当地视为历史。有些历史实际上是纯粹叙事的；有些几乎是毫无时间内容的纯粹分析，本质上属于结构或文化的调查。历史与其他许多研究类别与领域相关，从史诗与起源神话到各种社会科学；历史也触及传记、戏剧、政治与道德争论、民族志、小说、审讯与司法调查。就我们所知，最早以 historia （探究）一词来指涉我们所谓的历史的人是希罗多德（Herodotus）。在荷马史诗中，histor 是指以调查的事实为根据来下判断的人，由此可知，历史与探究之间的连结相当古老。
历史的多样性如何转变成单一的历史叙事：「历史的历史」？答案很明显，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对叙事来说是必要的。那就是建立一个终点，使故事的各个插曲在某种意义上都从属并促成这个终点，如此一来插曲就成为进程的一个片刻。以历史书写（这个文类直到二十世纪才出现）的历史为例，在时代及其史学文化的影响下，把主题的现状（或人们以为的主题现状）当成终点，不可避免是一种最普遍也最简单的做法。xiv到了二十世纪初，这个现状被赋予各种特征，但仍有着相当程度的共识，它成了纯粹的或「科学的」或（心照不宣地）「专业的」历史，这些特性或许与「历史的观念」或「为历史而历史」有关。特别是专业的历史，一般认为这种历史显然连结着系统性的档案研究与史料考证，而档案研究与史料考证又被认定是一切严谨历史的构成条件。在这个一般性的共识下，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例如伯利（J. B. Bury）与崔维廉（G. M. Trevelyan）曾争论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以及如果历史学家追求的是「科学」，那么他要追求「科学」到什么程度才能建立法则？（柯灵乌〔R. G. Collingwood〕在他的经典之作《历史的理念》〔The Idea of History, 1946〕提到，法则是他憎恶的东西。）尽管存在着这些差异，共识仍足以做为史学史大叙事的选择基础，二十世纪史家可以以自身的观点与彼此认可的研究方式为基准，强调并评估过去的史家在史学的一般进程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些角色必然失之片面，他们可能协助史学向前推进，也可能让史学返归原点。就这个意义来看，要写出「历史的历史」是可能的。
我不想被理解成是以贬抑的方式在谈论这项可能性背后的假定，彷彿我谈的是一种过去的文化插曲。无论如何，历史诉说的是真实，至少就理想层面而言，历史可以摆脱偏见。这种核心关怀非常久远，虽然逐渐动摇，但就某种意义来说仍是我们的信条，因为对我们而言，历史与想像虚构的区别还是相当重要。由此观之，希罗多德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因为他将自己写的《历史》（Histories）与诗人的作品区别开来；而修昔底德（Thucydides）则提出相关的判准，并且语带轻蔑地认为希罗多德属于那群把娱乐大众看得比探求真理来得重要的作者，尽管他的判断并不公允。寻求历史理解与只是情感或论证上具影响力的书写，其间的差异仍是历史专业的自我形象与意图的一部分。当然，史学史上对真理的热忱是光谱而非绝对，显然波利比奥斯（Polybius）就比李维（Livy）更重视真理。xv但也有人完全、甚或故意落在缺乏热忱的光谱那一端，如蒙矛斯的乔弗瑞（Geoffrey of Monmouth，此处我们暂不讨论个案），与其说他是史家，不如说他是历史的戏仿者或模仿者。
以上说法或许全都真切，但接下来的观点也同样真实：以二十世纪专业共识为终点来建立一套史学史大叙事，是一种贫乏而狭隘的策略，它剔除或排除许多与看待历史书写（事实上，这些都是过去曾经流行过的所谓的历史）的态度相关，有趣而且具潜在启发性的问题。例如，在历史书写的背后必定存在着非常多样的动机，这些动机问题不仅极为广泛且引人入胜。过去的人觉得「他们的」过去哪里有趣？为什么有趣？哪一种「过去」引起他们的注意，并且形塑了他们呈现过去的方式？为什么他们注意的「过去」与呈现过去的「方式」随时光流逝而产生变化？这些变化如何进行？在同一个时代里，面对这些问题而产生的不同解答，如何反映与表达出文化的内部差异？为什么会出现新类型的历史书写？当然，这不只是或必定是在此之前就已存在的「科学」求知慾延伸的结果，但有时候这也是影响「科学」求知慾的因素。
本书的目标在于为这些问题提供解答。这些问题并未完全受到忽视，史学家希望透过文类与方法来对他们的主题进行区分。但要顾及平衡与诚实。在本书中，我试图将焦点集中在人们选择哪种过去与为什么选择某种过去，以及人们如何调查与呈现过去的问题。这种做法看起来不具革命性，然而策略的选择意味着必须有所割舍。特别是以主题来归类史家时，我有时会无法顾及严格的编年规则，这是当史家舍弃年鑑这种主流形式时学到的一个教训。例如，在本书中，记述「亚历山大」历史的史家被放在希腊人遭遇波斯帝国的叙述中，即使他的作品完成于亚历山大之后相当遥远的时代（罗马帝国统治时期）。而争议最大的，或许是我对于圣经以及圣经对史学的影响所做的论述，我没有将这个主题放在（如果依照年代次序）埃及、巴比伦史家与希罗多德之间，而是放到早期基督教世纪，也就是等到基督教对异邦人世界产生冲击后才进行讨论。xvi
因此，「一部关于各种历史的历史」承认「各种历史」（histories）的多样性以及这些历史体现的利害关系，同时拒斥以现在做为终点来建构单一大叙事的野心，因为我认为这种做法不仅难以置信，也限缩了探索的可能性。然而，本书也带有一点排除的味道，它的内容并非包罗万象。本书并未尝试处理欧洲文化传统（在此，埃及与巴比伦被视为对欧洲文化传统有过贡献）以外的史学史，特别是阿拉伯史学史与中国史学史。这种排除是对空间与时间不足的妥协，以及作者在知识上的侷限。另一项排除或许需要更好的理由，因为至少就某方面来说这项排除是独断的，而界线的画定也犹疑不定。「各种历史」这个词本身包含甚广，而我把传记与回忆录排除在外。面对一本内容可能过于芜杂的作品，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必要的，但我必须承认要适用这项标准并不容易：回忆录显然类似于亲眼目击的历史，而「生平传记」则是混杂了各种文体的文类。
有关个别历史的处理问题必须先略做说明，个别历史当然在密度与复杂性上差异极大，而且不是每一件历史作品都能为现代读者所理解。我们可以合理假定绝大多数读者从未读过本书讨论的许多或绝大多数历史作品；事实上，本书的存在，有部分理由正是为此。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试着将阅读这些历史的经验与趣味传达给读者。对许多（或许是绝大多数）史家来说，历史是一项有闲方能从事的技艺，往往需要皓首穷经。历史不完全是叙事，但长久以来叙事一直是历史的核心。因此，光是传达史家的意图与观点是不够的：除了叙事的结构外，还必须传达叙事的条理与性质。从这一点来看，历史──通常综合了调查、研究、论证与分析──类似于小说。因此，我试图恰如其分地在本书表现出一种五花八门、多层次与多调性的浓厚历史叙事的可能形貌。xvii在尝试表现各种历史的特殊性质时，我不只诉诸大量的引文，并且试着设身处地了解历史作品产生当时的时代背景，以传达其文学性质，而这个文学性质构成我们阅读历史作品的主要经验。不过这些评估也可以从内部加以观察，或许有助于全面理解更一般性的脉络：史家在特定时期抱持的目标、形塑史家书写方式的风俗习惯，以及这些目标与习惯又是如何变迁。我提到了史家与史料的关系，没有史料，史家作品不可能存在，然而史料也对史家作品构成一定限制；我也简短考察了特定作家的可信度。之所以注意到这些，有部分源自于我对史家的理解以及阅读史家作品的经验；从定义来说，历史绝对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然而，我并未有系统地将焦点放在特定错误上，无论如何，我缺乏必要的知识来处理这些问题。那是研究各个断代的现代史家的工作，不需我多事。但这种错误清单总是沉闷得让人无法忍受，而且难以阅读。
史学史本身不仅是一种（广泛的）文类，显示连续性、周而复始，以及不断变动的关注焦点。它也是西方文化整体的一部分，有时具有高度的影响力，甚至是文化的核心；它显然如同容器一般，可以容纳文化关切的一切事物，同时也深受文化波动的影响。欧洲社会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强调重点，它们认为各种版本的过去与各种历史发展的观念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并且任意从历史中撷取传奇、英雄、悲剧与悲惨的主题、诗学论题、戏剧与绘画（在十八世纪，「历史」绘画被视为最上等的画种），以及最典型的，激励与恫吓人心的修辞。历史观念与过去各种观念交会并且部分构成了宗教、道德和政治观。历史将权威具体化，并且提供挑战权威所需的手段。或许更重要的是，历史为种族、国家、宗教、政治、文化与社会集体提供了效忠、自我认同与「记忆」的焦点，以此协助建构这些集体。xviii各种版本的过去被提供，有时是间接的，但通常带着可见的焦虑，以做为当代困境或病症的诊断意见。
我们习惯从哲学史、科学与宗教史、艺术、文学与社会秩序观念史，以及政治权威史的角度思考欧洲思想史。但是，过去观念的历史──过去的观念表现在历史书写中──以及现在与过去的关系，也是欧洲思想史的一部分；本书的目标即在促进这方面的理解。其主要内容为：欧洲文明独特性的概念，而主要的对照者是亚洲诸帝国；共和国美德的观念，具体展现于罗马初期，因征服、奢靡而败坏；身为世界霸主的永恆罗马神话，被改换成基督教帝国的观念。圣经促成了集体的犯罪、惩罚与赎罪的观念。十六世纪以降，得益于罗马史家塔西佗（Tacitus）的记载，我们发现了「日耳曼」民族的早期自由观念；欧洲国家或许受蛮族「哥德人」入侵的影响，发现了权威持续至今的「古代宪政」的存在观念。十八世纪的历史书写吸收了「市民社会」的进步概念（主要联结着商业）与「封建无政府状态」的终结（或者，以马克思主义的用语来说，封建贵族被资产阶级霸权所取代）。十九世纪是充斥着民族认同的伟大时代，结合了民族解放的观念以及做为正常政治形式的民族国家的创建。进入现代之后，让被压抑的少数族群发声的渴望涌现。所谓历史，说穿了，只需指出几个最重要的影响：共和主义者、基督徒、立宪主义者、社会理念人士、浪漫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每个势力都被随后的历史书写扬弃而成为残余；此刻已无任何势力能支配历史书写。
因此，我力求不以孤立的方式处理史学史，并且留意史学史在广泛文化中的位置、文化与政治对它的影响，以及史学史如何培养、转变与传达文化与政治力量。xix「一部关于各种历史的历史」不会也不该只是史家成就与优缺点的记录，也不是史家所属学派与传统的记载。它本身就是个历史事业，是我们尝试了解过去的一种方式。
序篇
保存记录与留下记述：埃及与巴比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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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历史约略在西元前四五○到四三○年间诞生于希腊。所谓历史是以调查研究为根据，针对公共事件而做的一种详尽的、世俗的、散文的叙事，而且以上这些条件每一项都必须具备。如果我们想把修昔底德极为不同的历史写作加进人称「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的作品之列，就必须将历史诞生的时间扩展至西元前五世纪下半叶。我们将时间做了延伸，并且对叙事类别加诸条件限制，即便如此，当我们说历史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突然出现时，还是让人匪夷所思，虽然这种说法并非毫无根据。同样令人惊奇的是，我们可以合理地宣称，在往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的成就未曾被人超越；事实上，一直要等到历史方法与类型出现转变，才使得这种比较变得不切实际。
就我们所知，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是最早的历史学家，想了解这个主张的意涵，必须先了解他们的作品与埃及、巴比伦古文明的「原史」（proto-history）的一些基本区别。希罗多德曾经赞美埃及人在保存过去知识上的贡献：「他们致力于保存过去的记录，这使得他们成为我见过最博学的国家。」（Histories, II. 77.）事实上，希罗多德在进行历史调查时，似乎太轻信自己在埃及神庙所听闻的一切，他将这些讯息纳入对已知世界进行的全景调查之中，并且以这些陈述做为他描述西元前五世纪初波斯大举入侵希腊的开场白。希罗多德对埃及历史的记述相当含煳，相较之下，对于必须提及的巴比伦文明，他的说法可靠得多。2然而，无论希罗多德的恭维如何让埃及神庙的仆役乐于告诉他一切有关埃及的事──我们不清楚希罗多德相识的人是否包括僧侣阶序中较高层的人物──他的赞美并无不当之处。现代埃及学者对古埃及的了解之所以能比希罗多德深刻，主要是古埃及有许多史料被完好保存至今，这是由于他们很早就建立中央集权官僚国家，加上古埃及人用来铭刻文字的材料十分耐久。此外，还可归功于气候干燥与传统习性：史料的保存可以上溯至两千多年前的西元前五世纪中叶，甚至早于希罗多德生存的时代。当时埃及人是世界上最早懂得保存记录的民族。在此我们应该停下来想一想的是，史学与记录有何不同，亦即希罗多德身为我们所知最早的史家的意义，与提供他讯息的埃及人的所学所识之间的区别。尽管就像所有这类区别一样，我们在检视时有些不严谨，但检视的过程仍足称有效。
保存记录最早是商业与官僚的重要业务，不是一种艺术。埃及的过去得以大致保存下来的许多因素，同样存在于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中，其记录刻在石板与黏土写字板上，而最重要的事件绝大部分刻在神庙、陵寝与宫殿的墙壁上。每个现代史家都明白我们现在谈的是「档案」，在某种形式上这些事物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借由质问「博学者」来撰写历史的希罗多德并不看重这些事物。铭刻的文字是从古到今的记录：它们经过审慎处理而能耐久保存，随机蒐罗的文献通常无法如此。比较简陋的人工制品，例如刻了字的黏土写字板，反而在不经意中被保留下来。铭刻的文字本质上就是记录，因此刻文的作者与希罗多德之间存在着一种亲缘性，希罗多德在《历史》一开头便曾表明自己的意图，他说自己写作此书是为保存伟大功业的记忆（见第一章）。
当然，主要差异在希罗多德用来描述他的作品的词汇：historia，探究。他为《历史》蒐集资讯的方法主要是质问。当希罗多德问埃及神庙的仆役与守卫时，只懂希腊文的他与文献的关系相当疏远，这种态度在现代史家眼中并不可取。3然而，尽管希罗多德的资讯提供者有诸多不足与隐匿之处，我们还是能从两造之间看出某种可理解的关系：史家与档案员的关系。质问资讯提供者的是希罗多德，他是有系统地探究历史的人。同样的，当希罗多德质问「海外的」希腊人或「当地的资讯提供者」有关世界其他地区的知识时（他一定这么做过），此时担任人类学家或民族志学者的是希罗多德，而非受质问的人。举个明显的例子， 昔希安人（Scythian）没有自己的民族志学者；那些被希腊人称为 昔希安人的民族是生活在黑海北方没有文字的游牧民族，他们的风俗之所以能流传下来，端赖希罗多德的长篇记述。因此，我们说服自己抱持这样的立场：就我们所知，没有早于希罗多德的埃及或巴比伦史家。如希罗多德所言，埃及人相当博学；在希腊，对埃及人的智慧有着高度的尊重，甚至到了夸大的地步，例如，希腊神祇的名称被认为源自于埃及。但埃及人是记录者，而非历史学者。
到目前为止还算单纯。我们将在第一章见到，希罗多德有系统地进行探究，这种观念不完全是当时希腊特有的想法。在各种探究活动中，最接近希罗多德的主要是地理上的探究（其中当然包括「人文地理」），这种关切在希罗多德作品中俯拾皆是。但是探究，也就是有系统的研究，不是史学的唯一特质。史学还有另一项特质，那就是使探究的结果成为一气呵成的历史散文：叙事。事实上，在古代世界，有一条从记录通往或多或少经过拉长的历史叙事的路径，在路径之中，记录与历史叙事的区别有些模煳，并不像当我们只注意探究这项要素时那样泾渭分明。
最早的书写似乎与实际事务有关，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它要不是被当成事务的一部分，就是被当成事后记录。早期记录在神庙墙上的公共铭刻文字，就最广义的脉络来看，似乎也具有这种事务性质，统治者以文字描述自己代理神明管理百姓：兴筑建筑、恩赏、劳苦与成就，包括胜利，全都成为记录的内容。清单形式的文字相当普遍。其他种类的清单还包括最早用来制作系统编年史的史料，例如，国王的名单。4这些清单因此决定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评价二：** 《历史的历史：史学家和他们的历史时代》这本书，坦白说，一开始我以为会是一本相当枯燥的学术著作，毕竟“史学家”和“历史时代”这些词汇本身就带着点距离感。然而，翻开书页的那一刻，我就被作者的笔触深深吸引了。这哪里是什么冷冰冰的理论堆砌，分明是一出精彩绝伦的“历史剧”，而那些史学家们，就是这部剧里不同时代、不同性格的“主角”。 作者非常巧妙地将历史学的发展脉络，与那些引领时代的史学家们的生平、思想以及他们的代表作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我仿佛看到，在中世纪的昏暗灯光下，修道士们在抄写古籍，他们的历史观带着宗教的虔诚与神秘；又仿佛置身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思潮涌动，史学家们开始重新审视古希腊罗马的辉煌，并将目光投向了人的价值与尊严。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并没有回避这些史学家们身上的人性弱点和时代的局限。他们也会犯错，他们的判断也会带有偏见，他们的叙事也会受到权力或意识形态的影响。 读这本书，我不再是被动地接受历史的陈述，而是开始学会“如何阅读历史”。作者鼓励我们去质疑、去思考，去辨析史学家们的观点是如何形成的，他们的研究成果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社会背景和知识体系。这让我意识到，历史写作本身就是一种解释和建构的过程，而我们作为读者，也需要具备批判性思维，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这本书的叙事风格流畅而富有感染力，让我欲罢不能，仿佛置身于一场与历代智者的思想对话之中，受益匪浅。
评分**评价四：** 《历史的历史：史学家和他们的历史时代》这本书，对于我这个非科班出身但又对历史充满好奇的读者来说，简直是一次醍醐灌顶的体验。我一直以来都习惯性地认为，历史就是那个已经发生过的、相对固定的事件序列，而史学家们的工作，不过是将这些事件按时间顺序记录下来。这本书则完全颠覆了这种刻板印象，它向我揭示了“历史”本身就是一个被不断塑造、被不断解读的产物，而史学家们，恰恰是这个塑造与解读过程的核心参与者。 作者以一种非常引人入胜的方式，为我勾勒出了历史学在漫长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每一次重大转折。我看到了从古代的口述历史、碑铭记事，到中世纪宗教背景下的史学编纂，再到近代科学精神注入下的史学革命，以及当代多元视角下的历史研究。书中关于不同时期史学家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以及他们各自关注的焦点，都写得非常精彩。例如，作者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年鉴学派”如何将目光投向了长时段的地理、气候、经济因素，以及“口述史”如何关注那些原本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普通人的声音。 最让我感到耳目一新的是，作者强调了史学家们与其所处时代的紧密联系。他指出，史学家的思想、研究方法、甚至是他们的叙事风格，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社会、政治、文化思潮的影响。这让我意识到，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许多“历史结论”，可能并非全然客观，而是特定时代知识体系和权力运作下的产物。这本书不仅让我更了解了历史学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教会我如何以一种更加批判、更加开放的态度去阅读历史，去理解历史背后的多重意涵。
评分**评价三：** 我一直以来对历史都有一种近乎崇拜的情感，总觉得历史是固定不变的、客观真实的。但《历史的历史：史学家和他们的历史时代》这本书，就像一把温柔却锐利的刀，一点点剖开了我心中对历史的“定见”。它并没有直接告诉我“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更深层次地探讨了“我们是如何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的”。这个角度非常新颖，让我脑洞大开。 作者非常细致地梳理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史学流派和代表人物。我看到了早期史学家们如何凭借有限的史料，凭借个人际遇，构建出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叙事；我也看到了近代史学家们如何借助科学方法、社会学理论，试图找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甚至预测未来。书中对于不同时代史学家们关注焦点的转移，比如从政治事件转向社会经济，从男性精英转向被压迫的群体，都做了详尽的阐述。 最令我惊叹的是，作者并没有将这些史学家描绘成高高在上的“历史之神”，而是展现了他们作为普通人，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思考、挣扎与局限。他们的研究方法、叙事技巧，甚至是他们的个人好恶，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这让我意识到，我们今天所阅读的任何历史著作，都可能只是某种“时代的回声”。这本书让我对“历史”这个概念产生了全新的理解，它不再是铁板一块的过去，而是一个不断被重新诠释、重新建构的动态过程。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看待历史的角度完全被改变了，更加开放，也更加审慎。
评分**评价五：** 拿到《历史的历史：史学家和他们的历史时代》这本书，我最先期待的是里面能够充满各种精彩的历史故事，能够让我对某些重大历史事件有更深入的了解。然而，阅读过程中我才发现，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更像是在拆解“历史”这件艺术品，让我们看到艺术家（史学家）是如何创作的，以及他们创作的背景。作者并没有直接给我一堆事实，而是带我进入了一个探索“历史是如何被书写”的过程。 书中以极具条理性的方式，梳理了西方史学思想的演变历程，从古希腊罗马的英雄史观，到中世纪的宗教史观，再到近代以来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兴起，直至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解构。我看到了不同时代史学家们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与争鸣，比如从注重政治军事转向经济社会，从关注精英阶层转向普通民众，以及对多元文化、性别视角等议题的关注。作者的叙述非常生动，他通过介绍一些代表性的史学家及其著作，生动地展现了历史研究的动态性和复杂性。 我尤其欣赏的是，作者并没有将史学家们神化，而是强调了他们的时代局限性。他指出，即使是最伟大的史学家，其研究也可能受到个人偏见、社会风气、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让我对“历史真相”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历史真相或许存在，但我们对它的认知，却永远是模糊的、是被建构的。这本书让我跳出了简单接受历史叙事的窠臼，学会了从史学家的视角、从历史形成的语境出发，去更深层次地理解历史。这对我而言，是一次非常宝贵的思想启迪，也让我对未来的阅读体验有了全新的期待。
评分**评价一：** 读完《历史的历史：史学家和他们的历史时代》这本书，我真的像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我一直都以为历史就是一本厚重的书，里面记录着各种事件、人物和年代，只需要按顺序读下去，就能了解过去。但这本书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它不是在讲“历史是什么”，而是在讲“我们是如何认识历史的”。史学家们，这些用笔和智慧构建过去的人们，他们自身的时代背景、思想观念、甚至是生活经历，都会不可避免地影响他们对历史的解读。 书中对于不同历史时期史学家们的研究方法、关注点，以及他们笔下“历史”的模样，都做了非常细致的描绘。比如，古代史学家可能更侧重于记录帝王的功绩和王朝的兴衰，他们的叙事往往带着强烈的政治目的。而到了启蒙时代，理性的光辉照耀，史学家们开始强调因果关系，试图从历史中寻找普遍规律，为当下提供借鉴。再往后，随着社会科学的兴起，历史研究变得更加多元，人们开始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社会结构、经济变迁，甚至包括那些被主流叙事忽略的声音。 最让我着迷的是，作者并没有简单地罗列这些史学家及其作品，而是深入分析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时代局限性。这就像是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揭示历史“真相”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许多“历史事实”，可能只是某个时代、某个史学家根据其特定的视角和目的所构建出来的图景。这让我对“客观历史”这个概念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也让我开始思考，我们每个人在阅读历史时，是否也带着自己时代的烙印？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历史学，更是关于认知、关于我们如何理解世界、理解过去的一种深刻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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