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重心是搜寻人类社会变迁的形形色色。八、九十年前，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替国人代言近代的形成可追溯到宋代。这是日后史学社群家喻户晓的「唐宋变革」说所自来。此说的学术资源来自唯物史观。这是此说的西方源头。就在内藤仗恃唯物史观炮制出征服人心的近代源于宋代说时，西方学界即已扬弃唯物史观了。此后西方史界历经社会史、文化史等两波的大变故。这些史学三变都不为作为西方学术文化尾闾的日本、中国所察觉，犹自坚信照说早应淘汰的内藤假说。对中文读者而言，尚有一事不得不知；内藤氏不纯然是一位学者，他对鼓动之后「大东亚共荣圈」思想与有力焉。可惜欠缺历史记忆的国人早就忘了内藤有这一段不堪的过去，还对他学说顶礼谟拜有加。这已超出本刊范围，且回到学术基本面。

　　学术是－日新月异的文化工程，但内藤说一直风靡到今，这说明了中国史学界对学术情报掌握失灵得可以。思潮变动不已、治史装备不断更新，以及新学术资源的供给源源不断，都不足改变学界的沈沈暮气。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本志深觉，万事莫如将唐宋变革说扫入历史灰烬为急，是以有此专号。期盼学术新生代不再受过时说法荼毒。

　　本专辑由五篇论着组成。最先一篇针对造成人们不思不想、且习惯性接受的祸源：一本来自京都大学的上课笔记，予以全面性挞伐。在此，读者会看到，表面上看来有系统将战前内藤说移植到中文世界的文本、其本身制作的品质管制有多粗糙。首先，文本作者昧于内藤遵循马克思唯物史观思维轨辙，早已被后马克思诸学派予以修正、或被搁置。其次，对于自家学派、或对手学派的后继健者提出稍微修正的说法，奈何文本作者因孤陋寡闻形同置之不理，第三，中文世界两岸有非常多史家提出内藤说的反论、或为文揭示有不利于内藤说的证据，这位文本作者全都置之不理。第四，国际史坛对于历史变迁原理的掌握益加精致和精进，早已扬弃直线史观的单向度思维不说，还指出历史在前进中含有倒退、以及回环往复的现象，这些都改变不了一颗深闭固拒的心灵。其实可能更糟的是抓取情报的严重失能。文本作者不具英文外语能力，故尔向世界敞开的那一扇窗早就关闭紧紧的。更可悲的是，台湾史界中不乏有英文能力高强之士，但这些人却习于担任文本作者的共犯，他们也同样昧于国际史坛的动向。（按：真不知他们辛苦学习英文，所为何来了）第五，该文本文脉所呈现的千疮百孔，在探照灯式论文照射之下无所遁形。倘就文谈文，这本上课笔记文本也是不及格，遑论还有以上四点涉及文本作者的精神状态是不健全的，是在恍神状态中的。

　　本专辑第二篇是唐代医疗史。它是史学界头一遭由病患的观点来切实检测那时代的医疗设施其效益之高，并不如政府和医者所说之甚。因此从而得证过去对唐代医疗的图景无疑是被夸大了。来自医者或政府的材料铺天盖地只在宣传技术如何高超，体制设施如何完备。后代读者从来未闻唐代病患的看法，他们理论上是医疗设施及其文化的受益者，但他们却是现场缺席者，故尔听不到病患的声息，何来供研究者正确评估一时代的科技水准呢？这是中国医疗史上的方法革命、和观念革命！把杜正胜医疗史团队长期忽略病患观点的写法给一笔勾消了。在此，新文化史的新装备其先进性格可说一览无遗。

　　有许多迹象指出，唐代医疗设施效益是不彰的。这就可让我们推知，宋代的情况也好不到那里去。既是如此，何唐宋变迁之有？

　　接下来一篇谈的是宋代救灾文化。该文作者想方设法要由灾民观来检测救灾行动及其所依据的防灾体制其真正效益。此文有三点值得重视。首先，所有救灾手段源自前代经验。其次，有证据显示，许多官员从严核发被灾救济金，只为了防范假申请案。第三，有一官员不依制从权救灾，此一方式固可比法定办法救更多人，但不是多数官员敢如此便宜行事。在此事被神话化为美谈背后，暴露的是救灾站设在县城的办法，只会让偏远乡镇灾民享受不到官方的照护。这是既有救灾体制失灵的所在，却只有等待勇于任事官员才有得解救。但这类官员在官僚体系中乃极少数。此外，该文对于官府在救灾业务上层层弊端一一予以指陈，等如间接暴露灾民的感受。这点极值注意。

　　从救灾手段的依旧，以及救灾体制有失灵、不周到之处，我们看不出宋代在救灾文化上有何异乎唐代之处？

　　第四篇在讲传统史官对于一般平庸帝王传记的拙于写作。来自中国帝王脸谱系谱偏重创业帝王和末代皇帝这两种案例。对于这两类帝王之外的其他帝王，他们就陷入写作窘境。唐中宗李显不好女色、不残害大臣，也没有重大事功。是一种乏善、亦乏恶可写的一位帝王。史官既无力从事一位真实人生的书写，策略上不免倾向负面形象的营造。因此，唐中宗传记文本充斥的是负面形象，反而在真实人生作为方面，只会被人挑对他不利的事件来记载。

　　其次，打造李显形象的材料早在唐代一些小说文本中就已具足，方便后于唐代的史家来取用。这表示这些史家都阅读过这些小说文本。亦即，唐亡之后，那批写李显传记文本的史家全是阅读过小说中叙及李显生平的读者。按说，这些史家的读后感未必见得与那些小说作者的想法一致。那何以小说作者对李显的印象会如何高度一致地出现在史着文本上面呢？那是因为小说的作者群与史着文本的作者群是同一批人，以致在论世看人、以及价值观上，显得是同一文化圈中人。这多少颠覆了法国阅读史大师罗歇．恰提埃（Roger Cartier）对人类阅读行为的一种重要看法，即「阅读是一种创作。」、「阅读是读者对文本的挪用。」这类说法。至少，本案例的读者群－即史着文本作者－是不挪用读本意涵的。

　　在此，我们看到由唐入宋，史家的帝王书写文化是同一套东西。

　　本专辑的第五篇也在处理唐宋历史书写文化，所不同地，这次唐宋史家的书写对象是唐代法律史。该文作者发现，法律现实面不免有黑暗的地方，可作者举证的两位史家都对唐代法律只着眼于光明面的书写。亦即，两个史着文本都在建构光明的唐代法律史，文本作者有意引领读者在认知唐代法律运作上是用刑唯轻、以及司法独立的文化。作者虽未处理到宋代，但有几处举证宋代史着文本作比较，结果宋人所认知的唐代法律文化也是用刑唯轻、司法独立这类理想性格浓烈的文化。宋代部分虽然作者只是顺笔为之，但不无预示宋代情况类同唐代情况。

　　这一篇文章从法律文化的视角，又揭示唐宋有沿续的一面，尽管这只是其中一个侧面。

　　如此一来，从医疗设施条件及其背后的文化、救灾文化、历史书写文化、一直到法律文化，在在指明唐宋是相因袭的。而邱姓留学生七○年代的留日笔记所贩售的唐宋变革货色，从思维、蒐集情报、史学更新设备讲来，无不流露粗糙和固步自封的行为倾向，就文谈文也是失败之作，遑论能撑起他所欲传播的唐宋变革之说了。

　　本刊不是在说唐宋之间没有变革，而是在说史家要是採用多维向度思维、以及正视历史的复杂性格，就不会对唐宋的历史流变，说只有变革、而且大大变革这一种现象而已。再强调一次，唐宋是否有变，本刊并无预设立场，只是在唿吁，历史研究要回归学术基本面：要创新，不要人云亦云。但要创新，就要更新装备，要切实掌握情资，以及思维要周延。二○年代的内藤氏在极其简陋、贫乏的思想资源情况下大胆提出唐宋变革说，情有可原。在历经社会史、文化史的两波新史学革命之后，还有人满心欢喜地赞成内藤氏，那学术的日新又新、以及精益求精的旨趣安在？悲夫！

◎专论
序

．一个被夸大了的变迁解释模式：从邱添生一生致力引介日本唐宋变革论述谈起
．唐代医疗设施及其效益评估
．宋代救灾文化与政治
．制作李显—《资治通鑑》文本中的苦命王子．缺能帝王书写
．中唐理想法律实践的文化万花筒
◎学术生态公害
淡江误踩门阀的红线索隐──兼论评鑑制不可变相成为打压文大的工具

◎书评
．编辑室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