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写给母亲的恋人絮语〕
330张写在小纸片上的札记。这不是罗兰.巴特为读者写的「作品」,而是在丧母的悲恸中,发自灵魂深处的悲歌。
这部日志在罗兰.巴特过世三十年后出版,在法国引起很大的争议。他的老友、长期负责巴特出版事宜的华勒(Fran?ois Wahl),首先抗议,因为这批日志不在预备出版之列,属私领域,且在原始材料状态,出版是对巴特记忆的侵犯。
巴特曾于1979年冬,应好友马逖(Eric Marty,也是本书的编辑之一)之邀,将他母亲卧病的部分日志整理发表,同时写了长文〈深思〉(D?lib?ration),对「日记」这种形式做过深刻的思考。巴特认为,一般文学作品都有一种社会、神学、美学或道德的「使命」(mission),都在建构一种世界秩序;而日记没有任何使命,也没有选择题材的问题,只是一种「册页」(album),可以任意增减。日记所标榜的「真诚」,难逃「摆姿态」;而所谓「自然」,可能只是平庸而已。
传统文学批评认为,「作品,即人」,作家日记于是被认为是最「真诚」、最「自然」的作品,更是研究作家的珍贵史料。巴特宣告「作者已死」,反对从作者生平、思想去解读作品,因而对日记的价值存疑。但在母亲过世六个月之后,巴特却说,「在所有我写的东西里,都有妈妈。」
巴特一辈子都是妈妈身边的儿子。不论在生活、情感或是创作上,他都对母亲依赖甚深。母亲是他的一切:是母亲;长期卧病时,他日夜守护,像他的女儿。又似恋人:母亲活着时他担心失去她,死后,他再也找不到生存的意义。每年母亲生日,他总送上一支红玫瑰,一直延续到死后……
更重要的是,母亲塑造了他的价值观(母亲的爱是一种传承,在我心灵深处,奠下人生重大抉择的基础。)在《明室》(La Chambre claire)中,他把母亲称作「我内在的律法」。巴特的母亲,正像那个时代许多走过战争的妇女,年轻守寡,在一个不知「女权」的时代,「守份」而有尊严的活着。母亲对他来说,是美与善的典范;是「一首不做英雄姿态的史诗」。母亲过世后,他守护母亲树立的价值标竿──一种善、一种素朴、一种宽容,并时时自我检视,为做得不够好而自责。他维持母亲的生活秩序与习惯。出门时,想到母亲的喜好,会换上一条较鲜艳的围巾……母亲无所不在。
丧母剧痛,让他面对自己的死亡,也重新思考遗忘、勇气、时间、书写等许多生命课题。他照常上课,完成许多写作计画、旅行讲学,与朋友谈笑,不让人察觉他的悲恸,只有在日记里,他卸下了武装。
他不再是理路清晰、言词犀利的批评家、语言学家,而回到「家常」,回到血肉:一句话、一个画面、一张照片都能让他泪水溃堤。我们看到一个惶惑、恐惧、纠葛的巴特。他充满矛盾:他渴望孤独,又需要朋友;他悲伤得万念俱灰,却能神智清明地审视自己;他不断对语言的限制与虚妄提出质疑(即使书写达到极致仍是徒然),但他唯一的救赎也只能是书写。一方面他想挣脱悲恸,重拾平静;一方面又乐于沉溺其中,因为只有在悲恸之中,他才能与母亲同在。(沉浸于悲恸之中,却让我觉得幸福。)当朋友安慰他,伤痛会随时间而慢慢痊癒,他却从普鲁斯特的话中,得到安慰:我们的爱永不衰减,我们永远不会自伤痛中走出,我们的记忆历久常新……
巴特最常引述的就是普鲁斯特。他们在情性、在生命境遇、乃至创作理念上都最接近。普鲁斯特在母亲过世后,写出他的巨着《追忆似水年华》;巴特对自己的着作是否传世,并不在意,却在意为母亲立碑。《明室》就是他为母亲立的纪念碑。这本日记可以和《明室》对照阅读:两书在同一种心境下完成,都企图以文字寻回逝去的时光。
《明室》完成后不久,1980年2月26日,巴特在巴黎街上被一辆小货车撞倒在地,送医后,他抗拒治疗,失去求生意志,终于3月25日过世。距离他母亲过世不过三年。
这些随手记下的纸片,因为没有预备出版,常有重复、暗语,又没有上下文的铺陈,意义常有隐晦不明之处。概念性、语言的世界毕竟无法触及最根本的生命状况,于是这本日志最大的篇幅留给了空白:
雪,巴黎大雪纷飞,很异常。
想到她,一阵心酸:她再也看不到雪了。
如此雪景,更与何人说?
刘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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