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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贼」数量庞大，就潜伏在你我周遭

　　二○○五年四月九日上午，北京。数百人聚集在中关村海龙大厦门前的广场，拿布条、唿口号，「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抵制日货」，展开了反日游行。作者提早抵达现场以便观察，随着人数逐渐增加到数千人，情况也开始混乱，当示威群众抵达日本大使馆时，便有人向使馆丢石头、鸡蛋和垃圾。

　　作者反思这起事件中的各种角色：参加游行的人，顶着爱国的帽子，攻击别国的大使馆，算不算「爱国贼」？重复播放同一个镜头，煽动「反日」或「反华」情绪的媒体，算不算「爱国贼」？接收媒体资讯后，不经思考，盲目痛骂对方国家的愤怒网友，算不算「爱国贼」？甚至，因写出「太中立」的文章而无法在媒体上刊登后，选择明哲保身、保持沉默的作者自己，算不算「爱国贼」？

　　你是否对这样的情况感到似曾相识？二○一○年广州亚运，台湾的跆拳道选手杨淑君因电子袜问题被判失格，顿时群情激愤。我们可以试着回想，在各界的反应中，哪些人有审慎考虑过国家利益，哪些人又只是「爱国贼」？作者以「在华日本人」的第三只眼，大胆地提出了他对中日敏感话题的观点，也谈论了台湾和美国的境况。「爱国贼」四处蔓延，我们怎能不心生警惕？

　　「卖国贼」，这我们耳熟能详，甚至不用提示，都能想出几个名字。但「爱国贼」呢？「爱国贼」是「为爱国而卖国的人」，是「爱之，适足以害之」的最佳写照。「卖国贼」和「爱国贼」的相同点，在于言行的结果，两者都损害了国家利益；而不同点则在其言行的主观出发点——是以权谋私还是自以为爱国？当然，「卖国贼」比「爱国贼」更加恶劣，但是在一个正常国家里，绝大多数的人不是「卖国贼」。与此相比，自以为是个爱国主义者，却成为实际客观上的卖国主义者的人——「爱国贼」的数量庞大。

　　哪些人可能成为「爱国贼」呢？政客、记者、作家、学者、明星、军人、运动选手、官员、精英分子、知识分子、一般上班族、基层公务人员，甚至是普通老百姓当中的你和我，都有可能。而且，绝大多数的「爱国贼」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爱国贼」。这很麻烦，也是「爱国贼」无形蔓延，却难以控制的根本原因。

　　作者在中国生活了八年，二○○五年在北京的现场观察「反日游行」后，开始认真思考何谓「爱国贼」？并在书中大胆地谈论了靖国神社、钓鱼台之争、中日两国人民的「二战观」等敏感议题，以及草根民意对国家外交的巨大影响。「爱国贼」和国家利益非但不是遥远的存在，还和我们切身相关。「爱国」不应该自以为是，更不应该盲目自大。看完本书之后，我们都该扪心自问：「我是『爱国贼』吗？」

作者简介

加藤嘉一

　　一九八四年生于日本伊豆。二○○三年四月SARS高峰时抵达中国，作为公派留学生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就读本科，二○一○年获得硕士学位。

　　二○○五月四月亲历北京「反日游行」后，开始为《南方週末》、《环球时报》等媒体撰写时事评论，并参加电视时事评论节目（如：央视《新闻1＋1》、《环球视线》、《DIALOGUE》等；凤凰卫视《全球连线》、《锵锵三人行》、《时事辩论会》等）、国际交流、跨国谈判、担任同步口译等社会活动。

　　现为北京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研究员、日本庆应义塾大学SFC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同时担任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Vista看天下》、《北京青年週刊BQ》、《Nikkei Business Online》、《Japan Business Press》等专栏作家。

　　出版过《七日谈：来自民间的中日对话录》（合着）、《日本走向何方》（译着）、《以谁为师：一个日本八○后对中日关系的观察与思考》（专着）、《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自传）及《中国，我误解你了吗？》（专着）。

　　二○一○年十一月获得「二○一○时代骑士」勋章。不喜欢媒体称他为「日本韩寒」。个人部落格：kato1984.pixnet.net/blog

导读：不容恶棍假借爱国之名
前言：爱国贼和卖国贼同样可耻

第一部分  大刀向谁的头上砍去

1，绝对应该讨伐的公众风气
2，当实用主义披上爱国主义的外衣
3，「移走」的GNP和精英分子
4，大多数北大学子不是「精英」
5，中国学生不应总把出国当作目标
6，「爱国」不是个好东西？
7，「不爱国」的日本人与「爱国」的中国人？
8，不嫌日，不爱国
9，健全的舆论和自律的民众
10，「抵制法货」，典型的「爱国贼」
11，超越喜欢或不喜欢
12，「在日华人犯罪」为何总敏感？
13，九一一与美国的爱国主义
14，中日民族情绪高涨媒体有责任
15，为何抵制《功夫熊猫》？
16，《建国大业》的真意
17，强国梦与弱国心

第二部分  谁动了我们的牌坊

18，不要把刘翔英雄化了
19，中国学生为何没礼貌？
20，日本为何没有「范跑跑」？
21，《南京！南京！》：「启蒙」还是「救亡」？
22，《拉贝日记》在日遭禁背后
23，靖国神社是「复杂」的地方
24，中国人该如何面对「靖国问题」？
附一：日本学者评《靖国神社》：空间慢慢变成场所
附二：与《靖国神社》导演李缨对话
附三：「战争后遗症」的未来：与李缨、《南京！南京！》导演陆川对话
25，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国内就有争议
26，日本的神道与神社
27，天皇金婚之际的感言
28，靖国神社供奉的是「爱国贼」？
29，中国让靖国神社成为焦点？
30，耻感文化与嫌日情绪
31，爱国主义与文化主义
32，从爱国贼到法西斯
33，中国学者凭什么拒绝日本「右翼」？
34，战后史属中国内政不应干涉

第三部分  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

35，愚人节的真新闻
36，日本人眼里的毛泽东
37，日本外交官的国家利益观
38，走向「舆论决定外交」的时代
39，奥运拉近中日民间情感？
40，体制是完善而非埋怨
41，内政的冲突与外交的作用
42，日韩竹岛争端对尖阁诸岛之争的启示
43，韩国人对日本的反感根深柢固
44，历史「认识」问题，需要「双向」的努力
45，中国人必须理解日本人「二战观」的两难
46，在处理历史问题上，日本为何与德国有区别？
47，日本人不认为二战败给了中国
48，日本新政权的国际主义
49，爱国，先走出国门

后记：我眼中的台湾与台湾人

导读

不容恶棍假借爱国之名
　　
　　许多人都知道「爱国是恶棍最后的避难所」这句名言。

　　这句名言的原句为“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它点出十八世纪英国文豪萨缪尔．约翰森（Samuel Johnson，1709 ~ 1784），收在他祕书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所写的《约翰森传》里。它的意思是说，在每个社会都有一种恶棍，打着「爱国」的招牌在图自己之利。罗兰夫人以前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现在这句话已可改为「爱国、爱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了。

　　今天的世界虽号称全球化，已世界如村。但人们也都知道当今的世界其实正加速走在倒退的路上，美国以爱国为名，可以恣意的对别的国家发动侵略战争；也可以借着它垄断全球媒体和意见的权力而任意挑拨别国内政，当最大最强的国家都永远不厌倦的在玩着爱国者的游戏，难怪其他每个国家都在如法炮制的「爱国」了。就以台湾为例，我们的「爱台湾」口号叫得震天价响，不知道出了多少「爱台湾的恶棍」；而在中国大陆则有一堆「愤青」，随便就把「爱国」变成一种道德民粹主义，而在俄国、中亚、南亚、阿拉伯世界或非洲，「爱国」这个口号下甚至掩护着部落族群的相杀，「爱国」已成了当代最大的民粹主义，已出了无数「爱国恶棍」，在本书里称之为「爱国贼」。

　　每个国家都有「卖国贼」，但「卖国贼」很容易辨识，他们也很容易遭到谴责与惩罚，因此「卖国贼」虽然可恶，但其卖国的效果其实并没有那么大，但「爱国贼」则不然。

　　「爱国贼」以爱国为名，无论它是内神通外鬼，或是诉诸政治正确的民粹主义，但「爱国无罪」的诡辩下，它严重伤害到国家人民利益，它真正可恶之处乃是它变乱了是非，混淆了人民的认知，其遗害会更长更久。今天美国的爱国反恐，当年纳粹及法西斯的爱国团结，它们都犯了大罪，而罪的渊薮即是祸延好多代的思想毒害。

　　「爱国贼」由于顶着爱国这种民粹的道德光环，因而有更大的「自鸣正义」的成分，他们在手段上遂更不收歛，也正容易残酷失控，爱国法西斯民粹主义之所以可怕，即在于此。

　　本书的作者为日本留学北大的毕业生加藤嘉一，近年来中国发生许多起中国愤怒青年反日、反法等事件，由于躬逢其会，他有许多第一线的观察，自是极具价值。他谈到中国大陆许多商人、明星，明明已入籍第三国，但为了赚钱而假扮一副爱国的嘴脸，他认为中国人经常把爱国主义变成一种牟求现实利益的实用主义，这是爱国主义的浮滥化和廉价化，也是一种机会主义化，他的这部分观点极有知识上的高度。近代中国从来没有清楚的思考过「国家建造」的问题，许多问题都稀里煳涂的混着过日子，它也造成了中国人在爱国问题上观念极为混淆。中国人，人人嘴上说爱国，但人人皆想着拿外国绿卡及入籍，这是思想与行为的错乱。

　　最近我应邀到香港开了一个中国软实力的研讨会，在会上我即表示，近代中国从未好好的思考过国家建造的课题。因此，近代许多概念在中国人社会里都是鲁迅的「拿来主义」，不清不楚的拿来用而已。中国人崇洋媚外成风，国家意识低落，国家认同也相对偏低，这也造成了大国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极为容易。中国目前在经济上已世界第二，但却国家认同低落。因此我认为，在可见的未来，中国应该在国家建造上，重新打造规模和建造新的认知标准。没有清楚的国家认同，产生不了足够的精神内聚力，这个国家的路是走不久的。

　　现在虽然号称全球化，但人们也知道国家间的颠覆渗透其实是有增无减。杭士基（Noam Chomsky）即指出，美国最擅于在别的国家寻找「有价值的受害人」（worthy victims），如果有受害者符合它的利益，它即大力宣传、捧为英雄，俾达到干涉别国事务之目的。这种恶意的干涉主义只会使得被干涉者更加愤怒，这乃是当今世界上这种「干涉—反干涉」的斗争日益激烈的原因。当代义大利思想家波比欧（Norberto Bobbio），遂在《赞美温柔》一书中指出：世界上的确有进步、落伍之分，但若进步者以其进步性歧视或侵略落伍者，那么进步与落伍就乱了套，进步也变成了更大的落伍。因此他认为世界要和平、和谐相处，首要之务乃是改变国际互动之道，因而他倡导一种非干涉的、互助的世界观，进步国家要主动帮助落伍国家，使这些国家乐于追求进步。近年来，美国学者奈伊（Joseph Nye）提倡「软实力」论。法国思想家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即认为「软实力」仍是一种以支配为核心的权力观，因而他认为「宁静权力」（tranquil power）才更重要，即是一种与人为善、助人为善的权力观。要让世界上有些国家的人不会因为被别的国家的干涉而愤怒，一定要从权力的相互对待重新做起。

　　世界上有许多「爱国贼」，有了大国的「爱国贼」，就会有中等国家的「爱国贼」，最后是每个小国也都「爱国贼」当道，因此谈「爱国贼」问题，可能还得落实到国际秩序这个核心环节。一个没有以爱国为名的恶棍，才是世界应有的方向！

南方朔

前言

爱国贼和卖国贼同样可耻

　　「卖国贼」一词大家听得应该很熟悉，并不陌生。大部分中国人一提到汪精卫就想到「卖国贼」，还有一些所谓「间谍」，就是把祖国的国家机密出卖给另外一个国家，并获取金钱或其他利益的人，有些间谍还以权谋私，无疑也属于「卖国贼」。有些中国人还把李鸿章（面对中日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被日方谈判负责人伊藤博文要求赔偿、割让台湾）视为「卖国贼」，虽然，国内外不少人士认为李鸿章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总之，对于「卖国贼」的解释可以有争论、没有一个定论，但最简洁的定义应该是「为卖国而卖国的人」叫做「卖国贼」，换句话说是「主观上的卖国主义者」。我个人认为，李鸿章是否是「卖国贼」，不能轻易下结论，至少需要讨论。他的行为从某个角度客观看，毋庸置疑是「卖国行为」，但他的初衷是什么？他面临甲午战争后的条约谈判的目的，是基于以权谋私卖国吗？如果不是李鸿章，其他的谈判高手，中国就能避免当年的可耻后果，台湾始终属于自己的吗？唯一真理是，对于历史，不能说「如果」。

　　「爱国贼」一词，我相信，大多数人略感陌生。我试图在这里给一个明确的解读。

　　「爱国贼」是「为爱国而卖国的人」，换句话说，是「客观上的卖国主义者」。「卖国贼」和「爱国贼」的相同点是其言行的实际结果——损害国家利益；而不同点则是其言行的主观出发点——卖国还是爱国？理所当然，「卖国贼」比「爱国贼」更加恶劣，毕竟是主动企图出卖祖国、背叛祖国的同胞，其恶劣是较高限度的，必须承担最高限度的惩罚。但不管卖国贼的行径有多么恶劣，它是少数。这是事实。在一个国家里面，绝大多数人不是「卖国贼」。与此相比，根据我的观点，站在历史的高度、现实的深度以及未来的长远角度来看，自以为是个爱国主义者，却成为实际客观上的卖国主义者的人——「爱国贼」的数量不少，规模不小。这是事实。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为表示爱国而提出的重要口号武器——「爱国无罪」，可能造成「爱国贼」后果的非主观目的的客观蔓延。

　　爱国也好，卖国也罢，谈论「贼」的问题，首先要尽可能弄清一个概念——国家利益。因为，卖国贼也好，爱国贼也罢，他们出卖的或者损害的是所谓「国家利益」。到底什么是国家利益？它至少是广泛而深刻的概念，没有一个定论，是动态中的、变化中的、发展中的概念。尽可能简洁、细心解读国家利益，有利于我们讨论爱国贼是什么，卖国贼又是什么。根据利益的领域而言，有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外交利益、军事利益、文化利益等；根据利益的主体而言，有政府利益、政党利益、军方利益、企业利益、社会利益、个人利益等；根据利益的程度而言，有核心利益、绝对利益、重要利益、次要利益、相对利益、局部利益、普通利益等；根据利益的性质而言，有直接利益、间接利益、形象利益、尊严利益等。总之，国家利益绝不是一概而论的，而是「可读性」很强的概念。那么，「贼」们出卖的利益也是多样化的，绝不是一个方面的利益。

　　大家弄清爱国贼和卖国贼的区别了吗？我相信，任何国家都有过，有着或者会有那些「贼」。在这里，我简单梳理一下：「贼」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光从词典上的定义看，「贼」也有几种意味——偷东西的人；对人民有危害的人；邪的、不正派的人等。据我解读，不管是主观上的初衷还是客观上的结果，「贼」言行上至少有着三种特征——欺骗性、邪恶性、破坏性。

　　接下来，我集中讨论一下本书的主题——爱国贼。关于可能出现「爱国贼」行为的角色，应该说是「五花八门」：政客、记者、作家、学者、明星、艺人、军人、运动员、官员、精英分子、知识分子、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退休人员、企事业单位从业者、政府机构从业者、普通老百姓、甚至乞丐，都有可能成为「爱国贼」，而且，绝大多数的「爱国贼」，根本没有意识到或不知道自己是个「爱国贼」。这点很关键，也确实很麻烦，是「爱国贼」氾滥、蔓延，却难以控制的根本原因。这是我的基本论点。

　　请大家听听一个故事。那场亲历正是让我人生中第一次思考到底什么是「爱国贼」。

　　二○○五年四月九日上午八点，北京中关村海龙大厦。大概几百人集中在大厦门口前的广场，拿着横幅，喊着口号：「反对日本入常」、「反对右翼教科书，窜改历史」；「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抵制日货！」等。就这样，被政府称为「涉日游行」，民间称为「反日游行」的事件爆发了。此前，日本驻华使馆已经得到了这一消息，并提前几天在官方网站公布，向驻华日本人劝告「注意安全」。我了解此事比使馆更早，当天早上北大校园也充满着「抗日气氛」，团委的老师和学生们轮流值班，二十四小时监控，删除在北大BBS里过激言论。那段时期，我在北京明显感觉到中国媒体加强批评日本的报导，比如说，针对日本某些企业支持所谓「右翼教科书」的编辑、出版的指责等，导致中国人对日本的情绪逐渐恶化。再加上，二○○五年是日本正在试图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重要时刻，美国和日本通过「二加二」政策，也正在加强对台湾的影响等，所以中日政治、外交关系本身处于微妙而敏感的时期。反日游行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生的，不是突然性的，而是累积下来的种种「不安要素」爆发出来的结果。我当时担任北京大学日本留学生会的会长，有责任维护日本学生的「人身安全」，就尽可能与日本驻华使馆的官员沟通资讯，向在北大留学的两百多个日本留学生传达有关游行的消息，唿吁他们「请各位当天千万不要去现场」。而我本人却把它当作观察、分析中国人有关情绪的难得机会，就想亲身体验这一系列过程，早上七点半，我提前到达了现场。

　　在现场碰到了几个熟悉的日本驻华记者，他们对抗议者进行採访。据我观察，在现场有三种角色：活动组织者、活动参与者以及公安人员。刚开始，三者配合得很好，五到七个组织者和公安之间保持沟通，引导示威游行队伍。队伍从海龙开始，往西走，到了苏州街向北，中途攻击了位于苏州街路东的日本餐厅「吉野家」。队伍过海淀桥，沿着北大走。我跟着队伍。在北大西南门，许多北大学生从宿舍里头大声喊、拍手、支持游行：「中国加油！」「爱国无罪！」「打倒日本！」在北大西侧门，突然间，一辆日产小轿车被抗议者包围，示威者敲打车窗、车灯，试图打碎窗锁。里面有一位三十岁左右的中国女性显得相当害怕。此时警察终于开始行动，阻止抗议者不良行为。过了一会儿，这位女士终于「解放」，往北大校园方向逃走了。此次突发包围事件导致抗议者与警察之间发生了冲突，一批人为了释放自己的情绪和不满，开始纷纷大声喊：「日本大使馆，去日本大使馆吧！」紧接着，游行队伍开始向二十多公里外，位于建国门日坛路的日本大使馆行进。我依然跟着，并与日本驻华使馆领事部的部长紧密保持联系，传达现场动态，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大使馆的人员着急起来。游行队伍越往大使馆行走，其规模越扩大，从刚开始的几百人扩大到几千人，从刚开始的大学生为主扩大到各种人员，唿喊口号也从刚开始的普通话为主发展到各种各样的地方方言。示威游行队伍终于到达日本大使馆，就开始出现了向使馆建筑投石头、鸡蛋、垃圾等行为，有的还去日本餐厅，形势变得越来越乱。期间，现场的警察并没有阻止一些人的不良行为，只是旁观着，示威者给出的理由是「爱国无罪」……一週后的四月十六日上午，反日游行在上海发生，规模达到了十万人，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彻底被围堵，同样遭到这样那样的攻击，有的还烧了日本国旗。示威者给出的理由还是「爱国无罪」……

　　日本驻京记者把这一系列的过程都拍摄下来，并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不断重播有些人打砸日本使馆和日本餐厅的镜头。日本社会一下变成「反华」社会，老百姓产生了「中国人不文明」、「中华民族不像话」等感觉。日本媒体除了NHK电视台之外，都是私营的，所以从商业角度出发，把那些反日行为全方位地利用起来，刺激日本人的民族情绪。攻击日本使馆的「反日中国人」充满「民族主义」，看到那些镜头的「反华日本人」也充满「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体现的，无非就是作用和反作用之间的恶性循环。那段时间，中国的一些网站也充满反日情绪，广大的「网友」也用赤裸裸的语言痛骂了「日本」，有的说：「中国政府千万不要道歉，责任都在日方，他妈的日本人就是不反省历史，小泉纯一郎不是人，是罪犯！」日本的一些网站同样如此，所谓「网路右翼」彻底把中国看作「不正常的国家」，说「反日游行是共产党引导的，是一次国家犯罪」，有的把中国人看作「流氓」，说「共产主义的孩子就是那样，不懂得规则，真丢脸」。

　　后来，日本政府正式表示，「中国政府对此不表示歉意，日本政府感到遗憾」；日本各界人士表示，「中国民众打砸大使馆违反国际法，中国政府必须道歉」。当时的中国政府外交部长李肇星举行紧急会议，号召「大家不要搞示威游行，冷静下来」，同时把诸位日本问题专家、前外交官等，派遣到全国各地高校，传达「大家不要搞什么反日游行，必须冷静下来」，并强调中日关系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形势的好转，在大众的范围内，一度出现的中国人反日情绪和日本人的反华情绪逐渐降温。在有识之士的范围内，那段时间在中国全国各地发生的「反日游行」，成为了研究中日关系、民族主义、国民感情、历史认识问题等的「实例」。我也参加了许多有关会议，与中日有关人士探讨了两国如何从中吸取教训，以免将来犯同样的错误。

　　作为反日游行的亲身目睹者，我基于一种冲动和一点使命感，特别想在日本媒体围绕「中日如何从反日游行吸取教训？」的角度，写一篇文章。一些媒体完全站在商业角度，对我这个全程目睹者表示了兴趣，并与我紧密保持沟通。我写出来了，主要的论点是「中国和日本必须认识到体制差异造成的相互误解，妥当处理历史认识问题，警惕排他性民族主义，为营造良性的国民感情氛围，两国的政府、媒体、民众必须冷静下来，千万不能因此次事件影响中日关系的大局」。结果是被告知「这篇稿子不能发」。我问：「为什么？」编辑说：「这篇稿子太中立，没有突出点，不够刺激，不深入人心」。我因不解而问道：「这句话怎么讲呢？难道我的文章观点不鲜明吗？」回答是「不是，只是在目前反华的舆论导向下，你不能说与它完全相反的，至少要好好批评中国，要随大流，如果我们登了你的文章，不仅是你，我们也要被舆论排斥了，难道你愿意这样吗？」

　　围绕上述反日游行的故事，大家看到了其中存在的中日两方面的「行为主体」——示威组织者、示威参与者、凑热闹的学生和其他市民、警察、日本驻京记者、网友、政府官员、使馆人员、专家、记者、编辑等等，还有我。这些角色在此次游行引起的中国和日本民族主义冲突的轩然大波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民族主义本身没有好坏，只是区分为健全的和不健全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也密不可分。对中国人来说，爱国主义也许是民族主义的「前身」。对日本人来说，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界限或许更加模煳，日本的确是单一性的民族国家，日本人要警惕的，更多是「国家」在民间和市民社会面前，拥有过多权力的「国家主义」（在日本二战期间导致军国主义的前身，无非就是国家主义）。

　　我想问大家：请问，你爱国吗？如果是，那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爱呢？「爱」应该说是对人、国家、社会等对象发自内心，有深挚的感情。我认为，爱国主义要讲究方式和策略，一旦弄错了这些，你就有可能无意间、突然间变成卖国者——爱国贼了。无论你是行动派还是沈默派，都有可能成为爱国贼。

　　当时组织或参加那次游行的人，清一色喊着「爱国无罪」。喊着「爱国无罪」的口号打砸别国使馆的人，是否属于「爱国贼」呢？我认为「是」。

　　无论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基于商业考虑，过多重复报导同一个镜头，向民众灌输充满虚拟性的「反日」或「反华」的媒体从业者，是否属于爱国贼？我认为「是」。

　　看到媒体报导后，不经任何思考，盲目自大地痛骂对方国家，提倡断绝与对方交流的，愤怒中的网友，是否属于爱国贼？我认为「是」。

　　明显感觉到本国与对方国之间排他性民族主义的冲突，也天天看到相关媒体报导，但却不把它们当回事，以为与自己无关，假装不知道，显得无所事事，只是保持沉默的民众，是否属于爱国贼？我认为「是」。

　　后来到全国各地向民众传达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提倡冷静和理性的官员、学者等，是否属于爱国贼？我认为「不是」。

　　后来组织座谈会，分析反日游行发生的成因，谋求从中吸取教训的大学生们，是否属于爱国贼？我认为「不是」。

　　无论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把当时在北京发生的情况真实而不歪曲地报导出去的媒体记者们，是否属于爱国贼？我认为「不是」。

　　而我呢？我自认为是爱国主义者。当时即使是因为冲动和使命感，违背使馆的命令，到游行现场亲自目睹了那场难得的情景，随后想方设法试图写文章，向两国情绪化了的民族主义者们唿吁理性和务实。但后来由于遭到编辑的拒绝，始终没能发表文章，我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也害怕随后遭到右翼分子等的指责和批评，担心自己的身分和立场，就开始「明哲保身」了，再也不找别的途径，保持沉默，就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放弃了自己初衷的加藤嘉一，是否属于爱国贼？我认为「是」。

　　在反日游行发生前后几个月的中日关系，简直可以说是「被政治关系牺牲的文化关系」。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的，尤其学习日语的中国学生，和正在那些高校学习汉语的日本留学生，比以往更加积极举办「日语角」、「中日文化交流活动」、「日本文化节」等活动。但由于反日情绪的蔓延氾滥，绝大多数活动只好被延期或取消，但他们依然不放松筹备机制，坚持把活动落到实处。另外，我教日语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因学习日语被其他所谓「愤青」攻击，被骂成「卖国贼」，有些学生问我：「加藤老师，我学日语是不是不好的？周围同学都不接受我学日语，我应该怎么办？」在那样严峻的舆论环境下，依然有这么一批勇敢的「八○后」和「九○后」群体，不管外界发生什么，做好该做的，以便为将来自身发展和祖国的长治久安发挥作用。在我看来，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而痛骂把这些说成是卖国贼、自以为是爱国主义者的人，才是「爱国贼」。

　　在反日游行发生前后，在华日本企业以及在日本关心中日贸易的经济界人士，始终关心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并对此表示担忧。毕竟，反日游行的发生不是单独性质的，而是与小泉纯一郎反覆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事件、日本「入常」问题、中国转型中的社会氛围、容易偏激的民族情绪等息息相关。而对于在成长中的中国市场实实在在做生意的企业家来说，反日游行的发生绝对是不欢迎的，他们需要中国稳定的政治环境、健康的对日情绪。当时流行的词有「政冷经热」，那些超过两万家的在华日企看到中日国民感情逐渐恶化的现象后，也坚持做好自己的任务，他们雇用着一千万以上的中国员工，他们向日本政界施加压力，唿吁重视、改善中日政治关系。这些人士无疑是名副其实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涉及到跨国社会更多方面。那么，那些喊着「抵制日货」，攻击日本在华企业，也间接打击着在华日本企业里有着工作岗位的一千万以上中国员工的人，才是「爱国贼」。

　　「爱国」不应该自以为是，更不应该盲目自大。「爱国」要求人们理性思考哪些方法与策略可取、有效和长久。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但一个人的言行符不符合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形象和尊严），能否推进国家利益，只能靠人们主观去思考、判断。「爱国」才变得更为丰富多彩。

　　请大家好好想一下：你有没有曾经扮演过「爱国贼」？如果是，就请好好反省一下。我相信，在一个正常国家里，卖国贼不可能很多，也不会氾滥，但爱国贼却有可能不少，甚至会蔓延。

　　最典型的例子应该是日本二战前的社会舆论，军国主义者出于所谓「爱国」，把国家弄到无路可退的侵略战争之路上；政府文官害怕被军人攻击，不阻止军国主义者的「暴走」；媒体几乎失去了应有的监督功能，尽可能不报导反对军国主义者的声音；至于国民，就是彻底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盲目服从军人的统治。这些人在我看来都是「爱国贼」，结果可想而知。最终，日本陷入了战败，人类历史上首次遭到了原子弹的轰炸，国土变成了一片废墟。这无疑是爱国贼氾滥的后果。这些情况曾经在其他国家发生过吗？将在其他国家发生吗？我认为，一切都有可能。

　　爱国贼是这样性质的一种魔鬼。

　　因此，在资讯化和全球化日益深化而容易造成排他、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重新崛起的二十一世纪初期，我们有必要深刻认识、认真思考：爱国贼的无形蔓延，比卖国贼的有形氾滥，更有可能，更为危险。

加藤嘉一
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初稿，写于北京景山万春亭日落时分
二○一一年三月十八日修改，写于南京至上海的高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