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忠与逆:九一三事件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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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1966年8月,毛泽东钦点林彪接班,林彪当时便知难逃被斗争的命运,愤而撕毁毛亲笔钦定字条,并于11月1日联名中共第四号人物陶铸密函国府输诚。

  据情报界透露,林彪可能早在抗战后期,就接受军统戴笠秘密任务;林彪被毛派赴重庆时,还曾向蒋介石表示:尽管身在共党,将来一定晓得能为国家做些甚么事。

  中共建政后,林彪特意淡出政治,仍受毛泽东利用斗争异己。毛并非真心要林接班,实属意于张春桥。林彪私心反文革、反文革帮,他于1970年七届二中全会,不点名批判张春桥,毛泽东认为有反毛之意,决心斗倒林彪,于1971年8月南巡部署斗争。

  林彪之子林立果为了反击,策划「五七一工程」,图谋杀毛政变,被其姊林立衡举发,林彪眼看厄运当头,偕妻儿仓皇出逃,于9月13日晨坠机外蒙,含恨而死!

作者简介

翁衍庆

  前情报局情报干部训练班毕业,美国圣约翰大学亚洲研究所硕士,从事情报工作长达三十五年,曾任中共研究杂志社发行人兼社长、军事情报局中将副局长、正声广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着作有《认识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与国共斗争》;编辑《滇边工作回忆录》、《滇边风云录》画册。

军阀的挽歌:论民国时期地方实力派的兴衰与终局 内容提要: 本书聚焦于民国初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中国政治版图中扮演了举足轻重角色的地方实力派——那些割据一方、拥有强大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军阀群体。全书以宏大的历史视野,深入剖析了这些地方强人从崛起、鼎盛到最终走向衰亡的复杂历程。作者摒弃了传统上将军阀简单标签化为“土皇帝”的刻板印象,力图还原一个多维、充满矛盾的历史群体。 本书共分为五个部分,三十余万字,详尽考察了不同区域、不同派系军阀的独特发展路径、政治哲学及其对国家命运产生的深刻影响。 --- 第一部分:军阀的源流:从清末的破碎与重塑 本部分追溯了军阀集团的根基——清朝末年新军的建立和袁世凯的崛起。重点分析了辛亥革命后,中央权力真空如何为地方军事强人的坐大提供了土壤。 第一章:新军的“双刃剑”:地方化与军事职业化 详细考察了北洋新军在训练、组织和地域认同上,如何天然带有超越中央集权结构的倾向。分析了地方督抚对军事力量控制权的逐步增强,以及这种模式如何为日后军阀割据埋下伏笔。 第二章:袁世凯的“帝国”蓝图与北洋体系的内部分化 通过梳理袁世凯如何利用旧官僚、新军和地方团练构建其统治基础,探讨了北洋集团内部的权力制衡机制(如府院之争)。重点分析了袁世凯去世后,权力如何迅速解体为以地域和派系为基础的军事集团。 第三章:旧官僚的“续命”:西南士绅与军事化的结合 考察了在革命浪潮中,如滇系、桂系等在西南地区崛起的势力。这些势力往往与当地的传统士绅精英和既有的地缘优势紧密结合,形成了与北洋系既有差异又相互竞争的军事格局。 --- 第二部分:群雄逐鹿:中原混战与派系林立的时代 这一部分是本书的核心,聚焦于1920年代军阀混战的白热化阶段,分析了主要军阀派系(直系、奉系、皖系、桂系、川系等)的崛起逻辑、军事部署及其相互关系。 第四章:直系的崛起与“强权政治”的实践 以曹锟、吴佩孚为核心,分析了直系如何通过控制京畿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试图建立一个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威权政体。重点分析了直系在政治上对“正统”的诉求以及其对南方革命势力的早期压制。 第五章:奉系的“东北王国”:地缘政治与工业化尝试 深入探讨了张作霖及其继承者如何利用东北的资源优势、相对隔绝的地理位置,建立起一个半独立、半现代化的军事政权。研究了奉系在经济、教育上所做的独特努力,以及其对日俄两大帝国角力的复杂反应。 第六章:皖系的兴衰与政治机会主义的代价 考察了段祺瑞领导的皖系从“武力统一”的口号中获取合法性,但因缺乏稳固的财政基础和明确的政治纲领,最终在与直系的对抗中迅速瓦解的过程。 第七章:桂系与川系的“地方主义” 对比分析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集团与四川各地军阀的差异。桂系展现出极强的组织纪律性和政治适应能力,在偏安一隅的同时,却能多次影响中央大局。川系则因地域分裂和内部派系斗争,成为中国最不稳定的军事区域之一。 --- 第三部分:北伐的冲击与军阀的转型:生存与适应 本部分着重分析了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到来,这一历史事件如何彻底打破了旧有的军阀平衡,迫使幸存的军阀进行痛苦的转型或走向覆灭。 第八章:孙中山的遗志与革命军的军事动员 分析了黄埔军校的建立和国民党政治工作对传统军事文化(军阀文化)的冲击,探讨了革命意识形态如何成为统一南方力量的关键粘合剂。 第九章:从“龙虎斗”到“联省自治”的幻想 探讨了北伐初期,一些军阀(如吴佩孚、孙传芳)试图通过“联省自治”的理念来对抗中央集权,以争取地方精英支持的政治策略。分析了这一策略失败的原因在于其无法提供统一的现代国家叙事。 第十章:蒋介石的“削藩”艺术:瓦解与收编 细致分析了蒋介石在统一过程中,如何运用军事打击、政治分化和经济拉拢相结合的手段,分化瓦解直系残余和旧奉系势力。重点分析了“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等关键冲突中的战略部署和政治博弈。 --- 第四部分:退守与变异:后军阀时代的政治生态 北伐结束后,虽然名义上实现了统一,但地方实力派并未完全消失,而是转入了隐蔽或半公开的生存状态,成为国民政府统治结构中的复杂变量。 第十一章:地方实力派的“半独立”状态 研究了在蒋介石“党国”体系下,如阎锡山的晋系、盛世才的新疆统治等,这些被保留下来的地方势力是如何在军事、经济上维持相对独立性,并成为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筹码。 第十二章:阎锡山的“模范省”实践与体制内的制衡 详细考察了晋系在山西的长期经营,分析了阎锡山如何通过发展公营工业和实行独特的财政政策,在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中,实现了长期的权力自持。 第十三章:边缘的军阀:边疆的军事化统治 考察了马家军(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军事强人(如滇黔桂的土司武装转化),这些势力如何与中央政府进行“实用主义”的合作,维持其独特的军事和文化自治。 --- 第五部分:终局:战争的洗礼与历史的裁决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将目光投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探讨了战争的残酷性如何最终终结了军阀时代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合法性。 第十四章:抗战的熔炉:军阀力量的消耗与重组 分析了抗战期间,地方实力派武装在正面战场上的表现及其伤亡情况。探讨了战争如何迫使他们进一步依赖中央财政和军事援助,加速了其军事力量的中央化和国家化进程。 第十五章:解放战争:意识形态的最终审判 研究了在解放战争后期,原有的军阀部队(如国民党内部的杂牌军、投诚部队)在面对解放军的革命战争模式时,其旧有的军事文化和忠诚体系的彻底崩溃。 第十六章:历史的遗产:军阀时代的谢幕与影响 总结了军阀时代对中国现代化的复杂影响——一方面,他们是国家分裂的罪魁祸首;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强人也无意中推动了特定区域的经济现代化和教育普及。最终,本书论证了军阀时代的终结,是中国建立现代中央集权民族国家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充满暴力与变革的一环。 --- 本书参考了大量档案文献、回忆录及军事史料,力求以严谨的学术态度,为读者勾勒出这一波澜壮阔、塑造了中国近现代历史走向的特殊群体的全貌。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自序

01 文革初起  林彪与陶铸密函向国府输诚
02 抗战后期 林彪与军统戴笠曾秘密会晤
03 上井岗山 林彪与毛泽东历史关系发展
04 建政初期 被削兵权毛利用林彪搞斗争
05 掌国防部 林彪惊觉毛要搞大政治斗争
06 文革爆发 林彪陶铸窜升陶铸旋即被斗
07 斗争贺龙 林彪支持二月逆流怒赶江青
08 斗争刘邓 毛泽东耍阴险林彪不寒而慄
09 武斗夺权 毛谋张春桥接班江青夺军权
10 不寄信任 毛斗军队高层削弱林彪军权
11 毛林分歧 九大爆抓革命与促生产之争
12 中苏冲突 林彪一号令成篡党夺权证据
13 首次交锋 九届二中全会斗争毛胜林败
14 批陈整风 毛南巡阴谋布局图斗争林彪
15 虎子谋反 五七一工程纪要内容与争议
16 危机时刻 林彪最后几日犊虎有勇无谋
17 被毛逼逃 林彪出走折戟外蒙含恨冤死
18 批林整风 毛斗争军干责任全诿罪林彪
19 林彪崇儒 毛自比始皇批孔批周又扬秦
20 平反林彪 未来史家会给林彪公正评价

附录一 林彪与陶铸简历
附录二 「五七一工程纪要」全文
附录三 中共中央中发(一九七三年)三十四号文件 「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附录四 中共中央「林彪与孔孟之道」文件

参考资料

图书序言

  一九九四年夏,曾任国府国防部前情报局局长张式琦将军电召笔者前往其官邸,谓有个人保管文件相赠。张将军为国军着名儒将,具有极丰富的军事与情报素养,尤擅地缘政治之研究,受知于层峰。张将军退役后,应聘台北淡江大学,创办国际战略研究所,出任首任所长,培育国内战略英才无数,素为军界和学界所敬重。笔者有幸曾追随将军多年,承受教诲极多,且屡受提携,铭感五内。故将军有召,欣然前往,获赠张将军前任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主任时,亲笔誊抄之三封重要函件,以及与该三封信相关的新闻报导。

  这三封信,正是外界传闻已久的中共前副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和时任中共核心领导排名第四的陶铸二人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联名密函,透过居港国军退役将领周游与蒋介石总统联系输诚;和国府请周游将军回函,以及居间传信人萧正仪(黄埔同学录为「谊」)回大陆后来信。张将军特别面嘱:妥慎保管,作为将来国共关系史料研究。

  笔者因工作关系,长期接触中共事务,对中共问题研究,素具兴趣。看过这三封信后,初时不敢置信,甫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获得毛泽东钦定为亲密战友和接班人,陶铸亦刚于五月自广东省委书记调升中共中央,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不到三个月,也在此次全会中,经毛泽东提名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排名在毛、林、周(恩来)之后,位居第四号人物。林、陶二人地位正处巅峰,前程似锦之际,离开全会不过两个多月,即背弃毛泽东,密向国府联系投诚,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随着时日迁移,中共内部密而不宣的有关「林彪事件」资料不断洩露出来,原先认为不可能的事,反而变成有可能了。

  笔者发现林彪长期以来,内心就对毛泽东不满。从「林彪事件」后,中共透露的「林彪工作手册」,和二○○六年洩漏出来的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一年林妻叶群纪录林彪口授的「工作札记」,都大量记载了林彪对毛泽东斗争阴谋的不齿,和对毛残酷斗争手段之恐惧。

  在一九六四年,他就发现毛泽东要利用他斗争刘少奇,感觉到毛「突然发炮,搞政治袭击,比赫鲁晓夫对死人(指史大林)搞政治袭击,来得更狠心。」一九六五年,他又说毛「要整人,要搞垮人了。」一九六六年五月,毛泽东正式发动「文化大革命」,林彪「工作札记」说:「老毛施阳谋外出(南巡),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指「五.一六」通知□□发动文革的文件)铲除刘、周、邓(小平),这是毛的阴谋。」

  所以,八月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林彪称病躲到大连,不愿参加会议,被毛泽东以林彪不到不开会的「休会」方式,硬逼林彪到会,并强令林彪担任接班人,林彪当面请辞,又提书面辞呈,毛泽东均不让步,硬把林彪绑鸭子上架,逼上接班人位子。会后,林彪回到家中,怒将毛写给他要他当接班人的字条撕碎丢进痰盂。在在显示:林彪不想担任接班人,更不想步刘少奇后尘被斗。

  林彪儿子林立果谋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就说:「从几十年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开始被他(指毛泽东)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的死刑?」「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的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人。」林彪对毛泽东的了解当然比乃子更透澈,深知伴君如伴虎,这与他与陶铸来信所说:「吾人处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朝荣夕枯,诡变莫测。」颇为吻合。

  林彪在抗日期间,因曾受枪伤,未能好好治疗,健康不佳,怕光、怕风、怕水、怕汗,身体远不如毛泽东,也未必活得过毛泽东,故深知毛泽东要他当接班人,不是出于真心诚意,而是利用他担任国防部长,和在军队中的威望,为毛泽东掌握军队,防堵因斗争刘少奇而可能发生的军变。在林彪当上接班人后,事实也证明毛泽东授与他的权力十分小,既不能与刘少奇过去所拥有的权力相比,也不如周恩来,甚至「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等「文革帮」(「四人帮」是林彪死后,王洪文自上海调入中央后才形成)也不把他看在眼里,极尽手段插手军队,企图夺取军权。

  林彪和陶铸二人,私交甚笃。二人不但是黄埔军校前后期(四、五两期)同学,一同参加「南昌起义(暴动)」,而且陶铸自一九四五年,林彪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起,即长期追随林彪,深受林彪的信任与重用。平津战役时,林彪曾派陶铸进入北平与国军华北剿总傅作义谈判,达成和平「解放」北平协议。后来并担任林彪的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一九五○年,林彪夺取海南岛后,陶铸先后出任广西、广东两省之党政领导人,并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都与林彪的拔擢有关,足见两人私谊之深。陶铸是能够不经事先安排,可以自由进出林彪官邸的唯二朋友之一(另一人为粟裕)。林妻叶群与陶妻曾志二人在延安时,曾是室友,所以两家关系良好。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出,夺得政权后,曾志曾向邓小平建议给予林彪平反。

  陶铸自一九六六年五月从地方调入中央后,即因派「工作组」进入大专院校,领导学生推动文革一事,得罪了毛泽东。当时毛以他初入中央,而未计较。但陶在八月升任中央第四号领导人后,毛泽东、江青希望陶铸能配合斗争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却以刘、邓所犯错误,属于「内部矛盾」,在党内进行批判即可,不必恶化为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斗争,引起毛大大的不悦。

  陶铸未警觉到已身处险境,而在「新华社」事先送审预定这年「十.一国庆」当天发表的国家领导人照片中,发现没有刘、邓照片,他认为刘少奇至少还是国家主席,邓小会」方式,硬逼林彪到会,并强令林彪担任接班人,林彪当面请辞,又提书面辞呈,毛泽东均不让步,硬把林彪绑鸭子上架,逼上接班人位子。会后,林彪回到家中,怒将毛写给他要他当接班人的字条撕碎丢进痰盂。在在显示:林彪不想担任接班人,更不想步刘少奇后尘被斗。

  林彪儿子林立果谋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就说:「从几十年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开始被他(指毛泽东)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的死刑?」「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的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人。」林彪对毛泽东的了解当然比乃子更透澈,深知伴君如伴虎,这与他与陶铸来信所说:「吾人处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朝荣夕枯,诡变莫测。」颇为吻合。

  林彪在抗日期间,因曾受枪伤,未能好好治疗,健康不佳,怕光、怕风、怕水、怕汗,身体远不如毛泽东,也未必活得过毛泽东,故深知毛泽东要他当接班人,不是出于真心诚意,而是利用他担任国防部长,和在军队中的威望,为毛泽东掌握军队,防堵因斗争刘少奇而可能发生的军变。在林彪当上接班人后,事实也证明毛泽东授与他的权力十分小,既不能与刘少奇过去所拥有的权力相比,也不如周恩来,甚至「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等「文革帮」(「四人帮」是林彪死后,王洪文自上海调入中央后才形成)也不把他看在眼里,极尽手段插手军队,企图夺取军权。

  林彪和陶铸二人,私交甚笃。二人不但是黄埔军校前后期(四、五两期)同学,一同参加「南昌起义(暴动)」,而且陶铸自一九四五年,林彪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起,即长期追随林彪,深受林彪的信任与重用。平津战役时,林彪曾派陶铸进入北平与国军华北剿总傅作义谈判,达成和平「解放」北平协议。后来并担任林彪的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一九五○年,林彪夺取海南岛后,陶铸先后出任广西、广东两省之党政领导人,并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都与林彪的拔擢有关,足见两人私谊之深。陶铸是能够不经事先安排,可以自由进出林彪官邸的唯二朋友之一(另一人为粟裕)。林妻叶群与陶妻曾志二人在延安时,曾是室友,所以两家关系良好。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出,夺得政权后,曾志曾向邓小平建议给予林彪平反。

  陶铸自一九六六年五月从地方调入中央后,即因派「工作组」进入大专院校,领导学生推动文革一事,得罪了毛泽东。当时毛以他初入中央,而未计较。但陶在八月升任中央第四号领导人后,毛泽东、江青希望陶铸能配合斗争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却以刘、邓所犯错误,属于「内部矛盾」,在党内进行批判即可,不必恶化为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斗争,引起毛大大的不悦。

  陶铸未警觉到已身处险境,而在「新华社」事先送审预定这年「十.一国庆」当天发表的国家领导人照片中,发现没有刘、邓照片,他认为刘少奇至少还是国家主席,邓小出走前,他强调他是个民族主义者,且其出逃专机,飞抵蒙苏边境时,又折返北京飞,说明他无逃苏之意愿。

  这一事实,说明林彪在出走时,可能确有南下广州之打算,当时叶群也说是去广州,甚至说「去香港也行」,这也旁证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林彪、陶铸二人为何会试图与国府联系,虽然仍是投「敌」,至少不是叛「国」。

  如果质疑林彪是为中共夺得政权最重要功臣之一,他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国军失败的三大战役,他就打了两个(即辽沈和平津两战役,未参加的是淮海战役,我方称为辽西、平津、徐蚌会战),把国府彻底撵出大陆,退据海岛一隅,是台湾人民恨之入骨的主要敌人之一,林彪为何仍敢写信向老校长蒋介石总统输诚呢?这一谜底,可在一九四二、三年间,林彪两度与国府接触过程中找到答案。

  一九四二年一月,林彪从苏联疗伤返国,自迪化(今乌鲁木齐)返延安途中,时任国府委员长的蒋介石下令沿途党政军一律不得留难,并极力加以影响。同时指示军统局长戴笠「以礼相待,护送延安。」林彪途经西安时,毛泽东也特别指示林彪暂停留该地,从事对国军统战,再返延安。据林彪四期同学文强侄子文先生(要求隐匿其名)告诉笔者,林彪在西安期间,经其伯父文强安排,林彪和戴笠曾经秘密接触会谈,在座者还有其父,即文强胞弟文子瞻,林彪亲口承诺戴笠,留在中共党内,为国府工作。二月中旬,林彪返回延安后,文强即由军统派驻西安。一九四五年,林彪为毛泽东派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后,文强也随即由戴笠改派东北,极可能负责与林彪之间的秘密联络任务。

  据英文《亚洲周刊》一九九四年二月二日报导:澳洲记者韩培德访据淡江大学李子弋教授称:蒋介石总统秘书陶希圣曾向其透露,林彪在抗战后曾被毛泽东派赴重庆见蒋委员长,林彪向蒋表示:「毛这个人疑心太重」,「我尽管身在共产党内,将来校长一定晓得我能为国家做什么事。」蒋因此指示戴笠副手郑介民与林彪详谈。

  经笔者查证,林彪不是在日本投降后赴重庆见蒋委员长,而是抗战末期,于一九四二年十月,以毛泽东个人代表身分赴重庆,曾于当年十月十三日、十二月十六日,和次(一九四三)年六月七日,三次面见蒋委员长。第一次谈话时林彪有这样两段话,纪录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中,他说:「我个人的经历也可说明,激于爱国之热忱,本于救国之一念,投身黄埔,加入国民党。至今在我脑海中,犹存校长当日之教诲。后来认识到共产党也属救国,就加入了。」又说:「凡属中共党员,皆未读过很多的共产主义书籍,只是目击中国现状之不堪,激于义愤,心切雪耻救国才加入的。」林彪似是在说明他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基于爱国与救国情操,才加入中共。

  林彪在苏疗伤期间,曾大量阅读马列书籍,是否因而醒悟,不得而知。但是林彪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十分崇儒,因儒家思想与共产主义相冲突,从这个角度看林彪的内心,不难了解他为何有这种说法。林彪在重庆期间,与军统戴笠、郑介民均有公开见面,接受戴、郑之宴请,但周恩来均在座。周也会监视林彪在重庆的活动,回报延安,因此陶希圣说林在重庆与郑介民有过密谈,可能性不高。

  林彪在抗战末期,是否确曾向蒋介石,或戴笠作过某种承诺,笔者未能找到直接证据,除前述文先生证明外,陶希圣也说,蒋介石在获知林彪坠机而亡后,曾经流泪。这是蒋介石唯一一次为他在中共党内的诸多学生死亡流泪,或可作为一个旁证。

  既然林彪有可能对蒋、戴曾有所承诺,那为何他会率军从东北打到东南,背信毁诺呢?笔者分析原因可能有二:

  林彪认为蒋介石不相信他,国府前国防部长高魁元(林彪同学)亦证实此点,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即批评林彪「无智低能」。所以林彪在东北,特意将蒋最亲信学生之一的杜聿明彻底打败,以证明他的才能与作战能力。而蒋介石曾飞东北指导作战,也可能引起林彪猜疑,蒋要消灭他和他的部队,激起了他的斗志。

  戴笠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空难死亡,林彪与蒋介石间的联系中断,文强并无管道直通层峰。而且戴笠死后,文强在军统内未获重视,而脱离军统。其次,在东北国共两军对峙作战时,林彪与文强间的联系,也恐难维持畅通。林彪因此成了过河卒子,只有回到效忠毛泽东一途了,他是在戴笠死后半年余,才于当年十月在东北反守为攻,击溃杜聿明。

  中共建政后,林彪完全变了一个人,表现出淡泊名志,「不争官、不争位、不争名、不争权」的政治倾向,也不多与人交往。但是毛泽东在历次发动的政治斗争运动中,都会先争取林彪,站在与毛同一立场,助毛激烈斗争异己,如斗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因此,中共军委的老帅老将,多对林彪斗争同侪颇有不满。但林彪私下则认为彭、刘、邓和其他被打倒的党、政、军干都没有犯错,并批评毛泽东搞阴谋诡计、「爱玩权术」、「言行不一」。

  在毛泽东发动「三面红旗」的大跃进期间,造成全国饥荒,民不聊生,刘少奇为此召开「七千人大会」,检讨大跃进政策,全国与会各级干部批评矛头全指向毛泽东,毛被迫作了自我检讨,唯独林彪一人站出来为毛辩护,让毛感激不已。背后,林彪却说毛泽东的大跃进「全凭幻想」。毛泽东不知林彪对他也是「表里不一」,以为林彪对他死忠,所以利用林彪打倒彭德怀,就由林彪接任彭之国防部长;利用林彪打倒刘少奇,就由林彪接任接班人。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利用群众的盲目,鼓动武斗和全面夺权,一举打倒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全国干部。毛泽东是个有仇必报的暴君,林彪在这中间都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但在文革期间,他与「文革帮」明争暗斗,支持军委会之老帅老将批评「文革帮」,他的过度吹捧毛泽东,也似乎有高高举起,让毛重重摔下之意。令人怀疑,他是否在实践对蒋介石的承诺:「将来校长一定晓得我能为国家做什么事」。而蒋介石亦能体会,在林彪坠机死后,因而流泪?

  毛泽东熟读中国帝王学,他一生最欣赏的历史人物是秦始皇、刘邦、朱元璋、曹操等人。毛泽东在取得政权后,为巩固他的「帝」位,凡对他权位构成威胁,或在历史上曾得罪过他的人,无一能够逃过他的斗争。

  林彪在延安时期,已见识过毛泽东对威胁到他领导地位的王明、张国焘斗争的残酷无情,早已判断毛泽东在建政后,也将步上「诛杀功臣」之路。中共取得政权后,他曾请求毛泽东派他到地方上当一个小官,脱离政治核心,毛未答应。所以他婉拒出任「抗美援朝志愿军」司令,远赴苏联养病。返国后,特意保持低调,表现无政治野心,不争名位,内心就是不想步上历代建国功臣被杀之后尘。但历史偏要开他的玩笑,他越不争名位,越想脱离政治圈,毛泽东越要利用他斗争异己,越要给予他名位。

  林彪为求自保,在军中在社会上发起各种吹捧毛泽东的活动,极尽谄媚能事,最后甚至发展到「造神」运动。在出任接班人后,他对于公务採取「大撒手」作法,中央政治局工作,全让周恩来主持,军委会委由叶剑英负责,除非不得已,他不与会,甚至毛泽东主持的会议,能不参加就不参加,他有个「三不三要」政策,「林彪工作手册」写道:「三不是:(一)、不干扰人之决心(免己负责,免争领导之嫌)(不建言);(二)、不批评;(三)、不报坏消息(去影射之嫌)。三要:要回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他不过问公事,但在任何他必须出席的政治会议上,他一定大树特树毛泽东的威望,在他讲话中,「毛泽东」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人、圣人。而私下,在林彪的「工作手册」与「札记」中,对毛的批评,真是入木三分,赤裸裸地揭露了毛的诡诈阴险。

  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之前,需要林彪的吹捧,重塑「七千人大会」后失去的威望,并支持他斗争刘少奇,和打倒全国各级干部。但是等到打倒刘少奇,和在全国利用红卫兵夺取各级机构权力后,毛泽东开始对林彪的谄媚感到厌烦,他对林彪吹捧他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突然表示:「谁封我四个官啊!」又说:「四个伟大,讨人嫌!」原因是他认为天下是他领导打下来的,我的伟大岂是你林彪授与的。毛泽东的这种心态,在一九五五年授与十大元帅和十大将时已表现出来,当时大家建议授与毛泽东大元帅头衔,为毛拒绝,理由很简单,在毛心里只有「自称为帝」,绝无「被封为王」的道理。

  毛泽东对林彪的不满,也随着文革发展日益升高,尤其对任何聚会,在三唿「毛主席万岁」后,必喊的「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表示「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吓得林彪写信给各级机构要求不要再祝他身体健康了。

  毛、林的分歧与斗争,在斗争刘、邓后,註定迟早要来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本就无意交班给林彪,他属意的是「文革帮」的张春桥。其次是毛泽东无意结束文革,而故意制造一个假象,让林彪以为毛泽东预定一九六九年「九大」时结束文革,因此林彪在毛泽东指示下召集陈伯达撰写「九大」政治报告时,就把重点放在「促生产」上,希望能够将文革所造成的社会动乱,恢复正常,并让被破坏的工业、农业能够回复生产,改善人民生计。但是毛泽东却背着林彪指示张春桥、姚文元撰写「继续革命论」,作为「九大」政治报告,并由林彪报告。林彪心中虽有不满,但强忍下来,毛泽东未能抓到把柄斗争林彪。

  「九大」后,毛泽东对刘少奇被打倒遗留的「国家主席」一职,三易其指示,第一次说国家应该要设「主席」;第二次说:「不设国家主席,要设你们设」;第三次则坚持「不设国家主席」。周恩来主张要设「国家主席」,「文革帮」照毛泽东指示在会议上反对设置。周恩来请与会之叶群征询林彪意见,林彪经过二十多天慎思考虑后建议应设「国家主席」,并请毛泽东兼任该职,副主席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并表示他个人不宜担任这些职务。在当时毛泽东的高压肃杀氛围下,林彪必须要如此表态,否则毛一翻脸,林彪就要背负「反毛」的政治罪名。毛仍坚持不设国家主席后,林彪即未再发表意见。但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南巡部署斗争林彪时,就变成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九.一三」之后,「设国家主席」又成为林彪的「反党政治纲领」的证据。

  一九七○年七月下旬,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八一建军节」社论,陈伯达与张春桥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字中的「毛主席和」四字发生争执,陈伯达认为与前文重复,主张删除,张春桥坚持保留。争议送到毛泽东处,毛同意删除。然而毛南巡时,却将不满算在林彪头上,他说:「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就不能指挥吗?」。林彪的罪名又加上了阴谋篡夺毛之军权。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前,张春桥和吴法宪(空军司令员,林彪的四大将之一)在「修改宪章起草小组」会议上,对草稿中有关毛泽东的「天才论」提法发生激烈争执。所谓「天才论」是林彪媚毛提出的「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曾夸奖有加,这时却变成了错误,毛说这是对他的「讽刺」。张春桥坚持删掉这段文字。吴法宪反对,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由于林彪素来不满张春桥作为,于在会前征得毛泽东同意可以批判「反天才论」,「但不要点张春桥的名字」。林彪在会上照毛指示未指名张春桥,强烈批判了「反天才论」。与会代表很快知道矛头指向张春桥,引起了共鸣,纷纷要求「把人揪出来」。江青、张春桥情急,哭求毛泽东。毛也眼看会议失控,有再度面临「七千人大会」情况,于是找林彪安抚说:「张春桥这个人再看他两年」,「两年后我就不干了,把班交给你」,到时张「交给你处理」。然后即在会上揪斗陈伯达,发起「批陈整风运动」,矛头指向林彪。会后毛说:「名为反张春桥,实为反我」。

  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决定打倒林彪,先在北京採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毛用语)三种手段,削弱林大」政治报告时,就把重点放在「促生产」上,希望能够将文革所造成的社会动乱,恢复正常,并让被破坏的工业、农业能够回复生产,改善人民生计。但是毛泽东却背着林彪指示张春桥、姚文元撰写「继续革命论」,作为「九大」政治报告,并由林彪报告。林彪心中虽有不满,但强忍下来,毛泽东未能抓到把柄斗争林彪。

  「九大」后,毛泽东对刘少奇被打倒遗留的「国家主席」一职,三易其指示,第一次说国家应该要设「主席」;第二次说:「不设国家主席,要设你们设」;第三次则坚持「不设国家主席」。周恩来主张要设「国家主席」,「文革帮」照毛泽东指示在会议上反对设置。周恩来请与会之叶群征询林彪意见,林彪经过二十多天慎思考虑后建议应设「国家主席」,并请毛泽东兼任该职,副主席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并表示他个人不宜担任这些职务。在当时毛泽东的高压肃杀氛围下,林彪必须要如此表态,否则毛一翻脸,林彪就要背负「反毛」的政治罪名。毛仍坚持不设国家主席后,林彪即未再发表意见。但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南巡部署斗争林彪时,就变成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九.一三」之后,「设国家主席」又成为林彪的「反党政治纲领」的证据。

  一九七○年七月下旬,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八一建军节」社论,陈伯达与张春桥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字中的「毛主席和」四字发生争执,陈伯达认为与前文重复,主张删除,张春桥坚持保留。争议送到毛泽东处,毛同意删除。然而毛南巡时,却将不满算在林彪头上,他说:「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就不能指挥吗?」。林彪的罪名又加上了阴谋篡夺毛之军权。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前,张春桥和吴法宪(空军司令员,林彪的四大将之一)在「修改宪章起草小组」会议上,对草稿中有关毛泽东的「天才论」提法发生激烈争执。所谓「天才论」是林彪媚毛提出的「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曾夸奖有加,这时却变成了错误,毛说这是对他的「讽刺」。张春桥坚持删掉这段文字。吴法宪反对,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由于林彪素来不满张春桥作为,于在会前征得毛泽东同意可以批判「反天才论」,「但不要点张春桥的名字」。林彪在会上照毛指示未指名张春桥,强烈批判了「反天才论」。与会代表很快知道矛头指向张春桥,引起了共鸣,纷纷要求「把人揪出来」。江青、张春桥情急,哭求毛泽东。毛也眼看会议失控,有再度面临「七千人大会」情况,于是找林彪安抚说:「张春桥这个人再看他两年」,「两年后我就不干了,把班交给你」,到时张「交给你处理」。然后即在会上揪斗陈伯达,发起「批陈整风运动」,矛头指向林彪。会后毛说:「名为反张春桥,实为反我」。

  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决定打倒林彪,先在北京採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毛用语)三种手段,削弱林逃,冀求能有一线逃生机会,并痛心被亲生女儿出卖,盛怒之下,也弃之不顾。

  林彪出走前,叶群说去广州。飞机起飞后,确曾一度有朝南飞迹象。可能因林彪在机上,安眠药力发作昏睡,且飞机油料不足,和逃苏路线最近,叶群母子擅改行程北逃苏联。等飞机进入外蒙境内后不久,约在九月十三日凌晨二时前后,林彪甦醒,不同意飞往苏联,指示飞机折返中国,这时他或许抱有宁被斗被杀,也不愿背负「叛国投苏」罪名,终在折返途中,飞机迫降外蒙温都尔汗地区失败,机毁人亡,留下千古之谜。

  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近一个月的十月七日,中共「始」查获林立果所拟「五七一(武装起义谐音)工程纪要」,中共指为林彪的「反革命政变计划」。但在「林案」被牵连所有活着的中共干部中,除在逃亡途中畏死不敢自杀投降的李伟信表示仅听过有此计划,但未曾看过内容外,包括四大将和「联合舰队」其他成员在内,竟无一人听过有这一份「纪要」,因此迄今有不少学者专家怀疑系中共伪造,加罪于林彪的假证据。

  毛泽东在「九.一三」之后,不放弃鞭尸林彪,他将「批陈整风」运动,调整为「批陈批林」,再发展为「批林批孔」运动,这个「孔」指的是孔夫子。孔子与林彪有什么关连,毛泽东恨林彪,何以连累到孔圣人呢?许多学者认为是毛泽东要摧毁中华文化,这也许是毛泽东久藏内心的一个想法。但毛泽东没有这样「伟大」,他在这时要把「批林批孔」联系在一起,只是因为搜查林彪住所时,发现林彪十分崇儒,他书写之条幅,全引用儒家言论,并制作许多孔孟言论卡片。而且「五七一工程纪要」(多数学者仍认为可信)批评毛泽东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毛泽东自觉是秦始皇,但批评他「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行孔孟之道」的封建者,他不能接受,因为这会危及他担任「共产党主席」的地位,极大伤害他争取作为国际共产世界领袖的野心,所以他必须在「批林」同时一併「批孔」,林彪隐然成了孔子第七十三名弟子。毛泽东觉得「批孔」还不够,还须要「扬秦」,以巩固他的权位。

  毛妻江青这时显露出她企图接班野心,她利用「批林批孔扬秦」运动,进一步发展为「儒法斗争」为她接班造势。江青不但自居为「吕后」,还想当一代女皇「武则天」,她先后发表了「法家人物介绍:吕后」、「古代杰出女政治家武则天」等文章。所幸毛泽东尚有一丝理性,知道江青不得人心,未交班给江青。

  毛泽东晚年最想斗争的对象,其实是周恩来。斗争刘少奇时,未能一併斗倒周恩来,是他一大憾事。「批林批孔」到一个阶段后,他终于在一九七四年时说:「现在是到了批周公的时候了!」但是中共不骂周公,而是批判吕不韦(秦始皇的宰相)等一些历史上之宰相、丞相,江青更露骨说:「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国际媒体说:中国「现代大儒是周恩来」。这时,周恩来已是癌末,毛泽东要斗倒周恩来,逃,冀求能有一线逃生机会,并痛心被亲生女儿出卖,盛怒之下,也弃之不顾。

  林彪出走前,叶群说去广州。飞机起飞后,确曾一度有朝南飞迹象。可能因林彪在机上,安眠药力发作昏睡,且飞机油料不足,和逃苏路线最近,叶群母子擅改行程北逃苏联。等飞机进入外蒙境内后不久,约在九月十三日凌晨二时前后,林彪甦醒,不同意飞往苏联,指示飞机折返中国,这时他或许抱有宁被斗被杀,也不愿背负「叛国投苏」罪名,终在折返途中,飞机迫降外蒙温都尔汗地区失败,机毁人亡,留下千古之谜。

  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近一个月的十月七日,中共「始」查获林立果所拟「五七一(武装起义谐音)工程纪要」

图书试读

【03 上井岗山 林彪与毛泽东历史关系发展】

  林彪与毛泽东之间历史上的关系,要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林彪随朱德率领的「南昌暴动」(中共称「起义」)失败后的残余部队到井岗山与毛泽东的红军会合时谈起。两军会师后,朱德陪同毛泽东巡视部队,见一个「娃娃」正在对部队讲话:「一下说这个土匪,一下说那个军阀,只要有枪,就有块天下。我们也有枪,红军也能坐天下!」同行的陈毅向毛泽东介绍:「这位营长林彪,最近指挥两次作战都胜了」。毛对林彪说:「你这么年轻,既敢打,又巧打,很不错啊!」林彪从此受到毛的注意。

  在这个时期,朱德非常看重林彪。当时林彪年仅二十一岁,充满革命热情。在上井岗山前,他是朱德的「工农革命军」一师一团一营营长,因表现出色,十一月升为团长,更让毛泽东重视林彪的才能。

  另一个引起毛泽东对林彪注意的原因,据毛泽东一九三七年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诺顿访问时提到「井岗山时代,红军已叫士兵们坚守三条简单的维持纪律的规则」(註:即「三大纪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在「一九二八年后,为了要获得农民阶级的拥护起见,在上面列举的三条之外,又加上了八条规则,最末两条是林彪加上的。」八条规则之前六项为:上门板、捆舖草;说话和平,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害东西要赔;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林彪加上的两条是「买东西要付钱」和「要讲卫生,盖厕所离家要远」。这八项规则又称为「八项注意」。

  毛泽东天生爱斗,朱毛两部「会师」井岗山后,时间久了,两人间的矛盾也就逐渐浮现,慢慢有了磨擦。当时朱德的红四军中,曾参加「南昌暴动」的干部,在整个红军军官中佔了优势,而且多系部队领导干部,这对毛泽东是很大的威胁。毛缺的就是领导干部,他深恐朱德因此夺取了他在井岗山的领导权,而林彪正是这群干部中的指标人物,毛泽东因而有意拉拢林彪。

  林彪在衡量了朱毛二人矛盾后,选择站在毛泽东这一边,他把红四军中视朱德为旧军官出身的旧军阀流言、和讽刺朱德的顺口熘等,私下蒐整提供给毛泽东。毛如获至宝,将林彪原信印成小册子公开散发,引起朱德不满,朱毛二人因而在前委常委座谈会上发生激烈辩论。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写信给林彪,发洩其对朱德、陈毅等人不满,并感谢林彪对他的坚定支持。自此毛泽东视林彪为可寄予信任和重用的亲信干部,这封信后来收编在《毛泽东选集》一卷中。

  林彪选边站后不久,又写了一信向毛泽东请教关于革命形势和前途的问题。这正是毛泽东最感兴趣的事,他慎重其事的在一九三○年一月五日正式回信答覆林彪,并且将这封信印发给红四军和地方上的干部参阅。以当时毛泽东在井岗山的地位,林彪以一个红军中最年轻的团长,能与毛讨论革命前途大问题,并获得毛的重视与回覆,十分引人注目。这封信后来也收编在《毛泽东选集》一卷中,标题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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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看到关于“九一三事件”的记载,我总觉得有些东西是被省略了,或者被强行简化了,总有一种悬而未决的遗憾。这本书名《林彪的忠与逆:九一三事件重探》,就像是在对所有历史爱好者发出的邀请,去重新审视那段风云变幻的岁月。我期待这本书能够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解读林彪这个人,不仅仅是一个符号,一个标签,而是还原他作为一个鲜活的个体,在那个大时代背景下的选择与挣扎。我希望作者能够深入挖掘林彪的内心世界,他的思想演变,他的决策过程,以及他与毛泽东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本书的“重探”二字,让我相信它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也许是关于事件的起因,也许是关于林彪的真实意图,甚至是关于当时其他重要人物的扮演的角色。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大量的、来自不同角度的史料,并对其进行细致的分析和解读,帮助我理解“九一三事件”背后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和权力斗争。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带我走进历史的深处,去感受那个时代的风云激荡,去理解那些历史人物的无奈与悲哀,最终能够拨开迷雾,看到事情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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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本书的名字《林彪的忠与逆:九一三事件重探》,我立即被一种强烈的学术探究欲所吸引。我总觉得,关于“九一三事件”的讨论,往往流于表面,或者被意识形态所裹挟,缺乏真正深入的、基于史料的分析。这本书的“重探”二字,预示着作者将以一种更加审慎、更加批判的态度,去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我期待作者能够运用最前沿的研究方法,或许是引入一些新的考古发现,或者是对原有史料进行重新梳理和解读,从而为我们呈现一个更接近真相的版本。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全面地展示林彪从“接班人”到“叛徒”的转变过程,对其“忠”与“逆”的界定,进行深入的学术辩论。这不仅仅是对林彪个人品性的评判,更是对那个时代政治生态的深刻洞察。我希望书中能够提供扎实的证据,严谨的论证,让我们能够看到事件发生的逻辑链条,理解其中牵涉到的多方势力和复杂因素。这本书的出版,对我而言,是期待已久的一场思想盛宴,我渴望通过它,能够对“九一三事件”有一个更加立体、更加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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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这本书,我首先被它沉甸甸的分量所吸引,这不仅仅是纸张的厚度,更预示着内容的丰富和深度的挖掘。我一直对“九一三事件”的诸多疑点耿耿于怀,无论是官方的解释,还是民间流传的说法,总感觉缺失了某些关键的拼图。这本书名《林彪的忠与逆:九一三事件重探》,仿佛是一把钥匙,预示着它将带领我深入历史的迷宫,去寻找那些被遗忘或刻意掩盖的真相。我特别期待作者能够运用全新的史料,或许是解密的档案,或许是当事人的回忆录,又或者是来自不同国家视角的观察,来构建一个更加完整、更加多元的历史图景。我希望这本书能展现出林彪在不同历史时期,其政治立场和思想的变化轨迹,他的“忠”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在怎样的情境下走向了“逆”?这其中必然涉及复杂的权力运作、人际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时代思潮的冲击。我渴望看到作者能够细致地剖析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博弈,也包括战略决策的考量、个人性格的影响,甚至是那些鲜为人知的细节。这本书的“重探”二字,让我相信它不会满足于简单的叙述,而是会进行一次颠覆性的、富有洞察力的重新解读,填补我心中长久以来对这段历史的认知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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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对中国近代史充满浓厚兴趣的读者,我对“九一三事件”始终抱持着一种复杂的情感,既有对历史必然性的思考,也有对个体命运的惋惜。这本书的书名《林彪的忠与逆:九一三事件重探》,无疑勾起了我内心深处的好奇与探求欲。我预想这本书的论述将是严谨且富有批判性的,它不会轻易地给人下定论,而是会带领读者一同经历一个层层剥茧、步步深入的探寻过程。我期待作者能够突破以往的叙事窠臼,从一个更加宏大的历史视角出发,去审视林彪这个人以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这本书的“重探”二字,让我相信它将不仅仅是重复前人的观点,而是会挑战一些既定的结论,挖掘出一些被忽视的细节,从而呈现出更加 nuanced 的历史面貌。我希望书中能够对“忠”与“逆”这两个概念进行深入的哲学和历史层面的探讨,分析它们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含义,以及林彪个人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游移与挣扎。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提供详实的证据链,用史料说话,用逻辑分析,让我能够跟随作者的视角,重新审视林彪的政治生涯,理解“九一三事件”的复杂性,并最终形成自己独立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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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对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心怀好奇,尤其是“九一三事件”这个绕不开的节点。每次在历史书上看到寥寥数语的记载,总觉得意犹未尽,心中涌起无数疑问。这本书名《林彪的忠与逆:九一三事件重探》瞬间抓住了我的眼球,一个“重探”更是点燃了我探究真相的渴望。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抛开既有的框架和成见,以更加客观、深入的视角,去剖析林彪这位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以及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事件。我希望作者能够不仅仅停留在事件的表面,而是深入挖掘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包括当时的政治环境、权力斗争的复杂性,以及林彪个人的思想转变和行为动机。一个优秀的“重探”,理应能够还原历史的复杂性,让读者看到一个更加立体、更加人性化的林彪,而非简单标签化的符号。书中对“忠”与“逆”的辩证探讨,更是让我充满了期待,这不仅仅是对林彪个人评价的疑问,更是对那个时代政治逻辑的拷问。我希望这本书能提供详实的史料支撑,严谨的论证分析,让我能够跟随作者的笔触,拨开历史的迷雾,触碰到那段尘封岁月的真相,理解那个时代背景下,个体选择与历史洪流的交织与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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