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本书汇聚了各种「边缘」与「非汉」儒学的面貌与课题，凸显了从地域、族系或社会阶层等不同「边缘」与儒学关联的多样性。其探讨主题，就地理意义的边缘来说，包含日本、琉球、内蒙古、台湾、东南亚等地的儒学；范围所及从中国到域外，从内陆到海洋。就族系意义而言，从台湾、海外的汉人到域内外非汉民族。就社会意义的边缘而言，则涉及耶稣会士、中国天主教人士以及东南亚华人移民与台湾的常民生活。就思想意义的边缘来说，除了日、琉以及蒙古等非汉民族之不同层面的儒学受容与转化问题外，亦包含台湾、东南亚等汉人海洋移民社会有别于中原主流儒学的发展过程与效应。这些论文的内容，多同时涉及不同层面意义的「边缘性」，体现本书从「核心∕边缘」、「汉∕非汉」的理论意义，以及以丰富「边缘」意涵开发儒学议题的构想。
作者简介
黄丽生
原籍广东合浦，1956年生于台湾苗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现任台湾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专任教授、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早年从事社会经济史、蒙古社会文化史研究，晚近则涉及边缘与非汉等儒学非主流课题以及海洋文化相关研究。着有《淮河流域的水利事业（1912-1937）─从公共工程看民初社会变迁之个案研究》、《从军事征掠到城市贸易：内蒙古归绥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14世纪中至20世纪初）》、《论阿勒坦汗传的撰史意识》、《蒙古意识与中国认同的纠葛》、《边缘与非汉─儒学及其非主流传播》等专书，以及〈近代内蒙古人民的生活图像〉、〈清代台湾儒学边缘位格的构成─以渡台仕儒的朱子论题为中心〉、〈海外离散的华人□儒教□变容〉、〈日帝时期韩儒朴殷植的开化意识与阳明学〉等论文数十篇。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引言 黄丽生 i
壹、谈日本儒学的「制度化」：以十七至十九世纪为中心… □本雅史着、田世民译 1
贰、琉球对儒学的受容 上里贤一着、陈玮芬译 21
参、明末耶稣会士对「理」的诠释及其影响：「理一分殊」与分科之理的遭遇… 徐光台 47
肆、清代蒙古族的汉文创作及其儒学 云峰 85
伍、清代蒙译儒学典籍及其流传 白．特木尔巴根 111
陆、儒学蒙古化与尹湛纳希的近代民族启蒙思想 扎拉嘎 129
柒、从布袋戏「云洲大儒侠」看儒学在台湾的常民化… 张崑将 157
捌、论儒家思想在当代马来群岛的转化与难题… 郑文泉 193
人名索引 253
名词索引 259
图书序言
引言∕黄丽生
壹
千百年来，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与变迁，儒学由中土传佈于中国周边的日、韩、琉球等国，对当地社会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亦由内地流传至蒙古、台湾等边区，近代以降更由华人移民传至海外侨地。我们或可以「边缘儒学」和「非汉儒学」来形容儒学在中原边缘和域外地区的传播及其总体效应。相对被视为核心∕主流的中原∕汉人的儒学，这些边缘或非汉地区的儒学，长期未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事实上，正由于其所具「边缘性」的独特意义，恰可提供今人有别于过去的视角，掘发儒学研究新的问题意识与诠释空间——例如儒学在边缘地区的传播，凸显了哪些普世的价值？儒学在边缘地区如何被吸纳、呈现与回应？表现了怎样的「风土化」特性？它与非汉民族原有的文化有何互动调融的关系？是否影响他们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是否涉及亚洲历史上权力结构的变迁与重整等等。这些课题不但是中国儒学本身的重要内容，亦与整个东亚儒学和文明发展的历史环节，紧扣相连。
公元2000年，在纪念朱熹逝世八百週年所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中，清华大学中文系杨儒宾教授曾以「边缘－核心」的理论意义，提出「朱子学的边缘与边缘的朱子学」的谈法与思考方向。杨教授以为：从儒学的观点来看，儒学本有其核心的命题、意义与价值，但它需要不断地再被诠释以体现新生的活力；而往往这些再诠释的角度，系来自于核心以外的「他者」（the others）。历代伟大儒者的出现，如朱子、程伊川、王阳明，概与当时主流思潮对反，而重新复活了儒家经典。故来自于「他者」的力量，对儒学的发展实有重要意义。「他者」即是所谓的「边缘」，「边缘」可以是学问的边缘，也可以是地区的边缘，朱熹和王船山都是处于边区的位置，而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反而更能对当时的主流思潮提出有力的抗争。此外，非汉民族的边缘位置，也曾促使满清雍正皇帝和日本儒者重新审思「夷夏之辨」的种种问题，其论述亦未必不符儒家原始本意，反而更凸显儒家有其超越族群与性别的普遍价值。总之，「边缘」的角度复活了儒家的经典；儒学的传布和发展，也丰富了「边缘」的价值。
公元2004年，国立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的计画总主持人黄俊杰教授则进一步归纳「边缘」提法的意涵，他认为「边缘」的意义至少包括三种可能性，亦认为相对于中心的「边缘」、相对于汉人的「非汉」应可为儒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地理意义的边缘，如位于中国周边的韩国、日本、琉球、越南等国家地区以及相对于中原内地之边疆地区如蒙古、台湾等地。
二、社会意义的边缘，如相对于汉人的少数民族、相对于中国主流社会的耶稣会士及其信徒、相对于一般儒生的民间宗教以及相对于马来社会而居于少数的东南亚华人移民等等。
三、思想意义的边缘，如相对于中原儒学之理、气、心、性等课题，非汉民族吸纳儒学时可能的转化、对儒家夷夏之辨的反思以及其他的新论题等等。
贰
基于以上学术构想和问题意识，2004年当时的国立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计画总主持人黄俊杰教授与「台湾儒学与教育文化研究室」召集人陈昭瑛教授的支持与领导下，举办了「边缘儒学与非汉儒学：东亚儒学的比较视野（17-20世纪）」（2004.3.16）与「边缘儒学与非汉儒学：台湾、内蒙古与东南亚的比较（17-20世纪）」（2004.5.24）两场学术研讨会，期由边缘和非汉的角度出发，讨论日、韩、蒙古、琉球、东南亚等地以及其它非核心儒学，并与台湾儒学相参照——蒙古儒学是属于中国内陆边缘的非汉儒学；日、韩、琉球则属于非中国之海洋边缘的非汉儒学；东南亚华人的儒学属于中国域外之海洋边缘的汉人儒学；明末以降的天主教儒学与中国民间宗教的儒学亦皆有其非核心性。台湾儒学较为特殊，其于明末迄于清代属于中国海洋边缘的汉人儒学；但1949年后，却以创造性的转化继承以及独特的时空地位，而跃昇儒学重镇。借由台湾儒学与其他边缘儒学和非汉儒学的探讨和对比，一则凸显儒学在不同「边缘」传佈发展的独特内容与课题，呈现儒学研究过去较被忽视的面向与意义；二则重新审思儒学有其超越「边缘与中心」、「汉与非汉」之普世价值的当代价值；并综此二层，探索回应前述问题的可能性。
此两场以「边缘儒学与非汉儒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汇聚了各个「边缘」儒学的面貌与课题，其贡献之一是凸显了从地域、族系或社会阶层等不同「边缘」的视角观照与儒学关联的多样性。所探讨的主题，就地理意义上的边缘来说，包含了韩国、日本、琉球、台湾、内蒙古、东南亚各地的儒学；就社会意义的边缘而言，则涉及了耶稣会士、中国天主教人士以及东南亚华人移民、内蒙古汉人移民与儒学的关联；就思想意义的边缘来说，儒学除了在韩、日、琉以及蒙古等非汉民族中引发了不同层面之受容与转化的问题外，亦在内蒙古和台湾等边区的汉人移民社会，表现出有别于中原主流儒学发展的过程与效应。这些论文的内容，多同时涉及不同层面意义的「边缘性」，印证了本会议从「核心∕边缘」、「汉∕非汉」的理论意义，以及以丰富的「边缘」意涵开发儒学议题的构想，确有进一步拓展的学术价值。
上述两场会议的各篇论文，在展现各个「边缘」与儒学关联多样性的同时，亦强烈反照出儒学研究另一种议题的迫切性：这个「核心∕边缘」、「汉∕非汉」对比架构所呈现之儒学非核心层面的多元丰富，是否仍存在着某些超越地域、族系或社会阶层共通的普世价值？它应如何被当代理解、诠释？这是循着「核心与边缘」进路所必然出现的问题意识。吾人若能适予回应，不但可深化「边缘」提法的理论意义，实亦助于釐清、充实所谓「东亚儒学」的内含及其现实意义。
两场会议「综合讨论」的引言内容，即表现了类似的关怀，也使「边缘」的切入点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如蔡仁厚教授和杨祖汉教授都提到了历史上儒学核心的移转和流动，并指出：旧有的「边缘」亦可能为新出的「核心」；时间空间的架构，可以人文价值加以转换。其想法实与前述杨儒宾教授「由边缘复活儒学生机」的提法相唿应，他们所强调的「人文价值」或「生机」内涵，都不可能不触及儒学的普世价值。张启雄教授则建议进一步思考：以儒学在东亚各地传佈发展的历史经验为基础，它是否可提供共同的价值资源以助创建东亚共同体的可能性？蒙古籍的宝力格教授亦指出：在全球化时代进行文明对话的潮流下，中国的各族或各地域有必要反思儒学的在地价值，以为向全世界发声的根据；无论从世界观或方法论上，儒家「和而不同」、「不同而和」的文化价值，尤待反思与总结。
参
本书各文即此两场会议的部份成果。其中，□本雅史的〈谈日本儒学的「制度化」：以十七至十九世纪为中心〉 指出：日本近世儒学的特质，在于儒学没有充分的制度化，也就是儒学知识的再生产，并没有在制度上被组织化。具体来说日本儒学具有两点特性：第一，没有科举制度；第二，几乎没有採行儒教上的祭祀和仪礼。这使儒学在日本并未成为统治阶级的独佔物，而有自由发展的空间，进而展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知性特质。亦即在日本，儒学系以个人的修习与实践道德为主轴，原本就未受到社会的特别期待；而日本政治的现实，也往往靠着与儒学理念相异的原理运作。
上里贤一的〈琉球对儒学的受容〉 则指出儒学传入琉球，一是借由日本僧侣（京都五山系）与萨摩儒者的媒介传来，以「首里」为根据地，发展出以萨摩训读结合日本僧门学问为特色的汉学，并普及于琉球士族等各阶层。二是因为中琉之间有密切的朝贡关系，而借由册封使、从客与官生、勤学等留学生直接从中国引进。来自中国的儒学传播，又可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是明初「闽人三十六姓」定居在那霸一角的「久米村」后，已有自明朝前来的教授团进入，形成以「明伦堂」为中心的据点，培育三十六姓子弟为中琉往来贸易的人才；其二是琉球国派遣到中国的「留学生」。早期留学生主要是由王公贵族中选派的「官生」，后期则以出身于久米村的「勤学」为主。「久米村」与「首里」两地，成为琉球儒学文化的中心，并在教育上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徐光台的〈明末耶稣会士对「理」的诠释与影响：「理一分殊」与分科之理的遭遇〉 ，以耶稣会士对「理」的诠释，讨论儒学与耶教以及西方现代文明相遇的处境。该文认为：在儒学传统中，自然知识处于较边缘的位置；程朱理学「理一分殊」的观念，虽认为万殊的自然事物与道德行为都是一理的体现，但从自然知识的观点来看，「理一分殊」下的一理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由分殊的自然事物来贯通形而上的一理；二是「理一分殊」合理化了「怪异」、「奇异」与星占等自然知识。在西学传入以前，前者滞碍难行，后者则缺乏相竞的学说予以批判。作者析论明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等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借由「格物穷理」之名引入西学，使原先似不相干的西学与程朱理学相遇——西学对「理」所涉及万物起源的概念和诠释，既挑战一理，也引入分科之理的知识理念；而且以原理或原因来解说自然现象的思维，提供了一种与儒学竞争的自然哲学。
三位蒙古族学者，则从不同角度讨论清代蒙古儒学发展的各种议题。 其中云峰的〈清代蒙古族的汉文创作及其儒学〉指出：早在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蒙古统治者就非常注重儒家文化，并出现了以汉文创作的蒙古族诗人、散曲家、杂剧家等；降至清代，再掀另一波蒙古族汉文创作的高潮。该文认为：清代中前期的蒙古族汉文作者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参加科举考试的蒙古八旗子弟，其二是元末隐姓埋名的蒙古族裔以及蒙古盟旗王公子弟。他们的汉文创作及其儒学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思想与实践；二、对科举考试及儒家经典的记载与研究；三、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等。迨至清代后期，大批儒家的经典、着作和汉文章回小说被译介到蒙古地区，儒学影响也随之深入蒙古社会。此时期蒙古族汉文作者，亦包括草原牧区的文人，并出现批判佛教、认同儒家入世主张和关心社会现实的思想。他们兼通蒙汉文，不但将蒙古文化融入汉文作品之中，亦对儒学传播蒙古地区有积极影响；其儒学或阐述理学，或具有浓厚的民本思想，有的更以实际作为体践儒家价值。
特木尔巴根的〈清代蒙译儒学典籍及其流传〉，首先简述蒙元时期儒学在蒙古地区传播的史实，说明蒙元提高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大力推进儒学典籍的翻译、诠释和传播，促使儒学普及于各色人种，并广泛传播于蒙古地区。次则阐述清代蒙古文人士子透过学校教育、科举和社会交往等三种基本途径接触儒学典籍，并概述多种清代蒙译儒学典籍的官刻本和民间钞本，提供了主流儒学研究较为陌生的讯息。该文最后各种蒙古儒臣的着作为例，说明清代蒙古儒学由翻译儒学典籍到阐释撰述的历史发展，凸显了清代蒙译儒学典籍在蒙古地区传播的客观事实，以及儒学对蒙汉民族文化交流的广泛影响。
扎拉嘎的〈儒学蒙古化与尹湛纳希的近代民族启蒙思想〉，系以出身于蒙古草原的尹湛纳希为例，呈现出晚清儒化蒙古知识份子最具思辨力和开创性的一面。作者指出：尹湛纳希系透过小说形塑和理论着述的方式传达自己的儒学思想和儒学诠释；常以儒学为理论根据，批评草原的佛教传统和清朝的蒙古政策，反思蒙古传统文化和民族宗教问题；并将儒学「修身治国」的义理，转换为追求蒙古民族发展和民族平等的理论。作者从「诚其意」和「去其辟」的民族平等观、成吉思汗「生而知之」的形象与民族文化本源观、儒释比较的民族文化发展观以及「孝」、「勿忘祖先」的民族自识观等面向，析论尹湛纳希的近代民族启蒙思想，并以尹湛纳希主张以「天、地、君、父」四大取代「三纲」的儒学改造思想探讨儒学蒙古化的问题。
张崑将的〈从布袋戏「云洲大儒侠」看儒学在台湾的常民化〉 ，从「儒学常民化」的角度，以庶民艺术布袋戏〈云州大儒侠〉为中心，析论儒学价值内涵如何透过民俗文化，自然地融入于一般庶民生活中，呈现出明清以迄日据时代台湾儒学发展的丰富议题。作者认为剧中「大儒侠史艳文」堪称台湾儒学价值常民化传播的最佳代表，这位儒侠的角色轰动台湾中下阶层，相当反映出其对儒学价值的认同面向。该文分析布袋戏作为台湾儒学常民化的各种表现特质：一、借由善恶二元对立和高潮迭起的戏剧特性，凸显人伦日用的道德价值和儒学义理。二、寓教化于表演艺术，将「士大夫菁英的儒学」转化为「普罗的常民儒学」；三、将通俗文学方言化，有效引起大众共鸣。作者并从剧中「儒侠」人物史艳文，分析常民儒学的忠孝仁义形象，兼论创造者黄海岱借由布袋戏表现抗议殖民统治的民族意识，并谓其剧本所传达「忠孝仁义」的儒家道德，系根植于中国文化的脉络，大异于殖民统治者在日本文化脉络下所宣扬的内涵。
郑文泉的〈论儒家思想在当代马来群岛的转化与难题〉， 系借由东南亚华人在异地延续儒学命脉的苦心孤诣，讨论存文保种的转化与难题。该文旨在析论儒家思想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三国自战后独立以来的转化，系对「仁」的思想涵意作出消极与积极两种不同的诠释与回应。前者以「共存共荣」的「平等」思想（消极诠释）而散见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二国华人之母语教育（华教）与孔教运动，是为「少数人的儒学」（Confucian-based of minority）。后者则于新加坡以「大一统」思想（积极诠释）打造儒家政府，是为「统治者的儒学」（Confucian-based of government）。但二者均面临了「族群儒学」（ethnic Confucianism）与「普世儒学」（universal Confucianism）的难题，如「普世儒学」仅限于新加坡一隅，而散佈群岛各地的「族群儒学」又有不能表现「以天下为一体」之虞，同证儒者「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之志，在当代马来群岛地区，尚有漫漫实践之途。
肆
如前所述，「边缘儒学与非汉儒学」的学术构想，不但凸显了儒学在「核心∕边缘」与「汉∕非汉」对照下的多元与殊异，实亦涉及超越殊异的共通价值内涵。唯整体而言，本书各文所呈现的，似较偏重儒学在不同「边缘」显发的多样议题，而未及深入论述超越殊异的共通价值。但透过对比和归纳，我们仍可从下列角度略窥本书各文，如何在「边缘儒学与非汉儒学」的框架呈现儒学超越殊异的共通价值：
一、认同儒学对普遍原理的肯定，如「仁」、「理」等相关的核心价值与平等思想。
二、对人之道德主体的肯定与期待，重视个人的诚意修身、道德实践以及历久弥新的应变动力。
三、对人文教化的重视，重视伦理德性的信念以及生活日用的规范。
四、重视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入世实用的精神。
五、对儒家经典的传习与诠释等。
「边缘儒学与非汉儒学」的提法是一项新的尝试，也是忠实唿应儒学传播长远历史的必然产物。此一构想所激发儒学研究的新兴面向与多元议题，多为学界主流过去所未及重视者。其对开拓、发展儒学研究领域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本书在此构想下，将儒学研究的视野，从汉人本位扩及于非汉民族，从中国本土扩及于东亚周边；其成果虽重在多元与殊异的面向，亦多少反映了儒学超越殊异的共通价值。唯学海无涯，「边缘儒学与非汉儒学」的学术园地，毕竟仍有广大开发、提昇的空间，有待学界同好共襄盛举。本书的出版，不但是初步成果的结集，亦表达了对此园地持续耕耘的深切期待。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出现，恰好解答了我长久以来对东亚地区文化交流和思想传播的一种困惑。我们常常习惯于从“中国中心论”的角度来理解儒学，认为它的传播就是一种单向的输出。然而，作者在这本书中，通过对17-20世纪非汉地区儒学的深入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这种理解的片面性。书中对朝鲜王朝的性理学如何融入本土的社会结构，对越南士大夫阶层如何在中法冲突的大背景下，重新诠释和运用儒家经典，以及琉球王国在夹缝中如何利用儒学维系其独特的政治与文化身份，这些章节的论述都极其精彩。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这些“边缘”儒学时，所展现出的对地方性知识和本土语境的尊重。他不是简单地将这些非汉儒学视为“变种”或“失落”的“正统”，而是将其看作是儒学在不同土壤上生根发芽、自我演化、并最终形成独特形态的鲜活实例。这种“比较视野”的运用，使得本书不仅仅是在描述事实，更是在探讨一种文化如何在异质环境中保持生命力，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寻找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本书将为我们理解东亚文化的内在联系与差异，提供一个全新的、更具深度的分析框架。
评分拿到这本《边缘儒学与非汉儒学：东亚儒学的比较视野（17-20世纪）》的初稿，就如同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深处，又横跨文化边界的大门。我着迷于作者如何在一个宏大的叙事框架下，细致地勾勒出儒学在不同“边缘”地带的生长与变异。尤其吸引我的是，它并没有简单地将儒学视为铁板一块的“正统”，而是敏锐地捕捉到了那些在中心之外，在不同文化语境下，与当地传统、宗教、甚至殖民经验发生碰撞与融合的儒学形态。书名中的“边缘”二字，在我看来，并非是贬低，而是一种重新发现的视角，它让我们看到，那些在主流话语中被忽视的角落，恰恰蕴藏着最生动的思想活力和最深刻的文化张力。作者在引言部分就已展现出其严谨的研究方法和宽广的学术视野，让我对后续章节充满期待，渴望深入了解那些在朝鲜、越南，乃至琉球等地的儒学实践，它们是如何在继承中华正统的同时，又发展出自己独特的面貌，如何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既保持了儒学的内在精神，又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这本书似乎在挑战我们既有的关于“儒家文明圈”的刻板印象，鼓励我们以一种更开放、更具包容性的眼光去审视东亚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评分读到《边缘儒学与非汉儒学：东亚儒学的比较视野（17-20世纪）》的书介，我立刻感受到了它的学术野心与前沿性。将“边缘儒学”与“非汉儒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本身就极具创新性。这标志着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汉儒”范畴，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在地理、文化或政治上处于相对边缘位置，但又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地区。17-20世纪这个时期，恰好是东亚各国经历剧烈社会变革，与西方世界深度互动的关键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儒学如何在非汉文化语境中得以延续、转化，甚至被重塑，其过程一定充满张力与复杂性。我尤其期待书中对于这些“边缘”儒学如何回应现代化挑战的论述。例如，它们是否找到了新的哲学资源来解释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它们是否在国家构建中扮演了某种角色？或者，它们是否在抵抗殖民文化侵蚀的过程中，发展出了新的思想体系？作者的“比较视野”定然能够揭示出，儒学并非是静止的教条，而是一种动态的、能够适应不同环境的活的传统。这本书无疑将为我们理解东亚文化的多样性与内在联系，提供一个全新的、极具启发性的维度。
评分初读《边缘儒学与非汉儒学：东亚儒学的比较视野（17-20世纪）》，便被其宏大的主题和细腻的笔触所吸引。书中关于“非汉儒学”的界定与梳理，尤其是对17-20世纪这一跨度内的考察，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儒学在东亚传播的视角。我尤其对作者如何处理这些“边缘”地带的儒学传统感到好奇。这些地区，如朝鲜、越南、琉球等，虽然在历史上深受中华文化影响，但它们并非简单的复制者，而是在与自身本土文化、社会结构、乃至外部政治压力的互动中，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儒学实践。书中对这些地区在面对现代化浪潮、殖民主义侵蚀时，儒学如何被重新阐释、运用，甚至被用作抵抗或适应的工具，这些都将是极为引人入胜的探讨。我期待作者能够展现出，这些“边缘”的儒学形态，是如何在保留核心价值的同时，又融入了地方性的智慧与创造，最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东亚儒学图景。本书的“比较视野”，不仅仅是对地理空间上的比较，更是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语境下儒学演变的深刻洞察，我相信它会极大地拓展我们对儒学史的认知边界。
评分《边缘儒学与非汉儒学：东亚儒学的比较视野（17-20世纪）》这一书名就足以引发我的强烈兴趣。过去，我们在谈论儒学时，往往不自觉地会聚焦于中国本土的儒学传统，而对于那些在朝鲜、越南、琉球等非汉文化圈中的儒学形态，则关注较少，甚至存在一些刻板印象。这本书的出现，恰恰填补了这一研究的空白，并且将研究的视野聚焦在17-20世纪这个关键的历史时期，这无疑是极具价值的。我非常期待作者能够通过翔实的史料和深刻的分析，向我们展现出，儒学如何在非汉文化中落地生根，如何与当地的宗教、哲学、社会制度发生融合，甚至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书中“边缘”与“非汉”的提法，暗示了作者对这些儒学形态的独到理解，并非简单地视为“变种”或“附属”，而是认识到它们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原创性和独特性。这种“比较视野”的运用，必然会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丰富、多元、充满活力的东亚儒学世界。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书中是如何通过具体的案例，来论证儒学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适应性与创造性，以及这些“边缘”儒学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东亚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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