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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嘉明是1980年代大陆改革开放过程中
　　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列名「改革四君子」；
　　他也因为1989年的悲剧而流亡海外，
　　面对中国改革的难题不断苦思读写。

　　朱嘉明刊载于《思想》22期的〈中国改革的歧路〉一文，同步在大陆共识网发表，引起将近20万网民疯狂点击与转发，引起热烈关注与回响。

　　《中国改革的歧路》所收入三篇文章，均表现出朱嘉明这种时代精神面貌，让读者一窥作者个人相对于国家历史的经历与想法。

　　像朱嘉明这样由文革、改革开放、与六四这三大历史局面所塑造出来的一代人，往往能对中国的历史、现状与前景提出独特的全局观点。

　　本书的精采内容，主要分成三篇：

　　第一篇〈中国改革的歧路：朱嘉明先生访谈录〉以朱嘉明个人经历为线索，交代了朱嘉明相对于国家历史的经历与想法，力求反映从19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再到1980年代改革的历史逻辑；

　　第二篇〈从不断革命到持续改革：中共应对政权「合法性危机」的模式〉揭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和不断革命、持续改革之间的关系，以建立合法性的努力与失败为脉络，纵向分析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并上溯民国）的历史经验，作为今天的教训；

　　第三篇〈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选择了当下中国面临的八个现实问题，加以分析聚焦，横向剖析政治制度与发展模式，动态认识今天中国的国情。这三篇文章，试图在纵向审视中国当代历史的同时，也从横切面剖析中国现阶段最重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回答：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走上了歧路？

　　中国的「改革」，如同一列承载着十几亿民众的快车，高速行驶了35年，但至今没有列车时刻表，也不知终点站在哪里。这趟改革的列车早已驶入歧路，受益者是既得利益集团而不是人民。人们正在从不满意转变到失望，甚至开始绝望。现在，已经到了全体乘客和车组人员都须思考如何把歧路列车搬回正轨的时候了。通过深入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分析，解说中国的「改革」是在什么样的时空背景下，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脱离了正确的轨道？作者主张，宪政民主应是中国未来的关键选择。唯有还权于民、还富于民，中国才会长治久安。

作者简介

朱嘉明

　　1950年出生，北京人。1964年就学于北京男十三中，1968至1978年，先后在西藏、黑龙江和山东务农做工；1978年考上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后，在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同时，参与创建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担任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信託投资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西部研究中心、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负责人，暨《中青年经济论坛》主编。1989年6月后，流亡海外，一度担任海外民运负责人。1993年退出民运，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完成MBA；先后在澳大利亚、东南亚创业经商。2000年之后，担任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经济学家，现任教于维也纳大学。主要着作有《国民经济结构学》（1984）；《现实与选择》（1984）；《论非均衡增长》（1988）；《朱嘉明文选（三卷）》（2009）；《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2012）。

序：在中国期待进步主义（钱永祥）
前言：回归宪政民主之路
中国改革的歧路：朱嘉明先生访谈录
从不断革命到持续改革：中共应对政权「合法性危机」的模式
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

序

在中国期待进步主义∕钱永祥

　　朱嘉明先生是五星红旗下诞生的第一代人，与共和国一起渡过了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以及六四事件这三大历史阶段。他在本书中对中国当前体制歧路的分析与前瞻，表现了这一代人在历经沧桑、志业未竟之后，身为国家主人的责任感却依然昂扬。

　　朱嘉明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成长于北京。身为「老三届」中较为年轻的一辈，他卷入了两千万学生上山下乡的浪潮，在十年之间务农做工，先去西藏、后驻守黑龙江、再到山东，直到1978年考取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为止，在贫穷的青春岁月中见证了中国革命最亢奋也最灰暗的十余年。

　　从1979年开始，朱先生参与了当时刚启动的改革开放。以国务院的研究单位为立足地，他与一批经历、志向相近的年轻人，针对当时中国在工业、农业、历史与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迫切问题进行研究与思考，撰写文章，发挥过一定的影响，列名时称的「改革四君子」之一。接下来，他参与筹办了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聚全国中青年经济学者于一堂研讨经济改革的具体问题，在当时意义深远。他也担任过赵紫阳时代「三所一会」中「中信国际所」的副所长，对国际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广泛的研究。

　　但是八十年代的改革共识来不及见到结果。1989年天安门流血镇压之后，党与知识界分裂、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分裂、知识界的内部也告分裂，多数改革运动的主力份子被迫退隐或者流亡。

　　朱嘉明主动中断了此前的人生轨迹，先是积极参与海外民主运动，担任过民运组织负责人，之后又浪迹海外多年，最后执教于维也纳大学经济系，继续他的思想与着述工作。

　　像朱嘉明这样由文革、改革开放、与六四这三大历史局面所塑造出来的一代人，往往能对中国的历史、现状与前景提出独特的全局观点。毕竟他们所经历的时代与事件，曾经具有撼动历史、让国家命运翻转的宏大意义，养成了他们大局着眼的习惯。在这方面，朱嘉明也不例外。本书所收三篇文章，均表现出了这种时代精神面貌。〈访谈〉交代个人相对于国家历史的经历与想法。访谈之外的两篇文章，一篇以建立合法性的努力与失败为脉络，纵向分析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并上溯民国）的历史经验，作为今天的教训；另一篇聚焦于八个现实问题，横向剖析政治制度与发展模式，动态认识今天中国的国情。这种透过纵横两个维度掌握上下全局的视野，并不是一般学院社会科学的近视习惯所能企及的。

　　但是朱嘉明本人的专业研究领域，却是极其现实的经济运作策略问题，他本人也「厌恶讨论主义」，所以他的论述即使宏观，仍处处贴近现实，关注所在是社会、国家的如何归于「正常」。

　　中国今天不够正常吗？朱嘉明的一个论断或许已经足以传达他所忧心的症结所在：中国看来十分强大，但又显得十分脆弱。国家的经济、军事、国际地位已经跻身于强国之列，不过整套体制的正当性（合法性）却愈来愈空洞虚渺。民间的剥夺感、不信任感、不安全感高涨，冷漠、讥诮、虚无的气氛弥漫在官员、知识份子、以及一般人民的言行之中。统治者则围绕着家世与权力凝聚成利益集团，在风声鹤唳中以高强度的维稳换取苟安。

　　朱嘉明认为这个局面的代价太高，也无法持久。由于急迫的危机感在心，他不取冷漠、讥诮、虚无的作态，但他也不相信再一场改革或者更激进的革命能够解决问题。他认为问题所在是八十年代的改革后来走上了歧路，其标志就是社会财富的分配严重不公平；而财富垄断与掠夺的成因，乃是政治体制上的封闭与垄断。他寄希望于回到八十年代，不是回到那时的任何主义，而是回到八十年代的价值观，「藏富于民」与「还权于民」。换言之，朱嘉明并不是按照左与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与西化主义的覆辙思考，也不是在缅怀一个已逝的金色年代。而是借鑑于「进步主义」的「民生」与「民权」的双重价值，要求国民在这个政治共同体中能够平等的参与、能够自主的安排生活、能够按照公平原则共享社会的财富。

　　这种价值观，能不能成为今日中国分裂局面中的最大共识？我并不很乐观，但是我认同朱嘉明的思考方向。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当初所许诺的是民主、公有、平等、结束压迫与剥削，到今天竟然退化到国家主义、官僚与权贵的资本主义，沦落为全世界最不公平、贫富最悬殊的社会之一，部分原因正是社会主义所高举的进步价值遭到扭曲与异化，中国的党国背弃了最基本的社会主义的人道门槛：即每个个人的1. 基本权利平等、2. 政治参与的权利平等、3. 生活机会与物质分配的公平。今天中国知识界各种新说争奇斗艳，对于无数个别国民的命运与遭遇却关心不多；嘉明兄自勉「同情、懂得、理解贫穷，关怀穷人，才能理解经济学精髓，成为真正的经济学家」的情怀，在学界更属罕见。我认为，嘉明兄用美国进步主义诠释八十年代的改革运动的价值观，不仅在历史上可信，并且有助于今天中国的社会逐渐找到一种「平民的理想主义」来恢复道德生机。今天的进步主义若想实现宪政民主与机会公平的双重诉求，就必须为了一般人民抗衡官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尤其应该为农民工、为女性、为少数民族、为偏远地区与都市角落的弱势国民，争取他们应有的权益，让他们都能分享国家权力与社会发展的成果。

　　这样的唿吁来自朱嘉明这样的一位知识份子，格外有其份量。他的文革经历、他在八十年代的参与、他的挫败与流亡，无数中国人都有亲身的体会与情感上的共鸣。他历劫归来，国门对他虽仍设防，他并无怨怼激愤，反而以精卫填海、杜鹃啼血般的关爱心情盼望国事上轨道，国人能够过上安定、公平的生活，我相信这份谦和、纯朴的心志，更会令本书读者感到亲切与动容。

　　嘉明兄在台湾出版此书，要求我写序。我并不以为自己有能力来议论本书论点的短长，但是说来感慨，我倒是很能够体会嘉明兄在字里行间洋溢着的切切心情与殷殷用意，也很信服他的进步价值观有着深重意义（包括对于两岸关系的积极、正面意义），因此我愿意借着书序表达我的感动与认同。我深信读者──无论身在大陆、在台湾、或者在其他地方──读过本书之后，会同意我的这一点点体会。

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
中国现在的国情，「超大」无疑是最显着的特征，例如，十几亿人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等；除了「超大」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变动」，例如，经济发展阶段更迭，制度解构和重建，社会转型，等等。而造成「变动」的因素，从历史到现实，从国际到国内，从意识型态到经济利益，相当复杂。其中，发生过影响的各种主义就不下十种。所以，三十余年的改革过程，就是各种因素的「杂合化」过程。中国当然早已经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画经济，也不是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更不是计画和市场结合的「混合经济」。「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甚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不可能概括中国的基本特征。中国是什么，竟然成为了问题。以至很难对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给以清晰的「定义」。古今中外，都没有观察中国的现成参照系。关于中国的判断，此时此刻似乎是正确的，到了彼时彼刻就会错了。所以，分析中国，仅仅避免「盲人摸象」式的片面性是非常不够的。因为，连中国是不是一头真的「象」本身都是问题。当你事先假定中国是「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犯了「先验主义」的错误。退一步，即使中国曾经是「象」，因为受到各种因素影响，不断处于变异和演进之中，此「象」非彼「象」。

总之，中国是一个处于持续「变动」之中的庞然大物。认知中国新国情，需要具有全面和动态的双重意识。本文选择和讨论的是关于中国现阶段国情的八个问题，所要揭示的是任何一个描述中国的概念，都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作重新解读。

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只要面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是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存在两种极端主张。一极是肯定政府干预，甚至主张由政府来控制市场和管理市场，以求产生超越自由市场的效率。另一极则倾向 「自由市场经济」，为了避免资源配置扭曲，压制公平竞争，制造寻租机会，权钱交易，反对政府参与和干预市场活动。上述两种看似极端不同的主张，却都包含了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市场经济已经存在于中国。其实，这是最大的「幻觉」。

在中国过去三十余年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年代，计划经济解体，政府作用下降，市场经济开始；第二阶段是1990年代，政府作用全面反弹，发育不久的市场经济遭到压制。在这个阶段中，既有对1980年代改革的「路径依赖」，也有对1980年代改革的背离。第三阶段是在2000年之后，政府彻底控制市场，市场沦为政府工具，不仅远离了市场经济，跳跃过自由竞争阶段，直接走向了国家垄断经济。其间，只有1980年代，曾经有过市场经济发育和成长的机会。那么，为什么政府在和市场的博弈中成为了赢家，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却没能使之建立市场经济呢？以下因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政府具有天然优势，主导「市场经济」的创建。
第二，政府改造市场机制和市场经济的主要工具。
第三，政府异化为经济实体。

历史告诉我们，计划经济制度的衰败和瓦解，并不能推导出市场经济必然取而代之的结论。1990年代以后，政治改革停止，1980年代一度显现的市场经济雏形，很快遭遇扼杀。没有约束的政府，凭借在计划经济时期对经济的「自然垄断」地位，包揽「市场经济」的设计和建造，怎么可能产生出独立于政府的自由市场呢？经过政府之手所建立的所谓市场，天生地不具备排除政府干扰公平竞争的本能，不过是政府的一种工具，甚至是政府的婢女。所以，政府也就无需扮演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角色，为经济活动提供法治、秩序、保护等，而是按照自身的利益影响和改变经济制度和经济秩序。对于垄断，政府不是防止、抑制和打击，而是推动和加剧垄断，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仲介」；对于国民所得的分配，不是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保障社会公平，而是挤佔民间和个人财富，加剧贫富悬殊。在股票市场开放之时，人们曾经对其抱有极大希望，以为是走向市场经济的里程碑。然而，二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国的股票市场是在政府操纵下，通过国有企业上市劫取民间资本的场所。简言之，政府以市场的名义，不断重复着各种反市场的行为，将市场异化为实现扩大经济权利的手段，政府权力已经超过计划经济时代，至今看不到衰减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