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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嘉明是1980年代大陆改革开放过程中
　　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列名「改革四君子」；
　　他也因为1989年的悲剧而流亡海外，
　　面对中国改革的难题不断苦思读写。

　　朱嘉明刊载于《思想》22期的〈中国改革的歧路〉一文，同步在大陆共识网发表，引起将近20万网民疯狂点击与转发，引起热烈关注与回响。

　　《中国改革的歧路》所收入三篇文章，均表现出朱嘉明这种时代精神面貌，让读者一窥作者个人相对于国家历史的经历与想法。

　　像朱嘉明这样由文革、改革开放、与六四这三大历史局面所塑造出来的一代人，往往能对中国的历史、现状与前景提出独特的全局观点。

　　本书的精采内容，主要分成三篇：

　　第一篇〈中国改革的歧路：朱嘉明先生访谈录〉以朱嘉明个人经历为线索，交代了朱嘉明相对于国家历史的经历与想法，力求反映从19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再到1980年代改革的历史逻辑；

　　第二篇〈从不断革命到持续改革：中共应对政权「合法性危机」的模式〉揭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和不断革命、持续改革之间的关系，以建立合法性的努力与失败为脉络，纵向分析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并上溯民国）的历史经验，作为今天的教训；

　　第三篇〈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选择了当下中国面临的八个现实问题，加以分析聚焦，横向剖析政治制度与发展模式，动态认识今天中国的国情。这三篇文章，试图在纵向审视中国当代历史的同时，也从横切面剖析中国现阶段最重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回答：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走上了歧路？

　　中国的「改革」，如同一列承载着十几亿民众的快车，高速行驶了35年，但至今没有列车时刻表，也不知终点站在哪里。这趟改革的列车早已驶入歧路，受益者是既得利益集团而不是人民。人们正在从不满意转变到失望，甚至开始绝望。现在，已经到了全体乘客和车组人员都须思考如何把歧路列车搬回正轨的时候了。通过深入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分析，解说中国的「改革」是在什么样的时空背景下，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脱离了正确的轨道？作者主张，宪政民主应是中国未来的关键选择。唯有还权于民、还富于民，中国才会长治久安。

作者简介

朱嘉明

　　1950年出生，北京人。1964年就学于北京男十三中，1968至1978年，先后在西藏、黑龙江和山东务农做工；1978年考上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后，在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同时，参与创建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担任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信託投资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西部研究中心、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负责人，暨《中青年经济论坛》主编。1989年6月后，流亡海外，一度担任海外民运负责人。1993年退出民运，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完成MBA；先后在澳大利亚、东南亚创业经商。2000年之后，担任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经济学家，现任教于维也纳大学。主要着作有《国民经济结构学》（1984）；《现实与选择》（1984）；《论非均衡增长》（1988）；《朱嘉明文选（三卷）》（2009）；《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2012）。

序：在中国期待进步主义（钱永祥）
前言：回归宪政民主之路
中国改革的歧路：朱嘉明先生访谈录
从不断革命到持续改革：中共应对政权「合法性危机」的模式
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

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
中国现在的国情，「超大」无疑是最显着的特征，例如，十几亿人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等；除了「超大」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变动」，例如，经济发展阶段更迭，制度解构和重建，社会转型，等等。而造成「变动」的因素，从历史到现实，从国际到国内，从意识型态到经济利益，相当复杂。其中，发生过影响的各种主义就不下十种。所以，三十余年的改革过程，就是各种因素的「杂合化」过程。中国当然早已经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画经济，也不是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更不是计画和市场结合的「混合经济」。「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甚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不可能概括中国的基本特征。中国是什么，竟然成为了问题。以至很难对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给以清晰的「定义」。古今中外，都没有观察中国的现成参照系。关于中国的判断，此时此刻似乎是正确的，到了彼时彼刻就会错了。所以，分析中国，仅仅避免「盲人摸象」式的片面性是非常不够的。因为，连中国是不是一头真的「象」本身都是问题。当你事先假定中国是「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犯了「先验主义」的错误。退一步，即使中国曾经是「象」，因为受到各种因素影响，不断处于变异和演进之中，此「象」非彼「象」。

总之，中国是一个处于持续「变动」之中的庞然大物。认知中国新国情，需要具有全面和动态的双重意识。本文选择和讨论的是关于中国现阶段国情的八个问题，所要揭示的是任何一个描述中国的概念，都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作重新解读。

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只要面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是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存在两种极端主张。一极是肯定政府干预，甚至主张由政府来控制市场和管理市场，以求产生超越自由市场的效率。另一极则倾向 「自由市场经济」，为了避免资源配置扭曲，压制公平竞争，制造寻租机会，权钱交易，反对政府参与和干预市场活动。上述两种看似极端不同的主张，却都包含了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市场经济已经存在于中国。其实，这是最大的「幻觉」。

在中国过去三十余年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年代，计划经济解体，政府作用下降，市场经济开始；第二阶段是1990年代，政府作用全面反弹，发育不久的市场经济遭到压制。在这个阶段中，既有对1980年代改革的「路径依赖」，也有对1980年代改革的背离。第三阶段是在2000年之后，政府彻底控制市场，市场沦为政府工具，不仅远离了市场经济，跳跃过自由竞争阶段，直接走向了国家垄断经济。其间，只有1980年代，曾经有过市场经济发育和成长的机会。那么，为什么政府在和市场的博弈中成为了赢家，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却没能使之建立市场经济呢？以下因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政府具有天然优势，主导「市场经济」的创建。
第二，政府改造市场机制和市场经济的主要工具。
第三，政府异化为经济实体。

历史告诉我们，计划经济制度的衰败和瓦解，并不能推导出市场经济必然取而代之的结论。1990年代以后，政治改革停止，1980年代一度显现的市场经济雏形，很快遭遇扼杀。没有约束的政府，凭借在计划经济时期对经济的「自然垄断」地位，包揽「市场经济」的设计和建造，怎么可能产生出独立于政府的自由市场呢？经过政府之手所建立的所谓市场，天生地不具备排除政府干扰公平竞争的本能，不过是政府的一种工具，甚至是政府的婢女。所以，政府也就无需扮演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角色，为经济活动提供法治、秩序、保护等，而是按照自身的利益影响和改变经济制度和经济秩序。对于垄断，政府不是防止、抑制和打击，而是推动和加剧垄断，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仲介」；对于国民所得的分配，不是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保障社会公平，而是挤佔民间和个人财富，加剧贫富悬殊。在股票市场开放之时，人们曾经对其抱有极大希望，以为是走向市场经济的里程碑。然而，二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国的股票市场是在政府操纵下，通过国有企业上市劫取民间资本的场所。简言之，政府以市场的名义，不断重复着各种反市场的行为，将市场异化为实现扩大经济权利的手段，政府权力已经超过计划经济时代，至今看不到衰减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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